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鐘聲鐺鐺地報著時辰。

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及中監委一月全會上，腦子裡正盤算著在這個國家裡還要一次又一次地搞掉多少兩腳動物的具體數字的偉大領袖宣佈，列寧如此許諾的、人道主義者們如此企盼的「國家的消亡，不是通過國家政權的削弱，而將是通過它的最大限度的加強來實現，它的加強是為徹底消滅垂死階級的殘餘所必需的……」（重點是我加的——作者注）。而由於那些殘餘在瀕臨自己的末日的時候「訴諸於居民中的落後階層，動員他們反對蘇維埃政權」，——而落後階層的帽子又是可以扣在任何一個不屬於垂死階級的人的頭上的，——所以「我們要迅速地，無需造成特殊死傷地消滅這類分子」。（如何才能「無需造成特殊死傷」，大恩人沒具體說明。）

這種如此出人意料之外的天才論斷，並非任何一個腦袋瓜子都有本事裝得進去的。但是有維辛斯基堅守著自己的打下手的崗位，他立刻接茬做了如下的發揮：「這還意味著，要通過勞動改造機構的最大限度的強化。」

通過監獄的最大限度的強化進入社會主義！——這可不是某一份幽默雜誌的俏皮話，這是蘇聯總檢察長的言論！所以說「刺蝟皮手套」在沒有「刺蝟」的時候就已經縫好了。

第二個五年計劃，有誰還記得（我們國內誰也不記得什麼事情！記憶是俄羅斯人最薄弱的一環，特別是對壞事的記憶），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許多光輝燦爛的（至今也沒有完成的）任務當中還有一項這樣的任務：「剷除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這就是說，這項剷除的工作也需要在一九三八年完成。請你們自己考慮考慮吧，靠什麼才能把它們這樣迅速地剷除掉呢？

「在進入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時刻，蘇聯的剝奪自由場所不僅絲毫沒有喪失其意義，而且變得更為重要。」（科甘做出勞改營不久將消失的預言還不到一年。但是他那時候還不知道一月全會嘛！）「在進入社會主義的時代，勞動改造機構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作為鎮壓機關，作為強制和教育（強制已經擺在首位了）手段的作用必須更加增長和加強。」（不然的話，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領導幹部們幹什麼去——喝西北風嗎？）

誰能責怪我們的先進理論落後於實踐呢？所有這一切都是白紙黑字印出來的。只怪我們當時還不會讀。一九三七年的大清洗，人家早就公開地有言在先，並且想好了理論根據。

但是一九三七年群島實際出現了什麼情況？在和維辛斯基協調一致的努力下，群島得到了明顯的「加強」：它的人口大幅度地上升了。但和普遍流行的概念相反，人數的增加遠遠不僅是靠一九三七年從外面抓的人：而是因為「特別移民」變成了犯人。他們是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運動嚼剩下來的渣子，是那些竟能在泰加森林裡、凍土地帶上活下來的人們，是那些被剝奪得乾乾淨淨，沒有牛，沒有傢什，沒有工具的人們。全仗農民的體質結實，沒死絕的人還剩下幾百萬。被掃地出門的人們居住的「特別村」現在已不復存在了，——但這並不是由於把他們分別送回了原地，或者讓他們自由了，不，是把這些村子整個划進了古拉格。這些村子四周圍上帶刺的鐵絲網（如果原來沒有的話），變成了勞改點（整個諾里爾斯克綜合勞改營就是這樣形成的），過後有人被押解到其他勞改營，已經是當犯人了（孩子們被送到兒童院）。這一增加可就是幾百萬——又是農民大軍啊！一九三七年湧向群島的大潮主要是這一批人。雖然那年在農村沒像城裡那樣大把抓人（不過也明顯地掃到了），——但見到的人們記得，總體上說，群島居民中農民成分變得很稠密了。

