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五十八條6、iiiii和cbiiiii是一些粘性很強的條文，它們要求嚴路看守、密切監視（因為特務機關也能把觸鬚伸進勞改營和自己的寵兒接頭），並禁止免除押解。總的說，任何大寫字母條文，就是說完全不是條文，而是這種大寫字母的嚇人結合（我們在這一章裡還要遇到另一些），經常帶著神秘的氣息，你永遠不明白。它們到底是五十八條的增生物呢，還是某種獨立的很危險的東西。帶著大寫字母條文的囚犯在許多勞改營裡甚至比帶著五十八條的囚犯還要受到壓制。
第七分條：破壞工業、運輸、商業、貨幣流通和合作社。
在三十年代這一分條極為盛行，並在簡單明瞭人人能懂的暗害行為這個外號之下抓住了群眾。確實，第七分條中列舉的一切，每日每時顯而易見地遭到破壞一總該有人負罪責吧？……千百年朱，人民進行建設，進行創造，向來是誠實的，甚至給老爺幹活也是如此。從留裡克時代起就沒有聽說過什麼暗害行為。可是當財產破天荒第一次歸人民所有的時候人民的幾十萬優秀子弟卻紛紛去進行暗害（條文裡並沒有使用暗害行為這個概念。但由於沒有它便不能說明，為什麼田裡長草，產量下降，機器損壞，所以辨證的嗅覺就用上了它）。
第八分條恐怖行為（不是指蘇聯刑法典負有責任「說明……道理，並使它具有法律根據」的那種恐怖行為，而是自下而來的恐怖行為）。
恐怖行為的含義非常非常廣泛；不光是在省長的轎式馬車下放置炸彈才算恐怖行為，而且，譬如說，打了自己的私敵一記耳光，如果他是黨的、共青團的、民警機關的積極分子，就已經構成恐怖行為。更不消說殺死積極分子從來也不與殺死普通人同樣量刑（順便說，西元前十八世紀的漢穆拉比王法典中就是這樣規定的）。如果丈夫殺死了妻子的情夫，那人若是非黨群眾這就算丈夫走運，他得到的是一百三十六條，是個普通犯，是社會親近分子，可以不用押解。如果情夫是黨員丈夫就成為帶著五十八條8的人民敵人。
援引那個十九條，即將犯罪意圖視同準備的條文適用第八分條，導致了概念的更加重要的擴大。不光是在啤酒店旁直接威脅積極分子「好，你等著瞧！」，而且連性子暴躁的集市村婦的一句詈罵「咳，瞎了他的眼睛！」，也被認定是th恐怖行為的意圖，也可以當做從嚴適用本條的根據。（這聽起來有點過分誇張，像是滑稽劇但這個滑稽劇不是我們編出來的，我與這些人一起坐過牢。）
第九分條用爆炸或者放火……實施破壞或者損毀行為（必定懷有反革命目的）。簡稱為破壞。
擴大化的作法是，強加以反革命目的（偵查員對於犯罪人腦子裡想的事比他本人瞭解得更清楚！），工作和生產中發生的人所難免的疏忽、錯誤、失敗都不能得到原諒，都被看成是破壞。
但是，對五十八條中哪一分條的解釋，也沒有象對第十分條那樣廣而無邊，革命良心也沒有燃燒到如此程度。它的原文是：「包含號召推翻、顛覆或削弱蘇維埃政權內容的宣傳或鼓動，以及傳播或製作或收藏具有同上內容的文字材料。」這個條文的但書只規定了在和平時期的最低刑（不能低於！不輕於！），而最高刑則是沒有限制的！
一個堂堂大國對自己公民的言論竟是如此恐懼！
這個著名條文的著名廣義解釋是：「包含號召的鼓動」可以理解為朋友（或者甚至是夫妻）間的私下談話，或者私人信件；而號召則可能是個人的勸告（我們得出「可以，可能」的結論，是以當時實際發生的情況為根據的）。任何不符合或跟不上當天報紙思想熱度的思想，都是對政權的「顛覆或削弱」。要知道凡是不加強的，就早削弱i凡是不完全符合的，就是顛覆！
「誰今天不是跟我們同聲歌唱
誰就是
反對
我們！」
（馬雅可夫斯基）
單份書寫的信件、筆記、隱秘的日記，都可以理解為「製作文字材料」。
第十分條有了這樣美滿的廣義解釋，還有哪一種腦子裡出現的、嘴巴里講出來的或用手寫下來的思想是它囊括不了的？
第十一分條是個特種條文，它沒有獨立的內容，而只是給上述各分條加重分量的添秤，適用於有組織地準備犯罪或者犯罪人參加了組織的情況。
實際上這一分條廣義解釋到並不需要有任何組織。我對這一分條的精緻適用有親身體會。校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秘密地交流過思想，兩個人就是組織的萌芽，就是組織！
第十二分條最觸及公民的良心：這是關於對上列任何罪行不檢舉的條文。為懲治不檢舉的深重罪孽，沒有最高刑期的限制！！
這一分條已經廣義解釋到如此無邊無際的程度，以至進一步的廣義解釋已經不需要了。知情不報等於是自己乾的！
第十三分條看來是早已解決完了的：在沙皇暗探機關供職（擔任後來的同類職務，相反卻被認為是愛國主義的英勇行為）。
有心理上的根據懷疑約·斯大林還有依五十八條這一分條的前科。有關替這種機關辦事的檔案，好多都毀於一九一七年二月，好多都沒有公佈。前警察廳長b·q·鍾科夫斯基在科雷馬快死的時候肯定地說，二月革命後頭幾天匆忙燒燬警察局的檔案，是幾個有利害關係的革命家的一致的衝動。實際上，在勝利時刻為什麼要燒燬如此有價值的敵人檔案？
第十四分條懲罰「有意識地不履行一定的義務，或者故意漫不經心地履行這種義務」的罪行不言而喻，用刑是直到槍決。這簡稱為「怠工」或「經濟反革命」。
而區別故意和非故意，只有偵查員根據自己的革命法律意識才能做到。這個分條曾適用於不交徵購糧的農民。這個分條曾適用於沒有做滿規定的勞動日的集體農莊莊員。適用於沒有完成定額的勞改犯。在戰後這個條文開始波及從勞改營逃跑的盜竊犯，就是說廣義地認為盜竊犯逃跑的動機不是恢復甜蜜的自由生活，而是顛覆勞改營制度。
這就是五十八條遮蓋了整個人類生活的一把巨扇的最後一根扇骨。
對這一偉大條文作了這個概評以後，我們往後就不會那麼大驚小怪。哪裡有法律哪裡就有犯罪。
鍛造後立即在一九二七年初試鋒芒的、在以後十年的各條水流中都浸淬過的五十八條的利劍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法律向人民的衝鋒中開始大殺大砍。
