在我們這個光榮的祖國裡，最重要和最勇敢的著作從不能被同代人讀到，從不能及時影響民眾思想（一類是因為遭禁止、遭迫害，不為人所知，另一類是因為受過教育的讀者們避之猶恐不及）。這還有什麼奇怪？我寫這部書純粹出於義務感，因為太多的敘述和回憶彙集到了我手裡，我不能任其泯滅。不敢期望我能親眼看到它在哪裡出版，不大指望從群島帶回一把骨頭的人們有一天能讀到它，完全不相信它能在某些事物尚可糾正的期間內向人們說清歷史的真相。在這部書寫作最緊張的時刻，我受到生平最強烈的一次震動：惡龍突然出現，用長滿倒刺的血紅長舌舔走了我一部長篇小說和幾篇舊作「，又暫時地隱到了幕後。但是仍聽到它的呼吸，知道它的毒牙對準了我的脖頸，只是時辰未到。於是我懷著一顆破碎的心力求儘快完成這部研究，以期至少使它逃脫惡龍的毒牙。在那個早已不是作家的肖洛霍夫從一個作家們備受摧殘、橫遭逮捕的國度去領取諾貝爾獎金的日子裡，我正千方百計躲開特務的盯梢，藏進一個隱蔽的地點，用我這支勞累過度的秘密的筆為完成這部書爭取時間。
我扯遠了，我原想說，在我國，最優秀的著作是不為當時人所知的。因此我很可能在徒勞地重複另一人已經秘密地寫出來的東西。如果我知道他的著作，本可把自己的書寫短一些。但是在七年的蒼白無力的自由時期，總算冒出來了一些東西。在黎明前的海洋中一個泅水者看到了另一個泅水者的頭，並向他發出了沙啞的呼喊。這樣，我發現了沙拉摩夫的六十篇勞改營小說以及他對刑事慣犯的研究。
我想在這裡宣告，除了某些區域性性問題，我倆對群島的看法從未發生過分歧。我們對土著生活的評價基本一致。沙拉摩夫的勞改營經歷比我苦，比我長。我懷著敬意承認，是他，而不是我，觸及了勞改營生活把我們一切人拖入的那個獸性和絕望的深淵的最底層。
然而這並不能阻止我在我們的分歧點上對他進行反駁。其一就是對勞改營衛生科的看法。沙拉摩沙談到勞改營的每一項設施都是深惡痛絕的（很對！），只對衛生科做出偏袒的例外。他支援，如果不是製造，關於做好事的勞改營衛生科的奇談。他斷言勞改營裡所有人都跟犯人作對，只有醫生可以幫助他們。
但是可以幫助並不等於真的幫助。工地主任、定額員、會計。保管員、炊事員、值日員、派工員等等，如果樂意，也可以幫助。但真有那麼多人幫助嗎？
一九三二年以前，勞改營醫務部門還隸屬衛生人民委員部，那時候的醫生可能真的是醫生。一九二二年這個部門完全由古拉格接管，它的任務變成幫助壓迫犯人和充當掘墓人。把個別好心醫生做的好心事放到一邊不說，如果勞改營衛生科不為共同目標服務，誰會讓它在群島上待著？
一個垂死者因拒絕上工而遭管理員和作業班長毆打，打得他像狗似地舔著傷口，躺在禁閉室裡兩天不省人事（巴比奇），過後兩個月下不了鋪——一這時候不肯寫遭毆打的證明又不肯治療的不正是衛生科嗎？（治達勞改營第一勞改點。）
每一張把犯人關禁閉的決定上不都是有衛生科的簽字嗎？不過也不能忽略這個事實：長官們並不是非要醫生簽名不可。c·a·切博塔廖夫是英迪吉爾卡河畔勞改營裡的一名自由僱傭的「貼橡皮膏的」（即醫助。這個勞改營術語並不是胡造的！）。獨勞點點長的禁閉決定，他一張也沒有簽過字，因為他認為這樣的禁閉室別說關人，連關狗都不行：爐子只供走廊裡的看守員取暖。但這有啥關係？他不簽字，仍是照關不誤。
