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烏克蘭建立集中營的時間比較晚，是從一九二o年才開始的。

但是營地的根子埋藏得比這還要深，還要深，只是我們現在已經找不到它們的地點和痕跡。大部分最早的集中營內的情況，已經沒有人能告訴我們。我們只能根據那些營中最後的倖存者的一些證詞搶救出一點材料。

那時，當局慣於把集中營設在修道院裡面：那裡有牢固嚴密的圍牆，堅實的房舍，而且都是閒置不用的（修道上不算人，隨時可以攆出去）。所以莫斯科的集中營設在安德隆尼克；諾沃斯帕斯克、伊萬諾夫等修道院。一九一八年九月六日彼得格勒《紅色日報》的一則訊息報道說，第一座集中營「將設在下諾夫戈羅德市的一座閒置的修道院裡……預計初期將遣送五千人去下諾夫戈羅德集中營」（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注）。

在梁贊市，集中營也是設定在以前的女修道院（喀山修道院）裡。關於這個集中營我聽到以下情況。關在那裡面的有商人、神甫、「戰俘」（舊軍官而未在紅軍中服役的，抓起來以後稱為「戰俘」）。但還有一些不知該屬哪一類的人（我們已經知道的那個托爾斯泰主義者伊·葉-夫也進去了）。營裡有織布、縫紉、制靴等車間以及「一般勞動」（一九二一年已經這樣稱呼了）。犯人還進城去完成修繕和建築等工作。他們上下工都有人押送，但是個別的工匠是不用押送的，按不同的工種單獨放他們出去幹活計。老百姓在家裡用好吃的東西款待這些人。梁贊市民對待這些「剝奪分子」（他們的正式名稱是「被剝奪自由分子」，而不是犯人）深抱同情，這些人的行列經過的時候，紛紛給他們施捨（麵包幹、煮熟的甜菜根、土豆）。押解隊也不阻攔他們接受施捨。「剝奪分子」們把得來的東西在他們內部均分。（這些舉動哪一樣都不符合我們的習慣，我們的思想。）有的「剝奪分子」被安排在符合他的專業的單位裡（葉-夫被安排在鐵路系統），這是最走運的，他們能領到在城裡來往的通行證（晚上回營睡覺）。

營裡的伙食是（一九二一年）：一天半磅麵包（完成了生產定額，再加半磅），早晚是白開水，中午是一大勺菜湯（那裡頭有幾十粒麥片和一些土豆皮）。

點綴營中生活的，一方面是官方派遣的好細的告密（以及根據告密而實行的逮捕），另一方面是劇團和合唱團。「剝奪分子」們在原來澳貴族俱樂部大廳裡為梁贊居民舉行音樂會，他們的管樂隊在市裡的花園裡演奏。「剝奪分子」們和當地居民越來越熟悉，越接近，搞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這時候，當局開始把「戰俘」遣送到「北方特種營」去。

集中營所以缺乏牢靠性和嚴峻性，其教訓就在於它是處在平民生活的包圍中的。因此才有了建立北方特種營的必要（集中營於一九二二年廢除）。

這是營地黎明時的曙光，它值得我們對它每一種色調的變幻進行更仔細的觀察。

托洛茨基建立的兩支勞動兵團，在國內戰爭結束後由於被勉強留在其中計程車兵的怨言，不得不解散。但是勞動營在俄羅斯聯邦結構中的作用非但沒有因為此舉而逐漸減弱，反而更加增強了。一九二0年未，在俄羅斯聯邦共有八十四個勞動營，分佈在四十三個省份裡。如果相信官方的統計（儘管這些數字也是保密的），在這些勞動營裡一共拘禁著二萬五千三百三十六人，此外還有二萬四千四百名「國內戰爭的俘虜」。以上兩個數字，特別是後者，看來都是縮小了的。然而如果考慮到，由於採用了所謂「減輕監獄負擔」、鑿沉駁船以及別的大規模消滅被拘禁人員的辦法，使統計數字多次地從零開始，這些數字也可能是準確的。所有的缺額後來都得到補充。