群島巨人般地成長了——但它的管理制度還能不能變得更加殘忍呢？原來是可以的。

那些花花草草的小玩藝兒一下子被一隻毛茸茸的大手揪個精光。勞動集體？禁止！還發明瞭些什麼花樣？勞改營內的自我管理？除了作業班，再沒什麼好東西！還有什麼政治談話？停止！犯人們來這裡是幹活的，不一定要懂什麼事。在烏赫塔提出了「消滅最後一個‘小車廂」’的口號？政治錯誤！怎麼？要我們把他們安置到彈簧床上？就讓他們在「小車廂」裡擠擠吧，而且每間工棚裡的人數還要加倍！折減？這是首先該取消的！你們想讓法庭白乾嗎？已經給了折減的怎麼辦？宣佈無效（一九三七年）！有一些勞改營裡還允許接見親屬嗎？統統禁止！有一所監獄裡把一個神甫的屍體交給了外面的人，以便讓他們去舉行葬禮嗎？你們這是發了瘋！你們這是在為反蘇示威提供藉口。對有關人員必須嚴懲，以做效尤！要向他們講清楚：死者的屍體是屬於古拉格的，而墳墓純屬機密。為犯人舉辦的職業技術訓練班該怎麼處理？解散！誰要他們在外頭的時候不學呢？什麼……全俄中執委的指示？哪一個全俄中執委？是加里寧簽署的？……我們不是國家政治保衛局，我們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等這些人出去了，讓中執委自己去教他們吧！進度表和圖表？從牆上撕下來！把牆刷白！當然不刷白也行。這是一張什麼表報？發給犯人的工資？是監禁場所管理總局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通令，按國營工業相應級別工人工資的百分之二十五發給？住口！扯掉！我們要停發你們自己的工資！犯人，還要給錢？沒有槍斃，他們就該感激不盡了。一九三三年的勞動改造法典？壓根忘掉它！從所有的勞改營保險櫃裡把這個檔案剔除！「一切違反全蘇勞動法典的措施……必須徵得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同意」？莫非要我們上門去找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工會算得了什麼？吹口氣它就沒了！第七十五條——「從事較重勞動時口糧應相應增加」？倒——轉——來！變為從事較輕勞動時口糧相應減少吧。就這麼辦。不會浪費資金。

洋洋數百條的勞動改造法典就象被鯊魚吞進了肚裡，不僅以後二十五年誰也沒有見過它，就連這個名稱也沒有留下一點影子。

他們把群島搖晃了一下，結果斷定，早在索洛維茨的時代，特別在修築運河的時候，整個勞動營的機器就鬆散到了不能容許的程度。於是現在便著手消除這些鬆弛的地方。

首先，警衛工作就完全不像個樣子。這根本不是一些勞改營：瞭望塔上只在晚間才有哨兵；門房裡只有孤零零的一個不帶武器的值勤員，如果跟他說好話，還能讓你短時間出入；營區裡面允許用煤油燈；幾十名犯人只有一個帶槍的兵押著上工。現在，沿著營區拉上了一排電燈（使用政治上可靠的電工和發電工）。警衛隊的持槍人員得到了戰鬥條令和軍事訓練。警犬、飼養員、教練員列入了不可缺少的編制之內，這方面還有單行的條令。勞改營終於獲得了十足現代化的即我們現在知道的面貌。

勞改營管理制度中有多少日常細節被卡緊了，被磨尖了，在這裡是列舉不完的。發現還有一些外面的人可以藉以窺探群島的小洞。馬上掐斷了這些聯絡，堵死了這些小洞。還剩下了個什麼「監督委員會」之類的東西，也被趕走了。

本書沒有別的地方能夠說明這是一個什麼東西。那麼就讓我在這裡為好奇者做一大段註解吧。

虛偽的資產階級社會想出來這樣一個名堂，就是對監禁場所的狀況和感化囚犯的過程應當實行社會的監督。在沙皇俄國有「監獄監督協會」，宗旨是「為了改善囚犯的肉體和精神狀況」，有「監獄慈善事業委員會」和「囚犯保護協會」。而在美國監獄裡，二十和三十年代的由各界代表組成的監督委員會已經享有廣泛的權利：它甚至有權提前釋放（不是提出申請，而是直截了當地釋放，木經過法院）。不過，我們辯證的法學家們一針見血地反駁說：「不要忘記他們的委員會是由哪些階級組成的，他們採取的決定都是符合於本階級的利益的。」