應當說，一九三七年的行動並不是自發的，而是計劃好的，這一年的上半年，在蘇聯的許多監獄裡都進行了裝置改裝從牢房裡搬走單人床，搭起緊挨的板鋪，有一層的，有兩層的。列寧格勒的大樓（內務機關辦公樓）一九三四年正好在（u夫遇害前夕竣工，這也不是偶然的。老囚犯們回憶說，似乎第一次打擊就是密集的，全國差不多都是在八月的某個夜裡動手（但是由於熟知我問的動作的遲鈍，我不太相信這個說法）。秋天，當十月革命二十週年快要到來，人們滿懷信心期待普遍大赦的時候，斯大林這個詼諧家卻在刑法典中增加了新的刑期十五年、二十年和二十五年。
關於三七年，這裡無須再重複已經大寫特寫的並且還將多次重複的東西：黨、蘇維埃管理機關、軍事指揮的上層以及國家政治保衛局、內務人民委員部本身的上層都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未必在哪個省裡能保全下省委第一書記或者省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斯大林正在選拔更順手的人。
現在，看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最終勝利後第十七年），我們大可懷疑這裡有歷史的規律性。甚至斯大林本人，我們也開始覺得只是一種盲目的和表面的執行力量。
奧麗加·恰夫恰瓦澤講述當時梯比里斯的情形：一九二八年逮捕了市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處長、他們的助手、所有主任會計、所有主任經濟專家。任命了新人。過了兩個月，又關起了：主席、副主席、全部（十一名）局處長、所有主任會計、所有主任經濟專家。留下來的是：一般會計、打字員、清潔工人、通訊員……
逮捕普通黨員方面，看來有一個無論在筆錄和判決書上都不寫明的秘密動機；主要是逮捕那些一九二四年以前入黨的黨員。這在列寧格勒執行得特別堅決，因為在新反對派「綱領」上這些人都簽了名（他們怎能不籤呢？他們怎能「不信任」自己的列寧格勒省委呢？）。
請看那些年代常有的情景。區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省）正在進行。主持會的是接替不久前入獄的前休的新區委書記。在會議結束時通過致斯大林的效忠信。不用說，全體起立（在會議進行過程中每當提到他的名字時大家也都一躍而起）。在這個小禮堂裡「掌聲雷動，轉變為經久不息的歡呼」。三分鐘，四分鐘，五分鐘，依然是掌聲雷動，依然是轉變為經久不息的歡呼。但是手掌已經發疼了。但是抬起的手臂已經麻木了。但是上了年紀的人已經喘不過氣來了。但是連那些真心誠意崇拜斯大林的人也已經感到這種狀況蠢不可耐了。然而，誰敢第一個停下來呢？那個站在臺上剛宣讀過效忠信的區委書記本可這樣做。但他是剛上臺的，他是來接替入獄的前任的，他自己也害怕呀！要知道在這裡，在會場裡，也有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站在那裡鼓掌，他們注視著誰將第一個住手……於是在這個不知名的小禮堂裡，在領袖不知道的情況下，掌聲持續了六分鐘！七分鐘，八分鐘……他們完蛋了！他們活不成了！他們已經停不下來了，直到心臟破裂倒在地下！在會場後排，在人堆裡，還可以稍稍耍點滑頭，拍得少些，不那麼使勁，不那麼狂熱但是在主席臺上，在顯眼的地方怎麼辦呢？！本地造紙廠的廠長，一個獨立不羈的堅強的人，站在主席臺上，明知道這個局面的全部虛假性，明知道大家陷入了絕境，但也在鼓著掌！九分鐘！十分鐘！他愁眉苦臉地望著區委書記，但那個人卻不敢停下來。發瘋了！大家都發瘋了！區的頭頭們懷著微弱的希望面面相覷，但臉上做出興高采烈的樣子，他們將繼續鼓掌，一直到趴下，一直到用擔架把他們抬出去！甚至到那時候，剩下來的人也不會動搖！……但造紙廠廠長在第十一分鐘上恢復平常辦事的神態，在主席團裡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來。於是啊，奇蹟發生了！全場那種欲罷不能的難以形容的熱情跑到哪裡去了？大家同時在同一擊掌聲上停止了，也都坐了下來。他們得救了！松鼠猜到了該從轉輪上跳出來！……
然而，也就是這樣發現獨立不羈的分子，也就是這樣把他們摘除。造紙廠廠長於當夜被捕。完全以別的理由很容易地就給他搞上了個十年。但是，當他在第二0六頁（最後一頁偵查筆錄）上籤了名以後，偵查員要他記住：
「永遠不要第一個停止鼓掌！」
（那怎麼辦呢？那我們怎樣停下來呢？……）
這就是達爾文的物種天擇。這就是用蠢事搞疲勞戰術。
今天正在製造著新的神話。凡是反映三七年的小說，或是提到三七年的文章，必定是敘述共產黨領導幹部的悲劇。眾口採礫金，我們也不由得跟著以為三七三八監獄年被關進去的全是共產黨大人物，好像此外沒有別人。但當時抓起來的幾百萬人當中，黨和國家的大官們怎麼也超不過十分之一。甚至在列寧格勒排隊探監送牢飯的，多半也是像賣牛奶的女人那樣的普通婦女。
從間接的統計資料中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並且是有見證人的證實的：那些還沒死光的住著被掃地出門的富農的「特別村」，一九三七年劃入了群島範圍：或是遷入勞改營，或是就地圈為勞改區。因而，一九二九年那股大水流也匯入了一九三七年的水流，又給它增加了好幾百萬人。
被那股洪流捲進並且半死不活地送上群島的人們的成分是那麼光怪陸離，因而誰要科學地找出規律性，恐怕要傷很大的腦筋（何況這些規律性是當代人不懂的）。
那幾年抓人的真正規律是數字的給定性，分級攤派，統一分配。每一個市、區，每一個部隊都接到控制數字，並且必須如期完成。其餘的一切那就要靠行動人員的門道了。
