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天的工作中不受累的若拉·英加爾真的是給自己做了頭半夜不睡覺的規定，這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創作精神的自由。他坐在沒有床墊、沒有枕頭和被子的「小車廂」床板上，穿著棉背心（屋裡不暖和，是秋天的夜晚），穿著鞋，兩腿在床板上伸直，背靠著牆，嘴裡喝著鉛筆，眼睛嚴峻地望著面前的一張紙。（對於勞改營說來，再也想不出比這更壞的行為了！但是無論他，無論我們都還不懂得這是多麼顯眼，人家對這種舉動盯得多麼緊。）
他夜間寫作而白天藏起來的是一篇關於坎佩西諾的小說。這個人是同他一起坐過牢的一個西班牙共和國戰土。美加爾高度讚賞他的農民的質樸。坎佩西諾的命運是簡單的：在和佛朗哥的戰爭中打敗了以後，來到蘇聯，過了一段時間就在這裡被捕了。
英加爾不是一個溫暖的人。別人是不會在初次的衝動之下就向他開啟心扉的。（寫完了這句話，我停下來想了一想：難道我當時是溫暖的嗎？）。但是他的堅定性卻是當之無愧的典範。在勞改營裡寫作！只要我不死掉，有一天我也會上升到這一步。可是眼下我被自己忙碌的奔走所折磨，被最初幾天的挖土工生活壓得透不過氣。在一個晴和的九月的黃昏，我和鮑利斯只找到了在營區邊緣的一堆爐渣上稍坐一會兒的時間。
在六十公里以外的莫斯科方向，天空閃耀著五彩繽紛的禮花——這是「戰勝日本慶祝日」。但是我們勞改營區的路燈發出暗淡無力的光亮。磚廠的窗戶透出發紅的敵意的光亮。廣大的廠區內的電線杆上的路燈排成神秘的長串，像我們刑期的月月年年，漸漸遠去。
瘦弱的不斷咳嗽著的加麥羅夫雙手抱住膝頭，反覆地吟誦著：
對祖國的愛
我孕育了三十個年頭
對於你們的寬大
我不期待……
也不要求。
「拉來法西斯啦！拉來法西斯啦！」不止在新耶路撒冷一地可以聽到這樣的喊聲。一九四五年夏末和秋季，在群島所有的島嶼上都是這個情況。我們這些法西斯分子的到來開啟了非政治性罪。犯通向自由之路。他們早在七月七日就知道了自己的大赦。從那時候起，相也照過了，釋放證明書也準備好了，會計室的帳也結了，——但是一個月過去了，遇赦的犯人們仍然愁眉苦臉地呆在討厭的鐵絲網裡面。有的地方過了兩個月、三個月還出不去。因為沒有人頂替他們。
沒有人頂替他們！而我們這些天生的雙眼瞎竟然整整一個春天和一個夏天曾在連牆縫都堵死了的監室裡盼望著大赦。斯大林全可憐我們！……他會「考慮到勝利後的形勢」！……頭一次的七月大赦把我們漏掉了，他以後還會發布第二次專為政治犯的大赦……（連細節都有傳說：這個大赦令已經寫好，放在斯大林的桌子上，只剩下簽字了，但是他目前正在休假。不可以改造好的人們等待著真正的大赦，不可以改造好的人們曾經相信過！……）但是如果把我們赦免了，誰去下礦井？誰扛著鋸條進森林？誰去燒磚，砌牆？斯大林締造成功了這樣一種制度，只要它表現出一點仁慈或寬大，那時瘟疫、饑饉、荒蕪、破敗便立即會籠罩全國。
「拉來法西斯啦！」一向憎恨我們或者蔑視我們的非政治性罪犯們現在幾乎是很親熱地看著我們，因為我們是前來頂替他們的。那些被俘人員們在被德國俘虜期間曾發覺了世界上沒有比俄羅斯民族更被人蔑視、被人拋棄、被人看作是異己的、沒有用處的民族。現在，當他們從運牲口的紅色車皮裡、從卡車裡跳到俄羅斯的土地上來的時候，才知道在這個被排斥的民族當中，他們是最命苦最遭難的一支。
