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剛才讀到的小說，最初是一個篇幅只有五十頁左右的故事，題為「仿丟勒」。它跟另外兩篇同樣以歷史為背景的中篇合成一個集子，以「死神駕轅」為題，1934年在格拉塞出版社出版。這三篇小說的標題（「仿丟勒」、「仿格里科」、「仿倫勃朗」）是事後才想出來的，讓它們之間既統一，同時又形成反差，這些作品其實是一部長篇小說的三個獨立的片段。這部長篇小說是在1921年至1925年間，即我的十八歲到二十二歲之間構思的，我還滿懷激情地寫了一部分。設想中的這部作品是一部廣闊的小說長卷，時間跨度幾個世紀，涵蓋好幾組人物，他們之間或者由於血緣關係，或者由於精神上的一致而聯絡在一起。最初只是簡單地命名為「澤農」的四十來頁內容，構成了這部小說的第一章。這部設想過於宏大的小說，在一段時間裡與另一部作品最早的草稿齊頭並進，那就是後來的《哈德良回憶錄》。1926年前後，我暫時放下了這兩部作品，上面提到的三個片段組成《死神駕轅》，幾乎未加改動於1934年發表，只有關於澤農的那個故事增添了新寫的十頁左右內容，也就是今天的《苦煉》中亨利-馬克西米利安與澤農在因斯布魯克見面情況的一個縮影。
當年評論界給予《死神駕轅》很多好評；今天重讀其中一些文章，仍然激起我的感激之情。但是一本書的作者自有理由比它的法官們更加嚴厲：他將缺點看得更清楚；只有他一個人知道自己原來想做什麼，以及應該做什麼。1955年，《哈德良回憶錄》完成幾年後，我重新拾起這三篇作品，打算稍加修改交付重印。又一次，這個身兼醫生、哲學家和鍊金術士幾重身份的人物吸引了我。1956年寫成的「在因斯布魯克晤談」一章，是重新回到這部作品的第一步成果；作品的其餘部分在1962年至1965年間才最終完成。從前的五十來頁中至多隻剩下十二頁左右，並且還經過修改，散落在今天這部長篇小說裡，但是從澤農在布魯日非法出生，到最終他在這個城市的一個監獄裡死去，這一情節線索大致上保持原樣。《苦煉》的第一部（《漫遊歲月》）與1921年至1934年間寫成的《澤農-仿丟勒》的構思相去不遠；第二部和第三部（《靜止不動的生活》和《牢獄》），則完全是從四十多年前那部作品的最後六頁演繹出來的。
我並非不知道，作者仍然在世的時候，由他本人來說明上述情況可能會令人不快。然而，我還是決定將這些情況向那些對一本書的成書過程感興趣的讀者說出來。在此我尤其要強調的是，《苦煉》跟《哈德良回憶錄》都屬於這一類作品：作者早年就開始構思，後來隨著世事變遷時拾時輟，但是他的整整一生都會與它們相伴度過。這兩部作品之間唯一的區別，何況也純屬偶然，那就是後來的《苦煉》這本書的草稿，早於最後定稿三十一年就發表了，而《哈德良回憶錄》最早的版本卻沒有這樣的好運，或者說這樣的噩運。至於其餘的情況，這兩部小說都以同樣的方式經歷了在很多年裡不斷夯實地基的過程，直到最後，兩本書的寫作都是一氣呵成。我在別的地方談到過，至少就我的情況而言，作者與人物之間保持長期關係令人受益良多，作者從少年時代起就選擇或者想象的人物，隨著我們自己的成熟才向我們展現出他的全部秘密。不過話說回來，這種方法很少得到遵循，不足以說明有必要交待上述細節，哪怕只是為了避免某些目錄學上的混淆。
與自由塑造一個在歷史上留下蹤跡的真實人物相比，比如哈德良皇帝，創造一個像澤農這樣的虛構的「歷史」人物，似乎更可以不必藉助史料。事實上，這兩種創作手法在很多點上是可以相提並論的。就第一種情形而言，小說家為了試圖按照原貌展示人物的全部豐富內涵，需要研究歷史上留下的關於主人公的資料，這樣的研究無論多麼滿懷熱情，多麼細緻入微都不為過；在第二種情形下，為了賦予虛構人物以特定的、由時代和地域所規定的現實感，小說家只能利用過去的生活——即歷史——留下的事件和日期，否則「歷史小說」只不過是一場成功或者不成功的化妝舞會。
