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四日濯足節星期四至四月四日星期一
警方追捕的第一週內，莎蘭德避得遠遠的，安安分分待在菲斯卡街的公寓裡。手機關閉，晶片卡取出，不打算再用這隻電話。她密切注意著電子報與電視新聞節目的報道，愈看愈驚訝地瞪大眼睛。
令她惱火的是自己的護照相片起初被放到網上，隨後又出現在所有電視新聞節目的畫面上方。看起來很蠢。
儘管多年來努力地隱姓埋名，結果還是一夜間變成全瑞典最惡名昭彰、最引人議論的人。她漸漸瞭解到，一個涉嫌謀害三條人命的瘦小女孩被列為全國通緝犯，是年度頭條新聞之一。她仔細傾聽媒體的評論與臆測，不禁感到詫異而迷惑，只要任何編輯室想要閱讀並公佈關於她的病歷的機密資料，似乎很容易便能取得。特別有一個標題喚醒了她埋藏的記憶：
在舊城區因傷人被捕
有一名tt通訊社的記者搶先其他競爭對手，挖出一份醫療報告，那是莎蘭德在舊城區地鐵站內踢傷一名乘客被捕後所寫的。
那天她去了歐登廣場，正要回哈革士坦，與寄養父母同住的（臨時的）家。到了羅德曼斯街站時，有個顯然並未喝酒的陌生人上了車，並立刻注意到她。後來她才發現他是卡爾·艾弗特·諾格蘭，曾經是耶夫勒某樂團成員，如今失業了。雖然車廂還很空，他卻坐到她身旁開始騷擾她。他把手放在她的膝蓋上，開始說一些「我給你兩百元，你跟我回家」之類的話。見她沒有反應，他更加糾纏不休，還罵她是討厭的臭婊子。即使她不肯跟他說話，到了中央車站還換了位子，仍然沒有用。
接近舊城區站時，他張開雙手從背後抱住她，手伸進她毛衣內往上揉捏，一面附在她耳邊悄聲說她是妓女。她以手肘撞他的眼睛回擊，然後抓住立杆、身體騰空，用雙腳後跟飛踢他的鼻樑，他立刻血流如注。
她穿了一身朋克裝，又染了藍色頭髮，列車靠站後幾乎不可能混入人群中。一個有正義感的民眾與她扭打片刻後，將她壓倒在地，直到警方趕到。
她暗自詛咒自己的性別與身材。如果她是男的，誰也不敢攻擊她。
她始終未曾試著去解釋自己為什麼踢諾格蘭的鼻子，因為覺得試圖向穿制服的公務人員解釋什麼，根本是白費工夫。當精神科醫師想了解她的精神狀態時，她基本上也是拒絕回應。幸好，有其他幾名乘客目睹一切經過，其中包括一名來自海訥桑德的非常固執的婦人，她剛好是中央黨的國會議員。婦人作證指出爆發暴力衝突前，諾格蘭先非禮莎蘭德。後來發現諾格蘭曾有兩次性侵害的前科，檢察官於是決定不予起訴。但這並不表示社會福利部的報告就被擱置一旁。不久之後，地方法院便宣告莎蘭德失能，她也開始先後接受潘格蘭與畢爾曼的監護。
如今這一切機密的隱私細節全被放到網上供大眾消費。除了她的個人資料還附加了多姿多彩的描述，說她如何在入學之初便與周遭的人發生衝突，以及她如何在十來歲便進入兒童精神病院。
媒體對莎蘭德的診斷根據版面與報社而異。有時形容她是精神病患者，有時則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偏執狂。不過所有報紙都認同她有精神上的障礙——畢竟她沒能完成學業，也沒有考試就休學了。她情緒不穩定且有暴力傾向，是不容懷疑的事實。
莎蘭德與女同志米莉安的情誼被挖掘出來後，幾家報紙更掀起一陣狂熱。米莉安曾經在同志光榮日的活動中，參與貝妮塔·柯斯塔秀的演出，在這場煽情的表演中，她被拍下穿著吊帶皮套褲與高跟漆皮靴的衳胸照片。此外，她為一份同性戀報紙寫過的一些文章，以及她為各場表演所接受的訪問內容，也都被廣泛引述。涉嫌連環殺人的女同志與香豔刺激的施虐受虐性愛的組合，顯然創造了銷售奇蹟。
由於在戲劇性的第一週，警方並未追蹤到米莉安，便有人猜測她可能也遭到莎蘭德的毒手，或者可能是共犯。然而這些臆測多半僅出現在單純的網路聊天室「流亡」中。反觀幾家報紙則提出這樣的看法：既然已知米亞的論文與性交易有關，這可能正是莎蘭德的殺人動機，因為——據社會福利部的說法——她是個妓女。
那一星期結束時，媒體又發現莎蘭德還跟一夥賣弄撒旦主義的年輕女子有關，她們自稱「邪惡手指」。有一名年紀較大的文化專欄男作家因而撰文評論無所寄託的年輕人，以及從平頭族文化到嘻哈這當中所潛藏的一切危險。
若將各家媒體的論點拼湊起來，警方正在追捕的似乎是有精神病的女同志，而且曾加入某個有性虐待傾向的撒旦教派，專門宣揚施虐受虐性愛，卻痛恨社會，尤其痛恨男人；加上莎蘭德去年出國一整年，恐怕在國際間也建立了某些聯絡。