早期的勞動營對於我們今天的人說來，似乎成了不可捉摸的東西。在裡面關過的人好像從來沒有對外人講過那裡的情形：任何證據都沒有。文藝作品、回憶錄講到軍事共產主義的時候，只提處決和監獄，卻根本沒有描寫勞動營的。你從字裡行間、從言外之意裡都看不出關於勞動營的一點暗示。因而米哈依洛夫自然是要搞錯的。這些營地在哪裡？叫什麼名稱？是什麼樣子？……

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條令有一個決定性的（所有法學家都能指出的）缺陷。它絲毫沒有談到犯人的階級區分。也就是說，沒有提出對某一類犯人應當給予較好的待遇，而對另一類應當給予較差的待遇。但是它規定了勞動制度，這是我們想象營中情況的唯一依據。工作目規定為八小時。可是，由於事情新鮮，以致頭腦發熱地做出了這樣的決定：對於犯人的任何勞動，除營內勤務外，都按照相應工會的計件工資表付給……（駭人聽聞！難以下筆！）百分之百的報酬！（按照憲法強迫你幹活，也按憲法付給你報酬，還有什麼話說？）誠然，從工資里扣除了勞動營維持費和警衛隊的工資。「表現好的」受優待，可以住在私人住宅裡，只到營地來上工。對「勞動特別積極的」，答應可以提前釋放。但是總的說來，對管理制度沒有做出詳細的指示，實際是由各勞動營各行其是。「在建設新政權的時期並鑑於各監禁場所異常擁擠的狀況，不可能考慮勞動營管理制度的問題（！——著重點是我加的——作者注），因為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減輕監獄的負擔方面。」讀這些話，就像是讀一段巴比倫的楔形文字。馬上就會冒出好些問題：那些倒霉的監獄到底怎麼啦？「我們的監獄秩序很糟糕……最短期的監禁都變成一種折磨。」這種擁擠不堪的現象的社會原因何在？「減輕負擔」——是該理解為槍斃呢還是分散到各勞動營？「不可能考慮勞動營管理制度問題」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司法人民委員部沒有時間保護犯人不受地方勞動營長官的肆意侵害。是不是隻能這樣理解呢？沒有管理制度的細則，那麼，在憑「革命的法律意識」辦事的年代，每一個勞動營的土皇帝都可以拿犯人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學？

根據一些簡略的統計數字（全是從同一本《文集》裡摘出來的），我們得知：勞動營裡乾的基本上都是粗笨的體力勞動。一九一九年在手工業作坊裡勞動的犯人只佔總數的百分之二點五，一九二年佔百分之十。我們還得知：一九一八年年末，中央懲治局（聽聽這名稱！不覺得毛骨悚然嗎？）正忙於建立農業勞動營；也得知了：在莫斯科建立了幾個由犯人組成的國有化房屋水暖裝置修理隊。（這一類犯人顯然是沒有人押送的。他們拿著螺絲扳子、焊烙鐵、各種管子，往來於莫斯科的街頭、機關大樓的走廊；出入於當時的大人物的住宅，如果首長夫人來電話叫人去修理的話。——這樣的場面沒有寫進任何一部回憶錄，任何一個劇本，也沒有拍進任何一部影片。）如果在押犯人中沒有這類專家怎麼辦？可以斷定會從外面抓進來一些的。

