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絲·莎蘭德。」弗雷克倫用悶悶的聲音說。
波曼搖了搖頭。
賀斯壯對空凝視，臉上帶著不可解的表情和一抹苦笑。
阿曼斯基對三人投以銳利目光。
「我們的員工之一。」他說：「她還在公司的時候，你們對她瞭解多少？」
「我有一次試著跟她開了個小玩笑，」賀斯壯又淡淡一笑，說道：「不怎麼成功，她好像要把我的頭啃掉似的。她是個一級潑婦，我跟她幾乎說不到十句話。」
「我覺得她是個大怪人。」弗雷克倫說。
波曼聳聳肩。「我說她根本是個瘋子，最讓人頭痛的傢伙。我以為她只是很奇怪，沒想到瘋到這種地步。」
「她有她自己做事的方式。」阿曼斯基說：「她這個人不容易應付，但我信任她，因為我從未見過如此優秀的調查員。她每次送來的結果都超乎我的預期。」
「這點我始終不明白。」弗雷克倫說道：「我想不通她怎麼可能工作如此優秀，處理人際關係卻如此失敗。」
「答案當然就在於她的精神狀態。」阿曼斯基用手指戳了戳其中一份資料夾。「她被宣告失能。」
「我完全不知情。」賀斯壯說：「我是說她背上又沒掛牌子說她是公認的笨蛋，而你也從來隻字未提。」
「沒錯。」阿曼斯基解釋道：「我沒有說，是因為我認為不需要再為她冠上更大的汙名，每個人都應該有一次機會。」
「而安斯基德發生的事正是你那慈悲的實驗結果。」波曼說。
「也許。」阿曼斯基回答。
這三名專業人員正以觀望的心態看著他，他不想在他們面前表現出對莎蘭德的偏愛。他們言談之間的口氣十分平淡，但阿曼斯基知道他們三人都很厭惡莎蘭德，就和米爾頓安保的其他員工一樣。他不想表現出柔弱或困惑的模樣，而是得帶著某種程度的熱忱與專業來提出這件事，這點很重要。
「我決定要首度利用米爾頓的資源來解決一件純屬公司內部的事務。」他說：「不一定要編列龐大預算，但我打算解除波曼和賀斯壯你們兩人目前的任務。至於你們的新任務，我可能要說得比較模糊一點，那就是‘查明關於莎蘭德的真相’。」
他們兩人不由得狐疑地看著阿曼斯基。
「弗雷克倫，我要你負責指揮調查並掌握進度。我要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是什麼原因促使莎蘭德殺死她的監護人和安斯基德那對男女。這其中一定有合理的解釋。」
「請原諒我這麼說，不過這聽起來像是警察的工作。」弗雷克倫說。
「當然是了。」阿曼斯基說：「但我們比警察多了一點優勢。我們認識莎蘭德，而且能深入瞭解她的行為模式。」
「好吧，既然你這麼說。」波曼的口氣不是很肯定。「但我不認為公司裡有任何人認識莎蘭德，或是知道她那個小腦袋瓜在想什麼。」
「無所謂。」阿曼斯基說：「莎蘭德曾為米爾頓安保做過事。依我之見，我們有責任找出真相。」
「莎蘭德沒替我們工作已經……多久了？將近兩年了吧？」弗雷克倫說道：「我認為我們無須為她的所作所為負責。何況我們介入調查，警方恐怕會不高興。」
「恰恰相反。」阿曼斯基說。這是他的王牌，得打得漂亮才行。
「怎麼說？」波曼好奇地問。
「昨天我和指揮初步調查的檢察官埃克斯壯以及負責調查工作的刑事巡官包柏藍斯基，作了幾次長談。埃克斯壯受到不小壓力。這不是和幫派分子一決高下，而是可能受到媒體高度注目的事件，因為一名律師、一名犯罪學家和一名記者——看起來似乎——都遭到處決式槍殺。我解釋過了，既然首要嫌犯是米爾頓安保的前員工，我們也決定自行展開調查。」阿曼斯基頓了一下，讓資訊略為沉澱之後才接著又說：「我和埃克斯壯都認為，目前當務之急是儘快將莎蘭德逮捕歸案，以免她對自己或他人造成更多傷害。由於我們比警方更瞭解她，因此可以對調查工作有所幫助。埃克斯壯和我達成了協議，你們兩個——」他指指波曼和賀斯壯，「就到國王島去，加入包柏藍斯基的團隊。」
三名員工無不滿臉詫異。
「請容我問個簡單的問題……我們只是平民百姓呀！」波曼說道：「警察真的就這樣讓我們參與調查謀殺案？」
「你們要聽從包柏藍斯基的指揮，但也要向我報告。你們將可以全面參與調查。我們目前所有的以及你們將來挖掘到的資料都要交給包柏藍斯基。對警方而言，等於是免費獲得一支生力軍，何況你們並非‘只是平民’而已。弗雷克倫和波曼，你們兩人在警界服務的時間比在這家公司還長，就連賀斯壯也上過警察學校。」