前契卡人員亞歷山大·卡爾加諾夫回憶說，塔什干接到電報：「即送來兩百！」而他們剛剛扒拉過一遍，好像再也「無人」可抓了。儘管從區裡送來了五十來個。主意有了！把民警機關抓起來的普通犯改定為五十八條！說到做到。但控制數字還依然沒有達到！民警機關報告：吉普賽人在市裡的一個廣場上無法無天地搭起了帳篷，怎麼辦？主意有了！包圍起來把十七歲到六十歲的男人統統作為五十八條扒進來！於是任務完成了！
還有這樣的情形，原來給沃舍梯的契卡人員（民警局長扎博洛夫斯基講述）攤派的任務是在全共和國共槍決五百名，他們請求增加，又批給了他們二百三十名。
這類稍稍加進一點暗語的電報是由普通電報局拍發的。在捷姆留克市，女報務員絲毫沒有疑心地轉告內務機關的總機：請於明日將二百四十箱肥皂送往克拉斯諾達爾。第二天一清早她就聽到了大逮捕和傳送犯人的訊息從而猜出了其中的奧秘。她把接到那封電報的事告訴了女朋友。她當即就被抓了進去。
（用「一箱肥皂」這個暗語代表「一個人」是完全偶然的？或許是因為他們熟悉肥皂的製造？……）
當然，某些區域性的規律性是可以理解的。逮捕入獄的有：
我們在國外的真正間諜（這往往是一些最真誠的共產國際人員或契卡人員，許多是外貌動人的婦女。把他們召回祖國，在邊境就抓起來，然後讓他們同原先的共產國際上司，譬如說同米羅夫一科羅納，當面對質。那個上司承認自己是為某個外國特務機關工作的，因而他的下屬自動成為外國特務，而且越忠實，危害越大！）；
中東鐵路人員（所有中東鐵路的蘇聯職員，包括妻子、子女和祖母在內，原來統統是日本間諜。不過應當承認，對他們的逮捕，幾年以前就已經開始了）；
居住在遠東的朝鮮人（流放去哈薩克）一這是按血統抓人的最初嘗試；
列寧格勒的愛沙尼亞人（全當作白色愛沙尼亞的間諜，只根據姓名就抓）；
所有拉脫維亞步兵和拉脫維亞契卡人員是的，正是不久前構成契卡的骨幹和驕傲的拉脫維亞人，革命的助產士！甚至還包括資產階級拉脫維亞的共產黨人，那是一九二一年把他們從那裡交換過來的，從而為他們免除了可怕的拉脫維亞的兩年至三年的徒刑。（在列寧格勒封閉了；赫爾岑研究所拉脫維亞分所；拉脫維亞文化宮；愛沙尼亞俱樂部；拉脫維亞中等技術學校；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文報紙入
在一片喧鬧聲中大牌陣也不再擺下去了，還沒抓完的，一概扒乾淨。已經無須再遮遮掩掩，這場遊戲已經該結束了。現在從成片成片的流放地（例如烏髮和薩拉托夫）把社會主義者們收監看押，全體一道審判，像一群群牲口似地趕向群島的屠宰場。
在以前的各條水流中從來沒有忘掉知識分子，現在也沒有忘記。只要有學生告密（「學生」和「告密」這兩個詞兒的結合聽起來早已不覺得奇怪了），說他們的大學講師老是引用列寧和馬克思，而不引用斯大林，這就足以使講師不再去講下一堂課了。要是他根本不引用呢？……列寧格勒的中年一代和年輕一代東方學家都被關了起來。北方研究所的全體成員（除密工人員外）都被關了起來對中小學教員也沒有小看。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製造了以省國民教育局長彼列利為首的三十名中學教員的案件，一條嚇人的罪名是：在學校裡舉行新年松樹遊藝會是為了要燒掉學校！而在工程師們（已經是蘇維埃一代的工程師，已經不是「資產階級」的了）的腦門上棍棒以鐘擺的均勻節奏打下來。由於礦層的某種擾亂兩個迎頭工作面沒有相接，礦山測量員尼古拉·密爾古利耶維奇·米科夫為此得到了五十八條7，二十年！六名地質工作者（科托維奇小組）「因有意隱瞞地下錫儲量（！就是說因未能發現這些儲量！）以備德國人到來」（告密）五十八條7，各判十年。
緊跟著主流的還有一條專流：妻子、家屬！一般是黨員高幹的妻子，有些地方（列寧格勒）是一切犯人（不管是得到了「十年無通訊權利」的，還是已經死了的）的妻子。對家屬通常全都判給八年（仍然比被清算的富農輕些，並且子女仍允許留在大陸）。
受害者成堆！受害者成山！內務人民委員部向城市發動的正面進攻：c·ii·馬特維耶娃在同一個浪頭裡，但因不同的「案件」，被抓走了丈夫和三個兄弟（四人中的三個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一名電工技師因他的工段上斷了一根高壓線，按五十八條7，二十年。
彼爾姆工人諾維科夫被控準備爆破卡馬河的橋樑。
尤日阿科夫（也在彼爾姆）白天被捕，夜裡來抓他的妻子。向她出示了一份名單，要她簽字證明這些人都在他們家裡開過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的會（不用說，這是沒有的事）。條件是答應放她回去照看三個孩子。她簽了字，毀了所有的人，而她自己，當然，依舊留在牢裡。
娜傑日達·尤登尼奇因自己的姓氏而被捕。誠然，九個月後查明她並不是將軍的親戚，就放了她（咳，區區小事：在這期間她媽媽因著急而死去了）。
在舊魯薩市放映電影「列寧在十月」。某人注意到了一句話：「帕爾欽斯基應當知道這事！」而帕爾欽斯基是保衛冬宮的。一對不起，我們那裡有個護士叫帕爾欽斯卡啞！把她抓起來！果然抓了。原來真的是他的老婆，在丈夫被槍決後她躲到這個偏遠地區來了。
包魯什科兄弟（巴威爾、伊凡和斯捷潘）於一九三0年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從波蘭來到自己的親人這裡。現在他們成了青年，得到了iiiii（間諜嫌疑），十年。
克拉斯諾達爾市電車女司機深夜從車場步行回家，該她倒霉，在市郊從一輛陷住的卡車旁邊走過，卡車邊上有人忙碌著。它原來裝滿了屍體手和腳從防水布下露出來。她的姓名被記了下來，第二天就被捕了。偵查員問她看到了什麼？她老實承認了（達爾文的物種天擇）。反蘇宣傳，十年。
名自來水工人每當播送沒完沒了的給斯大林的致敬信時總關上自己屋裡的喇叭。（誰記得這些信呢？！日復一日，一連幾小時，千篇一律的使人發昏！想必播音員列維坦能記得牢：他抑揚頓挫、充滿感情地念過這些信。）鄰居告了密（啊，這個鄰居現今在哪裡呀？），cog（社會危險分子），八年。