我們假設澤農出生在1510年，他九歲那年，年邁的達·芬奇在流放地昂布瓦茲去世；他三十一歲時，帕拉塞爾蘇斯去世，我讓澤農成為他的追隨者，有時也是對手；他三十三歲時，哥白尼去世，後者直到臨終之際才發表他的重要著作，但是他的理論長期以來以手稿形式在某些開風氣之先的領域內流傳，因此我在書中讓年輕讀書人在學校裡瞭解到這些知識。我讓多萊（dolet）成為澤農的第一位出版商，他被處死那一年，澤農三十六歲；塞爾維（servet）被處死的時候，他四十三歲，塞爾維跟他一樣是醫生，也跟他一樣研究過血液迴圈。跟澤農差不多同時代的，有解剖學家維薩里（vésale），外科醫生昂布魯瓦茲·帕雷（ambroiseparé），植物學家塞薩爾潘（césalpin），數學家兼哲學家哲羅姆·卡爾丹（jérômecardan）；他死的那年，伽利略五歲，康帕內拉剛剛一歲。他自殺的時候，喬達諾·布魯諾差不多二十歲，三十一年後也將被燒死。我無意機械地拼湊一個綜合性人物，任何一位懂行的小說家都不會那樣做，然而很多縫合點將這位虛構的哲學家與先後生活在同一個世紀的這些真實人物聯絡在一起。跟他聯絡在一起的還有另外一些人，他們在同樣的地方生活過，有過類似的經歷，或者試圖達到同樣的目標。我在此指出的某些關聯，有時是故意去尋找的，它們幫助我在創作過程中發揮想象，有時則相反，是事後才注意到它們可以充當佐證。
同樣，澤農出生時的非法身份以及為了日後進入教會而接受的教育，不免容易讓人想到伊拉斯謨，後者是教會人士與鹿特丹女市民的兒子，年輕時代曾經是奧古斯都會的修士。在鄉下手工藝人的作坊裡安裝一臺改良織機引起的糾紛，讓人想起世紀中葉發生的這一類事情，先是1529年在但澤，一臺類似機器的發明者據說被處死了，然後1533年，布魯日的行政官員們禁止用一種新方法染羊毛，稍後在里昂，印刷技術的進步引發過事端。澤農年輕時性格中某些暴烈的方面可能會讓人想到多萊，比如殺死貝洛丹的兇手，就會讓人遙遙聯想到殺死康柏因（compaing）的人。年輕讀書人的修士見習期，先是在根特跟隨聖巴汶修道院的主教院長，我們在書中設想此人熱衷於鍊金術，澤農後來到了被迫改宗的猶太人堂·布拉斯·德·維拉身邊，這些經歷一方面與帕拉塞爾蘇斯相似，後者曾經跟隨塞特加赫的主教和斯潘海姆的修道院院長學習，另一方面與康帕內拉相似，後者在猶太人亞伯拉罕的指導下學習過猶太教神秘派教義。澤農的遊歷，他身兼鍊金術士、醫生和哲學家的三重身份，甚至他在巴塞爾遇到的麻煩，與我們所瞭解或聽說的帕拉塞爾蘇斯非常接近，還有他在東方的經歷，這是秘術哲學家們的經歷中幾乎不可或缺的內容，也同樣從這位瑞士德語區的著名鍊金術士真實或傳說的遊歷中得到啟發。在阿爾及爾贖買女俘的故事，取自那個時代西班牙小說中司空見慣的情節；希格·烏勒夫斯達特，即弗羅索夫人的故事，是考慮到那個時代斯堪的納維亞女人們享有擅長治病和「草藥師」的聲譽。澤農在瑞典宮廷的生活，一部分取材於泰喬-布拉赫（tycho-brahé）在丹麥宮廷的經歷，其餘則來自人們講述的一位泰奧菲盧斯·荷莫代（théophilushomodci）博士的事蹟，他是瑞典約翰三世的醫生，比澤農晚了一代。澤農對漢施行的外科手術，模仿的是昂布魯瓦茲·帕雷在《回憶錄》中講述的一個同型別手術。在一個更為隱秘的領域裡，也許值得指出的是關於雞姦行為的懷疑（有時也是事實，通常儘量加以掩飾，必要時則予以否認），列奧納多·達芬奇、多萊、帕拉塞爾蘇斯和康帕內拉都有過這樣的經歷，就如同我虛構的澤農的生活那樣。同樣，哲學家兼鍊金術士出於審慎而尋求保護人，有時是在新教徒中間，有時就在教會內部，那時多多少少受到迫害的無神論者或者自然神論者都會這樣做。儘管如此，在教會與改革派的論辯中，澤農跟那個世紀很多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一樣，比如布魯諾（儘管他死於羅馬教廷聖職部的判決）和康帕內拉（儘管他被宗教裁判所關押了三十一年），更傾向於站在天主教一邊。