在我國則大不相同。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下達的關於建立首批集中營的第一個「臨時指令」就規定了要在各省的懲治處下面設立分配委員會。它們的任務是根據早期的俄羅斯聯邦制定的七種剝奪自由的形式分配所有的已決犯。這項工作（類似代行法院職能）是那樣重要，以至司法人民委員在一九二0年的報告裡把分配委員會的活動稱為「懲治工作的神經」。這些委員會的構成是反映了高度民主精神的，例如一九二二年它是一個三人小組：省內務局局長、省法院主席團成員和本省剝奪自由場所的負責人。後來增補了省工農監察院和省工會理事會各一人。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上頭對它們已經很不滿意了：它們對階級異己分子適用了提前釋放和優惠待遇。「這是內務人民委員部領導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行徑」。為此分配委員會就在那個大轉變的一年被撤銷，代替它的是監督委員會，各地方委員會的主席由審判長擔任，成員是勞改營營長、檢察長和社會各界的一名代表——即看守工作者、民警、區執委和共青團的代表。我們的法學家們多麼一針見血地反駁說，不要忘記它是由哪些階級……哦，對不起，這話我在前面已經引用過了……內務人民委員部方面交給監督委員會的任務是處理折減和提前釋放的問題；全俄中執委（不對了，該叫國會才是）方面交下來的任務是督促生產財務計劃的完成。

就是這樣的一些監督委員會，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開頭也被驅散了。坦率地說，犯人當中沒有一個人為了這個損失嘆過一口氣。

既然已經提了個頭，順便再說兩句關於階級的話。我們常提到的那本《文集》的作者之————舍斯塔科娃根據二十和三十年代的資料「做出一個奇怪的結論，即資產階級監獄和我國監獄裡犯人的階級成分十分相似」。她本人也感到吃驚的是，兩種地方關押的都是……勞動階級。嗯，這裡當然存在某種辯證的原因，不過她沒有發現罷了。我們還要補充一點：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對於這個「奇怪的相似性」稍有破壞。當時有大批身居國家高位的人湧進了勞改營。但是這比例很快又拉平了：所有那些戰時和戰後的人數達到好幾百萬的「水流」——全都是屬於勞動階級的成分。

順便談談勞改營的「法朗吉」，雖然其中已經閃爍著社會主義的光輝，但為避免和「弗朗哥」念混起見，仍在一九三七年被更名為「大隊」。勞改營的行動科原來對一般勞動和生產計劃還是要買帳的，現在具有了獨立的領導地位，可以對任何生產工作，任何專業編制置之不顧了。誠然，他們沒有撤消勞改營內的文教科，但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通過它便於收集小報告，傳眼線來彙報情況。

於是在群島四周降下了一道鐵幕。除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軍官和軍士，誰也不能通過勞改營門房隨意出入。一種十分協調的秩序建立起來了。犯人們自己不久以後也覺得勞改營就應該是這個模樣。這也就是本書這一部將要描寫的樣子。那些紅布條條已經不掛了，勞動已經多於「改造」。

狼牙這時候才測了出來！群島的無底洞這時候才張開了大口！

「拿罐頭盒子給你當鞋穿，你也得去上工！」

「枕木不夠用——我拿你們鋪上去！」

西伯利亞運送「五十八條」的悶罐列車，這時候每隔兩節車皮的頂篷上就架著一挺機關槍。沿途需要下車的時候，為了便於更牢靠地看守，把他們趕進建築工地的基坑裡去，叫他們在那裡等著。這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打響第一槍之前，整個歐洲還在跳狐步舞。在這時候的馬裡因斯克分配站（馬裡因斯克各勞改營的營內遞解站）裡面，蝨子都來不及掐死，而是用蒿草扎的小條帚從衣服上往下掃。爆發了一場傷寒病瘟疫，短期內就有一萬五千具死屍扔進了萬人坑。屍體蜷曲著，一絲不掛。為了節約，連家裡穿來的襯褲也從他們身上剪下來。（關於符拉迪沃斯托克中轉站裡的傷寒病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