由於工地主任或工長的過錯，或者由於沒有設定圍柵或防護裝置，在生產中造成犯人死亡。這時不正用得著醫助和衛生科簽字證明他是死於心臟病發作嗎？（其結果是一切保持原樣，以便明天另一個人去喪命。醫助不這樣做，明天自己就得下掌子面去勞動！哪怕你是醫生，也得下去。）
每季度一次的體檢的任務是把勞改營全體居民分成以下幾類：重體勞、中等體勞、輕體勞、單人體勞。每當演出這種衛生普查的喜劇的時候，曾有很多好醫生出來反對他們的專靠提供大批「重體勞」來保烏紗帽的壞科長嗎？
也許至少對那些損毀自身之一部以保全其餘部分的人們，衛生科能發一點慈悲？但誰都知道這條規矩，各勞改點都一樣：對自傷者、自殘肢體者、自損勞功能力者不得提供醫療幫助！命令是行政方面下的，們不摸摸幫助的是誰呢？是醫生……。用雷管炸掉四根手指，來到小醫院——人家不會給你繃帶：滾開，死去吧，狗東西！在早年的伏爾加運河工地上，當全面競賽正搞得熱火朝天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自報勞動能力的事件忽然大量發生。馬上找到了原因：階級敵人搗亂！這些人還要治嗎？……（當然這有賴於自報者的狡猾程度：可以把自損搞得沒法驗證。安斯·伯恩施坦巧妙地隔著一層布用滾水把一隻手燙壞，從而保住一條命。另一個人用不帶手套的辦法巧妙地凍壞一隻手。還有的在氈靴裡撤一泡尿然後穿著它站到冰天雪地裡去。但是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計算得很周到：弄不好，傷口發生壞疽，把命也丟了。也有不是出於本意的勞動能力的損傷：巴比奇因環血病而不能癒合的潰瘍被誤認為梅毒。無處驗血，他本人也很樂意地扯了個流，說他和他的所有親屬都有梅毒史。結果他轉入性病隔離區，從而推遲了他的死期。）
衛生科哪天給所有確實有病的人開過免體勞證明？哪天不把一定數量的重病號趕到營區外去勞動？蘇列曼諾夫醫生不同意「澤克」（犯人）民族的英雄和喜劇演員彼得·基什金住院，理由是他的瀉肚還沒有達到標準：應當每半小時一次並必須帶血。基什金隨大隊被押上工地，半路上他冒著被槍斃的危險蹲下來。但是押解兵比醫生要仁慈些，他截住了一輛過路汽車，把基什金送進醫院。當然有人會反駁，說丙類人員（病號）住院和門診的人數是規定了嚴格比例的，衛生科要按這個比例辦事。反正每件事都有理由，但每件事也都包含了殘忍，那是用「另一方面對某些人也做了好事呀！」的想法絕對抵銷不了的。
再請你們看一看像克里沃謝戈沃第二勞改點住院處這樣的慘不忍睹的勞改營小型醫院。廁所的臭氣充斥於整個醫院。但問題僅僅在於廁所嗎？這裡每張病床上躺著兩名瀉肚的病人，病床間的地上也有兩名。虛弱無力的病人直接拉在床上，既沒有床單，也沒有醫藥（一九四八一四九年）。管理住院處的是一個醫學院三年級學生（因觸犯五十八條而坐牢的），忙得焦頭爛額，可是一點辦法沒有。派來給病號送飯的是一些身大力強的年輕人，病號飯落進了他們的嘴，病號口糧被他們偷走。是誰安排他們幹這個美差？毫無疑問是「教父」。醫學院學生自然沒有力量攆走這幫人，以便保護病號的口糧。可是哪個醫生有這力量呢……o
也許在某個勞改營裡衛生科有可能為犯人爭取到真正適合人吃的伙食？比方說至少不讓出現下工時互相牽著手走路的「夜盲班」沒有！如果像出了奇蹟一樣，竟有什麼人在為改善伙食出力，那一定是需要結實的勞動力的生產管理當局，決不會是衛生科。