在思想領域，這個澤農身上既打下了經院哲學的印記，同時又反抗它，他處於鍊金術士顛覆性的活力論與即將贏得未來的機械哲學之間，處於將一個隱蔽的上帝置於萬物內部的神秘主義和幾乎不敢說出自己名字的無神論之間，處於醫生的唯物主義經驗論和猶太教神秘派弟子近乎通靈的想象力之間；塑造這樣一個人物，我同樣參照了那個時代實有其人的哲學家和科學家。澤農的科學研究大部分是根據達芬奇的《筆記》來想象的，比方說，他早於哈維（harvey）進行了研究心臟肌肉功能的實驗，就屬於這種情況。他關於汁液上升和植物的「吸收能力」的實驗，早於哈勒斯（hales）的研究，是以達·芬奇的一條註釋為基礎，對澤農而言，他做這個實驗也是為了試圖驗證同時代的塞薩爾潘提出的一種理論。關於地表變化的假設同樣來自《筆記》，但要指出的是，這一類思考受到古代哲學家和詩人的啟迪，在當時的詩歌中俯拾皆是。澤農關於化石的見解，不僅與達·芬奇，也與弗拉卡斯托羅（fracastor）早在1517年以及大約四十年後貝爾納·帕利西（bernardpalissy）表達的看法甚為接近。澤農的水力計劃，他的「機械烏托邦」，尤其是飛行器草圖，以及發明可以在海戰中使用的液體火藥的配方，模仿的當然是達·芬奇和十六世紀另外一些研究者的類似發明；它們代表的是一類人感興趣的東西和進行的研究，這種情況在那個時代並不少見，但是也可以說，這些發明以隱蔽的方式穿越了文藝復興時期，它們既與中世紀，也與現代社會更為接近，並且已經預示了我們的勝利和我們的危險。對人類不要濫用技術發明的警示，今天看來仍不乏先見之明，這類警示在鍊金術文獻裡比比皆是；我們在達·芬奇和卡爾丹的著作裡也可以看到，只不過背景不盡相同。
在某些情況下，我們直接借用了與人物同時代的一些歷史人物對一種感情或思想的表述，這樣做是為了更好地證實某些觀點的確屬於十六世紀。一段關於戰爭的瘋狂的思考取自伊拉斯謨，另一段來自達·芬奇。《滑稽預言》裡的文字，除了有兩行出自諾查丹瑪斯的一首四行詩，其餘借用的是達·芬奇的《預言》。關於物質、光亮和閃電的同一性的句子，是對帕拉塞爾蘇斯兩段令人費解的文字所作的概括。關於魔法的討論受到那個時代的作者的啟發，比如阿格里帕·德·內特希姆（agrippadenettesheim）和吉恩-巴蒂斯塔·德拉·波爾塔（gian-battistadellaporta），小說中也順便提到了這兩個人的名字。書中引用的拉丁文鍊金術用語，幾乎全部來自當代三部重要的鍊金術研究著作：marcelinberthelot，ilachimieaumoyenage/i，1893；jung，ipsychologieundalchemie/i，1944（1952年修訂版）；以及vola，ilatradizioneermetica/i，1948，這三本書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出發，共同形成了一條有用的路徑，通往仍然謎團重重的鍊金術思想的領域。作為本書書名的「苦煉」這一術語，在鍊金術著作中指的是將物質進行分離和分解的階段，據說，這一階段是「大功」當中最為艱鉅的部分。今天人們還在討論，這一表述究竟指的是對物質本身進行的大膽試驗，還是可以象徵性地理解為思想掙脫陳規和偏見的過程中經受的考驗。想來它有時意味著兩重意思的其中之一，有時則二者兼具吧。
