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飯時——在外面的後陽臺上，夜幕漸漸降臨，瑞典佬感到夜晚似乎停滯不動、被懸浮起來了，他內心產生出一種憂傷，覺得再沒有什麼東西可遵循，沒有什麼事情可發生，覺得進了一口用時間雕鑿而成的棺材，他永遠無法逃離——客人中還有尤曼諾夫家的馬西亞和巴里、薩爾孜曼家的謝拉和希利。只是在幾小時前瑞典佬才知道，謝拉·薩爾孜曼這位語言矯正師曾在爆炸發生後將梅麗藏起來。薩爾孜曼夫婦沒有告訴過他。要是他們說了——她一到那裡就打來電話，那時他們對他負責一點……他不能想下去。他若再往下想的話，假如不讓梅麗去逃亡，一切都不會發生了……這樣想也沒用。他坐在餐桌旁，只顧發呆——靜止不動、軟弱無力、反應遲鈍，看不見他超乎常人的樂觀所表現出的爽朗大方和生機活力。這一生作為商人、運動員和美國海軍陸戰隊員的敏捷都未能使他適應被俘虜、被關進毫無未來的箱子裡的處境。他在裡面不去想他的女兒會怎樣，不去想薩爾孜曼是怎樣幫助她的，不去想……想他妻子會怎樣。他該快些吃完，不去想他唯一能夠想的那些東西。他應該永遠這麼做。不管他多麼渴望出去，他都要死死地停在這一刻，留在盒子裡。否則，這世界將爆炸。
巴里·尤曼諾夫，瑞典佬以前的隊友和高中時最親密的朋友，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律教授。每當瑞典佬的父母從佛羅里達飛過來時，巴里和他妻子都會應邀赴宴。看見巴里，他父親總是那麼開心，部分原因是巴里從一個移民裁縫的兒子變成了大學教授，還由於婁·利沃夫——錯誤地，雖然瑞典佬裝作並不在意——感謝巴里·尤曼諾夫讓塞莫爾放下棒球手套進入商界。每年夏天婁都會提到巴里「顧問」——從高中時起他就這樣稱呼他了——想起巴里為利沃夫家做的好事，他用職業的嚴肅態度樹立了榜樣。可是巴里總說，他要是球玩得有瑞典佬百分之一好的話，沒有誰能讓他靠近法學院。
在瑞典佬最終徹底禁止梅麗到紐約之前，她好幾次來紐約時都和巴里、馬西亞·尤曼諾夫一塊過夜。梅麗從舊裡姆洛克消失後，瑞典佬也是向巴里進行法律諮詢的。巴里帶他去見曼哈頓的公訴人謝威茲。瑞典佬要謝威茲對他實話實說——如果他女兒被抓住並證明有罪，對她最重的懲罰是什麼？——他被告知：「七至十年。」「但是，」謝威茲說，「如果那麼做是由於反戰運動的激情所致，如果是意外發生，如果儘量採取了措施以防對他人的傷害……我們怎麼知道她是一個人乾的？我們不知道。我們甚至連是不是她乾的也不知道。沒有重大的政治背景，沒有那麼多的言論，沒有那麼多的暴力演講，只是這麼個孩子，她自己會故意殺人？我們怎麼知道她製造炸彈或引爆炸彈？要製造炸彈，你必須非常老練——這孩子能點燃一根火柴嗎？」「她理科很好，」瑞典佬說，「她化學課得了優秀。」「她在化學課製造過炸彈？」「沒有，當然沒有——不會的。」「那麼，我們不知道她會不會點燃火柴，不是嗎？這都可以是為她進行的辯護。我們不知道她做了什麼，我們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麼。我們什麼都不瞭解，其他人也一樣。她也許得過西屋科學獎，我們卻不知道。什麼是能被證明的？也許很少。既然你問我，最糟糕的是七至十年。可是我們可以假設她被當成少年犯處理。根據《少年法》，她將被判二至三年，即使她對任何事情都承認有罪，案底也會保密，誰也看不到。看，這一切要看她在殺人案裡的作用。不用想得太糟。如果孩子來的話，即使她與之有關，我們也許也能幫她解脫，不再留下什麼。」就在幾小時前——他知道在俄勒岡的公社裡，製造炸彈是她的專長，從她自己那不再口吃的嘴裡，他聽到她要負責的不是一次意外的死亡，而是冷酷地殺害了四個人——有時他全靠謝威茲的話才沒有放棄。這人不空談，只要走進他的辦公室你就能看出來。謝威茲這種人總想被證明是正確的，總想說服別人，這是他的與生俱來的使命。巴里有言在先，他說謝威茲不是那種讓人感覺很好的人。他說，如果孩子來的話，我們也許也能幫她解脫，這並不是針對瑞典佬的期望而言的。但這是在過去，他們認為可以找到一個相信她不知道怎樣點燃一根火柴的陪審團。這是在那天下午五點鐘以前。