在媒體的種種喧囂當中，只有一件事讓莎蘭德產生頗大的情緒反應：
「我們很怕她！」
她威脅說要殺我們，老師與同學們說。
說這句話的是昔日一名教師，名叫比莉妲·米歐斯，如今是織品藝術家。
該事件發生時，莎蘭德十一歲。她記得米歐斯是個不討人喜歡的數學代課老師，一次又一次地要她回答某個問題，其實她已經給了正確答案，只不過和課本里的解答不同。其實是課本寫錯了，在莎蘭德看來，這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事。但米歐斯愈來愈堅持，莎蘭德則愈來愈沒有討論的意願。最後她乾脆賭氣地撅嘴坐著，直到米歐斯完全沒轍地抓住她的肩膀用力搖晃，以便引起她注意。莎蘭德隨即拿起課本砸向米歐斯的頭，立刻引起一陣騷動。當同學試圖壓制她時，她不斷地吐口水，雙腳亂踢。
這篇文章是某家晚報的特別報道，還騰出空間補充了一些引述和一張昔日同學在母校門口拍的照片。此人名叫大衛·古斯塔夫森，如今自稱是財務助理。他聲稱學生們都很怕莎蘭德，因為「她有一次威脅要殺死某人」。莎蘭德記得古斯塔夫森是學校裡最大的惡霸之一，是個只有蠻力、智商卻跟狗魚差不多的傢伙，在學校裡幾乎從不放過任何對他人辱罵與拳打腳踢的機會。有一回午餐時間，他在體育館後面攻擊她，她也一如往常地反擊。若純粹就體形而言，她根本是輸定了，但她卻抱著寧死不屈的態度。後來情況更加惡化，因為圍了一大群同學，在一旁看著古斯塔夫森一遍又一遍地將她打倒在地。事情到某個程度還算有趣，誰知道這個笨女孩似乎不明白怎麼做才是為自己好，說什麼也不肯退讓，甚至沒有哭也沒有求饒。
片刻過後，就連同學們也看不下去了。古斯塔夫森的強勢與莎蘭德的無力招架實在太過明顯，他開始覺得丟臉，自己起頭的事竟一發不可收拾。最後他狠狠地揮出兩拳，把莎蘭德的嘴唇打得皮破肉綻，讓她幾乎無法呼吸。同學們將痛苦得縮成一團的她丟在體育館後面，笑著跑開了。
莎蘭德回到家後療傷止痛。兩天後，她拎著一支棒球棍回來，直接走到遊戲場正中央，朝著古斯塔夫森的耳朵便揮擊。當他受驚嚇倒在地上後，莎蘭德彎身用球棒抵住他的喉嚨，在他耳邊低聲說，他要是再敢碰她就死定了。老師們發現後，將古斯塔夫森帶到學校醫護室，而莎蘭德則被送往校長室接受處罰、在記錄上多加了一筆，社會福利部的報告也更厚了。
莎蘭德至少有十五年沒有想起米歐斯或古斯塔夫森了。她暗忖，等哪天有空再去看看他們現在在做什麼。
受到媒體如此關注的結果，就是讓莎蘭德在所有瑞典人民心目中，成為既大名鼎鼎又惡名昭彰的人。他們將她的背景製成圖表、仔細檢視並公之於世，從她小學時的情緒失控到她被送進烏普薩拉郊區的聖史蒂芬兒童精神病院待了兩年，鉅細靡遺。
當泰勒波利安主任醫師上電視接受訪問時，莎蘭德豎耳傾聽。她最後一次見到他已是八年前的事，是為了她的失能宣告上地方法院公聽會。他雙眉緊蹙，搔搔稀疏的鬍子，面有難色地轉向攝影棚裡的記者，解釋自己有保密的義務，因此不能談論特定病患。他只能說莎蘭德是個非常複雜的個案，需要專業的照顧，而地方法院卻不顧他的建議，決定讓她進入社會接受監護，而非給予她所需要的入院照顧。真是匪夷所思，泰勒波利安宣稱。他很遺憾如今這項錯誤判斷的結果，竟奪走了三條人命，接著當然免不了又對政府這幾十年來強行刪減精神病照護預算一事大加撻伐。
莎蘭德發現沒有報紙披露，在泰勒波利安醫師主管的兒童精神病院的安全病房，最常見的照護形式就是將「難以約束與管制的病患」送進一間「沒有刺激」的房間，房裡只有一張配備有約束帶的床。教科書的解釋是，難以管束的孩子不能接受任何「刺激」，以免情緒失控。
長大之後，她發現這還有另一個說法，叫感覺剝奪。根據《日內瓦公約》，剝奪囚犯的感覺可視為不人道。許多獨裁政體常常使用這種方法進行洗腦實驗，並且有證據顯示在一九三〇年代的莫斯科審判秀中，坦承自己犯過各種罪行的政治犯便遭受過如此對待。
看著電視上泰勒波利安的臉，莎蘭德的心忽然結成一小塊冰。不知道他現在是不是還用那種噁心的鬚後水。他說，他曾經負責過所謂「對她的照護」，她顯然應該接受治療，才能意識到自己的行為。莎蘭德很快便明瞭，「難以約束與管制的病患」指的其實就是質疑泰勒波利安的理論與專業的人。
不久之後，她發現在即將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聖史蒂芬醫院還在施行一五〇〇年代最常見的精神治療法。