幸運地儲存下來的俄聯邦全部監禁場所的負責人葉·希爾文特同志向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的報告給我們提供了有關監獄——勞改系統一九二二年情況的進一步的資料。人民司法委員部和人民內務委員部的所有監禁場所在這一年第一次合併為監禁場所管理總局，交到捷爾任斯基同志的翅膀下。（在他的另一個翅膀下面已經有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監禁場所，他仍不嫌過飽似地想把這方面的一切也全部管起來。）監禁場所管理總局下轄三百三十處監禁場所，剝奪自由者總人數為八萬至八萬一千人，比一九二年增多了，「監禁場所人口今年確有不斷的增長」。但是我們從這同一本書中可以看到（第四十頁）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一起，關押人數從來沒有少於十五萬，有時候達到十九萬五千人。「監禁場所人口數變得越來越穩定」（第十頁），「列為革命法庭審判物件的百分比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有一定的增長趨勢」（第十三頁）。而在不久前發生人民騷動的地區——中部黑土省份，西伯利亞，頓河兩岸，北高加索，偵查中人數佔被監禁者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四十三，這證明著勞改營發展的良好遠景。

一九二二年歸監禁場所總局系統管轄的有：勞動感化院（即服刑監獄），關押所（即偵查監獄），遞解、檢疫、隔離監獄（奧廖爾監獄「無力容納所有難以改造的犯人」，恢復了一九一七年二月如此光榮地敞開了牢門的「克列斯特」監獄），勞改農場（刨灌木叢和樹根，用人力），末成年人勞動院以及集中營。可謂發達的懲治事業！在監獄裡，「每五個定員空位需要安排六個多人，並且有許多這樣的院所，那裡一個定員空位要容納三個以上的人員」（第八頁）。

我們也可以知道建築物（監獄和勞動營）的狀況：它們破爛不堪，以至連最基本的衛生要求都不能滿足，「到了不能使用的程度，以至整座樓甚至整個感化院所都不得不關閉」（第十七頁）。關於伙食，「一九二一年監禁場所的狀況是很困難的：被監禁者沒有足夠數量的口糧。」「從一九二二年起由於轉入了地方預算，監禁場所的物質狀況應當認為幾乎是災難性的」（第二頁），各地省執委甚至不肯發給被監禁人員足額的口糧。年初國家計委撥給十五萬至十五萬五千名被監禁人員十萬人的口糧，伙食標準降低了，某些食品根本不發（四分之三的被監禁者獲得的熱量低於一千五百卡路里），從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起，除了十五個全國性的以外，根本取消了對全部監禁場所的口糧供應。「被監禁人員在餓肚子」（第四十一頁）。

國家很想，很想有群島，只是沒東西給它吃！

勞動報酬的價格已經降低了。「物資供儲極端不能令人滿意……預計恐怕會成為災難性的」（第四十二頁）。「幾乎到處都感到燃料不足。」一九二二年十月份的死亡率在監禁總局系統不低於百分之一。這表示一個冬季將死去百分之六以上——或許還會達到百分之十？

這不能不反映在警衛工作上。「大多數看守人員直截了當地逃離工作崗位，有些做投機買賣，跟被監禁人員進行交易」（第三頁）——此外還會盤剝他們多少！「工作人員被飢餓驅使的職務犯罪事件激增」。許多人次行去幹待遇較好的工作。「有一些感化院只剩下一個院長和一個看管人員」（可以想象是多麼沒本事的），因此，「不得不吸收模範的被監禁人員擔任看管」。

不把這個正在死絕的群島解散回家，而是把它硬拖到光明的未來，這必須具有怎樣的捷爾任斯基的精神力量和對共產主義懲罰事業的信心啊！

結果如何？一九二三年十月——已經是晴朗的新經濟政策年代的開始（而距個人迷信時期還相當遙遠），拘禁的人數為：三百三十五座勞動營內共有被剝奪目由分子六萬八千二百九十七名；二百零七座感化院內共有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三人；一百零五座關押所和監獄裡共有一萬六千七百六十五人；三十五處勞改農場裡共有二千三百二十八人，另外有一千零四十一名未成年者和病號。

而這一切還沒把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監獄算在內！多叫人高興的增長！灰心喪氣分子們丟臉了。黨又對了：被監禁者不僅沒有死掉，人數反而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而監禁場所還超過了一倍，並沒有垮掉。