「但這不合原則……」
「沒有的事。警察在查案過程中經常請教非警界的顧問，例如性犯罪案件中的心理學家，以及有外國人涉案時的口譯人員。你們只是因為對主要嫌犯有多一層認識，才擔任平民顧問的角色。」
弗雷克倫緩緩地點了點頭。「好吧。米爾頓要加入警方的調查工作，試著協助逮捕莎蘭德。還有什麼嗎？」
「有啊，就米爾頓而言，你們的任務只需查明真相，如此而已。但我要知道這三個人是不是莎蘭德射殺的，如果是的話，又是為什麼。」
「關於她的涉案有任何疑問嗎？」賀斯壯問道。
「警方掌握的間接證據對她非常不利，但我想知道這整件事有沒有另外一面，例如有沒有我們不知道的共犯，也許此人才是真正開槍的人，又或者有沒有其他至今未知的情形。」
「在三尸命案中要找出可斟酌減刑的情形並不容易。」弗雷克倫說道：「如果我們要找的是這個，就得假設她有可能是清白的。可是我不相信。」
「我也不信。」阿曼斯基說：「但你們的任務就是儘可能地支援警方，協助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逮捕她。」
「預算呢？」弗雷克倫問道。
「未定。你們花了多少錢要隨時讓我知道，如果失控，就得結束案子。不過姑且假設至少會持續一星期，從今天開始算起。既然我是這裡最瞭解莎蘭德的人，你們應該把我列為訪談物件。」
茉迪飛奔過走廊，衝進會議室時，同事們都剛剛入座。她走到包柏藍斯基旁邊坐下，就是他召集了調查小組所有成員開會，其中也包括初步調查的負責人。法斯特惱火地橫了她一眼，然後開始作開場白。是他要求開會的。
他一直在深入調查這些年來社會福利部與莎蘭德之間的衝突——他稱之為「精神病患線索」，也確實蒐集到不少資料。法斯特清清喉嚨之後，轉向坐在他右手邊的男人。
「這位是彼得·泰勒波利安醫師，烏普薩拉聖史蒂芬精神病院的主任醫師。很感謝他來到斯德哥爾摩協助調查，並告訴我們他對於莎蘭德的瞭解。」
茉迪打量著泰勒波利安醫師。此人身材短小，一頭鬈曲的棕發，戴一副金絲眼鏡，還留著小山羊鬍。穿著輕便，米色燈芯絨夾克、牛仔褲和紐扣一路扣到脖子的淡藍色條紋襯衫。他的五官分明，外表有些稚氣。茉迪曾遇見過泰勒波利安醫師幾次，但從未與他交談。她就讀警校最後一學期時，醫師曾經去發表過關於精神疾患的演說，還有一次在課堂上，他提到了精神病患者與年輕人的精神病態行為。另外她出席過一名連環強姦犯的審判，當時泰勒波利安醫師以專家證人的身份被傳喚出庭。這幾年來，泰勒波利安醫師參與過許多公開辯論，已是瑞典最知名的精神病學家之一。他嚴詞抨擊精神病護理預算削減導致精神病院關門大吉的情形，因而成名。那些明顯需要受照顧的人被丟到街頭，註定要成為遊民福利案例。自從外交部長安娜·林德遇刺後，泰勒波利安醫師一直是某政府委員會的一員，該委員會也提出了精神病護理預算日益減少的報告。
泰勒波利安一面向組員們點頭致意，一面往自己的塑膠杯裡倒礦泉水。
「我們得看看有沒有我能幫得上忙的地方。」他謹慎地開口說道：「像這種情況，我實在很不願意看到自己的預言成真。」
「你的預言？」包柏藍斯基不解地問。
「是的。很有諷刺意味。安斯基德命案發生當晚，我正好在上一個電視談話節目，討論我們社會上幾乎無所不在的定時炸彈。真可怕。當時，我並沒有特別想到莎蘭德，但是我舉了幾個例子，都是應該接受治療卻還在大街上自由活動的病患——當然我用的是化名。我推測光是這一年內，警方將必須偵破六起由這一小群病患所犯下的殺人案或過失殺人案。」
「你認為莎蘭德也是這些瘋子之一？」法斯特問道。
「我們不會用‘瘋子’這個字眼。不過她毫無疑問正是那種神經緊張的人，我若有權決定，就不會讓這樣的人進到社會中來。」
「你是說她在犯罪之前就應該被關起來？」茉迪問道：「這並不完全符合一個法治社會的原則。」
法斯特皺起眉頭，對她露出不快的神情。茉迪不明白為什麼法斯特對她似乎總是如此不友善。
「你說得一點也沒錯。」泰勒波利安回答道，無意中也為她解了圍。「這和以法治為基礎的社會確實不同調，至少就目前的社會形態而言是如此。這是一種平衡之舉，既要尊重個人，也要尊重那些可能因精神病患者而受害的人。每個個案都不同，因此每個病患必須個別治療。但我們精神醫學界難免也會出錯，將不應該出現在大街上的人給釋放出來。」
