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或許能明白無誤地毀掉自己，但毀掉阿拉伯人的純真無邪和理性主義卻需要我來幫忙，實在可憎。我們需要打贏這場戰爭，而他們的靈感是最佳的工具。這項努力本身就應當是它自己的報償——被欺騙的人或許還能得到這報償——但我們，這些當主子的，卻在虛假的合約中向他們許下了不能兌現的諾言，這是在拿生命討價還價。

——勞倫斯，《智慧的七柱》

佔領沃季赫之後，連續幾個月來困擾著阿拉伯起義軍的挫折和尷尬終於成了歷史。勞倫斯竭盡全力讓大家儘快遺忘曾經的恥辱。

1917年1月底攻克沃季赫之後，他短暫地返回了開羅，為在阿拉伯半島的長期工作做準備。在埃及首府，他幹著許多令人疲憊的工作。除了趕寫被擱置許久的報告和增補《漢志手冊》（阿拉伯局編纂的一本入門書，用來幫助被派往漢志的英國軍官熟悉當地的情況）之外，勞倫斯還在英國軍方領導層的辦公室之間來往奔波，向他們作關於紅海對岸局勢的第一手報告。對所有人，他都把局勢描繪得非常樂觀——他甚至為費薩爾進軍沃季赫的遲到編造出了貌似有理的藉口——並堅持說，阿拉伯半島西部的諸部落激發出了一種新的堅毅和鬥志。他的評估與在沃季赫的其他英國軍官的觀點截然相反，但在這種分歧中，命運總是有辦法選擇勝利者。

「奇怪的是，現在支援阿拉伯人的圈子擴大了，」勞倫斯調皮地回憶道，「在軍隊裡，我們展現出成績之後，支援我們的人就增多了。林登·貝爾將軍堅決站在我們這一邊，還發誓賭咒說，阿拉伯人的瘋狂就是取勝的手段。阿奇博爾德·默裡爵士震驚地發現，與阿拉伯人作戰的土耳其軍隊比與他交手的要多，開始記起來，自己一直就是支援阿拉伯起義的。」

或許最開心的要數勞倫斯的上級吉爾伯特·克萊頓將軍。當然了，費薩爾堅持要讓勞倫斯留下來長期擔任他的聯絡官，這需要在官僚體制中動一番手腳——克萊頓必須確保在吉達的西里爾·威爾遜和新到任的英國軍事代表團團長斯圖爾特·紐科姆不會因此感到自己的權責範圍受到了侵犯——但與取得的成就相比，這些都是小事：在此前兩年英國與阿拉伯關係中突出的互不信任之後，儘管將領和高階外交官們付出了很大努力，疑慮仍然存在，但現在主要的阿拉伯前線指揮官將一名下級英國軍官視為不可或缺的顧問。

勞倫斯在開羅非常忙碌，顯然沒有注意到在1917年2月1日拜訪阿拉伯局辦公室的一位客人。就在幾天之前，亞倫·亞倫森得知自己在間諜網的最重要夥伴押沙龍·法因貝格在西奈沙漠喪生，現在英國軍事情報部門對他抱著一種悔悟的尊敬態度。這天上午他來到薩沃伊飯店，幫助一名英國軍官撰寫關於巴勒斯坦政治局勢的檔案。勞倫斯對這次簡短的會談沒有留下記錄，但亞倫森卻留下了很深印象，當晚將此事寫在了日記中。「在阿拉伯局有一個年輕的少尉（勞倫斯），」他寫道，「是個考古學家，對巴勒斯坦問題了如指掌——但非常自負。」

勞倫斯忘記自己與亞倫森的首次會面——他們會再度聚首，而且會產生遠為重大的影響——原因之一或許是，兩天之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將從根本上改變他在中東的任務。這一切從2月3日早上，他的不共戴天之仇敵愛德華·布雷蒙上校拜訪薩沃伊飯店開始。狡黠精明和足智多謀是非常適合軍官的品質。如果僅僅從這兩個品質評判，愛德華·布雷蒙不應當僅僅是法國軍隊的一名上校，而應當是一位元帥。

布雷蒙在阿拉伯半島的時期已經多次表現出，如果他達到目的的一條路徑被堵死了，他會立刻動手尋找另一條。如果他的最初目標無法企及，或者已經多餘，他就會重新定位，尋找新目標。讓他的這種靈敏愈發顯得了不起的是，作為法國對阿拉伯半島政策在政治和軍事兩方面的排頭兵，愛德華·布雷蒙在同時處理兩個大體上互相牴觸的計劃：在當地的作戰方面保證法國享有與盟友英國平等的地位；同時還要從內部儘可能遏制這種戰爭努力。

他花了很長時間努力促成協約國向拉比格派遣軍隊，最終無功而返，但這只是他的各項努力中最公開的一項。與此同時，他還在敦促埃米爾·侯賽因在吉達建立一個法國—奧斯曼銀行，以非常優惠的利率向漢志政府貸款。審查布雷蒙的銀行提議的英國軍官很快發現，這是個經濟陷阱——侯賽因政權沒有還款能力，很快就會受制於法國債權人——於是將這個計劃扼殺在萌芽狀態。布雷蒙上校還持續不斷地遊說，要求為阿拉伯起義軍各支隊伍配備法國軍事顧問；他在阿卜杜拉和阿里那裡取得了一些成功——六七名法國專家在12月被派往他們的營地——但在費薩爾那裡卻吃了閉門羹，因為費薩爾對法國人的意圖非常警惕。

阿拉伯起義軍進攻沃季赫的時候，布雷蒙找到一個搗蛋的新機遇。起義軍將這座紅海港口從土耳其人手中奪下之後，阿拉伯半島戰事的整個焦點就向北移動了約200英里。於是土耳其軍隊對吉達和麥加的威脅就被解除了，協約國也就沒有理由向拉比格派兵，但是出現了一個更有誘惑力的目標：土耳其人在紅海岸邊的最後一個主要前哨陣地——小港亞喀巴。