一個識字不多的砌爐匠愛在空閒時間練習簽字這使他在自己心目中提高自己的身份。沒有空白的紙張，他就在報紙上簽字。他在父親和導師尊容上寫了花體字的報紙，被鄰居在共用廁所的紙簍裡發現了。aca（反蘇宣傳），十年。
斯大林及其親信們喜愛自己的肖像，用它們登滿報紙，把它們繁殖幾百萬份。但蒼蠅卻很少尊重它們的神聖性，況且，報紙不加利用也未免可惜於是就有多少不幸的人在這上面得到了刑期。
逮捕像流行病一樣逐街挨戶地蔓延。正如人們通過握手、呼息、接吻不知不覺間互相傳染流行病菌一樣，人們也是因握手、呼吸、街上相遇傳染著致使對方遭逮捕的病菌。因為，如果你明天註定要招認你糾集了一個圖謀在本市自來水中放毒的地下小組，而今天我曾在街上握過你的手那就是說我的命運也註定了。
七年前，城市瞧著怎樣痛打農村，而認為這是自然的。現在農村本來也可瞧瞧怎樣痛打城市但它過於愚昧無知，沒有這個眼力，何況自己還在繼續捱打。
土地測量員（！）沙烏寧因為……區內牲口大批倒斃（！）和收成不好（！）而得到了十五年（區裡的頭頭也因這些事全部被槍決人
區委書記來到地裡督促春耕，有一個老農民間書記是否知道七年來集體農莊莊員靠勞動日沒得到一克糧食，得到的只是麥舉而且還不多。因這個問題老漢得了aca（反蘇宣傳），十年；
一個有六個子女的農民則是另一種遭遇。為了養活這六張嘴，他幹集體的活兒賣死力氣，總希望能掙到點什麼。他真個地掙到了一顆勳章。大會授勳，首長講話。在致答辭時，這個莊稼人動了感情，便說：「哎，要是能給我一普特麵粉來頂這個勳章多好！能這麼辦嗎？」全場狼嗥似地哈哈大笑起來，而這個新的獲勳者也就帶著他的六口人去流放了。
現在是否能歸納起來說，當時關進監獄的完全是些無罪的人呢？但是我們忘了說明，罪這個概念本身早已為無產階級革命所取消，而在三十年代初則被宣佈為右傾機會主義！因而我們已經不能用有罪與無罪這些落後概念來進行投機了嚴
一九三九年的回放是機關歷史上的一個難以置信的事件，是它們歷史上的汙點！不過這個迴流是不大的，約佔已經抓起來還沒有判刑、還沒有遠送和沒有死掉的總數的百分之一、二。數字不大，可是用得巧。這是從一個盧布找回的一個戈比，為了把一切推在卑鄙的葉若夫身上，鞏固新上任的貝利亞的地位，為了使領袖形象更光輝，這樣做是需要的。用這一個戈比就機巧地把整個盧布理進地裡。如果這些人「弄清了問題，獲得釋放」，（甚至報紙都不打哆嗦地寫到個別受誣陷的人）那就等於說其餘被抓進去的肯定是壞蛋！而回來的人都一聲不響。他們具了甘結。他們嚇成了啞巴。群島的秘密很少人知道，也知道得很少。分工依然如故。夜間「烏鴉車」，白天遊行隊伍。
而且，就在那幾年內，根據包羅永珍的五十八條的同一些分條，這個戈比很快就收回去了。比方說有誰注意到一九四0年的一條不肯和才去斷線學系的妻子的水流？在這個和平的年份，唐波夫市「摩登」電影院爵士樂隊的全體成員被抓進監獄，因為說他們都是人民敵人，這件事就在當地現在有誰記得？有準注意到一九三九年從被佔領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出來投奔斯拉夫祖國蘇聯的三萬名捷克人呢？不能擔保其中沒有個把間諜。他們全都被送進了北方勞改步（在戰爭時期捷克兵團就是從那兒冒出來）。啊，對不起，我們木是在一九三九年向西部烏克蘭人、西部白俄羅斯人、後來在一九四0年又向波羅的海沿岸人以及摩爾達維亞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嗎？我們的手足兄弟們原來都根本沒有經過清理，於是一股一股的社會預防的水流就從那些地方湧出來了。捉拿太殷實、太有影響的人．也一併捉拿太獨立不羈、太聰明、太引人注目的人，在過去屬於波蘭的省份裡，特別集中地捉拿波蘭人（正是在那個時候募集起了不幸的卡騰事件的蒙難者，為未來的西科爾斯基-安德爾斯軍隊貯存了青飼料）。到處捕捉軍官。老百姓被弄得惶惶不可終日，愈來愈沉默。他們失去了反抗運動的潛在領袖人物。大家都學會了識時務，舊關係、舊熟人都漸漸疏遠了。
芬蘭留給了我們一條沒有居民的峽地，然而，一九四0年在整個卡累利阿和列寧格勒卻對有芬蘭血統的人實行搜捕和遷移。我們沒有察覺這股小溪流：我們不是芬蘭血統。
把我方被俘人員當作叛國分子審理一這也是在對芬戰爭期間的第一次嘗試。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嘗試！一然而真怪，我們卻沒有察覺。
排練熟了恰好戰爭也就爆發了，同時又是大規模撤退。從準備放棄給敵人的西部各共和國裡，應當趕緊在幾天之內把還可以抓的人抓出來。在立陶宛，倉卒間丟下了整個部隊、團隊、高射炮營和炮兵營但卻運出了幾千家不可靠的立陶宛人（其中四千家後來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勞改營裡交給了盜竊犯去洗劫）。從六月二十八日起，在拉脫維亞、在愛沙尼亞開始緊急逮捕。但火燒眉毛，撤退的任務更緊。忘了把佈列斯特要塞之類的整個要塞撤出來，但沒有忘掉在利沃夫、羅夫諾、塔林及其他許多西部監獄的監房和院子裡把政治犯槍斃掉。在塔爾圖監獄裡槍殺了一百九十二人，屍體扔進了井裡。
怎樣想象這種場面呢？你什麼也不知道，牢房的門開啟，就向你開槍。你作垂死的呼喊，一除了監獄的石牆，誰也聽不見，誰也不會傳出去。不過，據說，也有中彈後沒有死的。我們也許還能讀到一部關於這件事的書？
一九四一年德軍如此迅速地包抄和切斷了塔幹羅格，車站廠的貨車裡還留著待撤退的犯人。怎麼辦？總不能釋放吧。也不能交給德國人。拉來油罐車，把貨車車廂都澆上石油，然後點燃。全部都活活地燒死了。
在後方，第一股戰時的水流是一謠言傳播者和恐慌製造者，這是根據戰爭最初幾天頒佈的法典外的專門法令逮起來的。這是試驗性放血，是為了維持整體的振作。所有的都是判十年，但不算是五十八條（那些在戰爭年代勞改營裡活下來的為數不多的人，於一九四五年得到大赦）。
我差點兒沒有親身去嚐嚐這個法令的滋味：我正在麵包店前排隊，一個民警把我叫去並把我帶走問罪。如果不是幸好有人說情，那我一開頭就得上古拉格，而不用去打仗了。
