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五月，那個夏天，你那些遺物送到我面前來的時候，戀愛的濃情蜜語，巧笑倩兮的合照、筆記、電影票根、海報、卡片種種，尚存著肉身溫度的觸覺，誰幫你收拾了這些，其他沒能收拾的呢？或者，這些東西，這個大盒子，根本就是你自己親手收拾的？你的打算是什麼？這些你到底是在乎還是不在乎？有時候你表現得好像這些全是心血，有人傷了它們，你必然要像紀德那樣因為妻子燒了書信而悲慟不已，但有時候又好像這些對你已全無意義，如果那個致死的核心不再對這些投以一絲愛意，留著何用？無論如何，這全是你的故事，甚至是你與他人的故事，我要如何拿捏？你到底要我幫你做些什麼呢？
巴黎的友人跟我約了臺大側門對面的二樓咖啡館碰面（那些地方如今全消失了），他把紙箱擺在桌上，說起我所不瞭解的你。接著，我見了你的情人（我們為什麼會約在百貨公司呢），她把你留在她那兒的東西也送回來。我可以拒絕嗎？為什麼這些東西要四面八方彙集到我手上？如果這是所謂愛的禮物，受禮者原本並不是我，不是嗎？你到底要我幫你做些什麼呢？你在最後時刻找到了我，這是要測試我？還是測試你自己？測試我挽留你的力氣夠不夠？測試你自己要活的決心夠不夠？
捧著那個紙箱，站在大學時代走過非常非常多次的新生南路等紅燈，想到你的家人捧著你的骨灰搭飛機回來——這些情景對我們不會太過殘忍嗎？對你自己也太淒涼了吧？
那個夏天，另一件讓人無言以對的事情是，我的小說得了獎。
春日重逢之際，我已經很久不寫作了。你知道寫作使我戒備，我老懷疑寫作到底將救助我們的人生或將我們推入更深黑之處，你也知道，這是由於噩夢主的緣故，我內心總有兩股相反的力量在拉扯，既信慕，又懷疑，內心緊緊握住，言辭上又不斷否定它。對於這樣的我，你總是不同意的：噩夢主是你自己的心魔，他給的跟文學一點關係都沒有。你不明白我為什麼要壓抑自己對文學的直覺，你總把寫作擺得很高，一副藝術無敵的志氣，我沒辦法那樣，也不至於反對你，我總表現出一副你就去寫吧，我寫不寫都無所謂的樣子。儘管如此，在那個殘忍而美好的4月，我電腦裡事實上存著幾篇已經寫就的作品，其中一篇校稿清樣甚至就躺在抽屜裡。我為什麼沒有拿給你看呢？寫作的潔癖？拍板定稿前與誰也無法分享作品？還是因為這篇久違的作品真正寫到了我對性別的意見與看法，才拿捏不定要不要給你看？
我想，下次吧，下次還有機會。過一陣子該看到你自然就會看到，就像我當初在書店被你的《手記》砸到一樣。
然而，不一定總有下次的。我得到教訓了，你也真夠狠的。
你回巴黎之後，我埋頭開始寫另一篇小說，你打電話來說也在寫，我以為這樣很好，我們會共渡難關。可是，寫作的圍城狀態，讓我在電話裡顯得冷淡，你以為我又把自己關進銅牆鐵壁，以為臨別那次爭執再度傷了我們的關係。事實不是如此，那些爭執根本傷不了我們，只是沒想是最後一面。我那時經常在心裡跟你說，等等我，五月，再撐一下，我快寫成了，你也會走過去的，真的，真的，我們再撐一下下。
作品定稿。你的狀況卻愈來愈不好，偏偏兔子又死了。月底，你沒撐過去。
把自己掏空，把體力用盡，把抽象思維操演到最極致，整個人如發燙的機器再也不能運轉。把那些長久共生於心裡的親密之物，如小鳥放掌心，讓它們飛走，不再回來，如擲花落水，不再回來，就算它們再現眼前，也已是他人之物，不再相認；這種寫作之後的孤獨感本來就不好受，這一次，分外難耐。
獨自駝著寫作之後的空虛過日子，現實生活裡沒有人與這件事有關係，沒有人能介入這個過程。
是的，過程，只是過程。
我們卻把生命的柴火，心的最靈敏，至深的悲歡與幸福，全都押注於這個過程。
熾熱的夏天，我接到電話，通知小說得了獎。
我該說什麼？我該高興嗎？在我為你喪禮歸來的這個當口，誰給我一個榮耀？
你不是比我更相信藝術的力量？你不是說使我回到寫作是你的責任？現在，你不來收成績單嗎？
詩人西川說：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著失去一個偉大的靈感，失去一個夢，失去我們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一個回聲。
回聲，這個譬喻多好。
沒有出席頒獎典禮，我直接回了東京，在小房間裡攤開你的手稿。