偉大的、「全世界未曾見過」的斯大林大赦原來就是這麼回事。全世界真的在哪裡見過不涉及政治犯的大赦呢？！
它規定釋放刑期為三年以下的「五十八條」，這類犯人但幾乎沒有人判過這麼短的刑期；在它適用的範圍中，這種人不見得能佔到百分之零點五。但即使在這百分之零點五當中，大赦的不寬容精神仍是勝過了它的寬容詞句。我知道一個青年，好像叫馬久申（他曾在卡盧加關卡附近的一座小勞改營裡當過畫家）。他在很早的什麼時候，幾乎是在一九四一年年底以前，因曾被俘按照五十八條一l一已判了刑，當時還沒有決定對這種事情該怎麼量刑，該給多少年。他們一共只給馬久申判了三年——這是絕無僅有的事例！滿期以後自然沒有放他出去，而是推拖說要等待特別指令。但是現在突然來了一個大赦！馬久申開始請求（哪裡敢說「要求」）釋放。心有餘悸的登記分配處官員們差不多一連五個月——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置之不理。最後終於把他送回庫爾斯克省原籍。傳說（不然也沒法相信結局會是這樣！）很快他又被扒拉了進去，增加到「十元券」。決不能允許他從第一次審判的疏忽大意中撈到好處！
所有入門行竊、攔路扒衣、強姦少女、腐蝕幼童、矇騙顧客、要流氓、使無防衛者毀容、濫伐濫捕、一夫多妻、敲詐勒索、騙取財物、收受賄賂、誹謗、誣陷（但是這一類人實際上並沒有坐過牢——這是針對未來說的！）、販賣毒品、撮合男女私通、強迫婦女賣淫、由於無知或大意造成死亡等等罪犯一概釋放。（以上只是開列了屬於大赦範圍內的法典條文，並不是雄辯的辭藻。）
在這以後還能向人民要求什麼道德嗎？
減去一半刑期的有：盜用公款者、偽造證件和配給本者、投機倒把者和盜竊公物者（斯大林對於敢掏國家腰包的傢伙畢竟是有點生氣的）。
但是，最引起原來的前線軍人和被俘人員反感的是對戰時逃兵的一股腦兒的全體寬恕！所有由於膽怯而從部隊裡開小差，臨陣脫逃，不去徵兵站報到，多年藏在母親菜園子裡的地窖裡，地下室裡，爐子後面（永遠是藏在母親那裡！逃兵們對自己的老婆一般地是信不過的！），多年沒有說過一句話，變成了變腰駝背、毛髮老長的野獸的人們——不管是被捉到的，還是在大赦日前來自首的，現在一律宣佈為享有平等權利的沒有汙點的沒有前科的蘇聯公民！（一句古老諺語的敏銳性這時得到了證實：「逃跑雖然不好看，但有益於健康！」）
而那些沒有發抖的人，沒有當膽小鬼的人，那些為祖國承受了打擊因而付出了被俘的代價的人——倒是不能原諒的。這就是最高統帥的觀點。
逃兵身上是否有什麼東西觸動了斯大林心裡的哪根弦？他是不是回想起自己對充當一名列兵的厭惡，回想起一九一七年冬天他自己的可憐的新兵生涯？或許是他斷定膽小鬼對於他的統治沒有危險性，只有勇敢的人才危險？畢竟令人覺得，即使從斯大林的角度來說，對逃兵實行大赦也完全是不明智的：他這是向自己的人民表明，在未來的戰爭中還是隻顧逃命更牢靠和更簡單。