然後是未交出收音機或無線電零件者的水流。發現（根據告密）一個電子管就判十年。
同時也出現了日爾曼族水流一伏爾加流域的日爾曼人、烏克蘭和北高加索的日爾曼族移民，以及在蘇聯任何地方居住的所有日爾曼人。決定因素是血統，甚至國內戰爭的英雄和老黨員，只要是日爾曼人，也都在流放之列。
血統是根據姓名來判斷的。設計工程師華西里·奧科洛科夫認為在設計方案上籤這個姓名木好看，就在三十年代改名（那時還可以這樣做）為羅伯特·施坦凱爾多漂亮！而且還設計了藝術字型寫法現在卻有口難辯，被當作日爾曼人抓起來「這是你的真名嗎？從法西斯特務機關接到些什麼任務？……」而那個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把不好聽的姓改成了科爾貝的唐波夫省人卡維爾茲涅夫是何時得到了與奧科洛科夫同樣遭遇的？……
日爾曼族的流放本質上與消滅富農一樣，只是輕一些，因為允許攜帶較多的東西，並且不是送到那麼致命的壞地方。至於法律形式，跟消滅富農一樣，它也是沒有的。刑法典是一回事，幾十萬人的流放又是一回事。這是君主的聖諭。此外，這是它第一次作這類的民族試驗，這在理論上使他感到興趣。
從一九四一年夏末起，尤其是秋天，迸湧出了突圍者的水流。他們是祖國的保衛者，是幾個月前我國各城市用樂隊和花束歡送過的。在此以後，他們遭遇了德軍坦克的最沉重的打擊，在普遍的混亂中，完全不是出於自己的過錯，沒有當上俘虜。相反！他們結成分散的戰鬥小組，在德軍的包圍圈裡度過一段時間，然後突圍出來。他們回來以後，非但沒有像親兄弟般擁抱他們（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都會這樣做），讓他們休整、探親，然後歸隊反而被當作嫌疑分子編成喪失權利、解除武裝的小隊，帶到審查甄別站，在那裡，保衛部門的軍官們一開始對他們的每一句話都不相信，甚至懷疑他們冒名頂替。審查的方法是交叉訊問、當面對質、互相供述。經過審查，一部分突圍者重新獲得自己原來的姓名、軍銜和信任，編入各部隊。另一部分，暫時是小部分，則構成了叛國分子的第一股水流。他們得到五十八條1一乙，但起初，在標準制定前，刑期在十年以下。
作戰部隊這樣清洗。但是遠東和蒙古還有一支龐大的不作戰部隊。不讓這支軍隊生鏽是保衛部門的一項崇高任務。哈爾欽河和哈桑湖的英雄們不作戰閒話就多起來，再加上現在又讓他們練習使用原來對自己的軍人都保密的捷格嘉遼夫式自動步槍和團迫擊炮。手裡拿著這樣的武器，他們很難理解，為什麼我們在西線退卻。隔著西伯利亞和烏拉爾，他們怎麼也搞不通，我們一天後退一百二十公里，不過是重複庫圖佐夫誘敵深入的策略。只有從東部軍隊搞出一股水流，才能打通這個思想。嘴巴收緊了，信念也就成為鐵的了。
自然在上層人物中也出現了對退卻負有罪責的人的水流（總不能是偉大的戰略家對此應負罪責！）這是不大的半百人光景的將軍流。他們在一九四一年夏天關在莫斯科的監獄裡，四一年十月就起解了。將軍們中間最多的是空軍將領空軍司令斯穆什凱維奇，e·c·普圖興將軍（他說：「早知如此我就先在生身父親頭上扔炸彈，然後再坐監牢！」）及其他一些人。
莫斯科城下的勝利產生了一股新的水流：有罪的莫斯科人。現在定下心來考慮，發現那些既不逃走也不撤退，而是不害怕地留在受到威脅、連政府都遷走了的首都的莫斯科人是有嫌疑的：或者是有意破壞政府威信（五十八條10）；或者是有意等待德軍（五十八條1一甲，同時援引十九條，這股水流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直餵養著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偵查員）。
不用說，五十八條10，aca（反蘇宣傳）從來沒有中斷過，在整個戰爭時期籠罩著後方和前線。撤退出來的人如果講述了退卻的慘狀（報紙上明明寫著退卻是有計劃進行的嘛），得到這一條；在後方胡說口糧配給少的人，得到這一條；在前線胡說德軍技術強大的人，得到這一條；一九四二年，不論在哪裡，凡是胡說被圍困在列寧格勒的人們正在餓死的人，都得到這一條。
同一年，在刻赤失利（十二萬人被俘）、在哈爾科夫失利（被俘更多）以後，在往南向高加索和伏爾加河大退卻的過程中還吸出了一條很重要的水流，那是不願死守陣地、擅自後撤的軍官和士兵，用不朽的斯大林的第二二七號命令的話來說，這些人使祖國蒙受的恥辱，是最不可饒恕的。然而這條水流沒有到達古拉格，他們由各師的軍事法庭作了加速處理，全部被趕進懲戒連而無影無蹤地消耗在前沿陣地的紅沙裡。這是為斯大林格勒勝利奠基的水泥，但沒有載入俄國的通史，而是留在下水道的專史之中。
（順便說，我們在這裡試圖探尋的只是從外界流進古拉格來的那些水流。至於在古拉格內部各貯水池之間的抽送，戰爭年代特別盛行的所謂營內判刑，則不在本章研究之列）。
為了認真起見，也需要提一下戰時的一些迴流：上面提到的捷克入、波蘭人、從勞改營釋放出來送到前線的刑事犯，都是屬於這一類。
從一九四三年起，當戰爭已經發生了有利於我們的轉折以後，開始冒出一股來自原敵佔區和歐洲的成百萬人的水流，它的水量一年比一年充沛，直到一九四六年。
它的兩個主要部分是：
在德軍佔領下生活過的或給德軍做過事的公民（給他們的是帶「甲」字的十年：五十八一i-甲）；
當過俘虜的軍職人員（給他們的是帶「乙」字的十年：五十八一1-乙）。
每個留在敵佔區的人總要生活，因此就要有所為，因此在理論上就可能與每天吃的飯一起給自己掙得未來的犯罪構成：如果不是背叛祖國，那至少也得落個資敵罪。然而實際上只要在身份證上註明曾在敵佔區生活就足夠了。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來，使那麼廣大的空間變得荒無人煙，在經濟上是不明智的。為了提高一般的覺悟，只把以下各類中百分之見的人有罪的、半有罪的、四分之一有罪的以及那些同他們在一道籬笆上曬過包腳布的人關起來就夠了。
