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館裡住了九十七個來自紐約的廣告商，長途電話線總被他們霸佔著，五〇七房間的那個姑娘從中午一直等到下午兩點半，她要的電話才算接通。這段時間她倒也沒閒著：讀了一篇登在袖珍女性雜誌上的文章，題目是「性：樂園抑或地獄」；把自己的梳子和牙刷洗了一遍；想辦法去掉了米色套裝裙子上的那塊汙漬；把她那件薩克斯襯衫上的紐扣挪了地方，然後用鑷子拔掉一顆痣上剛冒出的幾根汗毛。接線員打進電話的時候，她正坐在窗臺上塗指甲油，左手就快塗完了。

她屬於那種聽到電話鈴完全不動聲色的女孩。那副樣子就好像自從進入發育期之後，她房間裡的電話鈴就再也沒停過。

她拿著小刷子在鈴聲中塗完小指，沿半月白勾了一道，然後擰上指甲油的蓋子，站起身，左手——油還沒幹——臨空甩了幾下，用乾的那隻手拿起窗臺上一隻塞滿菸頭的菸灰缸，走到床頭櫃邊上，那是放電話的地方。她在一張單人床上坐下，房間裡有兩張收拾好的單人床。她拿起電話——這時鈴聲已經響了第五還是第六次了。

「喂。」她說，左手的手指儘量向外蹺著，以免碰到白色的絲質晨袍，她身上只有這件晨袍，和拖鞋——戒指放在浴室裡。

「您的紐約長途接通了，葛拉斯太太。」接線員說道。

「謝謝。」女孩一邊說一邊在床頭櫃上騰出地方放煙灰缸。

電話那頭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穆麗爾？是你嗎？」

女孩把聽筒從耳朵挪開一寸。「是的，媽。你好嗎？」她說道。

「我都快擔心死你了。你為什麼一直不打電話？你沒事吧？」

「我昨天和前天晚上都想給你打的。但是電話一直都——」

「你沒事吧，穆麗爾？」

女孩加大了聽筒和耳朵間的角度。「我沒事。就是熱。今天是佛羅里達最熱的一天——」

「你為什麼一直不給我電話？我擔心得要——」

「媽，親愛的，你別衝我喊。我聽得清楚著呢，」女孩說，「我昨晚給你打了兩次。還有一次就是——」

「我跟你爸說來著，你昨晚可能會打電話來，但是他不聽，非要——你沒事吧，穆麗爾？跟我說實話。」

「我沒事。別再問這個了，求你了。」

「你們什麼時候到那裡的？」

「我不知道。星期三早晨，一大早。」

「誰開的車？」

「他開的，」女孩說，「你先別激動。他開得很好。我都沒想到。」

「他開的？穆麗爾，你向我保證過的——」

「媽，」女孩打斷她，「我不是說了嘛，他開得非常好。事實上，一路都沒超過五十。」

「他有沒有又跟路邊的樹過不去？」

「我說了他開得非常好，媽。求你了。我要他貼著白線開，他都聽懂了，也照做了。他甚至努力不去看路邊的樹——我能看出來。順便問一句，爸的車修了嗎？」

「還沒。他們要收四百，只不過就是——」

「媽，西摩跟爸爸說了，修理費他來付。沒必要再——」

「好，再說吧。他到底怎麼樣——在車上，還有下車以後？」「挺好的。」女孩說。

「他還管你叫那個嗎？那個嚇人的——」

「沒有。他有新主意了。」

「叫你什麼？」

「哦，那有什麼關係呢，媽？」

「穆麗爾，我想知道。你爸——」

「好吧，好吧。他叫我‘一九四八年精神流浪小姐’。」女孩咯咯笑起來。

「這一點也不好笑，穆麗爾。壓根兒沒什麼好笑的。聽著嚇人。聽著叫人難過，真是。我一想起——」

「媽，」女孩打斷她，「我問你呀。你記得他從德國給我寄的那本書嗎？就是——一些德語的詩。我把那書放哪兒了？我絞盡腦汁也——」

「這書在。」

「你確定嗎？」女孩說。

「當然。在我這裡。在弗萊德的房間裡。你把書留在家裡，我沒地方放——怎麼了？他要這書嗎？」

「沒有。只是他問起我了，我們在車上的時候。他想知道我讀了沒有。」

「那是本德語書！」

「是的，親愛的。這沒關係，」女孩說，一條腿架到另一條腿上，「他說這書恰巧是本世紀唯一一個偉大的詩人寫的。他說我應該買一本英文版的。要麼學學德語，他就這麼說的。」

「作孽。作孽。聽著難過，真是。你爸昨晚說——」

「等等，媽。」女孩說。她走去窗臺邊拿她的香菸，點了一根，然後回到床邊坐下。「媽？」她說，吐出一口煙。

「穆麗爾。你聽著，我跟你說。」

「我聽著呢。」

「你爸跟斯維特斯奇醫生談了一次。」

「怎麼說？」女孩問。

「你爸跟他一五一十地說了。至少，你爸是這麼告訴我的——你知道你爸的。路邊的樹。窗戶的事。他跟奶奶講什麼她的去世計劃。百慕大那些照片，多好的照片啊——一五一十全說了。」

「那又怎麼樣？」女孩說。

「這樣的。首先，醫生說軍隊讓他離開醫院完全是不負責任——我敢保證他是這麼說的。他很肯定地告訴你爸有可能——很有可能，他說——西摩會完全失去自控力。我敢保證他就是這麼說的。」