誰也沒有把這些責任全推在醫生身上（雖然他們反抗的勇氣往往是很微弱的，因為害怕被派去幹一般勞動）。可是也用不著製造救命恩人衛生科的神話＿衛生科跟勞改營任何分支一樣是魔鬼所生，自然流著魔鬼的血。
沙拉摩夫繼續發揮他的思想，他說在勞改營裡囚犯們只能指望衛生科救命。他們不能指望也不敢指望自己雙手的勞動給他帶來好處：這是死路一條。「在勞改營裡殺人的不是低口糧而是高口糧。」
這句諺語說得好：高標準的口糧是一把殺人刀。一個拖運原本的季節幹下來，頂結實的勞力也只能剩下一口氣。那時對他就改為臨時殘廢待遇：四百克麵包和最低一級的飯食。在一個冬天之內他們大部分都會死掉（比方說，八百人當中死掉七百二十五人）。剩下的轉入「輕體勞」，到那兒慢慢去死。
我們能給伊萬·傑尼索維奇提供什麼旁的出路？當醫助，人家不要；當衛生員，人家也不要。連一天的病假條子也不給他開。在營區裡找個雜役的差事噹噹吧，一來文化不夠，二來良心太多。除了靠自己一雙手，還有什麼別的活路？休息點？自殘？爭取以健康原因提前釋放？
讓他自己談談吧，他考慮過，他有時間。
「‘休息點’——類似勞改營內開設的休養所。犯人們彎腰弓背地幹幾十年，從沒休過假，現在讓他們享受享受——住住為期兩週的休息點。那兒的伙食好得多，也不到營區外勞動，只在營區內幹三四個小時輕巧活：砸石子，打掃營區或者做些修理工作。一個五百人的勞改營，可以開辦容納十五人的休息點。如果公平分派，每人一年多能輪到一次。但正如勞改營裡什麼事都辦得不地道一樣，休息點的事辦得尤其不地道。休息點的開辦搞得鬼鬼祟祟，神不知鬼不覺，一次就把三批人的名單排好了。休息點的關閉也像一陣風，連半年都維持不下來。一股腦兒湧進去的全是會計、理髮員、皮鞋匠、裁縫之流，全是勞改營的上等人，只是搭配幾個真正幹苦力的做擺設，因此只好把他們全說成是優秀生產者。進去以後，裁縫別列布留姆還會指著你鼻子說：我給外面人縫了一件皮大衣，人家給營裡付了一千盧布。你這傻瓜滾一個月的木頭槓子，營裡連一百盧布的進項也落不著。誰該是優秀生產者？誰該進休息點？你還正牽腸掛肚地盤算著怎樣鑽進休息點去歇口氣呢，可是你瞧，它已經關門大吉了。頂叫人生氣的是，哪怕在監獄檔案裡記下一筆你哪年進過休息點也好，不是有那麼多會計閒著沒事嗎？不，不記。因為這對他們不利。明年休息點再開辦，頭一批進去的又是別列布留姆，又沒你的份。十年之間他們可能挽著你踉踉蹌蹌地通過十座勞改營，到了第十座，你想請求他們允許你在整個服刑期間至少能鑽進休息點的門縫一次，瞧瞧那兒的牆壁油漆得美不美，因為你一次也沒進去過嘛。可是，你拿什麼來證明呢？……
「去它的吧，別為休息點惱火了」。
「自損勞動能力則大不一樣。在自己身上弄點傷——又要能活下來，又要變成殘廢人。象俗話說的：一分鐘咬牙忍耐，一整年逍遙自在。把腿弄斷，然後讓它錯位長合。喝鹽水造成浮腫，拿茶葉當煙抽——一讓心臟出毛病，而喝菸葉泡的水又是讓肺出毛病的好辦法。只是要做得恰到好處，可別損傷得過了頭，可別弄得從殘廢跳進墳墓。可是誰知道幹到什麼程度算是合適呢？
「當殘廢有很多好處：可以在廚房裡找一個事做，到編樹皮鞋的車間裡去也行。但是聰明人通過殘廢要達到的主要目的是以健康狀況為理由提前釋放。不過爭取因病釋放比進休息點還要困難。況且辦理這種事務只是一陣一陣的。在一定時候組成一個審查殘廢人的委員會，為最嚴重的寫一份證明：‘茲證明某人自某年某月起因健康狀況不適於繼續服刑，特此申請將該犯釋放。’
