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離肉身是為了在他人身上重新顯形。為此，利用他的骨頭、他的肉和他的血，以及用一種灰色材料記錄下來的成千上萬個影像。
儘量只作最小的改動，試圖利用康帕內拉遭受酷刑時駭人聽聞的口供，連同那些令人作嘔的細節，在記錄上簽字的是一位名叫普雷奇奧索的人，他是那不勒斯教會法庭的公證員和書記官。但是這些卑鄙的行為——今天也並不鮮見——很可能只是為讀者提供又一個聳人聽聞的場景而已，還會讓人以為我寫的是一部反教權的小說。沒有什麼比展示暴行最有節制的情形——手下留情，更能暴露它的可怕。一位有學識的彬彬有禮的主教和一位急切地想拯救自己學生的年邁的教士，最終仍然讓一個人被判處火刑，並且認為這一判決是正常的。對於酷刑是同樣的看法。在某種意義上，澤農免遭酷刑比他遭受酷刑更為惡劣，前一種情形是因為他得到特別保護，而後一種情形則是按照慣例。
在十七世紀的一份地方誌裡，看見過一位名叫克林威克的法官參與審訊一名還俗教士。再也沒有找到這份材料。
幾個要注意的問題：新教犯下的唯一一樁（然而是醜惡的）迫害知識分子的罪行——塞爾維（奧欽似乎僥倖逃脫）。死刑比人們以為的要少，如果排除摩爾或克蘭麥由於政治原因而遭到的判決的話（但這份名單不包括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儘管如此，恐怖和不安顯而易見。與懷疑主義者和無神論者相比，路德派和加爾文派的異端分子面臨更大風險。沒有知識分子因為風化問題被判刑。達·芬奇被檢舉和盤問過，僅此而已；米開朗基羅跟阿雷蒂諾一樣，遭到過恐嚇者的攻擊，僅此而已。然而，泰奧菲爾只是僥倖逃脫；在多萊的案子裡，推測似乎起到了一定作用，在瓦尼尼的案子裡，推測似乎是誹謗性的。在這一點上，還要注意的是對帕拉塞爾蘇斯和（早年的）康帕內拉的攻訐。就康帕內拉而言，在最後三次訴訟中，非常鮮明的信念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沒有知識分子因為法術被判刑。
為了求雨和毀壞收成而不懷好意地在田裡撒尿，然後被活活燒死的女巫的故事，我是在一部關於中世紀和十六、十七世紀巫術的著作中讀到的，但是已經忘記作者和題目。我在目前（1974年10月）重讀的阿爾都斯·赫胥黎的《盧丹的魔鬼》中又看見了這個故事，這部作品提供了部分來源：1610年事情發生在多爾。我原來讀到的書提供的細節更多。
哈德良去世時是六十二歲零六個月，但是他的疾病此前兩年半就發現了。從130年起，疾病就潛伏在他身上。因此，有六年時間他的身體狀況時好時壞，但總的說來不好，還有兩年深為病痛所苦，最後的死相當溫和。（但是我們沒有看見他的死，《回憶錄》剛好結束於他去世之前幾天。）
澤農去世時是五十九歲差六天。直到最後仍然保持強健的體魄。他的體質是乾澀和神經質的；哈德良既是多血質，又是淋巴質。疾病在他的面容上引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浮腫，很早就這樣了。
兩人都極具判斷力，做得到投以冷峻的一瞥。
哈德良對醫學的興趣。
哈德良有時受到秘術吸引。然而與澤農相比，他在這方面只不過是個「富有的愛好者」。
很不相同的兩個人：一個是根據真實材料的片斷來塑造的，另一個是想象出來的，但也從現實中吸收了一些養分。兩條力線，一條從真實出發向想象發展，另一條從想象出發深入到真實，然後相交。中心點正是b存在/b的感覺。