從地圖上，任何人都能看出亞喀巴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100英里長的長條形水域構成了西奈半島在東南方的邊界，而亞喀巴就在這片水域的末端，既是進攻巴勒斯坦南部人口中心（就在北方100英里處）的理想集結陣地，也是襲擊麥地那的土耳其守軍的生命線漢志鐵路（就在東方60英里處）的絕妙出發點。事實上，在1916年夏季，布雷蒙抵達開羅不久之後，他就向英國軍方的同僚提議進攻亞喀巴。英國人很歡迎這個設想，但當時阿拉伯起義還在遙遠的南方掙扎，所以要實施這個計劃為時尚早。

到了1917年1月底，計劃實施的時機已經成熟。不僅阿拉伯人控制了北至沃季赫的紅海海岸，而且默裡將軍為了巴勒斯坦攻勢而緩慢穿越西奈半島的進軍也快要完成了。亞喀巴就在這兩支軍隊之間的缺口處。協約國佔領亞喀巴之後，默裡的右翼就能得到保障，土耳其軍隊無法從那個方向發動反攻，而且能讓阿拉伯起義軍更接近在埃及的英軍補給基地。

當然，這個計劃還能最終讓布雷蒙埋藏在心底的目標圓滿實現：將阿拉伯起義限制在漢志境內。亞喀巴遠離麥加和麥地那這兩座聖城，侯賽因國王（他在10月已經自立為王）自然無力反對英法在亞喀巴派駐大軍。有了這樣一支大軍之後，協約國就能支配處於弱勢地位的阿拉伯夥伴，按照自己的意願安排阿拉伯人的行動。假如那時阿拉伯人膽敢抗議，英法就可以切斷他們所依賴的協約國武器和金錢供應。最妙的是，做這一切的時候都可以打著幫助起義軍的幌子，藉口將他們的前進基地移動到更有利於襲擊鐵路的地方。

1月中旬，甚至在攻克沃季赫之前，布雷蒙就開始與在巴黎的上級探討這個想法，受到了熱情支援。巴黎方面將在倫敦在部級層面敦促此事，而在開羅的法國聯絡官和在吉達的布雷蒙則將在當地的英國領導人那裡遊說這個方案。布雷蒙知道他應當去找誰。除了向在漢志的英國軍官們兜售這個計劃之外，他還去找了他在開羅統治集團中最可靠的盟友——新任英國駐埃及高階專員雷金納德·溫蓋特。溫蓋特很喜歡這個計劃，當即去找阿奇博爾德·默裡將軍討論。

按照英國人慣常的彬彬有禮和低調剋制的標準，默裡的回應算是極其兇狠。「您的信中說到了布雷蒙的提議，作為回覆，」他在1月22日給溫蓋特的信中寫道，「我的意見是，從純粹軍事的角度看，先前反對向拉比格派兵的理由同樣適用於在亞喀巴登陸，而且反對的力度更強。」默裡然後又一次列舉了對任務蠕變的擔憂，隨後駁斥了溫蓋特的觀點，即控制亞喀巴有利於協約國襲擊內陸的漢志鐵路。「亞喀巴周邊的地形極其崎嶇不平」，將軍解釋道，從那裡深入內陸非常困難，只有某種罕見品種的駱駝能夠穿越那種地形。「綜上所述，」默裡寫道，「法國人關於在亞喀巴登陸的建議，從軍事角度看，益處甚少，壞處極多，我只能說，實在是欠考慮。我堅決反對。」

阿奇博爾德·默裡除了暴躁易怒之外，他的領導風格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傾向於毫無必要地保留資訊，不與他人共享。他在寫信給溫蓋特的時候深知，從亞喀巴東進的主要障礙並非簡單的「極其崎嶇不平」的地形，而是該地區幾乎完全無法通行。幾個月前，他派遣阿拉伯局的一名下級軍官對亞喀巴地區的航空偵察照片作了分析。這名軍官在其報告中指出，亞喀巴港坐落在一連串崎嶇的巍峨群山腳下，這個山系向內陸深入30英里，高度一直在攀升，隨後延伸到同樣難以通行的內陸沙漠，高度才有所降低，漢志鐵路就在那裡。通過這道岩石壁壘的唯一途徑是一條叫作瓦迪伊特姆的狹窄峽谷，土耳其人在峽谷沿線建造了一個碉堡和戰壕的網路，任何軍隊如果有勇無謀地試圖強行通過，都會暴露在持續不斷的伏擊和狙擊火力之下。因此問題的關鍵不是佔領亞喀巴——這是比較簡單的——而是怎麼離開它的海灘向內陸挺進。如果在這裡一著不慎，加里波利的慘敗就會重演，至於慘敗的程度，要取決於協約國指揮官們是不是執拗地要讓自己最初的錯誤翻倍。

但令人不可理解的是，默裡沒有把這關鍵資訊與溫蓋特分享，顯然也沒有通知越來越多的支援在亞喀巴登陸的英國軍官們。在這個資訊不為人所知的情況下，默裡對布雷蒙提議的鄙夷回覆就被理解為默裡的怯懦和壞脾氣的又一例證。布雷蒙上校從雷金納德·溫蓋特那裡得知默裡的回答之後，肯定就是這麼想的。

「你們可以秘密地通知布雷蒙，」溫蓋特在1月24日給在吉達的部下發了這份電報，「我們已經對他在亞喀巴登陸的提議予以充分考慮，但考慮到我軍目前在西奈半島及其他地方的軍事任務，暫時必須放棄他的提議。我們完全理解該計劃的益處，但成功地從亞喀巴襲擊鐵路所需的兵力和運輸工具實在抽調不出。」

愛德華·布雷蒙在此之前就已經把溫蓋特玩得團團轉，在他看來，溫蓋特的這番話聽起來不像是堅決的拒絕，而是羞答答的「或許可以」。幾天後，法國上校在吉達港登上一艘海軍護衛艦，前往沃季赫，直接去找那個或許能夠壓倒默裡意願的人：費薩爾·伊本·侯賽因。