但是隻需要一百萬的百分之一，就可以組成一打旺盛熱鬧的勞改點了。
不要以為，誠實地參加過地下抗德組織就必定可以免於掉進這條水流。一個基輔共青團員由地下組織派到基輔警察局去做事，以便取得情報。小夥子誠實地向共青團組織送情報，但是我軍一到，他卻得到了十年徒刑，因為他既然在警察局供職，就不會不沾染上敵人的習氣，也不能完全不執行敵人交給的任務。
把在歐洲生活過的即便是當過東方奴隸的人判刑，更是心狠手辣。他只不過是看到過一小塊歐洲的生活，並且可能講出來，講這些事，在我國從來叫人不舒服（當然，除了那些明智作家的旅途隨筆以外），在破壞嚴重、生活無著的戰後年代更是叫人不舒服。而要說在歐洲完全糟得很，根本不能生活，則並不是每個人都會的。
大多數戰俘，特別是那些在西方看到比德國死亡營稍多一點東西的戰俘被判刑，正是這個原因，而根本不是單純因為他們當了俘虜。
這是慢慢顯出來的。一九四三年就已經有一些亂淌的四不象的水流，如沃爾庫達工地上。長期稱為「非洲客」的那一批人。這是美軍在非洲從隆美爾集團軍中抓到的俄國戰俘（「志願兵」），一九四八年用十輪卡車經埃及一伊拉克伊朗把他們遣返祖國。在裡海的荒涼海灣裡，立即把他們圈進帶刺的鐵絲網，從他們身上撕下了軍階標誌，搜光了他們的美國贈品（不用說，得利的是工作人員，而不是國家），因為還沒有經驗，既沒有判什麼刑，也沒有適用什麼條文，先一概送到沃爾庫達，聽候上面的專門指示。因而這些「非洲客」在沃爾庫達的處境實在莫名其妙：沒人看守，但沒有通行證他們在沃爾庫達一步路也不能走，而通行證他們是沒有的；付給他們自由僱傭者的工資，但把他們當犯人使用。可是專門指示總不下來。把他們忘了……
被扣留人員也一概當作戰俘來判刑，從這個做法上也可以明顯地看出上面講的道理。例如，在戰爭爆發的頭幾天，我們的一批水兵被風浪拋到瑞典海岸。整個戰爭時期，他們都自由地生活在瑞典一過著先前和後來都沒有過的富足和舒適口子。蘇聯在退卻、進攻、衝鋒、死亡與捱餓，而這些壞蛋卻在中立國吃得肥肥胖胖。戰後，瑞典把他們還給了我國。背叛祖國是毫無疑問的但事情不知怎的進行得不順手。因此就讓他們各奔東西，結果所有的人都因宣揚資本主義瑞典的自由和富足而被鉚上了反蘇宣傳的罪名（卡金科一夥）。
後來，因這夥人鬧了一個笑話。在勞改營裡，他們已經閉口不談瑞典了，害怕因此加刑。但是，瑞典人卻不知怎地打聽到了他們的遭遇，在報刊上刊登了一些誹謗性的報道。這時候，小夥子們已經分散到遠遠近近的各個勞改營去。突然，用特別通知書把他們全都集中到列寧格勒的克列斯特監獄，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把他們喂得膘肥體壯，讓他們留起了髮式。讓他們樸素大方地穿戴起來，進行了排練，誰該講什麼，並警告說，哪個混蛋要是講的不一樣，將在後腦門得到「九克」「一準備就緒後就把他們帶到記者招待會去同外國記者和在瑞典時的熟人見面。過去的被扣留者顯得精神飽滿，講他們在什麼地方居住、學習、工作。他們不久前在西方報紙上（要知道我們這裡每一個報亭都有西方報紙出售）讀到產階級的誹謗，感到十分憤慨，大夥寫信一商量，就一起到列寧格勒來了（路費並沒有使誰為難）。他們的紅潤潤、油光光的外表最好地駁斥了報紙的造謠。羞慚的記者們紛紛去寫道歉宣告。對於所見所聞做另外的解釋是西方人的想象能力所不及的。而記者招待會的主角們會後立即被帶往澡堂，剃了頭髮，穿上以往的破衣爛衫，分送到原來那些勞改營去。既然他們表現得不負所矚就沒有再給任何人加刑。
作為來自收復區的總流的一部分，一股接一股的犯了過錯的少數民族水流迅速而集中地通過：
在一九四三年加爾梅克人、車臣人、印古什人、卡巴爾達人；
在一九四四年克里米亞的韃靼人。
如果沒有正規軍隊和軍用卡車去幫助機關，這些民族就不會那麼有效而迅速地奔赴自己永遠的流放地。部隊雄赳赳地把山村包圍起來，於是幾百年定居在那裡的人在二十四小時內以空降兵的神速動作被送到車站，裝上列車一立即開往西伯利亞，開往哈薩克，開往中亞細亞，開往俄國的北方。剛剛過了一晝夜，土地和不動產就已經轉歸繼承者們所有了。
像在戰爭初期對待日爾曼族人那樣，現在對這些民族也是隻看血統，不登記造冊，就送去流放黨員也好，勞動英雄也好，還沒打完的這場戰爭的英雄也好，都向那裡流去。
在戰爭最後兩年，自然出現了一條德國戰爭罪犯的水流，這些人是從一般戰俘營系統中挑出來，通過法庭轉入古拉格系統的。
一九四五年，對日戰爭雖然只打了不到三個星期，可是為了滿足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緊急的建設需要，弄來了大量的日本戰俘，從日本戰俘當中也進行了挑選戰犯送往古拉格的工作。（雖然不知道詳情，但是我仍然確信，對這些日本人的判刑大部分不可能是合法的。這是一種報復行動，是為拖長使用勞動力期限採用的手法。）
從我們的軍隊打進巴爾幹半島的一九四四年底開始，特別是在一九四五年，當它到達中歐的時候，順著古拉格的渠道還流來了一條俄國流亡者（老年人是在革命時期離開的，青年人是在那裡長大的）的水流。揪回祖國的通常是男人，讓婦女和兒童留在僑居地（誠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抓，抓的只是那些二十五年來哪怕稍微表示過政治觀點的，或者出國前在革命時期曾表示過觀點的。對那些純粹過著植物生活的人沒有觸動）。主流來自保加利亞、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來自奧地利和德國的較少；東歐其他國家幾乎沒有俄國僑民。
與西邊相呼應，一九四五年從滿洲也湧出了一條流亡者的水流（有的木星馬上逮捕：邀請他們以自由人身份全家回國，在國內把家拆散，送去流放，或者關進監獄）。