從星相學看：哈德良是寶瓶座，象徵豐沛和天賦。澤農是雙魚座，象徵秘密和冷淡，通過深淵的過程。哈德良的天空：土星-金星-木星。澤農的天空：土星-水星。
兩人在肉慾方面都幾乎只為男性的身體和氣質所吸引。兩人都有能力與女性交往和結下友情。哈德良比澤農在愛情上有更多閒暇。
「同性戀是對生活的一種看法」，四十年前，愛德蒙·雅魯談及《阿歷克西》時這樣對我說，這一意見來自一個在行為舉止方面，我認為，完全是異性戀的男人，更加令人驚異。儘管我寫了《阿歷克西》，當時要理解他想表達的意思仍然感到有些困難，有點像澤農只是到了後來才理解堂·布拉斯的話。
在一定意義上，對澤農而言，希格·烏勒夫斯達特是他的普羅蒂娜。幾乎平等的，可以信賴的同伴。但是澤農擁有過希格。
哈德良的同性戀行為有一套語彙和儀式；它植根於一種文化傳統：它是羅馬世界一種公開的放蕩行為，儘管跟任何放蕩行為一樣受到道德家們的指責；它是拉丁詩人和希臘詩人筆下的詩興；最後，它是一種純希臘的（絲毫不是羅馬的）哲學傳統，醉心於希臘文化的哈德良十分有意識地追溯這一傳統。必要時，他篡改一點自己的現實，為了將它納入這些詩意的和豪邁的背景。這一切之中沒有任何秘密。
澤農的性慾沒有語彙。他激烈地摒棄他所屬時代女性之愛的俗套，中世紀韻文故事風格的放蕩無羈，或者彼特拉克式的細膩。另一方面，他的同性戀趣味無論在當時和在他周圍如何常見，為法律所明令禁止。這些秘密的，往往也是短暫的關係不需要詞語。它們只在無意識和意識上留下更深的印記。安蒂諾烏斯是哈德良身邊有名份的孌童，可以說他有一個社會地位。阿萊伊始終是一個僕人。澤農與傑拉德，弗朗索瓦·龍德萊，胡安修士（也許還有約斯·卡塞爾）之間的交往，與今天類似的關係毫無區別。對於失去社會聲望的畏懼，跟從前對於火刑的畏懼一樣，產生的效果差不多完全相同。
然而，無論火刑多麼司空見慣，對有戀愛關係的那群人來說，當時仍然是少見的風險。我們可以相信，一個十六世紀的同性戀愛人害怕火刑，就像今天一個有同樣傾向的美國人害怕被趕出外交使團——也許少一點吧。
總之，對澤農而言，一切小說因素都由於缺少表達方式被排除了，或者說獲得了幾乎看不見的形式。只有詩人（莎士比亞，米開朗基羅），並且僅僅是他們中最了不起或最大膽的那些人，在當時，才能夠表達。在達·芬奇那裡，相反，表達受到的限制擴充套件到所有人類情感。
我們所知的澤農的青年時代，比哈德良的青年時代要多。
澤農在「深淵」裡的沉思部分地是傳統上佛教的沉思（水，火，枯骨……）。就澤農的情形而言，鍊金術思想中「赫拉克利特式的」大膽開闢了通往這些不同的形而上學和心理學的道路。嚴格說來，我本來可以讓澤農重新創造這樣的形而上學和心理學，正如帕斯卡從某些前提出發，重新創造了歐幾里德的幾何學，然而這樣的做法對一部小說而言過於漫長，還會進一步提升我已經賦予澤農的不同凡響的思考能力。我寧願設想他接受這種令人讚歎的相互滲透，實際上，在兩個相互陌生的世界裡這種情況幾乎總會發生，有賴於一位穆斯林異端分子，而此人對印度教的某些方法有所瞭解，澤農得以接觸到東方世界，就像我讓澤農通過被迫改宗的堂·布拉斯瞭解猶太思想。
澤農時不時會說一些教會人士的玩笑話。
或許這裡的主要區別在於時代，部分是真實的，部分也是主觀的。無論我們做什麼以求更貼近文本（留存到今天的文本相對而言並不多，這一事實也在起作用），我們仍然認為，尤其是仍然感覺到，古代世界比我們的世界更廣闊，更輝煌，最壞的事情本身也因距離而獲得了某種尊嚴：儘管我們作出一切努力來勾勒真實的人物，我們看到的哈德良仍然如同蒂施拜恩看見的羅馬原野裡的歌德，他既與正在流逝的當下時刻，也與支撐他卻沒有束縛他的古老傳統和諧一致。