在澤農的故事所覆蓋的大約六十年時間裡，一些事件完成了，它們至今仍然與我們相關：中世紀古老的基督教社會持續到1510年左右，分裂為在神學原理上和政治上敵對的兩個陣營；變為新教的宗教改革失敗，以及對不妨稱之為其左翼的鎮壓；同樣失敗的還有天主教，它在長達四個世紀裡禁閉在反改革運動的鐵質緊身衣裡；地理大發現越來越淪為對世界的分割；資本主義經濟取得長足進展，這一進展與君主制時代的開始結合在一起。這些事件過於廣闊，生活在當時的人難以窺見其全貌，它們間接地影響了澤農的故事，也許，它們對次要人物的生活和行為產生的影響更為直接，因為這些人更執著於那個時代的陳規陋習。帕託洛梅·康帕努斯是按照上一個世紀已經過時的老派教會人士形象來描繪的，對他而言人文主義傳統是不成問題的。由於必然的原因，可惜的是，寬厚大度的方濟各會修道院院長在十六世紀的歷史裡難以找到以公開身份與他對應的人，但是這個人物部分地參照了當時的某位教會人士，此人在成為神職人員或者進入修會之前，有過豐富的世俗經驗。讀者從他反對酷刑的言論中可以聽出，有一條論據雖然深具基督教精神，卻是從尚未成文的蒙田著作裡借用的。博學而又具有政治頭腦的布魯日主教是根據反改革運動中的其他高階神職人員來塑造的，但是與我們對這些年裡真正的布魯日主教有限的瞭解並不相悖。堂·布拉斯·德·維拉的原型是一位叫作愷撒·布朗卡斯（césarbrancas）的淵博的猶太教神學家，他是阿維尼翁新城聖安德烈修道院的院長，大約在1597年因「猶太教信仰」被他的僧侶們驅逐。我故意讓胡安修士的形象顯得模糊不清，他身上有皮埃羅·蓬齊奧修士（frapietroponzio）的影子，此人是康帕內拉年輕時的朋友和弟子。
幾位銀行家和商人的肖像：皈依再浸禮派信仰之前的西蒙·阿德里安森，利格爾一家及其社會地位的上升，馬丁·富格爾也是一個虛構人物，但我將他嫁接到十六世紀時將歐洲控制在自己股掌之間的真實家族上，這些人物與隱蔽在當時歷史之下的財政史上的真實人物十分接近。亨利-馬克西米利安屬於一群有文學修養而又愛冒險的貴族，他們具備淺顯的人文主義的智慧，無需向法國讀者列舉這些人的名字，可惜的是他們這類人到了世紀末葉就差不多絕跡了。最後，那個時代的編年史作者和歷史學家們幾乎只對宮廷生活或者市民生活感興趣，他們留下的關於普通人生活的資料非常稀少，而科拉斯·吉爾、吉爾·隆博、約斯·卡塞爾以及那些跟他們同樣地位卑微的人物，就是儘量根據這些資料來構想的。我們也嘗試用類似的想法來塑造書中的幾個女性人物，一般說來，除了幾位著名的王室貴婦，女性形象不如男性形象那樣清晰。
然而在本書中出現的次要人物，有四分之一以上是按照原樣取自史書或者方誌：教廷大使德拉·卡薩、檢察官勒·科克、龍德萊教授（他的確因讓人當面解剖自己的兒子而在蒙彼利埃引起軒然大波）、醫生約瑟夫·哈-柯恩，當然，在眾多人物之中，還有海軍元帥巴巴羅薩和江湖騙子魯吉耶利。明斯特悲劇中的主角：貝爾納德·羅特曼、揚·馬蒂斯、漢斯·博克霍爾德、克尼佩多林等，都是從當時的歷史記錄中抽取出來的，儘管關於再浸禮派反叛的情形全部是由敵對方記述的，然而被圍困的城市裡發生的狂熱和過激行為在我們這個時代司空見慣，因此我們認為關於這場慘劇的大部分細節描寫是可信的。裁縫阿德里安和他的妻子瑪麗取自阿格里帕·多比涅的《悲歌集》；錫耶納的義大利美人以及她們的法國愛慕者們見於布朗多姆和蒙呂克的作品。奧地利的瑪格麗特到訪亨利-鞠斯特府上一事，跟亨利-鞠斯特本人一樣是虛構的，然而這位貴婦與銀行家之間的交易卻實有其事，同樣，她對自己的鸚鵡「綠衣情人」的愛憐以及對拉奧達米夫人的依戀都是真實的，一位宮廷詩人曾作詩悲悼這隻鸚鵡之死，布朗多姆的書中也提到過拉奧達米夫人；小說裡描繪奧地利的瑪格麗特的肖像時，伴隨的幾句關於女性戀情的奇怪議論，也出自同一位作家書中的另外一頁。女主人接駕時給孩子餵奶的細節，取自瑪格麗特·德·納瓦爾的《回憶錄》，她訪問佛蘭德斯時比書中晚了一代人。