兩人在1月30日下午會面，由阿拉伯語講得更流利的斯圖爾特·紐科姆擔任翻譯。布雷蒙告訴費薩爾，他即將前往埃及檢閱自己在蘇伊士港的部下，然後要去開羅。到了那裡之後，他打算遊說英軍高層，讓他們派遣一個旅去佔領亞喀巴，另外還有兩個法屬塞內加爾營（目前正在紅海南部海口的法國控制下的吉布提港閒坐）可以增援。

儘管費薩爾也關注到了亞喀巴，但他拒絕支援布雷蒙的計劃；紐科姆報告稱，「費薩爾後來告訴我，他希望英國軍隊能幫助他，但不要法國人的幫助，也不願意和法國人打交道。」在沃季赫會見費薩爾之後，布雷蒙立刻前往蘇伊士港，然後轉往開羅，在那裡找到了一位最出人意料的聆聽者。「布雷蒙為佔領沃季赫的事情向我表示祝賀，」勞倫斯在《智慧的七柱》中記述道，「他說這個事情讓他更加堅信我的軍事才華，並鼓勵他在擴大我們的戰果的努力中期待我的幫助。」「擴大戰果」指的當然是上校的計劃——協約國軍隊在亞喀巴登陸。

布雷蒙究竟是中了什麼邪，竟然把自己的計劃吐露給了勞倫斯？最簡單的解釋是，他認為亞喀巴計劃對各方都有好處，即便是難以駕馭的勞倫斯或許也會支援它。但這個解釋是最沒有說服力的。到這時，布雷蒙應該已經清楚地知道，勞倫斯對他本人和法國在中東的任何企圖都抱著極大的不信任，只要是法國人提出的，不管具體內容是什麼，勞倫斯一定會反對。的確，根據勞倫斯自己的記述，他在布雷蒙的亞喀巴計劃中當即聽到了先前的拉比格計劃中隱藏動機的迴音，即讓協約國在事實上控制阿拉伯起義，不讓它蔓延到敘利亞。

但布雷蒙肯定不知道的是，這天上午在薩沃伊飯店坐在他對面的這個人或許是對亞喀巴地區最為了解的少數幾個在世的歐洲人之一。勞倫斯不僅在1914年的尋漠探險中就穿越過這個地區，而且奉默裡將軍之命分析亞喀巴航空地圖並得出極其悲觀結論的那個軍官就是他。布雷蒙或許認為亞喀巴對阿拉伯人來說是個絕妙的死衚衕，但根據勞倫斯的判斷，任何被派遣到那裡的英法軍隊也不會有什麼出路。

勞倫斯努力向布雷蒙解釋這些情況的時候，這個法國人卻非常樂天。他還透露，他在開羅遊說完畢之後，還打算返回沃季赫，繼續敦促費薩爾採取行動。

上校這天上午來找勞倫斯的真正動機或許就在這裡。在拉比格事件中，這個小個子牛津暴發戶是布雷蒙的英國對手當中最雄辯的一位，而且對布雷蒙來說不幸的是，也是最有影響力的一位。現在這個法國人打算在開羅的英軍高層中點燃支援亞喀巴行動的火焰，他當然不希望勞倫斯在開羅澆滅他辛辛苦苦點起來的火。他透露自己很快要返回沃季赫再去找費薩爾，或許是希望勞倫斯會當即趕往阿拉伯半島，遠離真正決策的地點。

如果布雷蒙的目標真的是這個，那麼他收到了極好的效果。「我還沒有警告費薩爾，布雷蒙是個騙子，」勞倫斯記述道，「紐科姆在沃季赫，友善地希望能推動戰事……我想我最好儘快趕到那裡，提醒我們這邊，警惕亞喀巴計劃。」

與布雷蒙會談的幾個小時之後，勞倫斯就離開開羅，奔赴蘇伊士港，在那裡登上了第一艘開往沃季赫的航船。

這是一個很小但是很能說明問題的跡象，表明了戰爭造成的變化。1915年6月，威廉·耶魯第一次乘坐馬車登上橄欖山拜會傑馬勒帕夏時，拉車的馬匹走上陡峭的卵石路時相當輕鬆。現在是1917年2月，同樣的旅程卻遲緩到了令人痛苦的地步，忍飢挨餓兩年的馬匹佩戴著馬具，憔悴不堪，似乎隨時都會倒斃在地。「我們好像永遠走不到德國招待所了。」耶魯回憶道。但這位石油勘探家堅持了下去，因為他非見敘利亞總督一面不可。

到1917年冬季，耶魯感到自己在耶路撒冷受到了極大的壓力，部分原因是他的國籍。在過去的兩年半的戰爭中，幾乎所有參戰國在最初都勉強對美國保持尊敬的態度，因為美國調停議和的努力抵消了它令人討厭的中立姿態，但這種尊敬態度越來越消磨殆盡，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憎惡。英國人和法國人感到絕望，不知道美國政府究竟何時才能認識到，它自己的福祉要求它必須站在「民主國家」一邊，對抗「獨裁政權」。而同盟國方面對美國的外交政策越來越憤慨，因為儘管伍德羅·威爾遜侈談美國是中立的仲裁者，但實際上明顯傾向於協約國。讓各方都越來越惱火的是，美國打著保護「自由貿易」神聖信條的幌子，繼續同時向戰爭雙方提供資助和與其做買賣，在歐洲流血的同時大發橫財。

但到了1917年初，伍德羅·威爾遜已經成功連任，有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現狀很快就會被打破，美國即將加入協約國陣營。一旦發生這種事情，仍然居留在同盟國的美國人將會受到一些不愉快的待遇，或許前景最危險的就是威廉·耶魯。這位石油商人的貿易手段非常簡單粗暴——賄賂、威脅和敲詐，所以他在巴勒斯坦期間樹敵很多。他的商業競爭對手和吃過虧的地方官都會很高興看到這個長期以來一直受保護的美國「中立者」被劃歸「敵國僑民」拖到監禁營去。