巴里的妻子馬西亞是紐約的一位文學教授，即使根據瑞典佬寬宏大量的看法，也是個「難纏的人」，一個好戰的反傳統人士，自我意識驚人，擅長嘲諷，慣於釋出處心積慮的預言，讓世上的統治者惶惶不安。她的一言一行都清楚標明她的立場。她能在那裡紋絲不動——你講的時候，她嚥下一切，指頭輕輕叩擊椅子扶手，甚至點頭示意好像完全贊同——其實是在告訴你，你所說的一切都不對。為了容納她所有的信念，她身穿帶著印染的束腰長袍——閱歷極深的女人，邋遢的外表不僅是對傳統的挑戰，更標誌出她是位一針見血的思想家。在她與嚴酷的事實之間無需廢話和陳詞濫調。
然而巴里很欣賞她。沒人有他們倆這麼大的反差，也許他們算是常說的那種差異相吸。巴里是這麼深思熟慮、熱情周到——從少年時起他就是如此，是瑞典佬認識的最可憐的孩子，勤奮向上的紳士，棒球隊可靠的接球手，最後成為畢業班致辭代表，服完兵役後享受退伍軍人福利進了紐約大學。他就是在那裡遇見馬西亞·謝瓦茲並和她結婚的。瑞典佬很難理解，一個這麼強壯，也並不是不漂亮的小夥子怎麼會在二十二歲時放棄與這世上其他人交往的慾望，選擇馬西亞·謝瓦茲，一個如此固執己見的女大學生。有她在場，瑞典佬必須奮力掙扎才能保持清醒。可是巴里喜歡她，坐在那裡聽她講話，毫不在乎她是個髒兮兮的懶人，甚至在大學裡也穿得像人家的祖母，輕鬆歡快的雙眼因罩著沉重的眼鏡而顯得更大，讓人難受。她各方面都與多恩恰恰相反。馬西亞，一個自我造就的革命者——是啊，要是梅麗聆聽著馬西亞的教誨長大……可是多恩？漂亮、嬌小、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多恩——為什麼是多恩？你到哪裡尋找原因？怎麼解釋這種不相稱？只是他們的基因玩弄的一個把戲？在要求停止越南戰爭的向五角大樓進軍的遊行中，馬西亞·尤曼諾夫和二十幾名其他婦女被扔進囚車。正如她渴望的那樣，她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一座監獄裡關了一夜。她在裡面並沒有停止抗議演說，直到早上他們全部被釋放。如果梅麗是她的女兒，那還說得過去。要是梅麗只鬥鬥嘴，只用語言和這個世界幹，就像這尖刻的長舌婦一樣就好了。那麼，梅麗的故事也不會以一顆炸彈開始和結束，那會完全是另一個故事。可是一顆炸彈。一顆炸彈。一顆炸彈講完了整個該死的故事。
很難說清楚巴里娶那女人的事，也許是他家裡太窮的緣故。誰知道？她的敵意、她的高人一等的神態、她給人的不潔感覺，所有這些都讓瑞典佬覺得是作為朋友無法忍受的東西，更別提伴侶了——似乎恰恰是這些特性讓巴里更欣賞他的妻子，真讓人大惑不解，但確實如此。一個理智健全的人會崇拜另一個理智健全的人連半小時都難以忍受的人物。只因這是一個謎，瑞典佬才儘量剋制自己的厭惡，調整自己的評判，只將馬西亞·尤曼諾夫看做來自另一世界的怪物，來自學術圈子，來自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在那裡永遠做個反叛人物，不管對他們說的什麼提出挑戰，都會受到讚賞。他們以否定方式所獲得的東西讓他難以理解。在他看來，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如果能克服這些東西會更有出息。馬西亞雖然常常刺激他人和研究他人，也並不意味著她真的喜歡這樣做。當他發現這就是她在曼哈頓與人交往的方式時，他不認為她惡毒，而且也不相信巴里·尤曼諾夫——曾經比他親弟弟還親近的人——會娶一個惡毒的人。和往常一樣，瑞典佬由於無法判斷因果關係，只好不作任何反應（這與他父親的條件反射似的懷疑態度不同），讓這成為他一生的策略，顯得寬厚和仁慈。他只是認為馬西亞「難纏」，最多會說：「啊，我們就當她是一盞不省油的燈好啦」。
但是多恩討厭她。討厭她是因為她清楚馬西亞也看不起她，因為她曾經是新澤西小姐。多恩不能忍受人們只把那件事情當做她的一生，而馬西亞特別令人氣惱的是她把她那種用根本解釋不了多恩的故事來解釋她的愛好——現在也幾乎無法解釋她——如此洋洋得意地展示出來。他們第一次見面時，多恩告訴尤曼諾夫兩口子有關她父親的心臟病，家裡沒有收入，她意識到大學的校門將對她兄弟關上……整個獎學金的事，絲毫沒能讓馬西亞·尤曼諾夫把新澤西小姐當成笑話之外的任何東西。馬西亞懶得掩飾她的真實想法，她望著多恩時只當眼前並無一人，認為多恩裝模作樣地養牛，認為她這麼做是為了改變形象——並不是一項嚴肅的活動，多恩每天干十二到十四小時，每週七天。據馬西亞看來，這是一種關於房屋與花園的美麗幻想，是由一個富有的愚蠢的女人設計出來的，這個人不是住在臭烘烘的新澤西，不，不，而是住在鄉村。多恩討厭馬西亞，因為她毫不掩飾的優越感，這是針對利沃夫家的財產，針對他們的欣賞水平，針對他們喜愛的鄉村生活。對她的討厭已經超過討厭本身，多恩相信馬西亞私下裡非常開心梅麗被指控幹了那種事情。
