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零年代以來，海峽兩岸的文學相繼綻放新意，而其互動頻仍。其中尤以小說的變化，最為多彩多姿。或由於毛文毛語的衰竭，或由於解嚴精神的亢楊，新一代的作者反思家國曆史的變化，觀察慾望意識的流變，深刻動人處，較前輩之有過之而無不及。回顧前此現代小說的創作環境，我們還真找不出一個時期，能容許如此眾聲喧譁的場面，政治依然是多數小說家念之寫之的物件。但「感時憂國」以外，性別、情色、族群、生態等議題，無不引發種種筆下鋒芒。更不提文字、形式試驗本身所隱含的頡頑翫忽姿態。宋澤萊、張承志從小說見證意識形態的真理，王文興、李永平則由文字找到美學極致的依歸。共產烏托邦裡興出了莫言、賈平凹的《酒國》與《廢都》，而白先勇、朱天文的孽子荒人正要建立同志烏托邦。蘇童《妻妾成群》、李昂《暗夜》、《殺夫》。尤有甚者，平路的國父會戀愛，張大春的總統淨撒謊。歷史散流，主義量產。彼岸要說這是「新時期」的亂象，我們不妨稱之為「世紀末的華麗」。
二十世紀雖自名為「現代」，但在建構文學史觀時，貴古薄今的氣息何嘗稍歇？魯迅曾被神化為絕世宗師，彷彿新文學自他首開其端後，走的就是下坡路。而寫實主義萬應萬靈，從當年的為人生為革命，到今天的為土地為建國，正是一脈相承。所幸作家的想像力遠超過評者史家。他（她）們不但勇於創新，而且還教我們「溫新」而「知故」。阿城、韓少功的「尋根」小說，使沈從文的風采重見天日；林耀德、張啟疆的臺北都會描寫，竟似向半世紀前的海派作家致敬。而張愛玲傳奇的歷久彌新，不正來自張迷作家的活學活用？文學史的所謂傳承，其實是由無數斷層所組合。當代小說家的成就未必得呼應任何前之來者。但也正因此，他（她）們所形成的錯綜關係更凸顯新文學的傳統，原來就應當如此曲折多姿。然而反諷的是，小說家如今文路廣開的局面，也可能是一種反高潮。從魯迅到戴厚英，從吳濁流到陳映真，小說家曾與國族的文化想像息息相關。他（她）們作品的流佈或查抄，無不成為社會象徵活動的焦點。影響所及，甚至金庸或瓊瑤的禁刊或風行，也可作如是觀。但曾幾何時，小說家發現他（她）們能所言所欲言，他（她）們在家國「大敘述」的地位反而每下愈況。經過半世紀的磨練，現代中國小說的可讀性與日俱增，昔日的讀者卻不可復求。二十世紀末影音文化的風靡騷動，不過是問題的一端而已。
一種文類的興盛與消亡，在過往的文學史裡所在多有。中國「現代」小說，果不其然要隨著二十世紀成為過去？有能耐的作家，早已伺機多角經營。他（她）們或為未來的作品累積經驗。或藉已有的文名隨波逐流，是非功過，都還言之過早。與此同時，就有一批作者寧願獨處一隅，以千言萬語博取有數讀者的贊彈。寫作或正如朱天文所謂，已成一種「奢靡的實踐」。彼岸的王安憶更以一本《紀實與虛構》，道盡小說家無中生有、又由有而無的寓言。從自我創造、到自我抹銷，滿紙是辛酸淚，還是荒唐言？兩百五十多年前曹雪芹孤獨的身影，依稀重到跟前。而我們記得，《紅樓夢》寫了原是為一二知音看的。
這大約是當代中文小說最大的弔詭了。小說世紀的繁華看似終於降臨，卻要忽焉散盡。以時間的觀念而言，當代意味浮光掠影的剎那，但放大眼光，文學歷史正是無數當代光影的投射。《當代小說家》系列的推出，即是基於這樣的自覺。以往全集、大系的編輯講究回顧總結、成其大統。這套系列既名為當代，註定首尾開放，而且與時俱變。所介紹的作家都是以其精煉風格或試驗精神，在近年廣被看好。世紀之交，夾處新舊，這群當代小說家也許只能捕捉一時光芒—他（她）們甚至可能是群末代小說家。但只要說故事仍是我們文化中重要的象徵表義活動，二十一世紀的中文小說風景，應由他（她）們首開其端。
在編輯體例上，這套系列將維持多樣的面貌。除了精選作品外，也收入評論文字及作者創作年表。作為專業讀者，我對每位作者各有看法，也有話要說。這些話將見諸每集序論部分。評者的贊彈，當然是見仁見之舉。以一己之（偏）見與作家對話，我毋寧更願藉此機會表示對他（她）們的敬意：寫小說不容易，但閱讀好小說，真是件快樂的事。
王德威
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及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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