「還僅僅是申請！等這個證明書送到上面的頭頭那裡再等立批迴來，你早已上西天了。這種事是常有的。當官的都是大滑頭，他們同意因病釋放的全是過一個月就要嚥氣的角色，再就是那些肯出大價錢的人。卡利克曼有個同案的女犯，她拐騙了五十萬，在裡面付出了十萬就出去了。跟我們這些傻瓜可不一樣。
「工棚裡流傳過一本書，「大學生們圍在他們的角落裡大聲朗讀。書裡說一個年輕人搞到一百萬盧布，但不知道在蘇維埃政權下能拿它幹什麼，說是沒有東西可買，結果摸著它活活餓死了。我們也跟著笑：你去對別人扯淡吧。這些百萬富翁我們送出大門的可不止一個了。拿這一百萬你也許買不到上帝賜給的健康，可是能買到自由，買到權力，買到連皮帶瓤的大活人。現在外邊手裡有一百萬的不知道有多少，只是人家不爬上房頂去張揚就是了。
「可是因病釋放的大門對於‘五十八條’是堵死的。自有勞改營以來，對按第十條判刑的犯人辦理以健康狀況為理由的提前釋放聽說總共只有三次，每次一個月，辦完就立刻把門關死。他們這些人民敵人的錢沒人敢拿，拿了要掉腦袋，何況這些‘政客’們根本沒有錢。」
「伊萬·傑尼索維奇，你說誰沒錢？他們？」
「不錯，是我們……」
但有一種提前釋放的機會是藍箍帽們沒法從囚犯身上奪走的。這就是死亡。
它是群島上基本的、穩定的、沒有任何定額的產品。
自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三九年二月，烏斯特維姆的一個勞改點裡的五百五十人當中死掉了三百八十五人。某些作業班（如奧
古爾佐夫作業班）整個地，連作業班長一起死光了。一九四一年秋，伯朝拉勞改營（鐵道勞改營）的名冊上有五萬人，一九四二年春只剩一萬。在這期間一次沒有向別處遞解過犯人。那麼四萬人哪兒去了？我突出了這個「萬」字是什麼原因？這個數字是我偶然從一個當時接觸過這些數字的犯人那裡知道的。可是整個勞改營系統歷年的數字到哪兒去了解，怎麼合計？佈列波羅姆勞改營中心地段的老弱病殘工棚裡，五十個人當中每夜要死十二個，從來沒有少於四個的時候。到早晨他們的鋪位就被新來的垂死者占上了，這些人還夢想在這裡靠幾碗糝子稀粥和四百克麵包恢復元氣呢。
在停屍間的木房裡或者乾脆在露天檢驗這些由於糙皮病而乾癟了（沒有臀部，女人沒有乳房）或由於壞血病而腐爛了的屍體。這哪裡像醫學解剖？從頸部到恥骨垂直剖開，截斷了肢，沿骨縫撬開顱骨。常常不是解剖醫生而是押解隊士兵檢驗犯人是真死還是裝死。辦法是用刺刀在身上湧窟窿，用大榔頭砸腦袋。完了事就在死人右腳大腳趾上系一個寫著勞改營表冊中代表該犯檔案號碼的小標籤。
有一個時期是穿著本人的內衣埋葬，後來要換上最次的、穿過三次刑期的、已變成立灰色的內衣。最後做了統一規定：不得浪費內衣（還可扒下來給活人穿），赤身埋葬。
在俄羅斯曾認為人死了得有個棺材。最低等的奴僕、叫花子和流浪漢也是裝在棺材裡入土的。薩哈林和阿卡圖依的苦役犯死後也有棺材。但是在群島上如果照此辦理那將是數以百萬計的木材和勞力的非生產耗費。戰後在英塔用棺材埋葬了一個木材加工聯合工廠的有功勞的工長，文教科專為這事下達了一項開展宣傳的指示：好好工作，爭取也用木頭棺材入葬！