整個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有一條總算是真的反蘇維埃政權分子（弗拉索夫分子、哥薩克一克拉斯諾夫分子、希特勒建立的民族部隊中的穆斯林）的巨流向著群島滾滾流去，他們中間有的是死心塌地的，有的是脅從的。
與他們一起，抓獲了不下一百萬從蘇維埃政權下逃出來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的難民。這些平民起初在盟軍佔領區成功地隱藏了起來，但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被盟國當局奸詐地送還到蘇聯手裡。
數目不詳的波蘭人一國家軍的成員、米科瓦伊奇克的擁護者，在一九四五年經過我國監獄進入了古拉格。
還有若干數量的羅馬尼亞人和匈牙利人。
從戰爭結束時起，後來多年不斷地滾滾流淌著烏克蘭民族主義分子（班傑拉分子）的充沛的水流。
在這個幾百萬人的戰後大遷徙的背景上，很少有人察覺這樣一些小股細流，如：
勾搭外國人的女郎（一九四六一四七年）即允許外國人向自己獻殷勤的女郎。對這些女郎依三十五條7（社會危險分子）治罪；
西班牙子女就是那些在他們的國內戰爭時期被帶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已經成年了的人。他們雖然是我國寄宿學校裡教育出來的，但同我們的生活卻很不合拍，許多人鬧著「回家」。也給了他們三十五條7，社會危險分子，特別頑固的一五十八條6，替……美國當間諜。
（為了公平起見，我們也不忘記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一股短短的……神甫返流。是呀！真是奇蹟！三十年來第一次釋放神甫！說實在的，並沒有到一個一個勞改營去找尋這些人，凡是外面的人記得並能說出名字和準確地點來的一就釋放出來，以便加強正在重建的教會）。
應當提醒大家，這一章決不企圖列舉所有肥沃了古拉格土地的水流而只舉出其中具有政治色彩的水流。好像上解剖學課程，詳細描述了血液迴圈系統之後，可以接著從頭詳細描述淋巴系統。我們也可以接著從頭考察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五三年的普通刑事犯和真正的刑事慣犯的水流。這種描述也可能會佔不少篇幅。這可能會使許多著名的、現在已經部分遺忘了的（儘管從來也沒有用法律手續廢除過）、給貪得無厭的群島供應了豐富的人的原料的法令得到闡明。那是關於曠工的法令。那是關於生產劣質產品的法令。那是關於私自造酒的法令（貫徹這項法令的高潮是一九二二年，但在整個二十年代都抓得很多）。那是關於懲治集體農莊莊員不完成規定出工天數的法令。那是關於在鐵路上實施軍事狀態的法令（一九四三年四月，根本不是在戰爭剛開始時，而是在它的好轉期）。
按照古已有之的彼得大帝的傳統，每頒佈一項這樣的新法令，就是當前最重要的法規，毫不考慮甚至不記得前一項法規。這些不接頭的地方，要求法學家們去協調，但是他們幹得並不熱心，也不十分順利。
法令的這種脈動造成國內慣犯犯罪和「普通」犯罪的奇怪景象。你會發覺，無論偷盜、殺人、私自造酒或強姦，都不是時而在這裡或那裡作案，都不是由於人的弱點、淫慾和放縱而偶然發生，不是的！全國的犯罪作案顯示出令人驚奇的一致性和單調性。一會兒全國遍地是強姦犯，一會兒只有殺人犯，一會兒全是私自造酒者，對政府的最新法令做出十分敏感的反應。每種犯罪好象自己湊上去挨法令的打擊，以便儘快消失！只要英明法律制定了和加重了對某種犯罪的懲治辦法，在全國各地這個種類的犯罪率立即激增起來。
鐵路軍事化法令把戰爭年代鐵路工作人員中佔最大多數的婦女和少年趕上了軍事法庭，他們沒有經過兵營的訓練，常常遲到和違反制度。關於不完成出工天數的法令簡化了放逐那些不願白乾活的集體農在莊員的手續。如果以前為此需要經過法院審判，並適用「經濟反革命」的條文，那麼現在只要一紙區執委會批准的集體農莊決議就夠了；而且莊員們本身知道盡管被流放，可是不被劃成人民敵人，也覺比較輕快。（規定的出工天數在不同地區各不相同，對高加索人最優待七十五個勞動日，但連他們也有不少人被送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去流放八年。）
然而，在這一章裡，我們不打算對慣犯犯罪和「普通」犯罪作長篇大論的和富有成果的考察。只是既然已經講到了一九四七年，我們就不能對一項最宏偉的斯大林的法令緘口不言。論述一九三二年時，我們已經提到過著名的「八月七日法」或「八七法」，依照這個法律，許多人因一顆穗頭、一根黃瓜、兩個土豆、一塊木頭、一軸線（在筆錄中寫的是「二百米縫紉用材料」。畢竟不好意思寫「一軸線」。）而被關進獄中，刑期都是十年。
但是，斯大林所理解的時代的需要在變化，在等待一場酷烈的戰爭時，十年好象是夠了，現時，在取得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後，看起來就有點單薄了。於是又一次置法典於不顧，或者是因為忘記了已經有過許許多多關於偷盜的條文和法令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宣佈了一項使它們一概不作數的法令，不知發愁的犯人們立刻把它命名為「六四」法令。
新法令的優越性首先就在於它的新鮮：法令一齣，這類犯罪就應當隨之勃發，保證為新判犯人流提供充沛的水源。但更大的優越性在於刑期：如果去剃穗頭的，為了壯膽，不是一個鄉下丫頭，而是三個（「有組織的匪夥」），去偷黃瓜或蘋果的是幾個十二歲的淘氣孩子，那麼他們得到的是二十年以下的勞改；在工廠裡最高刑提到二十五年（這個四分之一世紀的刑期是在人道地廢除死刑前幾天施行的，用以代管死刑）。最後，一個由來已久的歪理什麼只有政治不檢舉行為才是國事罪如今被糾正了。現在對有關盜竊國家或集體農莊財產的不檢舉行為，也處以三年勞改或七年流放。