她在那裡的期間，約有一半時間都被綁在「無刺激」室的床上。
泰勒波利安從未帶有性暗示地撫摸她，其實他從未碰過她，除了在最單純的情況下。有一次，莎蘭德被綁著躺在隔離室，他一手按著她的肩以示警告。
她心想，不知當時咬他小指關節所留下的齒痕還在不在？
後來整件事演變成一場危險的遊戲，所有牌都在泰勒波利安手上。她的自衛方式則是當他在房裡的時候對他視而不見，不加理睬。
她是在十二歲時，被兩名警察送到聖史蒂芬的，就在「天大惡行」發生幾星期後。所有細節她都記得。起初，她覺得一切問題多少都能解決，因此努力地向警方、社工、醫院人員、護士、醫師、心理醫師，甚至還有一個希望她一起禱告的牧師，說明自己的情形。坐上警車後座，往北行經溫納格倫中心前往烏普薩拉時，她仍不知道要上哪去。沒有人告訴她。這時她才開始感覺到什麼事都不會解決。
她曾試圖向泰勒波利安解釋。
而努力的結果卻是在十三歲生日當天晚上，被綁到床上去。
泰勒波利安是莎蘭德有生以來所見過最令人厭惡且噁心的性虐待者，無人能比，相較之下畢爾曼差多了。畢爾曼的粗暴雖是言語難以形容，但她能掌控他。反觀泰勒波利安卻有文獻、評鑑、學術榮譽與不知所云的精神病學理論等等煙霧彈保護，他絕不可能有任何一項行為被報道或批評。
他擁有國家簽署的命令可以用皮繩將不聽話的小女孩綁起來。
每當莎蘭德仰躺著被綁住，而他動手將皮繩拉緊時，兩人四目交接那一剎那，她看得出他很興奮。她知道。而他也知道她知道。
滿十三歲那天晚上，她下定決心不再與泰勒波利安或其他任何精神科醫師或心理醫師交換隻言片語。那是她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後來也確實做到了。她知道泰勒波利安被激怒了，至於她自己一夜接著一夜被牢牢綁住，這可能是最大原因。不過她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
她讓自己學會一切自制的方法，不再有情緒失控的情形，被釋放出隔離室的日子裡也不再亂扔東西。
但她拒絕與醫師交談。
另一方面，她會有禮貌地和護士、廚房人員和清潔婦說話，這點被注意到了。有位名叫卡蘿琳娜的護士十分友善，莎蘭德對她也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護士問她為什麼這麼做？莎蘭德露出疑問的神情。
你為什麼不跟醫生談？
因為他們不聽我說。
她的回答並非一時衝動，而是一種與醫師溝通的方式。她留意到這類說詞全都會寫入資料記錄中，證明她的沉默完全是理性的選擇。
在聖史蒂芬的最後一年間，莎蘭德不常被關進隔離室，而每次被關總是因為什麼地方惹惱了泰勒波利安醫師，好像醫師一把目光移到她身上，她就會故意搗亂。他一次又一次地嘗試，想要突破她固執的沉默，迫使她注意他的存在。
有一度醫師給莎蘭德開了一種精神病的藥，會讓她呼吸困難、無法思考，進而導致焦慮。她便拒絕吃藥，結果醫師決定由醫護人員每天強喂她三顆。
由於她激烈地抗拒，醫護人員不得不強將她按住、撬開嘴巴，再逼她吞嚥。第一次，莎蘭德立刻將手指插入喉嚨，吃過的午餐全吐在最靠近的一名人員身上。後來他們喂藥時會先將她綁住，於是她學會不用插入手指也能嘔吐。由於她頑固抵抗，加上這一切也為工作人員造成額外負擔，這才停止藥物治療。
剛滿十五歲，她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再次被送回斯德哥爾摩和寄養家庭同住。這番改變令她震驚不已。當時泰勒波利安還不是聖史蒂芬的負責人，莎蘭德敢肯定這是自己得以出院的唯一理由。假如由泰勒波利安作決定，她恐怕到現在都還被綁在隔離室的床上。
如今她看著電視上的他，不知他是否幻想著自己終究能再度照護她，又或者她年紀已經太大，引不起他的遐思。當他提到地方法院裁定不讓莎蘭德住院治療時，主持人顯得很憤慨，但似乎又不知道該問些什麼。沒有人能出面反駁泰勒波利安。聖史蒂芬的前主任已經去世，當時主審莎蘭德案子、現在又有點被半強迫地接下劇中壞蛋角色的地方法院法官也已退休，不肯向媒體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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