「好了，我想我們不需要太深入探討社會政治學。」包柏藍斯基小心地說。
「當然，」泰勒波利安說道：「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特殊案例。但我想說的是，各位都得了解莎蘭德是個需要醫護的病人，就像任何因為牙痛或心臟病而需要醫護的病人一樣。她還是可能痊癒，如果趁她還能夠醫治的時候接受治療，她就會好起來。」
「這麼說你並不是她的醫師？」法斯特說。
「莎蘭德的案例牽涉到許多人，而我是其中之一。她十來歲時是我的病患，而當她滿十八歲，被法院判定接受監護時，我則是負責評估的醫生之一。」
「能不能請你對她的背景稍作介紹？」包柏藍斯基說道：「她會因為什麼原因殺死兩個陌生人，還殺死她的監護人？」
泰勒波利安醫師笑了起來。
「這點我無法告訴你。這幾年我並沒有追蹤她的病情，因此不知道她目前精神異常的狀況到達哪個階段。但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她一定認識安斯基德那對男女。」
「你為什麼如此肯定？」法斯特問。
「莎蘭德治療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從未作過完整的診斷，因為她不肯接受治療，每次總是拒絕回答問題或配合任何形式的療法。」
「所以你其實並不知道她到底有沒有病囉？」茉迪說：「我是說既然沒有作過診斷。」
「我們這麼說吧。」泰勒波利安醫師回答道：「莎蘭德送到我這邊的時候快要滿十三歲。她有精神病，出現了強迫行為，而且明顯有妄想的症狀，因此被強制送到聖史蒂芬，接受我的照護達兩年之久。之所以送她進精神病院，是因為她整個童年時期，對同學、老師和熟人都展現極端暴力的行為，一再地因為傷害行為被告發。在我們知道的每個案例中，暴力都是針對她自己生活圈裡的人，也就是說她認識的人說了或做了什麼讓她感到受辱，而引發暴力反應。她從未有過攻擊陌生人的例子。所以我相信她和安斯基德那對男女之間一定有關聯。」
「除了她十七歲時的地鐵攻擊事件之外。」法斯特說。
「那一次嘛，其實是她受攻擊，她只是自衛罷了。」泰勒波利安說道：「應該說她針對的是一個已知的性侵害者。不過這也是她行為模式的一個好例子。當時她本可走開或向車廂其他乘客求助，但她卻以加重傷害反擊。每當她感覺受到威脅，就會出現極度暴力的反應。」
「她到底是怎麼回事？」包柏藍斯基問。
「我剛才說過了，我們沒有作過真正的診斷。依我看她患有精神分裂症，不斷地在精神病邊緣游移著。她缺乏同情心，在許多方面都可以視為具有反社會性格。老實說，她滿十八歲之後能夠表現得這麼好，實在令人驚訝。這八年當中雖然受到監護，卻融入了社會，沒有做出任何可能被列為前科或遭逮捕的事。只不過她的預後……」
「她的預後？」
「這麼長時間以來她始終沒有接受任何治療。我猜想十年前或許能夠治療痊癒的病，如今已固定成為她性格的一部分。我預料她被捕後，不會被判刑。她需要治療。」
「那麼地方法院幹嗎給她進入社會的通行證？」法斯特說。
「這恐怕得綜合幾件事來看。她有個律師，很有辯才，但此外也因為目前採行自由化政策，以及照護減少了。在接受法醫諮詢時，我是反對這項決定的。但對此我沒有置喙的餘地。」
「不過那種預後八成只是猜測，不是嗎？」茉迪說：「你並不真的知道她滿十八歲以後，發生了什麼事。」
「這不只是猜測，而是根據我的專業經驗。」
「她會自殘嗎？」茉迪問。
「你是說她可不可能自殺？不，我覺得不太可能。她是比較傾向於極端自我的精神病患。一切都以她為主。圍繞在她周遭的其他人都不重要。」
「你說她可能有極端暴力的反應。」法斯特說：「換句話說，我們是不是應該視她為危險人物？」
泰勒波利安醫師注視著他許久，然後彎身向前，揉了揉額頭。
「你不知道要確切預測一個人的反應有多難。我不希望你們逮捕莎蘭德的時候傷害她……不過沒錯，面對她，我會盡量以最周詳的計劃進行逮捕。如果她有武器，那麼她使用武器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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