儘管這年冬天危險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強烈的責任感卻讓耶魯沒有請求標準石油公司駐君士坦丁堡辦事處批准他離開耶路撒冷。他和頗受信任的保鏢穆斯塔法·哈爾普特里制定了應急計劃，打算一旦美國參戰就逃往英屬埃及，儘管他們都知道這種冒險的成功率幾乎是零。

2月1日，德國宣佈重新開展無限制潛艇戰，打擊為其歐洲敵人提供補給的所有商船，這一招不可避免地將把美國船隻當作目標，似乎是刻意要挑逗美國宣戰。這並沒有即刻成為現實，但在幾天之後，威爾遜採取了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的過渡措施，耶魯收到了他一直在心急火燎等待的電報：標準石油公司駐君士坦丁堡辦事處命令他離開巴勒斯坦，前往奧斯曼首都。他長舒了一口氣，迅速將辦公室的檔案和私人物品打包——一共是11件大小行李——為北上的漫長火車旅程做準備。

就在這時，耶魯發現自己被一個謎題困住了。和戰時敘利亞其他所有人一樣，他要離開耶路撒冷，必須有一份旅行許可檔案。但因為他是外國人，所以他的許可檔案需要傑馬勒帕夏本人的親自批准，而傑馬勒現在很少離開大馬士革。在痛苦煎熬的幾天之內，耶魯絞盡腦汁要想出解決這個難題的辦法，最後終於得到訊息，傑馬勒即將來耶路撒冷進行一次短期的考察。

就是為了這個事情，他才在2月的這個上午急匆匆地登上橄欖山。在德國招待所的主門廳等待機會拉住敘利亞總督的時候，威廉·耶魯感到自己標誌性的自信拋棄了自己。「美國處於和德國的戰爭邊緣，」他回憶道，「而我對傑馬勒帕夏來說百無一用。雪上加霜的是，我還曾經被指控為阿拉伯革命集團的成員。我肯定不能指望傑馬勒帕夏給我好臉色。」

或許另一個讓耶魯憂心忡忡的因素是，他在耶路撒冷期間代表他的僱主取得的成績實在太少。儘管標準石油公司從傑馬勒帕夏那裡得到了朱迪亞地區的面積廣闊的開採特許區，卻未能為土耳其軍事機器生產出一滴巴勒斯坦石油。

耶魯在招待所門廳等待的時候，傑馬勒終於從一個遙遠的門口露面了，周圍簇擁著一大群德國和土耳其高階軍官。他快速走過走廊，向耶魯奔來。但石油商人呆若木雞，在總督快步走過的時候甚至沒有試著去吸引他的注意力。耶魯被自己的怯懦震驚了，呆呆地盯著遠去的人群，直到有人喊他：「耶魯先生，你在這裡做什麼？」

耶魯轉過身，看到問話的人是扎基貝伊，耶路撒冷的前任軍事總督。扎基貝伊是個彬彬有禮、有很高文化素養的人，在戰爭初期曾經努力保護耶路撒冷的外國人團體不受君士坦丁堡政權的更為嚴酷的敕令以及城內德國情報機構的迫害。據說，他曾在政府搜查令發出之前向希臘正教會的牧首發出警告，讓他把教堂的貴重物品藏好。由於他的這些溫和行動，扎基貝伊最終被德國人解職，但他一直是傑馬勒帕夏親信圈子中地位很高的人物。考慮到當前的局勢，同樣重要的是，扎基貝伊還是威廉·耶魯所在的兩週聚會一次的橋牌俱樂部的一位高階成員。前任總督聽了美國人的困境之後，從一份政府檔案撕下最後一頁，在背面匆匆寫了一份旅行許可，然後跑過走廊去找傑馬勒。他很快帶著簽了字的旅行許可回來了。

「馬兒疲憊地走下橄欖山的時候，」耶魯寫道，「我愉快地哼起了小曲。在兩年的海外生活中，我看到戰爭的越來越多的苦難困擾著我身邊的人，現在我手裡終於拿到了能讓我踏上回家路的檔案。」

當然，他回家之後的命運如何，還是個問題。如果美國真的參戰，標準石油公司在中東的業務將會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關閉。這麼空閒下來之後，耶魯幾乎一定會被美國陸軍徵召。在考慮這一切的不確定性時，這位石油商人顯然決定，不管他欠了傑馬勒帕夏多少人情——因為傑馬勒准許他逃離巴勒斯坦，這些人情最好是限制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火車旅途非常漫長，時走時停，萬分痛苦，足足持續了近3周。途中，耶魯非常仔細地記錄了他從車窗觀察到的一切：德國和土耳其軍隊的調動、鐵路建築工程的狀態、軍營和彈藥倉儲的地點。取決於未來的具體情況，這些資訊或許會對某些人非常有價值，或許對威廉·耶魯自己非常有價值。

2月6日，勞倫斯抵達沃季赫，急匆匆地與費薩爾會談一番才發現，自己最大的恐懼是毫無必要的。這位阿拉伯領袖的確決心進攻亞喀巴，但同樣決心不讓法國人參與此事；一週以前費薩爾與布雷蒙上校的會談讓他對法國人的不信任愈發加深了。

同時，勞倫斯或許私下裡對布雷蒙提出亞喀巴問題還挺感激，因為這讓他認識到，關於這座城鎮的命運，不可避免會有一場大爭鬥。事實上，這場爭鬥已經打響了，法國上校的招數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現在，沃季赫是阿拉伯起義的前進基地，幾乎每天都有新的部落代表團來面見費薩爾，簽署參加革命事業的協議。其中大多數部落都來自東方和北方的沙漠和山區，也就是佔領沃季赫之後的革命前沿。這些新兵自然希望在自己的後院一顯身手。這就意味著沿著紅海海岸北上，進軍亞喀巴。同時，費薩爾的阿拉伯軍事顧問們——主要是被俘或者投誠的敘利亞軍官——也給了他很大壓力，敦促他將鬥爭向北推進，到他們的家鄉。要北上的最短也是最便捷的路途要穿過亞喀巴。