我在另一本書裡介紹過祖博夫醫生夫婦的故事：老太太在家裡隱藏了一個自己走進門來的逃兵。那個人後來告了他們的密，祖博夫夫婦倆按照五十八條各得了十年。法庭認定他們的罪過與其在於隱藏逃兵，勿寧在於這種隱藏行為缺乏利己的目的逃兵不是他們的親屬，這就意味著他們有反蘇意圖！逃兵按斯大林大赦獲得了釋放，連他的三年刑期也沒有服滿。他早已經把生活中這一段小小的插曲置儲腦後了。但是祖博夫夫婦的遭遇就不同了！他們在勞改營裡服完了全部的十年（其中四年在特種營），又未經任何判決被流放了四年；只是因為流放點本身取消了，他們才獲得了釋放。但是，事情過了十六年，甚至過了十九年以後，對他們的原判還沒有撤銷。這個判決使他們一直不能回到莫斯科的老家，妨礙著他們安靜地度過晚年。
一九五八年蘇聯軍事檢察總署對他們的答覆是：「你們的罪證確鑿，沒有進行復審的理由。」到了一九六二年，也就是事過二十年以後，他們的五十八一10（反蘇意圖）及五十八一11（夫婦二人的「組織」）原案才宣佈撤銷。另依第一九三一17－7條（臨陣脫逃行為共同犯罪）判定刑期為五年並適用（！二十年以後！）斯大林大赦。這兩位風燭殘年的老人於一九六二年終於接獲如下的書面通知：「你二人被認為已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獲釋，原判亦於同日撤銷。」
這就是那個好記舊怨、酷愛報復、不合情理的法律所害怕的東西和所不害怕的東西！
大赦之後，他們開始用文教科的畫筆到處塗抹，用一些拿活人開心的標語口號來裝飾勞改營內部的拱門和牆壁：「用加倍的勞動生產率來報答親愛的黨和政府實行的最廣泛的大赦！」
被赦免的是一般刑事慣犯和普通刑事犯，他們走了，而政治犯卻應當以加倍的生產成績來報答……我們的當局有史以來什麼時候曾顯露過這般光彩的幽默感？
從我們這批「法西斯分子」到來之時起，在新耶路撒冷馬上開始了每日的釋放。昨天你還看見這些婦女們在隔離區裡蓬頭垢面，穿得破破爛爛，滿嘴髒字兒——可是你瞧！她們突然變了樣子，臉洗乾淨了，頭髮梳整齊了，穿上了不曉得從哪裡搞來的帶圓點和帶條紋的連衣裙，胳臂上搭著短上衣，規規矩矩地朝火車站走去。在火車裡你猜得出這些娘兒們有本事罵人罵出花兒來嗎？
這時，一批盜竊犯和「混種」（竊賊的模仿者）正在走出大門。這些傢伙可沒有把他們那吊兒啷鐺的派頭留在大門裡面：他們做怪相，手舞足蹈，向留下的人們揮手、喊叫。他們的同夥也從視窗朝他們喊叫。警衛隊不干涉他們——扒手們幹什麼都行。一個扒手別出心裁地把箱子豎著放在地上，輕巧地站上去。他歪戴著帽子，把不知道在哪個遞解站裡扒來或打牌贏來的西裝上衣的下襬撩到後面，用曼陀林奏起一支向勞改營告別的小夜曲，唱起一首竊賊們胡謅的小調。狂笑。
鐵絲網擋不住我們的視野，我們還長久地看到被釋放的人群走在勞改營外的小路上，穿過遠處的田野。這些盜賊們今天就會在莫斯科的林蔭道上游逛，也許頭一個星期就會來一次躍進（偷光一家住戶），半夜在街道上扒掉你妻子、姊妹或者女兒的衣裳。
至於你們這些法西斯分子（馬特羅寧娜也是法西斯分子）——請你們先把勞動生產率提高一倍吧！
