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中，語言往往就是一種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東戰場便是如此。例如，協約國既使用「奧斯曼帝國」，也使用「土耳其」這個詞。但隨著戰事的發展，協約國越來越偏好「土耳其」這個說法，這無疑是在力圖讓世人相信，奧斯曼帝國境內的非土耳其民族是需要解放的被奴役者。另外一個類似的例子是，在戰前和戰爭初期，協約國的檔案中常常將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稱為奧斯曼敘利亞地區下轄的省份，但英國和法國開始謀劃在戰後攫取這些地區的時候，就漸漸不用這種說法了。一個更為微妙的例子是，所有西方國家，包括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主要戰爭盟友——德國，都一直使用「君士坦丁堡」這個名稱（「君士坦丁堡」是這座城市屬於基督教拜占庭帝國時期的名字，拜占庭於1453年被信仰伊斯蘭教的奧斯曼人消滅），儘管本地人將這座城市稱為「伊斯坦布林」。

很多研究中東的歷史學家正確地指出，使用西方人偏愛的標籤——「土耳其」而不是「奧斯曼帝國」，「君士坦丁堡」而不是「伊斯坦布林」——表明了一種歐洲中心論的視角，這種視角的最惡劣形式被用來為歐洲的（帝國主義的）歷史觀造勢。

這給專門研究西方在該戰區的角色的歷史學家們（包括我本人）製造了一個難題，因為他們的大部分研究當然都是基於西方的文獻資料。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必須在清楚明晰和政治敏感二者之間擇一；我感到，如果我一直使用「伊斯坦布林」這種說法，而幾乎所有參考文獻都說「君士坦丁堡」的話，就會給很多讀者造成困惑，因此我選擇了「君士坦丁堡」。

我做出這個決定的另一個理由是，這些語言上的差別在當時並不像一些當代中東歷史學家認定的那樣涇渭分明。甚至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戰時的領導層也常常使用「君士坦丁堡」這個說法，對「奧斯曼」和「土耳其」這兩種說法也會混用（見第一章，傑馬勒帕夏的碑銘）。如果在這個問題上糾結過久，只會造成更復雜的問題。正如奧斯曼歷史學家穆斯塔法·阿克薩卡爾在《奧斯曼帝國的戰爭之路》中承認的那樣，「在1914年，要說什麼‘奧斯曼政府’或‘奧斯曼內閣’，是與時代格格不入的，因為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明確地批駁了‘奧斯曼主義’，打定主意要建設一個為土耳其人所有、為土耳其人服務的政府……」

總而言之，我和本書的主要人物一樣，傾向於多多少少地將「奧斯曼帝國」和「土耳其」混用，主要是考慮在具體的語境中哪個詞更合適；而為了清楚明晰起見，我只用「君士坦丁堡」。

另一個和語言有關的問題是，阿拉伯語名字的音譯方法五花八門。為了保持前後一致，我採納的是參考文獻中最常見的拼寫方式，並在所有引文中對其進行標準化。在大多數情況下，我採納的音譯是根據埃及阿拉伯方言的發音。例如，穆罕默德·法魯基的姓氏「法魯基」在當時的不同檔案中有諸如faruqi、farogi、farookee、faroukhi等不同拼法，我則始終使用faroki。最顯著的例子是，t.e.勞倫斯的主要阿拉伯盟友費薩爾·伊本·侯賽因被勞倫斯稱為feisal，但其他絕大多數人，包括歷史學家，都把他的名字拼寫為faisal。為了避免混亂，我全部使用faisal這個拼法。

另外，英語的標點使用方法在過去的這個世紀裡發生了很大變化，而勞倫斯在寫作時使用的標點尤其獨樹一幟，有人也許會說是違背常理。有的引文中的標點可能會讓現代讀者感到困惑，於是我全部改用現代標點。我只改了標點，引文中除了使用方括號或省略號的地方之外，對原文沒有任何增刪。

最後，在勞倫斯在世時，一共出版了兩個版本的《智慧的七柱》。第一版是1922年的手印版，只有八冊，被稱為「牛津版」；第二版是個修訂版，1926年出版，約兩百冊。今天最容易讀到的就是第二版。勞倫斯本人明確指出，牛津版只是個草稿，所以我的引文幾乎全部出自1926年版。在少數引用牛津版的引文中，尾註裡特別標示了「牛津版」。

嚴格來講，阿拉伯人並沒有姓。阿拉伯人的名字一般分成若干節，順序一般是本人名、父名、祖父名，隨後是家族、部落、出生地、職業等。作者說穆罕默德·法魯基這個名字裡「法魯基」是姓，或許是受到西方人將姓放在名字後面的影響（本書所有腳註皆為譯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