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白先勇新作《骨灰》
胡菊人
白先勇囑我為他的《自選集續篇》寫序，自是義不容辭。這部集子裡的作品，大多數是在其他選本里出現過的，評論的人已經不少。唯獨《骨灰》一篇，是他最新的作品，首刊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號《聯合文學》，而《骨灰》可以論說的地方實在很多。戴天已在《信報》上，點中了它的主題(見代跋)，但因為這是千字左右的專欄文章，未能暢所欲言，盡數發揮，給我留下了寬鬆的說話餘地。
《骨灰》這篇小說，橫跨的時空很大，將近五十年，涉及大陸、臺灣與美國；從抗戰時代、內戰時代到分裂時代。可說是極之簡潔的中華民族現代史的寫照。這本來是長篇小說的題材，以這麼簡短的篇幅來籠罩之，可謂野心極大，但白先勇畢竟技巧非凡，像水墨大師一樣寥寥幾筆，即把中華民族近半世紀的悲劇，畫龍點睛表現了出來，使我們感受到深重的歷史嘆息。
這是白先勇所有表現中華時代的短篇小說中，跨度最大的小說。除了表現人性悲劇的小說不算外，白先勇寫中國時代悲劇的作品，四九年以後從大陸撤退到臺灣的各類人物的盛衰興替，從臺灣流離到美國的中國人的悲劇，美國華裔兩代人之間的文化斷層等等，都沒有這篇《骨灰》包容的時地那麼廣大。這個長篇題材之短篇製作，要有一種縮龍成寸的本領。而白先勇是怎樣以短制御長篇的呢?
白先勇曾經說過，作小說首先要選取人物，因為人物就有故事，就有歷史背景，就有時代性和代表性。人物選對了，就是成功的一半。另一半應該是選取敘事觀點，敘事觀點選對了，就又有另一半的成功機會。當然，這不是說文字不重要，對話不重要，情節推展(小說的節奏)不重要，象徵、暗喻不重要，場景不重要……這些都是重要的，但若人物和敘事觀點選得不對，這些其他因素的成功都只是片面的成功，但若人物和敘事觀點選對了，同時又有這些重要的技巧來配合，就可能達到全面的成功。
而《骨灰》就像白先勇其他小說一樣，達到全面的成功。
這個小說的故事背景是講中國，而且小說的「點題」是要到上海安供父親的骨灰。為什麼場景卻定在美國呢？這是先取人物使然。這兩個主要人物，一個自大陸經臺灣到美國，一個從大陸到美國，在大陸早年都風華正茂，豪氣干雲，但當年都為了「愛國」卻彼此成了「敵人」，如今在異鄉落得窮愁潦倒，有「同悲失路之嘆」，有「相濡以沫之悲」，而都揹著中國近數十年的災難在身上，而又都與敘事者有親戚關係，都發出「死無葬身之地」的浩嘆。就是這兩個人物的背景及故事，最足以代表中國近數十年的崎嶇與坎坷，而這類人在美國又最恰以表示中國人「流離」之哀，可見選擇人物來反映晚近中國的時代悲劇，是白先勇經過千思萬慮而決定的。這一決定當然是適當的。
選取敘事觀點又怎樣呢?這篇小說中的敘事觀點是這個眼睛看著、耳朵聽著的人是誰?那是一個後輩，是兩個主角大伯、表伯的「侄兒」。因為他們有親戚關係，所以聽長輩來講當年的故事，乃特別有親切感，而他是後輩，對這些驚心動魄的故事在似識未識之間，所以在親切感當中又有某種客觀的距離，這種距離反而能增加可信性，對讀者更有說服力。
這篇小說敘事觀點的選擇，有個巧妙的竅門，便是既縮短距離又拉遠距離，恰到好處。就像電影中鏡頭拉得準確，達到最適當的傳達形象、感覺、感情的效果。
一般來說，第一人稱的觀點，是最近距離，是比較主觀的，但小說中這個「我」齊生卻是「客觀的「，因為他一直在「旁聽、旁觀」，有拉遠距離的作用；反而敘說當年故事的老人，表伯鼎立和大伯羅任重這兩個「他」，成了主觀者，代替了「我」的身份，又拉近了距離，白頭宮女話天寶，無限的辛酸、委屈、沉痛，對自己數十年來的際遇一一申訴。這個「他」、「我」互換位置和功能的手法，是很值得我們欣賞的。
白先勇選取這兩個人物，不光是因為他們飽經憂患，揹負著近數十年中國變局的歷史，而是他們的身份和際遇，有強烈的「反諷性」，而這種「反諷」，恰恰又是中國時代的反諷。一連串的錯位，悲慘而可笑，壯烈而荒誕，是國共兩黨「革命」之爭的寫照。
大伯原是國民黨的軍官，是屢立戰功的抗日英雄。抗日之外他也幫國民黨殺共產黨及大抓反國民黨的「民主人士」，也抓過這位表弟，他說：「你表哥這一生確實殺了不少人。那時我奉了蕭先生的命令去殺人，並沒有覺得什麼不對，為了國家嘛。可是現在想想，雖然殺的都是漢奸、共產黨，可是到底都是中國人哪，而且還有不少青年男女呢。殺了那麼些人，唉——我看也是白殺了。」
但這個國民黨的忠貞分子，先是在抗戰勝利後不肯同流合汙去做「五子登科」的「劫收」勾當，被國民黨同志誣陷，指他在坐偽政府的監獄時有「通敵」之嫌。後來到了臺灣，「因為人事更替，大伯耿直固執的個性，不合時宜，起先是遭到排擠，後來被人誣告了一狀，到外島去坐了兩年牢。……」
如今落得在舊金山擺箇舊書攤，一身的病，窮愁末路，擔慮著客死異鄉無以為葬的悲哀。
表伯這個人又怎樣呢？
他是知識分子、民主鬥士，抗戰勝利後目擊國民黨官員的貪汙腐化，竟同情起共產黨的支援者。
結果他幫共產黨的忙卻吃了共產黨的大虧，如今兩人流落異國，同病相憐，欷歔嘆息。在表侄這個後輩滿心稱讚民主人士當年勇敢的時候，他長長地籲一口氣，說：「民盟後來很慘」，「我們徹底地失敗了，五七年‘反右’，‘章羅反黨聯盟’的案子，把我們都捲了進去，全都打成了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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