「這邊賓館裡就有一個精神病醫生。」女孩說。

「誰？叫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叫裡澤還是什麼的。據說很厲害。」

「從來沒聽說過。」

「反正據說他很厲害。」

「穆麗爾，你別犯傻了。我們都非常擔心你。你爸想給你發電報，讓你昨晚就回來，事實上——」

「我現在不回去，媽。你別那麼緊張。」

「穆麗爾。我發誓，斯維特斯奇醫生說西摩有可能完全失去自——」

「我剛到這裡，媽。我都多少年沒度假了，我是不會這就打包回家的，」女孩說道，「再說了，我現在也沒法走。我曬傷了，一動也動不了。」

「你曬傷得厲害嗎？我放你包裡的那一罐布朗茲防曬油你沒用嗎？我就放在——」

「我用了，但還是曬傷了。」「真是的。你曬到哪裡了？」

「全身上下，親愛的。」

「真是的。」

「死不了。」

「我問你，你跟那個精神病醫生聊了嗎？」

「嗯，算聊了吧。」女孩說。

「他怎麼說？你跟他聊的時候，西摩在哪裡？」

「在‘大洋廳’，他在那裡彈鋼琴。我們在這裡的兩個晚上他都在彈鋼琴。」

「那麼，醫生怎麼說？」

「哦，沒說什麼。是他先跟我說話的。我玩賓果的時候他坐在我旁邊，他問在隔壁彈鋼琴的那位是不是我先生。我說是的，他就問我西摩是病了還是怎麼了。所以我就說——」

「他怎麼會這麼問？」

「我怎麼知道，媽。我猜是因為西摩的臉色吧，那麼白，」女孩說，「不管怎麼樣，賓果結束後醫生和他太太問我要不要跟他們一起喝一杯。我就喝了。他那位太太真是嚇人。你記得我們在邦維特櫥窗裡看見的那件難看得要命的晚禮服嗎？就是你說除非屁股很小，很小——」

「綠色的那條？」

「她就穿在身上。只看到屁股。她不停地問我西摩跟那個蘇珊娜·葛拉斯是不是親戚，就是在麥迪遜大街上有一家店的——女帽店。」

「那他到底怎麼說的？那個醫生。」

「哦。也沒什麼，真的。我是說我們都在酒吧裡。吵得厲害。」

「知道了，但是——你有沒有告訴他西摩跟奶奶那把椅子的事？」

「沒有，媽。我沒有說什麼細節，」女孩說，「也許我還有機會再跟他談一次。他整天都在酒吧裡。」

「他有沒有說他覺得西摩有可能——怎麼說呢——胡來之類的？對你做點什麼？」

「沒有，」女孩說，「他得有事實依據，媽。他們得知道你的童年這一類的玩意兒。我跟你說了，我們幾乎沒法說話，那裡太吵了。」

「好吧。你的藍外套怎麼樣了？」

「挺好的。我去掉了一些襯料。」

「今年流行什麼樣的衣服？」

「嚇人得很，不過很亮眼。連亮片都能看到——什麼都有。」女孩說。

「你的房間呢？」

「還行。只能說還行。戰前那樣的房間是拿不到了，」女孩說，「今年這些人都很嚇人。你要是看到吃飯時坐在我們旁邊的都是些什麼人你就知道了。我們旁邊一桌的，他們看上去就像是開著卡車來的。」

「嗨，哪兒都一樣。你那雙軟底鞋怎麼樣？」

「太長了。我跟你說太長了。」

「穆麗爾，我再問你一次——你真的沒事嗎？」

「我沒事，媽，」女孩說，「我都說了九十九遍了。」

「你也不想回家？」

「不想，媽。」

「你爸昨晚說，如果你想自己去個什麼地方，把事情想想清楚的話，他很樂意給你出錢。你可以坐趟遊輪，那多好。我們倆都覺得——」

「不用了，謝謝，」女孩說，把架起的腿放下，「媽，這個電話貴得——」

「我一想起整個一場戰爭，你就一直等著這個人——我是說，你想想那些士兵的老婆一個個都——」

「媽，」女孩說，「我們該掛了。西摩隨時可能回來。」

「他現在在哪裡？」

「在沙灘上。」

「沙灘上？他一個人？他在沙灘上沒出什麼洋相吧？」

「媽，」女孩說，「你這樣說他，就好像他是個瘋——」

「我可沒那麼說，穆麗爾。」

「好吧，你聽起來就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他就是躺在那裡。他連浴袍都不脫。」

「他連浴袍都不脫？為什麼？」

「我怎麼知道。我猜是他太白了。」

「我的天哪，他需要曬曬太陽。你就不能逼他脫嗎？」

「你知道西摩的，」女孩說，腿又架了起來，「他說他不想讓一群傻瓜盯著他的文身看。」

「他哪有什麼文身！他在軍隊裡文了一個嗎？」

「沒有，媽。沒有，親愛的，」女孩說著站了起來，「聽著，我明天再給你打，也許吧。」

「穆麗爾，你聽我說。」

「聽著呢，媽。」女孩說，身體斜著，重心落在一條腿上。

「他一旦做了什麼，或者說了什麼荒唐的，你馬上給我打電話——你知道我的意思。你聽到了沒有？」

「媽，我又不怕西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