大聲吵鬧的還有目前在漢志的那些英國軍官，為首的就是軍事代表團的團長斯圖爾特·紐科姆。在英國一線軍官看來，佔領亞喀巴之後即可大大縮短到埃及的交通和補給線，而且能控制阿拉伯半島的整個北部海岸地區。甚至在開羅的吉爾伯特·克萊頓也在1月份的一份備忘錄中敦促將原定用於拉比格的那個旅派往亞喀巴。面對這些異口同聲的倡議，勞倫斯肯定能認識到，他以該城鎮的地理障礙為由的反對意見最終會被壓倒。如果庫特、加里波利以及西線戰場的十幾場戰役的例子能夠說明問題的話，亞喀巴登陸的不切實際恰恰是吸引英軍高層的一個誘惑。

阿拉伯人也很難接受勞倫斯的反對意見。和所有革命運動一樣，在幕後推動阿拉伯起義的是激情，而只有勇敢無畏才能促發這種激情，懇求小心謹慎和剋制是與其格格不入的。另外，如果不進攻亞喀巴，那麼阿拉伯人進入敘利亞的唯一可行路徑就是沿著漢志鐵路的內陸道路，只要麥地那的土耳其駐軍還在他們背後，這就是個險象環生的選擇。如果沿著漢志鐵路北上，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們不得不依賴通往海岸的漫長而艱險的補給線；阿拉伯人越向北推進，這條補給線就越長、越艱難，儘管這個考慮或許只是在理論的層面，而不是在實際的層面。按照目前阿拉伯人在內陸作戰的速度，或許這一代戰士永遠不能抵達大馬士革，他們的孫子輩才有希望。

因此，勞倫斯固然可以努力勸說費薩爾不要進軍亞喀巴，甚至可以解釋說，他認為愛德華·布雷蒙在亞喀巴為費薩爾設下了陷阱，但是勞倫斯的進諫只能暫時剎住費薩爾的勁頭。然而由於勞倫斯佔據著英國情報機構的一個獨特位置——他既知曉在開羅進行的最高階的戰略和政治籌劃的內容，也身處這些計劃執行的第一線——所以他察覺到了其他一些東西。

在1917年，歐洲列強仍然固守著帝國主義思維，即某個國家對某地區的權利主張與奪取該地區時花費的生命和財富有著直接聯絡，而這種合法性由在該地區插旗宣示主權而確立。這就是為什麼法國人雖然沒有多少兵力能用於中東戰場，卻在1915年破壞了英國人在亞歷山大勒塔灣登陸的計劃，現在又對默裡即將展開的巴勒斯坦攻勢感到不安，而且希望將在該地區的每一名法國士兵都投入攻打亞喀巴的戰鬥。他們相信，只有他們親身處於現場，才能保證他們的帝國主義主張得到尊重。

倒不是隻有法國人這麼想，英國人也受到了這種思想的感染。在討論進攻亞喀巴的時候，絕大多數人（包括費薩爾）設想的都基本上是沃季赫行動的重演：阿拉伯部隊搭乘英國船隻實施兩棲登陸，在英國海軍艦炮大力支援下攻擊土耳其駐軍，奪取城鎮後再輸入英國的給養和物資。但是，與沃季赫不同的是，亞喀巴對英國人來說有著極其重大的戰略意義，而且離伊斯蘭「聖地」區域很遠（英國人在麥加周邊躡手躡腳）。在花費了英國人的鮮血和財富來佔領亞喀巴之後，英國軍方籌劃者受到了不可抵禦的誘惑：將亞喀巴佔為己有，同時將阿拉伯人貶低到一個從屬的次要角色上去。到那時，英國人就扼住了阿拉伯人的咽喉。協約國的兩個主要盟友——英法就將在中東擁有一支相當強大的部隊。如果要在法國人和阿拉伯人的意願之間做出選擇，開羅——或者倫敦——的英國領導人是不會有任何猶豫的。最有可能發生的結局是，阿拉伯人被困在亞喀巴；英法要麼是公開地，要麼是策略地阻止阿拉伯人繼續北上。

於是，簡單地說，對費薩爾而言，愛德華·布雷蒙還只是個小麻煩。拉比格的小插曲已經證明，勞倫斯可以靈巧地耍弄布雷蒙，因為他可以在英法利益相牴觸的時候打出反法牌，但是當英法利益一致的時候，遊戲就迥然不同了。費薩爾深知法國人的奸詐陰險，但他對英國人的奸詐陰險瞭解多少？

為什麼單單勞倫斯能夠看到這一切，其他人卻不能？他為什麼對自己的政府的忠誠信用表示懷疑？答案很簡單：《賽克斯—皮科協定》。只要這份協定還在，英國人就註定會背叛阿拉伯人的事業，而尊重法國盟友的利益；英國人在麥克馬洪—侯賽因通訊中許下的諾言註定會被拋棄。事實上，由於這項協定的存在，英國政府自己就有很強的動機去將阿拉伯人困在亞喀巴；通過阻止阿拉伯人積極參與解放敘利亞和其他阿拉伯地區的行動，英國人就可以良心比較安穩地背信食言。但是，要將這一切都解釋給費薩爾——敦促他遠離亞喀巴的陷阱，改選內陸道路前往敘利亞；不要信任法國人，但也不能信任英國人——勞倫斯只有一個潛在工具可用：仍然是《賽克斯—皮科協定》。

在1917年的英國軍隊，正如史上任何時期的任何戰時軍隊一樣，將秘密協定洩露給第三方的行為是嚴重的叛國，犯下這樁罪行的人如果不被槍決的話，也肯定會坐穿牢底。但就在2月初的一天，在沃季赫，勞倫斯把費薩爾拉到一邊，向他告知了《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存在及其主要的重點。

