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發生在一九六九年二月，地點是波士頓北面的劍橋。當時我沒有立即寫出來，因為我第一個想法是要把它忘卻，免得說蠢話。如今到了一九七二年，我想如果寫出來，別人會把它看作故事，時間一久，我自己或許也會當成是故事。

事情進行時，我覺得不合情理，在此後的失眠的夜晚，越想越不對頭。但這並不是說別人聽了也會震驚。

那是上午十點鐘光景。我坐在查爾斯河邊的一條長椅上。右面五百米左右有一座不知什麼名稱的高層建築。灰色的河水夾帶著長長的冰凌。河流不可避免地使我想到時間的流逝，兩千多年前的赫拉克利特的形象。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好，我認為學生們對我下午的講課很感興趣。附近一個人都沒有。

我突然覺得當時的情景以前早已有過（心理學家們認為這種印象是疲勞狀態）。我的長椅的另一頭坐著另一個人。我寧願獨自待著，但不想馬上站起來走開，以免使人難堪。另一個人自得其樂地吹起了口哨。那天上午的許多揪心事就從那一刻開始了。他吹的，或者試圖吹的口哨（我一向不喜歡充內行），是埃利亞斯·雷古萊斯的《廢墟》的當地配樂。樂曲的調子把我帶到一個已經消失的院落，想起了多年前去世的阿爾瓦羅·拉菲努爾。接著他念起詞句來。那是開頭一節十行詩的詞句。聲音不是拉菲努爾的，但是學拉菲努爾。我驚駭地辨出了相似之處。

我湊過去對他說：

「先生，您是烏拉圭人還是阿根廷人？」

「阿根廷人，不過從一九一四年起我一直住在日內瓦，」他回答道。

靜默了好久。我又問他：

「住在馬拉紐街十七號，俄國教堂對面？」

他回說不錯。

「那麼說，」我蠻有把握地說，「您就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我也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我們目前是一九六九年，在劍橋市。」

「不對，」他用我的聲音回答，聲音顯得有些遙遠。

過了片刻，他堅持說：

「我現在在日內瓦，坐在羅納河邊的一條長椅上。奇怪的是我們兩個相像，不過您年紀比我大得多，頭髮也灰白了。」

我回說：

「我可以向你證明我不是瞎說。我可以告訴你陌生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那幢房子裡有一個銀製的馬黛茶罐，底部是盤蛇裝飾，是我們的曾祖父從秘魯帶回來的。鞍架上還掛著一個銀臉盆。你房間裡的櫃子擺了兩排書。萊恩版三卷本的《一千零一夜》，鋼版插圖，章與章之間有小號字的註釋，基切拉特的拉丁文字典，塔西佗《日耳曼地方誌》的拉丁文原版和戈登的英文版，加尼埃爾出版社出的《堂吉訶德》，裡韋拉·英達爾特的《血欄板》，扉頁上有作者題詞，卡萊爾的《成衣匠的改制》，一本《艾米爾傳》，還有一冊藏在別的書後面的平裝本的有關巴爾幹民族性風俗的書。我還記得杜博格廣場房屋一層樓的傍晚的情景。」

「不是杜博格，是杜福爾，」他糾正說。

「好吧，杜福爾。這些證明還不夠嗎？」

「不夠，」他回道，「這些證明不說明任何問題。如果我在做夢的話，您當然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您長長的清單根本沒有用。」

他反駁得有道理。我說：

「如果今天早晨和我們的邂逅都是夢境，我們兩人中間的每一個都得認為做夢的是他自己。也許我們已經清醒，也許我們還在做夢。與此同時，我們的責任顯然是接受夢境，正如我們已經接受了這個宇宙，承認我們生在這個世界上，能用眼睛看東西，能呼吸一樣。」

「假如我們繼續做夢呢？」他急切地問道。

為了讓他和讓我自己安心，我裝出絕不存在的鎮靜。我對他說：

「我的夢已經持續了七十年。說到頭，甦醒時每人都會發現自我。我們現在的情況正是這樣，只不過我們是兩個人罷了。你想不想稍稍瞭解一下我的過去，也就是等待著你的未來？」

他不做聲，但是點頭同意了。我有點顛三倒四地接著說：

「母親身體硬朗，還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查爾加斯街和馬伊普街的老家，不過父親三十多年前就去世了。死於心臟病。先前中風後半身不遂；左手擱在右手上面，像是孩子軟弱無力的手放在巨人的手上。他最後活得不耐煩了，但是從不抱怨。祖母也死在那幢房子裡。臨終前幾天，她把我們都叫到床前，對我們說：‘我是個很老的老太婆，大半截已經入土了。這種事太平常了，你們誰都不必大驚小怪。’諾拉，你的妹妹，結了婚，有兩個孩子。順便問一句，家裡人怎麼樣？」

「挺好。父親還老是取笑宗教信仰。昨晚還說耶穌和高喬人一樣，不願意受牽連，因此總是用寓言傳教。」

他遲疑了片刻，問我說：

「您呢？」

「我不知道你寫了多少本書，只知道數目太多。你寫的詩只討你自己喜歡，寫的短篇小說又太離奇。你還像父親和我們家族許多別的成員那樣講課。」

使我高興的是他隻字不問我出版的書的成敗。我換了口氣，接著說：

「至於歷史……又有一次大戰，交戰各方几乎還是那幾個國家。法國很快就投降了，英國和美國對一個名叫希特勒的德國獨裁者發起一場戰役，是滑鐵盧戰役的重演。一九四六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又出了一個羅薩斯，和我們那位親戚很相像。一九五五年，科爾多瓦省挽救了我們，正如恩特雷里奧斯以前挽救過我們一樣。現在情況不妙。俄國正在霸佔全球；美國迷信民主，下不了當帝國的決心。我們的國家變得越來越土氣。既土裡土氣，又自以為了不起，彷彿沒有睜開眼睛看看外面。如果學校裡不開拉丁文課程，改教瓜拉尼土語，我也不會感到驚奇。」

我發現他根本不注意聽我講話。對於不可能而又千真萬確的事情的恐懼把他嚇住了。我沒有子女，對這可憐的小夥子感到一種眷戀之情，覺得他比我親生的兒子還親切。我見他手裡捏著一本書。我問他是什麼書。

「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邪惡的人》，或者我想是《群魔》吧，」他不無賣弄地回答。

「我印象模糊了。那本書怎麼樣？」

我話一齣口馬上覺得問得有些唐突。

「這位俄羅斯大師，」他提出自己的見解說，「比誰都瞭解斯拉夫民族靈魂的迷宮。」

這一修辭學的企圖使我覺得他情緒已經平靜。

我問他還瀏覽過那位大師的什麼作品。

他說了兩三個書名，包括《雙重人格》。

我問他閱讀時是否像看約瑟夫·康拉德的作品那樣能清晰地區別書中人物，還問他有沒有通讀全集的打算。

「說實話，沒有，」他略感詫異地回答。

我問他在寫什麼，他說他正在寫一本詩，書名打算用《紅色的頌歌》。他還想到《紅色的旋律》。

「為什麼不可以？」我對他說。「你可以援引著名的先例。魯文·達里奧的藍色詩集和魏爾蘭灰色的《感傷集》。」

他不予理睬，自顧自解釋說他的詩集要歌頌全人類的博愛。當代的詩人不能不面對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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