前一時期的成果中，只有一樣東西古拉格沒有丟開，那就是對流氓盜竊犯的鼓勵。勞改營裡的全部「制高點」更加徹底地交給了盜竊犯。更加經常地唆使盜竊犯欺壓「五十八條」，容許他們不受阻礙地搶劫、毆打和摧殘這些人。盜賊們變成了營內警察和營內衝鋒隊員一類的人物。（戰爭年代在許多勞改營裡完全取消了看守人員，把看守的工作委託給管理辦公室——「母狗化的盜賊」，母狗們幹得比看守還好，因為他們怎樣動手打人都是不受禁止的。）

據說一九三八年二、三月間在全內務人民委員部範圍內下達了一項秘密指示：減少犯人數量！（當然不是採取把他們放走的辦法。）我並不認為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項合乎邏輯的指示，因為農、食、住的條件都跟不上。古拉格實在吃不消了。

正是在那時候，陪拉格病（即糙皮病或煙酸缺乏症）患者橫七豎八地倒下潰爛。正是在那時候，押解隊的隊長們開始在磕磕絆絆地行進中的犯人們身上檢驗機槍試射的命中率。正是在那時候，每天早晨，值日員就要拖一堆死屍到門崗旁邊，碼到深上。

在科雷馬，群島的寒冷和殘酷的「極地」，這個轉折來得尤其劇烈，實在無愧於「極地」的特色。

根據伊萬·謝苗諾維奇·卡爾普尼奇-布拉文（前第四十師師長和第十二軍軍長，不久前去世，留下一些未完成的和零散的札記）的回憶，在科雷馬規定了嚴酷到極點的伙食、勞動和懲罰等方面的制度。犯人們餓到這個程度，以至於在扎羅斯施泉，他們把一匹七月天放了一個多星期、發著臭氣、爬滿了蒼蠅和蛆蟲的死馬都吃掉了。在烏金內金礦，犯人們吃掉了半桶給手推車上油用的滑潤劑。在梅爾加，人們象野鹿一樣啃地衣充飢。大雪封了山口以後，遠地的金礦上每天只發給一百克麵包，而且從來不補發欠下的口糧。大量的走不動路的垂死者由另一些浮腫得還不像那麼利害的垂死者用雪橇拖著去上工。落後就要挨棍子，被狗咬。在零下四十五度的露天裡幹活，不許生火取暖（但允許盜竊犯燒火）。卡爾普尼奇還有過這樣的經歷：在零下五十度用一根兩米長的鋼釺子進行「冷式人工打眼」，用雪橇運走所謂「泥炭」（含著碎石和圓石的泥土），每輛雪橇由四個人拖（它是用帶皮的圓木做的，上面的車斗是用未加工的背板釘成的）。第五個人是「賊催辦」，跟在後面。他是「對完成任務負責」的，專門用「制子」揍拉雪橇的人。對於完不成定額的（什麼叫「完不成定額」？要知道，「五十八條」完成的工作量總是被盜竊犯們偷去算在自己帳上），勞改點長官澤爾金採取這樣的懲罰辦法：冬天，在工作面上把他們剝個精光，澆涼水，然後讓他們跑步回勞改營；夏天——也是剝光衣服，把他們雙手反背捆到一根樹棍上，然後把這些被連在一起的人拉出去放在一團烏雲似的蚊群下面。（旁邊的警衛站在防蚊罩裡面。）當然也採取用槍托揍、投進隔離室等簡單的辦法。