芥川龍之介自殺前把最後作品《某傻子的一生》留給同門久米正雄：「之所以把稿子託給你，是因為你應該是比誰都瞭解我的吧。」唉，總有人可以搶先這樣做呢。說什麼原稿要不要發表、時間、刊物，全任久米決定。收下這樣的託付，誰能不發表呀。芥川飲藥自盡是7月的事，10月，久米發表了《某傻子的一生》。
整個秋天到冬天，一頁一頁排你撕得零亂的筆記，那些文字對我而言是難以習慣的，但我得挺直腰桿走過去，一字一字幫你校正，一字一字幫你存檔；每個字彷彿還留著氣味，字跡裡的情緒與力氣也都還分明，如果我疑神疑鬼，我該想象你就在身邊盯著我做這些事，嫌我不夠慎重，又嫌我錐銖必較，大喊這個符號不能動，那個字不能刪……
一邊寫論文，一邊編遺稿，兩個高度壓縮腦袋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辦到的，但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緊緊撐持著，才得以走過那段時間吧……
唉，親愛的五月，我是沒法騙你的，還是實話實說吧。那個秋天，我的確是一邊寫論文，一邊幫你譽稿，但同時，噩夢主或許聽說了你的事，打過幾次電話來，我幾乎每次都以大喊大叫收場，我想我是把那一年的無望與傷害全給發洩在那些尖叫裡了，我有恨，文學裡咬牙切齒那樣一字一字地恨，一邊寫一邊抹眼淚地恨，夠了，夠了，這些虛偽的句子。
噩夢主不發怒，噩夢主是高貴的，他不會理解這些凡人小獸的痛苦，他的診斷還是像以前一樣，總歸就是我的心靈太脆弱了。
那些尖叫後的平靜，好恐怖。回過神來看到現實世界的失序，好恐怖。幾次失控時刻，管理員從櫃檯頻頻按我房內對講機，或是聽到哪間窗子也傳來野獸般的大喊：stop！stop！是的，我吵到人了，我的行徑若非像個瘋子起碼也是適應不良的人，他們聽不懂我叫什麼，我也沒來得及清醒聽到他們阻止我的聲音。
有一天房門縫下塞進一張紙條，遠遠看出來是中文字，我雖然有點慌張，但以為是陌生人的垂問或安慰，內心極端羞愧。
然而那上頭寫的字完全不是那樣的：個人的事請自行管束，不要造成別人的困擾，同為臺灣來的，勸你一句，請自愛，不要讓我們跟著你一起丟臉。
好恐怖，好恐怖。厲鬼符似的，嚇得我把那張字條丟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再也不接電話，住在那宿舍裡也完全是如履薄冰，紅字般的人了。
交出論文，通過口試，直升博士班。我卻送了一份到此為止的申請書。
到此為止。一切取走，交回，退席吧，就連噩夢主也請出我的生命。你說：你回去，不要再待在這裡了。我也跟你說過類似的話：你先離開法國吧，回去，總有辦法可想，我們得先擺脫死亡。
儘管如此，我內心知道你不會肯的，你那麼好強要對生命既定的譜式進行抗爭，像一個捱揍的選手，反覆被擊倒再反覆站起來，可是，總有一次，總有一次，在數到十之後，沒有動靜，沒有人站起來——目睹這樣一個過程在眼前發生，雖然對你的死不是毫無準備，但真正發生，坦白說，還是把我給劈傻了，人，是真的會死的，死，是不可重來的。
你失敗了，我知道你絕不是在搞表演，你多麼努力要遠離死亡，結果還是輸給了死神。地下社會的苦煉，銜石填海的信念，原來不是一定有所回報；奉獻，可能耗竭，也可能中途爆破身亡。重看那時的日記，發現事情剛發生之後，與其說沉溺在悲傷裡，毋寧表現著一種連我看起來都陌生的姿態，急切地想與過去人生作切割，以大聲口氣訓誡自己，來不及了，沒有以後了。那時的我可能沒有辦法正面凝視悲傷，轉而替代生出了憤恨，不甘心如你這樣的人就此蒸發，不甘心我們共同經歷、賦予價值的意義就此退陣，而發願要趕快去做點什麼——這當然都是後見之明瞭——看起來，我靠著一股賭氣過活，放下原來轉進學院安身立命的想法，仗著一股虛無的力氣，把模糊的交談當作承諾，我回臺灣了，朝一個不可預測的未來拋擲進去。
回家。父母不明就裡而小心翼翼，我並沒有告訴他們，那隻活潑愛講話的厝角鳥兒已經不在世上，他們以為原因出在樹人的結婚。有一天，父親走進我的房間，平靜口吻問我，接下來有什麼打算。我儘量說得很樂觀，無所謂，好像這原來就是我的打算：過一陣子會上臺北去找工作，有機會兼課教書也可以。隻字不提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