哈德良相信人與人之間有可能進行理性的交流，他相信語言可以轉達思想（正因為此我們可以讓他幾乎以演說的方式講述自己的一生）；澤農知道任何談話都有誤解和謊言，甚至與友善的方濟各會修道院院長的談話也不例外。
卡特琳是一個鮑布。
直到現在，我只讀過阿普列烏斯著作的前面五六章，其餘部分主要是通過內容概要和評註來了解的，我懷著驚奇和讚歎，在一個英譯本里讀到第九章中那位祭司的話，他講述的顯然是死亡的過程：「我接近死亡的邊緣，踩到了珀耳塞福涅的門檻，我掉頭回來，經歷了一切狂風暴雨。午夜時分，我看見太陽發出燦爛的光芒，我明顯地慢慢靠近上面和下面的眾神……」這樣，瀕死的澤農，在只剩下聽覺仍然持續片刻之前，最後看見的景象就是太陽在極地夏天的午夜裡閃耀。當然，在我的書中，這幅景象是有意為之，因為澤農在瑞典拉普蘭地區的旅行是他自己眼裡最耳目一新的經歷，並且意外地與回憶中一段短暫愛情的「白夜」聯絡在一起。阿普列烏斯從未看見過午夜的太陽，但我並不因此就對與他的巧合不感興趣，甚至還更感興趣。這是死亡，以及戰勝死亡的一種原型象徵。
約斯·卡塞爾不僅有實際用途；就像科拉斯·吉爾，不管他在人物的生活中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肉慾角色，他也回應了某種別的東西，即智力對於普通人的魅力。在層層疊疊的文化之下，對現實的本來面目的興趣；對簡化生活的興趣。
眾所周知，達·芬奇奉行素食主義並對動物世界懷有深厚的溫情。人們往往忘記，蒙田也有這種溫情，而且用美妙的方式表達過。我研讀《悲歌集》時，在多比涅那裡也發現很多這樣的痕跡。
澤農的熱忱可以與喬達諾·布魯諾的熱忱相提並論。但是前者更加乾澀。布魯諾首先是通靈者，是詩人。
從某些角度看，康帕內拉落後於他的時代（也許，他生活在義大利南部的修道院裡使然），但從哲學論辯的角度看，他與我想賦予澤農的語氣非常接近。然而澤農不可能將他的思想澆鑄在任何形式的烏托邦裡。
澤農二十歲時拒絕的蒂埃裡·盧恩給他的提議，正是康帕內拉差不多二十六歲時所拒絕的，他為此坐了三十一年牢獄：帶領一小群人，武裝起來進行社會和政治反抗。
布魯諾和康帕內拉在骨子裡是詩人，澤農一點兒也不是。
自殺。澤農自殺，不是出於原則或者由於某種特別的吸引力，而是他被擠壓在一個不可接受的妥協和一種毫無意義的痛苦的死亡之間，我們任何人處於他的位置都會像他那樣做，比如，k.洛維特的母親面臨被送往達豪的威脅時，就是這樣做的。（而且以同樣的方式，切開自己的靜脈。）哈德良，為防備落入敵人之手，讓人在自己胸前心臟的位置作了標記，他也會同樣做，而且同樣「睜開雙眼」。
但是，哈德良在臨終時刻回顧的是自己作為人的過去，而不是朝向已經將他帶走的巨大的聲音和光亮。
自殺。澤農，三島由紀夫，蒙泰朗（1972年9月21日去世，即五天前——我在26日星期二，1972年，寫下這些字）。被撕裂的，開啟的身體，釋放了靈魂。（三島由紀夫死於1970年11月。他的最後一篇訪談死後發表在《費加羅》上，我記得其中提到了《哈德良回憶錄》。）
澤農處於動力論和生機論思想的最邊緣，在現代型別的物質主義和機械主義的邊緣；我們走完很長一段路之後，回到了非常接近於吉貝爾和帕拉塞爾蘇斯的精神概念，我們身後有十八、十九世紀的科學世界，我們與他在這些邊緣上相遇。
亨利-馬克西米利安似乎分割為兩部分，他既縱情聲色，又深情款款，一方面是酒館和妓女，另一方面是他對所謂貞潔女人的柔情和熱忱——他按照遊戲規則（以及根深蒂固的偏見）認為她們是這樣的，他屬於有教養而又追逐聲色的那一類人，這個世界在我們之前一直存在（也許今天仍然存在……）。饑荒期間他給短缺食物的美人送去火腿，這個情節顯示他第一次向前邁出一步，超越了唯一的感官享受，唯一的虛榮，以及他所屬時代的唯一的理想主義偏見。在一分鐘裡，他愛的是這位貴婦本人，是她本來的樣子。