往營外拉死屍是用雪橇還是大車，視季節而定。有時為了方便，放進一隻可容六具屍體的大木箱。若沒有箱子，就用細繩把手腳捆起來，免得晃盪，然後像垛原木似地碼在車上，蓋上一張蒲席。如果有硝氨炸藥，掩埋班就用它炸墳坑。否則就得動手挖。從來是合葬坑：有供多人合葬的大坑，也有四人一穴的淺坑。（一開春淺坑就冒臭氣，這時派老弱病殘去加深。）
從另一面說，倒不會有人譴責我們使用毒氣室。
死人身上的內衣，鞋，破衣爛衫都能用上，給還活著的。可是剩下一堆勞改檔案，一點用場沒有，而且老多。沒地方存了——燒吧。你瞧（杜布羅夫拉格的雅瓦斯勞改點，一九五九）一輛翻斗車朝營區鍋爐房開來三趟，卸下一摞摞的檔案。看守們把多餘的犯人們趕開，監督著鍋爐工把這些東西統統燒光。
在閒工夫多的地方，如肯吉爾，小墳頭上還插一根小木柱，由堂堂的登記分配科代表親筆在木柱上寫明火葬人的財產帳號。不過在肯吉爾也有人暗中搞破壞：他們向死者的母親和妻子指出掩埋的地點。這些娘兒們老去哭墳。於是斯捷普拉格的上校勞改營長切切夫同志下令甩推土機把木柱統統推倒．把墳頭推平，誰讓這些娘兒們不知道感恩呢。
女讀者啊，你的父親，你的丈夫，你的兄弟就是這樣人士的。
一個土著居民的路途到止為止，他的日常生活到此結束。
不過帕維爾·貝科夫說：
「蹬腿以後沒過二十四小時，你別以為什麼事都完了。」
「喂，伊萬·傑尼索維奇，咱們生活裡還有什麼事沒有說到？」
「咳！還沒開頭呢。蹲多少年，就能講上多少年。押解隊士兵怎樣開槍打死那些出列彎腰揀菸頭的……，殘廢人怎樣在廚房裡吃生土豆：等煮熟就撈不著了……，茶葉在勞改營裡怎樣當錢使，怎樣沏釅茶——一杯裡放五十克茶葉，喝了腦子裡就產生幻覺。不過幹這種事的多半是竊賊，他們用偷來的錢向自由人買茶葉。」
犯人一般怎樣生活？……沒有用沙土擰成繩子的本事（不會取巧），一天也活不了。犯人連做夢都必須考慮他第二天該怎麼要滑。搞到什麼東西，摸到什麼門道，別作聲！別作聲！別人知道了就會給你使壞。勞改營裡就是這回事：反正不夠大夥用，想法夠你自己用就行了。
情形也許是如此，可是你說勞改營裡就沒有人們之間一般的友誼了？有的，既有舊誼——同案犯、在外邊結識的同伴，又有新交。兩人情投意合，便無話不談，結成搭檔。有什麼一塊用，缺什麼對半分。固然保命的口糧是各吃各的，但凡是別的路子搞來的東西都合在一隻小鍋裡煮，從一隻小鍋裡舀著喝。
有短期搭夥的，也有長期結合的……有的是基於一片真心，有的是虛情假意。「教父」喜歡像遊蛇一樣鑽進這類搭檔之間。搭夥吃飯的時候，說悄悄話的時候，什麼底都能兜出來。
老犯人這麼認為，前被俘人員也這麼說：跟你從一隻小鍋裡舀著吃的人正是出賣你的人。
一部分也是事實……
頂好的事不是結交男伴，而是結交女伴。
娶個勞改營媳婦，女犯人。像俗話說的——「給個二等婚」。對年輕人是好事，因為可以找個地方跟她……過夜，讓心裡也輕鬆輕鬆。即使對年老的，體弱的也是好事。你弄到或掙到點什麼，她給你洗乾淨，送進工棚，把襯衣放到枕頭底下。沒有人會笑話——這是合法的。她把吃的煮好，你們倆就並排坐在鋪上吃吧。這種微溫而稍帶苦味的鐵窗鴛鴦的生活甚至對於上了年歲的人也是特別合心意的。你透過小鍋上的蒸氣望著她，她的臉上已經有了皺紋，正如你自己。你們倆人身上都是勞改犯的襤縷衣衫，你們的棉坎肩蹭滿了鐵鏽、汙泥、白灰、石膏、機油。你與她素不相識，沒去過她的家鄉，她的言談話語也和我們「不是一路」。她在外邊有子女，你也一樣。她的男人留在外面，正跟別的女人胡搞；你的女人也留在外面，也沒有守空房：八年，十年，誰不想生活呢。你監牢裡的這一個卻跟你拖著同一根鎖鏈，並且毫無怨言。