在法令頒佈後的最初幾年，成師的城鄉居民被遣送去耕種古拉格群島的土地，替代那裡死絕了的土著居民。誠然，這些水流是通過民警機關和普通法院到那裡去的，沒有充塞戰後年代本來就已經過分滿溢的國家安全機關的渠道。
斯大林的這條新路線現在，在戰勝法西斯主義以後，應當空前起勁、大量和長久地捕人當然馬上就在政治犯方面反映出來。
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迫害和監視明顯加強的一九四八四九年，扮演了一齣連斯大林的不講理時代也是前所未見的「二進宮」的悲喜劇。
用古拉格的語言就是這樣來稱呼那些一九三七年留下一條命的不幸的人們，他們熬過了不堪設想的、難以忍受的十年，現在，在一九四七四八年，備受折磨、精疲力盡以後，居然得以怯生生地跨上自由的土地希望能悄悄地度過短促的殘生。但是某種野蠻的幻想（或者是固執的狠毒心腸，或者是不知厭足的報復心理）促使大元帥一勝利者釋出一道命令：把所有這些殘廢人重新關起來，無須有新的罪過！往吞嚥機裡填塞它本身的下腳料，這甚至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對他都不利。但斯大林正是下了這樣的命令。這是歷史人物對歷史必要性要脾氣之一例。
於是，又來抓所有這些剛剛在新的地方或新的家庭安下身來的人。來抓的人無精打采地抓，被抓的人無精打采地去。他們對於全部苦難歷程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們沒有問「為了什麼？」也沒有向親人說「我會回來的，」他們挑些比較髒的衣服穿上，在勞動營制的煙荷包裡裝滿馬合煙，便去簽署筆錄（而筆錄總共只有一條：「是你坐過牢嗎？」一「是我。」「再坐十年。」）
這時，君主突然想起，光把一九三七年活下來的人關起來一這太少！還有他們那些不共戴天的仇敵的子女不是也應當關起來嘛！要知道他們一天天長大，還會想起報仇的（也許他晚飯吃得太飽，做了個和這類子女狹路相逢的惡夢）。經過考慮、估量，開始抓子女，但不多。抓的是將領們的子女，托洛茨基分子的還不是全部！這樣就開始了一條子女一復仇者的水流（十七歲的林娜·科薩列娃和三十五歲的葉林娜·拉科夫斯卡婭都落入這類子女行列）。
在歐洲大混雜以後，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終於又把屋牆築得牢牢的，把天花板釘得低低的，在這個密不透風的空間裡把原來一九三七年的空氣搞得濃濃的。
於是，在一九四八、四九和五0年一連串地出現了。
臆想的間諜（十年前是德田間諜，現在是英美間諜）；
教徒（這一次多數是教派分子）；
還沒有斬盡殺絕的瓦維洛夫派和孟德爾派的遺傳學家與育種學家；
親西方思想還沒有完全被嚇掉的普通有知識有頭腦的人們（大學生從嚴）。時髦的罪名是；
bat吹捧美國技術；
baii吹捧美國民主；
iii3崇拜西方。
水流與一九三七年相似，價刑期則不相似：現在的標準已經不是那古舊的「十盧布紙幣」，而是新的斯大林的「二十五盧布票子」。現在十年已經算是幼兒園的刑期了。
從新頒佈的洩露國家機密懲治法令中也湧出了一條不小的水流（認為是機密的有：區裡的收成；任何一種流行病的統計資料；任何車間和小工廠的生產任務；民用機場的名稱；城市公共交通路線；勞改營在押犯人的姓名），依這個法令判的是十五年。
民族的水流從來也沒有被遺忘。在森林戰場上怒氣衝衝地捉到的班傑拉分子的水流老是在流著。同時，所有西部烏克蘭的鄉村居民，多少同遊擊隊有過接觸的（留他們住過一夜，給他們吃過一頓飯，沒有告發他們），也得到十年勞改與五年流放。大約從一九五年起，又引出一條班傑拉分子老婆的水流為了儘快收拾完他們的男人，以不檢舉的罪名給這些女人各安上十年。
那時候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的抵抗運動已經結束了。但是一九四九年從那裡進湧出新的社會預防和保證實現集體化的強大水流。整列車整列車地從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共和國把城市居民和農民運到西伯利亞流放地去（歷史的節奏在這些共和國裡發生了錯亂。現在他們必須在壓縮得短短的時期內重新走一遍全國已經走過的道路）。
在一九四八年，還有一條民族的水流亞速夫海沿岸、庫班和蘇呼米的希臘人湧往流放地。他們在戰爭年代可沒有做什麼對不起人民的父親的事，現在父親是不是為了在希臘遭到的失敗拿他們出氣呢？這股水流似乎也是他個人喪失理智的產物。大多數希臘人去了中亞細亞的流放地，表示不滿的進政治隔離所。
在一九五0年前後，不知是同樣為了出那場打輸了的戰爭的氣，還是為了和已經流放的那一批人取得平衡，由保加利亞轉交給我們的馬爾科斯起義軍戰士本身也流到了群島。
斯大林在世最後幾年，猶太人水流已經明確地露了頭（從一九五1年起，他們已經作為世界主義者一小批一小批地走向群島）。醫生案件就是為這個目的而策劃的。似乎他要搞一場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然而，這成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夭折了的意圖。上帝命令他好象藉助於人之手一命嗚呼了。
前面的一番敘述看來足以表明，把成百萬人趕出老窩，讓古拉格住滿人，有冷靜地設想好的順序，有始終不減弱的頑強性。
我國的監獄從來沒有空的，只有滿的，或者是過分滿的。
當你們悠然自得地從事於探索原子核秘密、研究海德格爾對薩特的影響、蒐集畢加索的圖畫、乘坐有包房的車廂去療養地或者修建莫斯科近郊的別墅的時候「烏鴉車」不斷地在城裡亂竄，國家安全人員在敲門和按門鈴。
因而我想，這篇敘述也證明了，「機關」從來沒有白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