勞倫斯顯然清楚地知道自己這個行為的嚴重性，因為他隨後花了很大努力去毀滅證據。在他自己的著作，以及多位傳記作者詢問他的時候，他總是語焉不詳，不肯說清楚自己是在何時得知《賽克斯—皮科協定》，以及自己對其具體細節知曉多少，並暗示說自己當時不可能告訴費薩爾很多東西。事實上，《賽克斯—皮科協定》並不複雜，只有3頁紙。到1916年1月，協定文本在開羅的情報機構中傳播開，至少這時勞倫斯應該已經對它非常熟悉了。

類似地，在《智慧的七柱》中，他故意竄改了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說他在開羅會見布雷蒙之後匆匆返回沃季赫是為了向費薩爾警告法國人的計劃——「布雷蒙最後陰險地說，無論如何，他要去沃季赫把亞喀巴計劃告訴費薩爾。」勞倫斯卻故意沒說，布雷蒙在4天前就已經把計劃告訴費薩爾了。據推測，勞倫斯這麼做的目的是，假如他在這個關口向費薩爾洩露《賽克斯—皮科協定》的事情在將來東窗事發，他就可以辯解說，他這麼做是為了破壞奸詐的法國人的努力。在戰後英國的讀者和官員們看來，這種反法情緒是遠遠更讓人愉快的解釋，他的行為也就不算是叛國，而是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是值得敬仰的行為。

這種說法是勞倫斯的傳記作者們——至少那些推崇他的人——非常願意接受的。但如果這麼做，他們就忽略了勞倫斯一生最重要也最有趣的謎題之一。他在阿拉伯半島待了還不到4個月，怎麼會如此認同阿拉伯事業，甚至願意背叛自己祖國的秘密來輔佐這項事業，事實上是將自己忠誠的物件從祖國轉移到了一個他幾乎還不熟悉的民族？

部分原因肯定是植根於一種特別的英國人的榮譽感。在1917年，英國統治階級或許比歐洲其他參戰國在更大程度上仍然堅守君子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觀念。在少數知道自己政府在中東的秘密政策——英國政府鼓勵阿拉伯人為了一紙空文的諾言去賣命，而這個諾言註定不會兌現——的英國外交官和軍人當中，很多人認為這項政策是極其可恥的，冒犯了英國的尊嚴。勞倫斯身處阿拉伯人拋頭顱灑熱血的第一線，所以很可能感觸更深，但對可恥政策感到義憤填膺的遠遠不止他一個人。

另一個原因或許是源於他童年時代幻想的復甦。勞倫斯寫道：「我在牛津市立學校的時候曾夢想，在我有生之年，儘快建成時代不可阻擋地帶給我們的那個新亞洲。」在阿拉伯半島，他終於得到了一個機會，成為自己幼時閱讀的書籍中的遊俠騎士，去解放一個被奴役、被壓迫的民族。於是他有了一種極其強烈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遠遠超越任何目光短淺的民族主義，或者對一個日益顯得無用和落伍的帝國的忠誠。

不管勞倫斯的動機究竟如何——他當時或許自己都沒有完全理解這些動機——他向費薩爾吐露秘密造成的影響是即刻發生、充滿戲劇性的。阿拉伯領袖現在理解了，英國人儘管許下了諾言，但不會爽快地將敘利亞交給他；如果阿拉伯人想要敘利亞，就必須自己為之戰鬥。在勞倫斯返回沃季赫的幾天之後，其他英國軍官大惑不解地注意到，費薩爾突然間對亞喀巴行動的想法冷淡了；他的主要目標變成了將他的起義擴充套件到更北方，進入敘利亞腹地。

2月18日，愛德華·布雷蒙再次造訪沃季赫時，聽到的就是這樣的訊息。在勞倫斯列席的會議上，費薩爾告訴法國上校，他現在堅決反對在亞喀巴登陸，而決定加強在內陸的作戰。他又一次拒絕了布雷蒙提供法國顧問的建議，解釋說他不需要顧問；還為自己越來越擴大的軍事計劃給出了一個淘氣的解釋。他表示，如果他能有法國大炮來「還擊法國人向土耳其人提供的那些大炮」，他很樂意集中力量攻打麥地那。勞倫斯快活地記述道，布雷蒙遭到側翼包抄，別無選擇，只得「以良好秩序撤出戰鬥」。

在隨後幾周內，駐紮在沃季赫的英國軍官們不斷努力遏制費薩爾突然間變得雄心勃勃的計劃，敦促他集中注意力處理眼前的事務，但徒勞無功。其中一名軍官——皮爾斯·喬伊斯少校在4月1日寫道：「我仍然認為，謝里夫·費薩爾的全部注意力指向北方……我努力讓費薩爾專注於地區性事務和軍事行動，但他不知從何處有了非常遠大的設想。」

費薩爾的這些雄心壯志究竟從何而來，英國高階軍官們困惑不解。他們當然想不到勞倫斯上尉。西里爾·威爾遜在吉達的副手在3月初發給開羅的一份報告中對勞倫斯大為讚頌，說他是「無價之寶」。

對傑馬勒帕夏來說，可供選擇的決策越來越少。自年初以來，各種跡象越來越明顯，英國人很快就要發動期待已久的針對巴勒斯坦南部的攻勢。到2月份，土耳其軍隊不斷後撤，一直撤到了加沙城外，英軍依然步步緊逼；德國偵察機發現了海洋一般的帳篷營地和補給站沿著英國人建造的新鐵路一線鋪開。這條鐵路通往40英里外的阿里什。雖然對英軍兵力的估計說法不一，但有一點很明確，就是它遠遠超過受命抵擋它的約2萬名土耳其守軍。