洛倫扎齊奧在土耳其設立大使館為法國國王效力，1541年他途經里昂時隨從中至少有一名「摩里斯科人」，以及發生在這個城市的針對他的暗殺，都是當時的資料所提供的事實。鼠疫在十六世紀的歐洲常常爆發，幾乎成為流行病，在巴塞爾和科隆發生的鼠疫也就不足為奇，然而之所以選擇1549年這個年份，是出於小說敘事的需要，與萊茵河地區一次疫情的爆發無關。澤農在1551年10月提到塞爾維（1553年被判決並燒死）面臨的危險，不是像人們以為的那樣將事件提前了，而是考慮到這位加泰羅尼亞醫生長期以來一直冒著風險，無論是天主教還是新教陣營，至少在將這位不幸的天才送上火刑堆這件事上，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小說中影射明斯特主教有一位情婦，這件事沒有事實依據，但是十六世紀薩爾茨堡一位有名的主教，他的情婦與這個人的名字相近。本書中除了兩三處例外，虛構人物的名字全部取自歷史檔案和家譜，有時甚至取自作者本人的家譜。某些著名的人名，比如阿爾巴公爵的名字，是按照文藝復興時期的拼寫法來寫的。
由世俗當局和教會當局蒐集起來控告澤農的罪狀，以及與這場訴訟相關的法律上的細節，我們借用的是十六世紀後半葉和十七世紀初的五六樁著名或無名的案件，加以適當的改動，尤其是康帕內拉最早的幾場訴訟，其中既有屬於世俗問題的指控，也有瀆神和異端的罪名。澤農的案子從頭到尾都是虛構的，由於檢察官勒·科克與布魯日主教之間潛在的衝突，這個案子變得曠日持久和錯綜複雜；考慮到菲利普二世統治時期，佛蘭德斯的城市對新設定的主教擁有的行政特權極為反感，他們之間的衝突雖然是虛構的，然而合情合理。神學家希羅尼姆斯·凡·帕爾梅特嘲諷地提出要將澤農送去探索無限世界，實際上，這是德國反改革運動的領頭人加斯珀·肖普（gasparschopp）在執行喬達諾·布魯諾的死刑時所說的話；同樣，還是這位肖普，開玩笑地提議讓囚犯（這一次指的是康帕內拉）乘坐自己發明的飛行轟炸機去跟異端作戰。最後幾章中提到的布魯日特有的刑罰，比如澤農向康帕努斯議事司鐸描述的酷刑就發生在1521年，罪行原因不詳，另外，殺嬰罪應判處火刑，證實犯有法律所禁止的風化罪的犯人要在城外被燒死，這些細節大部分取自馬爾科姆·萊茨（malcolmletts）的著作ibrugesanditspast/i，這本書關於布魯日司法檔案方面的材料尤其豐富。封齋前星期二的情節，是根據此前差不多一百年發生在這個城市的一件事來想象的，即處死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議員。在法庭上打瞌睡後醒來，以為死刑已經宣判的法官，這個情節幾乎原封不動地套用了當時流傳的一則軼聞，當事人是「血腥法庭」的法官雅克·赫塞爾（jacqueshessele）。
然而，我們也對某些歷史事件略微作了改動，以便將它們納入這部小說的背景。龍德萊博士對小小年紀就死去的兒子進行屍體解剖一事在時間上提前了，而且我們將這個兒子描寫為接近成人的年紀，為的是讓他成為「一部人體機器的好樣本」引起澤農的沉思。事實上，龍德萊很早就以解剖方面的研究著稱（他還解剖過自己的岳母），他只比我們虛構的這位學生略微年長。古斯塔夫·瓦薩經常住在烏普薩拉和瓦斯泰納的城堡裡，但是小說中安排他前往這些行宮的日期並提到國王親臨1558年秋天的一次朝會，主要是為了大致勾勒一下這位君王的行蹤以及他繁重的國務。