由於大赦的原故，到處都喊人手不夠，對人力進行著重新調整。有一個短時期我從取土場被調進了車間。在這兒，我可是欣賞到了馬特羅寧娜的機械化。所有的人在這裡都夠受，可是最驚人的是一個小丫頭乾的活兒。她真算得上一個勞動英雄，雖然是不適合上報紙的。她在車間裡的崗位和她的職務都沒有名稱，大概可以叫「上供坯工」吧。切好的溼坯（用剛和出來的粘土製的，很重）從壓磚機裡通過傳送帶運出來，兩個姑娘站在傳送帶的盡頭。一個是「下供坯工」，一個是「遞坯工」。這兩個人不用彎腰，只需轉動身體，角度也不大。但是那個像車間女王似地站在高臺上的「上供坯工」卻需要不停頓地做以下動作：躬身；從腳底下拿起遞坯工放在那裡的溼坯；把它搬到齊腰甚至齊肩的高度而不能弄壞它；兩腿姿勢不變，轉體九十度（有時向右，有時向左，視裝載哪一邊的運坯車而定）；把磚坯排列在運坯車的五層木架上，每層十二塊。她的動作從沒有間歇、停頓、改變，而且一直是用做體操的快速節奏進行的。就這樣連續幹完八小時的一班，如果壓磚機中途不出毛病的話。人們不斷向她傳遞，傳遞，全廠班產量的一半都要經過她的手。下面的兩個姑娘互相換著幹，可是整整八個小時沒人去換她。由於腦袋不停地起落，身體不停地扭動，這種活兒幹上五分鐘想必就會感到天旋地轉。而那個姑娘在上前半班時還帶著笑臉呢（在壓磚機的隆隆聲中，人們講不了話），也許她挺高興像選美皇后似地被擺在臺座上，讓人們觀賞她撩起的裙子下面的赤裸結實的大腿和芭蕾演員似的柔軟腰身。
因為幹這個工種，發給她的口糧是勞改營裡最高的：多給三百克麵包（一天共八百五十克），晚飯除了共同的黑菜湯，另外給三份斯達漢諾夫口糧：三份少得可憐的用白水煮的粗麥粉稀粥。粥少得剛能蓋住瓦缽子底。
「我們幹活是為錢，你們是為嘴，這沒有什麼秘密。」一個修理壓磚機的邋里邋遢的自由人機械工對我說。
運坯車裝滿以後，我和獨臂的阿爾泰人普寧一起把它推走。這種車的樣子像一座搖搖欲墜的小塔，因為各擺十二塊坯的十條木板使它的重心升得很高。這輛像裝得太滿的小書架子似的顫顫悠悠的小車，需要拽著它的鐵把手沿著一條筆直的軌道往前拉，把它推上一輛當作底座的平臺車，固定在上面，再沿著另一條直線把這輛平臺車拉到一排烘乾室的門前。在適當的烘乾室前面停下，把運坯車從平臺車上移下來，再朝另一方向把它推進烘乾室。每一間烘乾室就是一個長走廊，兩邊牆壁各有十排凹槽和十排支架。需要把運坯車迅速地不偏不斜地推到裡面，放鬆槓桿，把擺著磚坯的十條託板分放到十個架子上，再把十對鐵爪卸下來，然後立即推出卸空了的坯車。這一套工藝似乎是上一世紀某個德國人的發明（運坯車有個德國名稱），但是按德國人的設計，不僅要有鐵軌支援著運坯車，在凹坑上還應該有地極支援著推車的工人呢。可是我們腳底下卻只有一些朽爛、折斷的板子，我時常踩空，掉下去。想必原設計還規定烘乾室應安裝通風裝置，實際卻沒有。每當我在那裡因為上不好架而手忙腳亂的時候（我時常把車推斜了，託板被卡住，放不到支架上去，弄得溼坯砸到頭上），都要吸進大量煤煙，使氣管刺癢難忍。
所以把我趕回取土場時，我對離開車間並不太傷心。取土場也缺人手——那兒的犯人也在釋放。鮑里斯·加麥羅夫也被派來挖土，我們開始一道幹活。定額早就清楚：一個人連挖帶裝，再加推到絞車跟前，一班要幹六車（六方）。兩人幹十二車。天氣乾燥，我們兩人一天來得及完成五車。但是下起了秋天的牛毛細雨。一天、兩天、三天，風也不刮，雨也不變大，只是漸漸瀝瀝地下個不停。它不是傾盆大雨，所以誰也不敢負停止室外作業的責任。「運河工地從來不下雨！」——這本來是古拉格的一句有名的口號。但是在新耶路撒冷不知道為什麼連棉背心也不發。在這煩煞人的毛毛雨下面，我們只好穿著自己的前方的舊軍大衣，在褐紅色的取土坑裡連爬帶滾，染一身紅泥。到了第三天末尾，我們的大衣至少各吸進了一提桶水。勞改營也不發鞋，我們只得在稀泥湯裡泡爛自己最後一雙前方帶回來的皮靴。