還有一項關於勞動營內過度擁擠現象的很能說明問題的統計數字（犯人增長的速度超過勞動營組建的速度）。第一百個定員空位的實際容納量，一九二四年為一百一十二人；一九二五年——一百二十人；一九二六年——一百三十二人；一九二七年——百七十七人盧親自在裡面蹲過的人都很清楚，如果一個空位需要容納一點七七個犯人，營中的日子是怎麼過的（包括板鋪上的空位、食堂裡的飯缽以及營裡發的棉背心之類的東西）。

通過勞改營系統的發展，展開了一場對世界各國的「監獄拜物教」發動的一場勇敢的「鬥爭」，其中也包括對除了監獄之外什麼新鮮玩藝兒也沒有想出來的早先的俄國。（「把全國變成了一座大監獄的沙皇政府帶著某種特別刻毒的虐待狂發展著它的監獄系統。」）

儘管一九二四年以前在群島上仍然很少有普通勞動營。那幾年佔主要比重的是封閉型的監禁場所。以後也沒有減少。克雷連科在一九二四年的報告裡要求增加特種隔離所的數量，以便關押非勞動者和勞動者中特別危險的分子。（克雷連科本人後來也顯然變成了這種分子。）他的這種提法一字不改地寫進了一九二四年的勞動改造法。

在跨入「建設時期」的時候（意思是從一九二七年起），「勞動營的作用……（您以為呢？現在，當取得了所有的勝利之後，該如何呢？）……在日益增強——用以對付最危險的敵對分子，暗害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宣傳活動。」

總之，群島不會沉到海底去的，群島將會存在！

任何群島的造島過程都是這樣，先是某些支撐地層發生某些看不見的移動，後來在我們眼前才出現地面的景觀。在我們的群島的形成過程中也發生過一些我們的智力幾乎不能理解的極為重要的變動和改換名稱。最初是創世時期的混亂狀態：監禁場所由三家領導——全俄肅反委員會即「契卡」（捷爾任斯基同志）、內務人民委員部即「恩克弗德」（彼得羅夫同志）、司法人民委員部（庫爾斯基同志）。內務人民委員部方面的主管機構有時是「監禁場所管理總局」（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後馬上成立的），有時是強迫勞動管理總局，有時又是監獄管理總局。司法人民委員部方面的主管機構是監獄管理局（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後來是中央懲治局（一九一八年五月），它下面是各省的懲治處，甚至還有各省處召開的代表大會（一九二o年十一月）。以後改成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叫中央勞動改造局（一九二一）。不用說，這種多頭領導對於懲改事業是沒有好處的。捷爾任斯基致力於實現統一管理。恰好，這時發生了一件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事情，就是內務人民委員部與全俄契卡的結合。捷爾任斯基從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六日起兼任了內務人民委員。到了一九二二年，他達到了目的——司法人民委員部把全部監禁場所統統移交給他的內務人員委員部（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勞動營的警衛系統也與此平行地進行著改組。最早是共和國對內警衛部隊，後來是內勤部隊。一九一九年它與全俄肅委兵團合併，捷爾任斯基兼任這支部隊的軍委主席。（儘管這樣，直到一九二四年，有關逃亡事件的頻繁，有關工作人員紀律廢弛的狀況，如酗酒、翫忽職守、只拿錢不辦事之類，仍聽到不少批評）到一九二四年六月才依照全俄中執委和人民委員會聯合釋出的法令，在押解警衛部隊裡實行了軍事紀律，由海軍人民委員部給這支部隊補充了兵員。

與此同時，於一九二二年成立了中央指紋登記局和中央役犬及警犬繁育場。

在此期間，蘇聯監獄管理總局改稱為蘇聯勞改機關管理總局，不久以後又改稱為國家政治保衛局下屬的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該局的局長同時擔任蘇聯押解警衛部隊的司令員。

這裡麵包含著多少大動盪啊！牽涉到多少處的樓梯、辦公室、哨兵、通行證、印章、招牌啊！

監獄管理總局之子——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就是我們今天的古拉格（勞改營管理總局）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