「海上叫花子」的首領們最早進行活動的日期是真實的，但是這些支援者的戰績和威望也許被稍稍提前了。埃格蒙特伯爵的「看門人」的故事糅合了下述事實：被處死的是埃格蒙特的部下讓·德·博薩爾·德·阿爾芒蒂耶爾（jeandebeausartd'armentières），遭受駭人聽聞的酷刑的是拿騷伯爵的看門人皮埃爾·科爾（pierrecol），他的確拒絕出讓一幅博斯的油畫，但不是如小說中方濟各會修道院院長所說的那樣，是給阿爾巴公爵，而是給西班牙軍隊的司法長官和高階教士胡安·波雷阿（juanboléa）；我們知道國王對博斯作品頗感興趣，於是設想這幅畫將進入他的收藏，這一細節雖屬虛構，然而在我看來至少不是空穴來風。德·巴滕堡先生和他隨從們未能成功逃亡，後來在維爾福德被處決，這些情節在時間上略有緊縮。蘇萊曼大帝統治時期，發生在奧斯曼帝國的宮廷陰謀的時間也有所改動。此外還有兩三處，人物對話表現出的思想狀態讓小說在某些細節上明顯有失準確。二十歲的澤農在路上，稱他要前去的西班牙是阿維森納的國度，因為阿拉伯的哲學和醫學一向是通過西班牙傳入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澤農並不在意這位西元十世紀的偉人出生在布哈拉，卒於伊斯法罕。尼古拉·德·庫薩在很長時間裡，即便不是直到最後的話，對胡斯派異端的態度要比布魯日主教所說的寬容得多，然而後者在與澤農討論的時候，多多少少有意識地拉攏這位十五世紀主張基督教全體教會合一的高階教士，以便讓他更符合反改革運動不那麼寬容的觀點。
從某些角度看來，我們在一個日期上所作的改動比較明顯，那就是根特的一批奧古斯都會修士和布魯日的幾個方濟各會修士因風化罪遭到起訴的日期，最終有十三名根特修士和兩名布魯日修士被處死。這兩起訴訟發生在1578年，比我在小說中安排它們發生的時間晚了十年，人們認為反對修道院秩序的人那時已經被西班牙統治者收買了，他們在這兩個城市一度短暫地處於上風。我將這兩樁案子的年代提前，是為了讓第二樁風波成為澤農遇到的災難的起因之一，地方政治的背景自不相同，但是一樣陰沉。我試圖描繪的，一方面是教會反對派褊狹的憤怒，另一方面是教會當局的擔心，後者害怕顯得是在遮掩一樁醜聞，兩者結合在一起同樣導致了司法上的殘忍行徑。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指控必然是誹謗性的。帕託洛梅·康帕努斯關於皮埃爾·德·哈梅爾自殺的思考是我杜撰的，這個犯人自殺的情形與我在書中描述的一樣，但是發生在根特，他屬於根特而不是布魯日的那幫修士：這種自主的死亡在當時極為罕見，基督教道德觀將其視為幾乎不可原諒的彌天大罪，這一行為甚至讓人認為，犯人在違背這一律令之前必定也觸犯過其他律令。除了真實的皮埃爾·德·哈梅爾，我將布魯日那群修士減少為七人，他們全都是虛構的，西普里安迷上的德·洛斯小姐也是想象的。我們假設這些所謂「天使」與已經滅絕的異端殘餘之間有聯絡，這種聯絡為澤農所猜測，法官們也試圖加以追蹤，這些異端被人遺忘將近一百年了，諸如亞當派信徒或者聖靈會的修士和修女們被懷疑有類似聚眾淫亂行為，某些學者認為在博斯的作品中可以找到他們的蹤跡，但這種看法也許過於刻板。小說中提到他們只是為了呈現在十六世紀嚴苛的思想統治之下，古老的耽於肉慾的異端始終暗流洶湧，這一時期的另一些案子中隱約可見此類蛛絲馬跡。此外，我們還會注意到，弗洛裡安修士出於嘲弄而送給澤農的圖畫，不是別的，正是哲羅姆·博斯的《塵世極樂園》中兩三組人物差不多一模一樣的複製品，這幅作品如今在普拉多博物館，它出現在菲利普二世收藏的藝術品目錄中，標題是：「一幅世界多樣性的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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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奇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