傑馬勒沒有任何辦法來縮小兵力差距，因為在整個帝國境內，奧斯曼軍隊都被拖到了崩潰的臨界點：在歐洲的兩條戰線上苦戰，在安納托利亞東部準備迎戰俄軍，同時在美索不達米亞又在第二支英印軍隊的進逼下節節敗退。即便能從其他戰線抽調部隊到巴勒斯坦——事實是辦不到——也不可能及時趕到巴勒斯坦前線，抵擋英軍的進攻。別無選擇的傑馬勒不情願地將目光投向駐守阿拉伯城市麥地那的1萬名土耳其士兵。

放棄麥地那是個極其痛苦的想法，所以總督才將它一直推遲到了最後關頭。麥地那不僅是漢志鐵路的最南端，而且土耳其軍隊一直牢牢控制著這座城市，組織凌亂、缺乏火炮的阿拉伯起義軍只能在市郊零星地搞一點狙擊，而無法對城市真正構成威脅。所以，麥地那是阻止埃米爾侯賽因將其起義擴充套件到北方的一座堡壘。放棄麥地那——伊斯蘭的第二大聖城，還將給起義軍及其英國主子拱手奉上一份巨大的心理勝利，即整個伊斯蘭世界眼中的宗教主導地位。

另外，駐守麥地那的土耳其軍隊是奧斯曼帝國的精銳部隊，而且指揮它的還是帝國最優秀的將領之一——法赫裡帕夏。如果這支軍隊到了巴勒斯坦前線，就可能扭轉戰局。於是，在恩維爾帕夏和德國駐君士坦丁堡總司令部的敦促下，傑馬勒在2月末釋出命令，放棄麥地那，其駐軍開始了沿著漢志鐵路北上、前往敘利亞的漫長旅途，並被匆匆趕入加沙的戰壕。

這道命令當即引發了一個叫作伊本·阿里·海德爾的人的激烈反應。在前一年夏季侯賽因發動起義之後，君士坦丁堡挑選了海德爾作為麥加新的「合法」的穆夫提，並將他派往南方，擔任最高宗教權威。當然海德爾最南只能走到麥地那，就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對立教廷」，和麥加的侯賽因政權分庭抗禮。儘管絕大多數漢志阿拉伯人都不支援海德爾，但他自稱是伊斯蘭最神聖的聖地的真正守護者，這就足以讓國際穆斯林團體考慮再三，這削弱了侯賽因的號召力。如果放棄麥地那，這樣的效果就沒有了。「這訊息讓我毛骨悚然，」海德爾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匆忙向傑馬勒發去了一份措辭強硬的電報，告訴他，放棄聖墓的想法是極其可恥的，如果有必要的話，要保衛聖墓到最後一兵一卒。」

穆夫提顯然對傑馬勒瞭如指掌，因為傑馬勒在釋出撤出麥地那的命令的僅僅幾天之後就突然間收回了這道命令。土耳其軍隊將繼續駐守麥地那，而在巴勒斯坦處於兵力劣勢的部隊只能自己想辦法去抵抗英軍的進攻。

但是土耳其人關於麥地那未來的很快得到決斷的短暫辯論卻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這是歷史的一個奇怪的小褶皺。這是因為，英國軍方的密碼專家截獲並破譯了傑馬勒帕夏命令麥地那守軍撤退的電報，但沒有截獲後來撤銷命令的電報。於是，在隨後幾個月內，阿拉伯起義軍及其英國顧問將努力去應對一個並不會發生的事件。就是在這些情況下，勞倫斯終於對阿拉伯起義及究竟如何作戰有了一番偉大的頓悟。

3月8日上午，勞倫斯按照指示在沃季赫碼頭等待，這時一艘埃及巡邏船「努爾·巴爾」號駛入了港口。他從這艘船上的一名英國陸軍信使手中領取了兩份非常不同尋常的檔案。

第一份檔案是傑馬勒帕夏命令放棄麥地那的電文抄本。傑馬勒的指示是，麥地那的土耳其駐軍應當儘快攜帶所有火炮和其他作戰物資沿著漢志鐵路北上，在麥地那以北500英里處的敘利亞城市馬安建立一條新防線，然後從那裡儘可能抽調部隊增援巴勒斯坦南部加沙的防禦陣地。

第二份檔案是吉爾伯特·克萊頓從開羅發出的指令。默裡將軍的巴勒斯坦攻勢幾周之後就要開始，所以必須阻止加沙的土耳其守軍得到任何增援，也就是說，必須盡一切努力阻止麥地那守軍北上。阿拉伯起義軍應當在英國顧問的技術支援下，大規模擴充套件對漢志鐵路的襲擊，儘可能對其加以破壞，若有必要，還應對撤退中的土耳其部隊實施攔截。克萊頓按照他一貫的謹慎，指示不要將擴大戰事的原因告訴費薩爾或其他阿拉伯指揮官。

這道命令讓勞倫斯陷入了一個新的窘境。一方面，集中攻擊鐵路很符合他自己的想法，即敦促費薩爾集中力量於內陸作戰，而避開具有誘惑力的亞喀巴陷阱。但另一方面，阿拉伯起義從一開始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佔領麥地那，而對起義軍來說，奧斯曼軍隊的撤退幾乎像奧斯曼人投降一樣，是個巨大的心理勝利。現在阿拉伯人卻被要求不僅要放棄自己為之奮鬥很長時間的戰利品，還要去作戰以阻止奧斯曼軍隊撤退。

這當然就是克萊頓要求保守秘密的動機，但它提出了至少兩個麻煩的道德問題。如果英國人說服阿拉伯人佔據麥地那和馬安之間的一段鐵路作為阻滯力量，卻不告訴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那麼他們自然就不會知道，自己恰好處在轉移中的麥地那守軍的必經之路上。輕裝的阿拉伯部落戰士在開闊的沙漠中對抗土耳其裝備最精良的部隊之一的後果不堪設想。同時，英國人要求阿拉伯人在漢志戰鬥——他們不可避免地會遭受傷亡——完全是為了減輕加沙的英軍的壓力，減少其傷亡。當然這是軍事盟友的義務所在，但勞倫斯認為，英國人有責任將原因告訴他們的阿拉伯盟友。