關於澤農那幾段籍籍無名的生活，要說的話還很多：在萊昂，在聖靈橋，在阿維尼翁，在里昂處於多萊和塞爾維之間，在馬賽登船前往阿爾及爾之際……又如，1541年回到里昂，在熱那亞和博洛尼亞短暫停留，在此我只一筆帶過他與洛倫扎齊奧的會面，以及約瑟夫·哈-柯恩和魯吉耶利的名字。再如另外兩段語焉不詳的經歷，一段在德國，1542年至1551年期間，只出現了他與瑪爾塔的偶遇，提到阿萊伊，以及在巴塞爾遇到的麻煩，澤農的這段生活與帕拉塞爾蘇斯的經歷最為接近，他們都有過金錢上的起起落落，在孤獨中默默無聞和幾乎處於幻覺狀態；然後，逃離因斯布魯克之後，又來到德國和波蘭，從1551年冬一直待到1955年抵達瑞典。小說中沒有關於這段時期的任何資訊和細節，只提到雷根斯堡的博尼法奇烏斯·卡斯特爾，受僱在波蘭國王的軍隊裡擔任軍醫，回憶起沿途看見凍僵的奄奄一息的傷兵（這一段描寫我是從一位美國醫生的敘述裡得到的啟發，1944年戰場上的慘狀糾纏了他整整一生），還有我自己也參加過的克拉科夫的彌撒。
然而我花了很多時間來想象這些時期，很想將它們寫下來，哪怕讓這本書的篇幅多出一百頁……但是，那樣做會不可補救地傷及不同事實和回憶的重要性級別，我們得到的會是一本平淡無奇的傳記，其中什麼也沒有說，因為一切都說了。
因斯布魯克是一段危機時期：自我最後的反彈。在布魯日，轉變差不多完成了。
回答格雷斯翻譯《苦煉》時提的一個問題，關於《修道院院長的病》一章中瓦隆衛隊的中士（雄鹿客棧）。不可能將這隊士兵的頭目換成上尉，因為客棧的等級和背景要與《在因斯布魯克晤談》形成呼應。中士一詞的好處：我們立刻進入了一個平民環境。
從內部和外部看到的人物。
院長一直是從外部看到的。只有他的話語透露出內心世界。
在澤農身上，即便沒有任何虛偽的成分，內部和外部仍有巨大差異。《深淵》一章要透露的是人的內心世界。（《夏天的樂趣》一章部分的也是同樣的效果。）《在因斯布魯克晤談》中，內心通過話語透露出來，然而這樣一來，思想即便沒有任何約束地表達出來，已經用語言形成了。在另外幾章中，思考用這樣的方式表達出來時，是一種從行動中誕生的思想，它本身的部分是外在的。在與院長的交談中，話語本身被置於院長的參照背景上，甚至當澤農與院長意見相左時也是這樣，我們只能看到人物的一面，折射角以及與時代形成的入射角。這種情形產生的奇特效果是天才讓位於智慧。
細節：虛構那個偷竊膏藥的無賴修士，原本只是為了讓澤農有理由發火，後來刻畫西普里安修士的性格時也用上了。
教會人士。我認為書中一共有五個：康帕努斯，堂·布拉斯·德·維拉，教廷大使，院長，聖巴汶修道院的主教院長。對他們加以區別極其困難，不是指這些人物的性格，他們各自的性格非常鮮明，而是他們的級別，頭銜，以及當有人跟他們說話時，他們的應答方式，才不至於讓讀者一頭霧水。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也可以利用這種困難。那些澤農對他們的興趣相對來說不算持久的人物，在他的記憶中留下的僅僅是頭銜。他經常想到的那些人物有一個名字。為了避免混淆方濟各會修道院院長和雅各比會修道院院長，即堂·布拉斯·德·維拉，後者在小說整個第一部中只有一個頭銜，後來才有了名字。但是這個細節也意味著澤農想到他的時候越來越多了。關於書中幾個女人的名字，也是同樣的考慮。匈牙利女人和瓦朗斯姑娘沒有名字，因為她們在人物的記憶中沒有扮演任何角色，而且更多由於時代而非性格的原因，澤農在一定程度上拒絕區分女人的個性特徵。儘管弗羅索夫人在澤農眼裡有鮮明的個性，但是她也沒有名字，部分原因是對他而言，她首先是一位貴族夫人。