在梅爾加（艾里根勞改營的附屬「獨勞點」），在嘎夫裡克當點長的時候，對完不成定額的女犯們，這類懲罰要緩和一些：不過是冬天住不生火的帳篷（但是可以跑出來，圍著帳篷跑步），在蚊子成群的割草期，是一座毫無防護的用樹條編的窩棚（斯利奧斯貝格）。

有人會反駁說，這裡沒有什麼新東西，也沒有任何發展；他們會說，這不過是從大喊大叫的強調教育的運河工地重新回到不遮蓋的索洛維茨而已。且慢！也許這竟是黑格爾的三段式？索洛維茨一白海運河一科雷馬？正一反一合？否定之否定，但獲得了更豐富的內容？

就拿「死亡馬車」來說，好像在索洛維茨就未曾有過吧？根據卡爾普尼奇的回憶，這是在馬里斯內泉（在斯列德涅康大路六十六公里處）發生的事。長官對於完不成定額的現象容忍了整整十天。在第十天頭上才把他們關進隔離堂吃懲戒口糧，然後又帶他們去上工。但是有什麼人在這種情況下仍完不成定額，那就要請他坐坐「馬車」了。這是一個裝在拖拉機拖斗雪橇上的5x3x1．8米的木籠，是用扒銀子聯接起來的粗糙的木頭方子做成的。有一個小門洞，沒有窗戶，裡面空蕩蕩，連扳鋪也沒有。到了傍晚，把那些已經陷入麻木狀態、對一切都無所謂了的受處分的人從懲戒隔離室裡帶出來，塞進「馬車」，掛上一把大鎖，用拖拉機拖到離勞改營三四公里的地方，拉進一道峽谷。有些人在裡面叫喊，但是拖拉機搞了鉤，把它甩在那裡一天一夜。一晝夜之後開鎖，把屍體扔出來。暴風雪自然會把它們掩埋的。夏天在臨時派遣點上，隔離室有時是在凍土裡挖的一個坑（雅庫特人在這樣的坑裡放心地貯存鮮魚鮮肉）。上面用原木蓋頂，如果挖得不深，人在裡頭挺不直身子，只能彎腰站著，渾身發麻。（自然是不可能坐下的。）

在南方管理局的派出獨勞點上，對於未完成定額的懲罰更要簡單些：獨勞點點長格里戈裡耶夫中尉拿著手槍到礦上去——在那兒每天斃掉兩三個沒完成定額的人（托馬斯·斯戈維奧的回憶）。

科雷馬管理制度嚴酷化的外部標誌是加拉寧被任命為東北勞改營管理局局長，帕夫洛夫接替原拉脫維亞步兵師師長別爾津當了遠北建設局局長。（順便說一句，這完全是斯大林的多疑症造成的不必要的走馬燈。老契卡人員別爾津為什麼不能跟他的同夥們一樣很好地為新的要求服務呢？難道他會有一絲一毫的手軟嗎？）

此刻取消了（「五十八條」們的）最後的公休日（一個月有三天，但不正常給，冬天計劃完成情況不好時，根本不給），把夏季的工作回延長到十四小時。零下四十五度和五十度被認為是適合於勞動的溫度，只是到了零下五十五度以下，才允許將勞動日「報廢」。個別長官高興起來，在零下六十度也有帶犯人出去上工的（許多科雷馬人根本不記得自己的獨立勞改點上有過什麼溫度計）。在戈爾內金礦上，把拒絕上工者用繩子相到雪橇上（又是對索洛維茨的剽竊），拖到工作面上去。在科雷馬還形成了這樣的規矩：押解隊的任務不僅是看管犯人，而且還要對犯人們完成計劃的情況負責，因而不能打瞌睡，必須不停地督促他們幹活。