咱倆活在一起不是個人家，死了也不是公母倆。
原配的老婆前來探監的事也是有的。有些勞改營在某些營長管事的時期曾允許他們在門房裡坐上二十分鐘。還有的能讓他們在一間單獨的小屋裡住上一兩夜，如果他能百分之一百五十地完成生產任務的話。可說真的這種會見純粹是一劑苦藥。既然還要過很多很多年才能跟她一起生活，現在用手接觸她，跟她說這說那，究竟為了什麼？男人的眼裡晃著兩個人影，跟勞改營老婆的關係比較明白：咱倆還剩下一菜缸子麥片了；聽說下星期要發燒焦的砂糖；當然不會給白的，這些毒蛇們……鉗工羅吉切夫的妻子來探監；他的相好恰恰頭天在跟他親熱的時候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羅吉切夫罵娘了，因為妻子要來。他去衛生科請求用紗布把血印子纏上：我告訴她，我著涼了。
勞改營裡的女人都是什麼樣的人？有女賊，有蕩婦，有政治犯，更多是觸犯「法令」而關進來的溫馴的女人。按照前面說過的「法令」，不斷地以竊取國家財物的罪名把這些女人送進來。戰時和戰後的工廠是靠什麼人填滿的？全是一些姑娘媳婦。家裡人靠誰養活？也是她們。可是拿什麼養家餬口呢？要吃要穿就顧不上王浩如山。於是順手拿點吧：酸奶油揣進衣兜，小麵包卷藏進大腿縫，長筒襪子纏在腰裡，更可靠的辦法是不穿襪子進廠，在廠裡抓一雙新的穿上，回家洗出再拿到黑市上去賣。生產什麼拿什麼。乳房溝裡塞進一團軸線。看門的全買通了，他們也得找門路活命呀。他們只隨便在身上拍拍。可要是突然蹦出來個警衛，一搜身——那你為了一團狗屈不值的軸線就得去蹲十年！跟叛國罪一樣多！為軸線進來的成千成萬。
個人工作條件許可拿什麼就拿什麼。納斯奇卡·古爾金娜運氣好，在行李車裡工作。她看準了：咱們本國人死摳門，這些討厭鬼為了一條毛巾能扇你耳刮子。所以她不動蘇聯人的箱子，只打掃外國人的。她說，外國人都想不起及時檢視，一旦發覺了，也不會寫控告信，只會吐口唾沫罵一句：這些俄國賊！照樣回他的本國。
老會計施塔列夫責備納斯佳：「你這沒瞼沒皮的，不知道害臊！怎麼沒惦記惦記咱們俄國的榮譽？！」她回敬說：「合上你那x嘴，老老實實待著去吧！你自己怎麼也沒為勝利操點心呢？幹嗎把軍官老爺們都放回家去配種呢？」（施塔列夫戰時在醫院當會計，拿軍官們的人情，在填出院證明時多填治療日期，以便他們去前方之前回一趟家。情節嚴重，原判施塔列夫死刑，後改判十年。）
當然也有各種各樣不幸的女人被關進來。有一個因詐騙罪被判五年：男人是月中死的，她到月底還沒有交回他的糧本，銀兩個孩子一起用這個本兒買麵包。鄰居因眼紅而告發了她。她在裡頭蹲了四年，因為大赦少蹲了一年。
也有這樣的事：房子炸燬了，老婆孩子炸死了，剩下一個男人。購糧本全燒了，可是這個男人神經失常，月底前的十三天一直沒吃麵包，也沒去申請發本。人家疑心他把幾個本全攥在手裡。判了三年，蹲了一年半。
「等一下，等一下，伊萬·傑尼索維奇，這些事以後再說。你剛才說——女相好，‘結二等婚’，是嗎？她跟你拖著同一條鐵鏈，也不抱怨，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