勞倫斯在幾周前洩露《賽克斯—皮科協定》就已經是犯下了叛國罪，所以現在要違反克萊頓的命令就沒有什麼顧忌了。「雖然有克萊頓將軍的命令，」他在當晚寫信給西里爾·威爾遜，「我還是把局勢的一些情況告訴了費薩爾。我義不容辭，別無選擇。」他後來在《智慧的七柱》中記述道，費薩爾聽到這個訊息後「像以往一樣，憑著榮譽感接受了這個任務，並當即表示會竭盡全力」。

目前最直接的任務是將新命令傳達給阿卜杜拉——他正率軍雲集在瓦迪阿伊斯的漢志鐵路附近，決定戰局的將是他的部隊——但考慮到侯賽因次子的一貫懶散，勞倫斯堅信，必須由一名英國軍官親自去傳達這條事關重大的訊息，並監督任務的執行。斯圖爾特·紐科姆和其他幾名熟悉漢志內陸的英國軍官要麼是在外執行偵察任務，要麼是在搞爆破，所以只剩下他自己。在當晚給西里爾·威爾遜的同一封匆匆寫就的信中，勞倫斯解釋說，由於時間倉促，他的計劃是非常臨時變通的：

我認為，土耳其軍隊撤退方案的弱點在於運輸飲水和糧草的火車。如果我們能嚴重破壞鐵路，讓他們無法修復，或者摧毀他們的火車頭，那麼他們的部隊就會停滯不前……要是能阻滯他們10天就好了。恐怕形勢非常危險，一觸即發。如果能找得到瞬發引信，我會攜帶一些加蘭德地雷。如果時間夠的話，我會把地雷佈設在儘可能接近麥地那的地方：部分是由於這個原因，我打算自己去。

3月10日夜間，在夜色掩護下，勞倫斯在僅僅14名戰士保護下出發，踏上了前往阿卜杜拉營地的長達5天的艱難旅程。

這段旅程從一開始就舉步維艱。勞倫斯已經患上了嚴重的痢疾，到次日中午背上又長了癤子。一行人在阿拉伯半島西部較為荒涼的地區艱難行進時，他只能勉強待在駱駝鞍子上。到3月12日，他的身體狀況進一步惡化，有兩次因為痢疾發作而暈倒，「爬坡比較困難的部分消耗了我太多體力」。

勞倫斯忍受著病痛的折磨，顯然沒有注意到他的小小隊伍中越來越激化的摩擦，因為這些人來自先前互相敵對的不同部落。旅途開始時還只是善意的打趣，後來卻漸漸演化成互相辱罵和隱晦的威脅，緊張情緒一觸即發。當晚，衝突爆發了。

隊伍在一座叫作瓦迪季坦的山間紮營過夜，精疲力竭的勞倫斯當即在岩石之間躺倒休息。峽谷間的一聲槍響打斷了他的睡眠。勞倫斯被一名衛兵叫醒，被帶去現場。隊伍的一名成員，一個叫薩利姆的來自阿格伊爾部落的男子，倒斃在地，太陽穴被子彈擊穿。子彈入口處周圍的皮膚被燒焦了，這說明兇手是在近處開槍的，也就是說，兇手就是隊伍的另一名成員。一個叫哈米德的摩洛哥人很快引起了懷疑。在下午舉行的臨時法庭上，哈米德供認了自己的罪行，薩利姆的阿格伊爾部落兄弟們要求血債血還。

在之前的幾個月裡，勞倫斯曾著迷而仰慕地觀察費薩爾調解部落間的十幾起宿怨，各種爭端包括徵糧權利，以及延續幾十年甚至數百年的族間血仇。在整個戰爭期間，費薩爾將一直扮演調解人的角色。「會在爭吵雙方之間清點收益和損失的情況，」勞倫斯後來回憶道，「費薩爾從中斡旋和調解，經常會自掏腰包補足差價，或者用自己的金錢促進雙方儘快和解。在兩年時間裡，費薩爾每天都要這樣辛勤工作，將組成阿拉伯社會的無數小碎片拼接起來，按照自然秩序組合成形，他經過的地區的所有血仇都被處理妥當，沒有留下任何一起。」

這種調解體制能夠奏效，是因為各方都信任調解人的公正公平，但這種體制也有殘酷的一面：必要的時候，調解人必須親自主持公道。

在瓦迪季坦，勞倫斯慢慢意識到了，他面前的恐怖景象意味著什麼。如果阿格伊爾部落的人堅持要處死哈米德，就非這麼做不可；這就是沙漠的法律。如果讓薩利姆在阿格伊爾部落的親屬來處決哈米德，雖然能保證前往阿卜杜拉營地旅途中的短期和平，但是一旦訊息傳到更大範圍的起義軍中，必然會在阿格伊爾部落（一個非常重要、人口眾多的部落）和參加起義的許多摩洛哥人之間引發血仇。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讓一個不偏不倚的第三方人士來執行哈米德的死刑，而這個夜晚在瓦迪季坦，只有一個人是「無親無故的外邦人」。勞倫斯在《智慧的七柱》中寫道：「我讓哈米德走進山嘴的一條狹窄隘谷，那裡非常潮溼，長滿野草。前不久下的雨在峭壁上留下的水一滴一滴地敲打著隘谷的黃沙地面……我站在隘谷入口處，給了他幾分鐘時間，他坐在地上哭個不停。然後我讓他站起來，一槍打穿了他的胸膛。」

但第一發子彈沒能將他擊斃。哈米德尖叫著、揮舞著手腳倒在地上，鮮血噴湧出來，弄溼了他的衣服。勞倫斯又開了一槍，但是手抖得厲害，只打中了哈米德的手腕。「他繼續呼喊，聲音沒有那麼大了，躺在地上，兩腳朝著我。我俯身向前，開了最後一槍，打中了他頜下的脖子。他的屍體微微顫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