頭一天我們倆還說笑話；
「鮑里斯，你不認為圖曾巴赫男爵現在會非常羨慕咱倆嗎？他總是夢想在磚窯裡勞動。記得嗎？他希望累出一身汗，回家倒頭就能睡著。他八成以為會有烤衣服的烘箱，有被窩蓋，一頓還能吃兩道熱菜呢。」
但是推完了兩車土，我一邊在空車槽幫子上生氣地磕著鐵鍬（粘土總是沾在鍬上不下來），一邊說，話音裡已經帶著火氣了：
「你說，那三姊妹」怎麼就他媽的在家裡呆不住？星期天沒人強迫她們跟青年們一起去拾廢鐵。星期一沒人向她們要學習聖經的筆記。沒人勉強她義務教學。沒人趕她們走家串戶去搞普及教育。」
又推了一車：
「她們成天瞎叨叨些什麼：要勞動！要勞動！要勞動！你們勞動去好了，見你們的鬼去吧，誰攔著你們了？那將是多麼幸福的生活呀！多幸福呀！多幸福呀！什麼樣的幸福？該用警犬把你們送進這個幸福生活。那時候你們就知道了！……」
鮑里斯體質比我弱，他勉強才使得動那把被土粘得越來越沉的鐵鍬，勉強才能把土甩到車幫子上。但是直到第二天他仍然盡力使我們的精神狀態維持在弗拉季米爾·索洛維約夫一的水平上。他在這方面也比我領先了。他已經讀過多少索洛維約夫的作品，可是整日埋頭於貝塞爾函式的我，連一行也沒有讀過。
他把記得的向我口授，我也使勁記住，可是談何容易，這時候已經沒有那個腦袋瓜子啦！不，一個人怎樣既能保住性命又能求得真理呢？為了理解自己的貧乏，為什麼非得跌入勞改營的最底層不可呢？
他說：
「弗拉季米爾·索絡維約夫教誨我們應當歡樂地迎接死亡。不會有比這裡更壞的地方。」
說得對……
我們能裝多少就裝多少。懲戒口糧就懲戒口糧，去他媽的蛋！混完了一天，就往營裡蹭。但是那裡也沒有什麼好事在等我們：一天三次不放鹽的用蕁麻葉煮的黑湯，頓頓如此；一天發給一勺稀粥，只有一公升的三分之一。麵包是已經切好的，四百五十克，早上一次發齊，中午和晚上一點麵包皮也不給。接著還要叫我們淋著雨站隊清點人數。又得穿著一身沾滿粘土的溼衣裳躺在光板上睡覺，凍得哆嗦，因為工棚裡是不生火的。
到第二天，那濛濛細雨還是下個沒完。取土場泡透了。我們徹底陷在裡面拔不動腳了。不論你一鍬鏟多少，也不論你在車幫子上怎麼磕打，粘土反正是不下去。每次都得伸手把粘土由鍬上摳進車斗。這時我們明白了我們這是白搭工，索性丟開鐵鍬，乾脆用雙手把腳底下吱吱作響的稀泥斂在一起，捧進車裡去。
鮑里斯在咳嗽。他肺葉裡還留著一塊德國坦克炮彈的彈片。他又黃又瘦，鼻子、耳朵、面部輪廓變得像死人一樣尖削。我細心觀察他，我已經說不準他今年還能不能在勞改營裡過冬。
我們仍儘量轉移注意力，用思想戰勝我們的處境。但是什麼哲學、文學之類的話題已經談不起來了。兩隻胳臂重得跟鐵鍬一樣，耷拉著抬不起來。鮑里斯建議；
「算了，說話太費勁。我們沉默著，想些有用的事吧。例如作詩。在心裡作。」
我顫抖了。他現在還能作詩？死亡的陰影籠罩著他枯黃的前額，可是在那上面同樣也籠罩著多麼頑強的天才的陰影啊！
於是我們沉默，用手捧著粘土。雨還在下著……但是他們不但不把我們從取土場上撤回，馬特羅寧娜反而親自駕到了。她目光炯炯（黑色的斗篷蒙在她「紅色的」頭頂上），站在陡坡上向作業班長指點著各個角落。我們明白了：今天下午兩點這個作業班下不了班。什麼時候完成定額，什麼時候才讓回去。午飯和晚飯一塊吃吧。