還有壞血病，用不著當官的動手，也可以把人們大批地消滅。

但是這一切還顯得太少，還不夠制度化，犯人的數量還減少得不夠。於是開始了「加拉寧的槍殺」，即直接的屠殺。有時候是在拖拉機馬達轟隆聲的掩蓋下，有時候連這也不用。許多勞改點是以槍殺和萬人坑聞名的：奧羅圖坎、波利亞爾內泉、斯維斯托普利亞斯、安努施卡等等都是，連杜克恰國營農場也是。但是這方面頂有名的要算左洛基斯蒂金礦（勞改點長是彼得羅夫，行動特派員是澤林科夫和阿尼西莫夫，礦長是巴爾卡洛夫，區內務處處長是布羅夫）和謝爾潘金卡。在左洛基斯蒂，大白天把一些作業班從工作面帶出來，當下就一個個地槍斃。（這並不代替夜間的槍決，那事仍然照辦不誤。）尤格勞改營長尼古拉·安德列維奇·阿格拉諾夫每次到那裡去，總喜歡在早晨出工時挑選出一個犯了點什麼錯誤的作業班，命令把它帶到一邊去，然後親自用手槍朝這些驚恐萬狀、擠做一團的人們射擊，同時快樂地大喊大叫。屍體不掩埋，到了五月間它們開始腐爛，那時就召集一些還活著的老弱病殘把它們埋起來，為此他們可以得到加碼的口糧，甚至包括酒精。在謝爾潘金卡，每天在隔離室附近的涼棚下面槍殺三十至五十人。事後用拖拉機掛斗雪橇把屍體拉到山崗後面。拖拉機手、屍體搬運工和掩埋工住在一座單獨的棚屋裡。加拉寧被槍斃後，他們也都被槍斃了。那裡還有另一種技術：把犯人蒙上眼睛帶到一個很深的探井旁邊，直接朝他的耳朵或者後腦勺開槍。（沒有人提到曾有過什麼反抗。）謝爾潘金卡後來被閉封了，把那座隔離室以及一切與槍殺有關的顯眼的東西都徹底平毀了，連那些探井也都填死了聲那時，在沒有進行槍殺的那些金礦上，經常當眾宣讀或者張貼出一些通知，上面用大號字印著姓名，用小號字印著處決的理由：「進行反革命宣傳」，「侮辱押解隊」，「不完成定額」。

槍殺的工作有時候停頓一陣，因為開採黃金的計劃眼看完不成，而他們又不能從結冰的鄂霍茨克海上運來新的犯人。（科諾年科在謝爾潘金卡等待槍斃等了大半年，結果還是活下來了。）

此外，嚴酷化還表現在新增新刑期方面。梅爾加的加夫裡克辦理這件事的場面頗為壯觀：前面是高舉火把（北極的黑夜）的騎士，後面是用繩子牽著走的犯人。他們就是這樣前往區內務處（三十公里）去辦理新案的判決手續。另一些勞改點的做法完全是例行公事：登記科從卡片櫃裡把原判的短暫得不合理的刑期屆滿的那些人挑出來，一次叫來八十至一百人，給每個人再添上十年就算完事（p·b·列茨）。

我實際上是把科雷馬排除在本書的範圍之外的。科雷馬在群島中等於一個單獨的大陸，它有資格得到單獨的記述。並且科雷馬也是「很走運」的：在那裡活下來一個瓦爾拉姆·沙拉摩夫，他已經寫了很多東西；在那裡活下來了葉夫根尼婭·金茲布林格、o·斯利奧斯貝格、h·蘇羅夫採娃、h·格蘭金娜和其他一些人，他們也都寫了回憶錄。我只允許自己在這裡引用幾行b·沙拉摩夫關於「加拉寧的槍殺」的描寫：

「一連好幾個月，白天黑夜，在早晚點名的時候，宣讀著數不盡的槍決命令。在宣讀每一個命令之前和之後，由普通犯組成的樂隊冒著零下五十度的嚴寒吹奏慶賀曲。冒煙的汽油火把撕破了黑夜……用捲菸紙列印的命令蒙上了一層霜。宣讀命令的什麼首長時而用手套撣掉紙頁上的雪花，以便認出和喊出下一個被處決者的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