也許是在與女性人物的關係上，他最難完全忠實於時代的習俗。可以仿效的例子之一是《丟勒日記》；另一個是蒙田。女人在文藝復興時期男人的頭腦裡（除非這個人是柏拉圖主義者或者彼特拉克式的文人，或者布朗多姆式的浪蕩子，即便這樣也還難說），就算不是配角，始終也只扮演一個極其有限的角色。
院長稍稍談到了自己的妻子，他這樣做的時候應該極其遲疑。他為提起這樣謙卑的回憶感到難為情。
女傭卡特琳顯然與關於童年的敘述中提到的那些女傭相呼應。
然而這些都不應該說出來。澤農本人不會費心去作這些比較。很重要的一個方法是：我們看見一個人物在生活中與一些人交往，但要避免必然讓他回憶起同樣這些人。這裡顯然有一種技巧，可以說是一個竅門，用來表現人物的不同側面，呈現任何人生都具有的幾乎無法窮盡的豐富性。然而也有一種內在的真實：記憶會在有意無意間有所遺漏，扔掉那些不是最根本的東西。無論維維安還是雅奈特·弗貢尼埃，都不應該再次提起她們的名字。
在技巧上無法做到充分描寫與一個人物對應的所有人，然而這是任何人生的一個重要特徵。因此我去掉了穆斯塔法這個人物，因為我們一下子又會回到與埃裡克王子相關的那些段落同樣的節奏。
細節的虛構。聖血節的儀式行列：這個細節只是為了說明在酒館裡吃飯的人為何要靠窗坐（塞維利亞回憶的影響）；但是這次遊行發生在五月的第一個星期一之後，這件事最終決定了小說結尾的程式。
另一方面，這個細節引出了瓦隆衛隊士兵充當人牆的細節，還有院長步行走完儀式行列後感到疲憊的細節。最後，在此提到的聖血成為某種象徵，象徵流淌的鮮血。
描繪深淵裡的焦慮異乎尋常地困難，這種焦慮不是情感上的，而是形而上學的。大部分讀者也許以為這裡沒有什麼好擔憂的。然而，這也是部分地發生在帕斯卡身上的情況，大部分讀者關注的是感情充沛的《耶穌的秘密》，或者是迎合他們好爭辯精神的說理部分。但是人們談起帕斯卡的「深淵」時，彷彿他的房間裡突然出現了一個洞。幾乎從未有人觸及主旨。
另一個幾乎無法克服的困難：表現內心的眼光而不是理智的觀念，讀者不要以為這是倒退而不是進步，尤其在法國，理智的觀念高高在上，排斥幾乎任何其他形式的思想。內心的眼光是緩慢的，幾乎靜止不動的，它會令有些人感到掃興，這些人以為智力是某種快速的東西，甚至不惜以膚淺為代價。只有紀德，在《人間食糧》裡觸及到了某種非常深刻的東西，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也許他自己以為只是一個悖論：「智者是無緣無故感動的人。」要有勇氣描繪一個沉浸於凝視微不足道事物的人物，這種凝視是神聖的，令人筋疲力盡；描繪一個人的頭腦多麼緩慢地，不可逆轉地察覺到事物的奇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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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格麗特·尤瑟納爾
作者「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的其他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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