莫斯科的建築工程因為沒有磚正在停工……
馬特羅寧娜走了。雨越下越大。粘土層到處是淡紅色的水潭。我們的車斗裡也積了水。皮靴筒變紅了，軍大衣蓋上了一塊塊的紅斑。雙手被冰冷的粘土凍僵了，用手也已經撈不起什麼東西往車斗裡拋。這時我們放棄了這件徒勞無益的工作，爬到高處的草叢裡坐下，低下頭，翻起大衣領子罩住後腦勺。
從旁邊看，像是野地裡的兩塊淡紅色的石頭。
我們的同齡青年正在索邦（巴黎大學文理學院）或者牛津上學，在充裕的休息時間裡打網球，在大學生咖啡館裡爭論世界性問題。他們已經有著作出版，有圖畫展出。他們挖空心思地尋找能使周圍不夠新穎的世界變形的新穎方法。他們生古典大師們的氣，因為那些人用完了情節和主題。他們生本國政府和本國反動分子的氣，因為它們不願意理解和接受先進的蘇聯經驗。他們對著電臺記者的麥克風喋喋不休地發表談話，自說自話、嬌聲嬌氣地解釋著他們在自己最近的或最初的一本書裡想說些什麼。他們判斷人世間的一切都充滿自信，特別是關於我國的昌盛繁榮和最高度的正義。只有到了老年，當他們編纂百科全書的時候，才會驚異地發現在我國的字頭裡，在我國的全部字頭裡，找不到有價值的俄國姓名……
雨水敲在後腦勺上，像鼓點；寒氣爬上溼漉漉的脊背。
我們環顧四方。只見裝了一半的和翻倒的斗車。人全走了。整個取土場空蕩蕩，隔離區外的田野上也沒有人影。在灰茫茫的雨幕中隱現著我所響往的小村莊，那兒連公雞也躲進了乾燥的地方。
我們也帶上鐵鍬，因為怕被人偷走——它是記在我們名下的——拖在身後，像拉著一輛過載的小車。我們繞過馬特羅寧娜的工廠，在霍夫曼式燒磚爐四周的空曠的迴廊的頂棚下面走。這裡有穿堂風，很冷，但乾燥。我們一頭鑽進磚砌的拱道下的塵埃中，就地坐下。
離我們不遠有一個大煤堆。兩個犯人在裡面翻什麼，熱心地找什麼。找到一塊，用牙咬試過，就放進一條口袋。後來他們坐下，每人都嚼著一塊這種灰黑色的東西。
「喂，夥計，你們吃什麼？」
「這叫‘海粘土’。大夫不禁止的。吃它沒什麼益處，也沒有害處。一天的口糧里加上一公斤這東西，跟真地吃飽了一樣。你們也找點吧，這煤堆裡多的是……」
……取土場到晚也沒有完成定額。馬特羅寧娜下令把我們留在這兒一整夜。但是普遍停電，生產區沒有照明，只好把我們召集到工廠大門口，命令全體挽起手，由一支加強的押解隊帶著，在狗吠和斥罵聲中返回生活區。一片漆黑。走在路上看不見哪兒是水潭哪兒是硬地，一步走不好就拽得身旁的人東倒西歪。
生活區也是黑的，只有「個人廚房」的灶膛裡冒出暗紅的火光。食堂裡只是在發飯口放著兩盞煤油燈，看不見牆上的標語，也看不見缽子裡雙份的蕁麻葉菜湯，你用嘴唇試探著往肚裡灌就是了。
明天將如此，未來的每一天都將如此：六年紅粘土，三勺黑菜湯。在監獄裡我們好像也是一天變得比一天弱，但到了這裡衰弱得更快。腦袋裡已經有什麼東西在嗡嗡響。一種舒服的衰弱狀態漸漸來臨，在這種狀態下，退讓容易，反抗難。
工棚裡也是一片黑暗。我們穿著一身溼衣躺在光板上。好像身上貼著熱敷，一件也不脫掉會暖和一些。
張開的雙眼凝望著黑色的屋頂，黑色的天空。
主啊，主啊！在炮彈下，在炸彈下我曾祈求你保全我的生命。而現在我祈求你——給我降下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