馬西亞感情中特殊的位置留給了越南人——越南北方的人們。她在政治信念或國際事務中表示同情的看法上從未妥協過，即使近在咫尺、親眼目睹災難降臨到丈夫最好的朋友身上也不改變。這使得多恩對其大加譴責，可是瑞典佬並不相信，倒不是因為他能為馬西亞的榮譽擔保，而是因為巴里·尤曼諾夫的正直不容置疑。「我不許她跨進這個家！一頭豬都比那女人更有人性！我不管她拿了多少個學位——她毫無感情，是個瞎子！她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眼睛最瞎的、最自以為是、心胸狹隘、令人討厭的所謂的聰明人，我不想她到咱家來！」「可是，我也不便邀請巴里單獨來。」「那麼巴里也不來。」「巴里必須來。我想讓巴里來。父親特別想在這裡看到巴里，他希望如此。是巴里，多恩，是他帶我去見謝威茲的。」「是那個女人將梅麗拉進去的。你不明白？那就是梅麗去的地方！到紐約——到他們那裡！是他們給她提供的藏身之處！有人做過，有人不得不做。她家裡有真正的扔炸彈的人——刺激了她。她將她藏起來不給我們，在梅麗最需要父母時將她藏起來不給我們。馬西亞·尤曼諾夫就是把她轉入地下活動的人！」「梅麗以前並不願住在他們那裡。她在巴里家只住了兩個晚上。就是那樣。第三次她沒有露面。你不記得了。她到其他地方過夜，再沒有到尤曼諾夫家去。」「馬西亞就是那個人，塞莫爾。誰還與她有聯絡？這個好牧師，那個好牧師，把鮮血潑到徵兵登記本上。她那麼喜歡她的反戰牧師，那麼親密——可他們不是牧師，塞莫爾！牧師不是偉大的思想直率的自由主義者。否則他們不可能成為牧師。那正是牧師不應該做的事情——就跟他們不應該停止為去那裡的孩子們祈禱一樣。她為什麼喜歡這些牧師是因為他們不是牧師。她愛他們不是因為他們在教會，是因為他們在做其他事情。在她看來，這些人在給教會抹黑。他們在做教會以外的事，不是扮演牧師的正常角色。這些牧師在侮辱伴隨像我這樣的人成長起來的東西，那就是她喜歡的。這條肥母狗對這一切東西都有興趣。我恨她，恨死她！」「好啦。我聽夠啦。你想怎麼恨她都行，」他說，「但是不要為她沒有做過的事情，她並沒有那樣做，多恩。你用虛構的東西把自己逼瘋。」
那不是真的。不是馬西亞拉梅麗進去的。馬西亞只動嘴——總是這樣：毫無意義、故弄玄虛的談話，那些為了不擇手段地展示自己決不示弱、爭強好勝的言辭，只表現出馬西亞作為知識分子的虛榮心和她古怪的信仰，她所有的姿態積累成她獨立的心理。是謝拉·薩爾孜曼將梅麗拉進去的，這位莫里斯頓的語言矯正師。這可愛、和藹、語氣輕柔的年輕女士，有一陣子給梅麗那麼多的希望和信心。這位老師給梅麗提供了那些「策略」去克服她的障礙，並取代奧黛麗·赫本成為她心中的女英雄。在多恩服用鎮靜劑、在醫院進進出出的那幾個月裡，在謝拉和瑞典佬不再忽視自己生命的全部職責之前的那幾個月裡，在這兩位很有條理的、舉止端莊的人能夠控制自己以免危及他們珍貴的穩定感之前的那幾個月裡，謝拉·薩爾孜曼成了瑞典佬利沃夫的情婦。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
情婦。一種最不像瑞典佬式的關係，不協調、難以置信，甚至可笑。「情婦」，在那種失去光澤的生活氛圍裡不太可能——可就是在梅麗失蹤後的那四個月裡，這便是謝拉對他的意義。
大家在餐桌上談的是水門事件和《深喉》。除了瑞典佬的父母和沃庫特夫婦，大家都去看過這部x級影片，它是由一位名叫琳達·拉芙蕾絲的年輕色情片女演員主演的。這部電影已經不侷限在成人影院上映了，在澤西城所有社群影院都很火爆。讓他吃驚的是，謝拉·薩爾孜曼說，那些選民竭盡全力把虛偽的、假裝強調道德虔誠的共和黨政客推選為總統和副總統，他們應該利用這部充滿誇張細膩的口交場面的影片。
「去看這部電影的也許不是同一批人。」多恩說。
「是那些麥戈文的支援者？」馬西亞·尤曼諾夫問她。
「在這桌上是的。」多恩回答道，早已被她無法容忍的這個女人在晚宴的開場白激怒了。
「喂，」瑞典佬的父親說，「這兩件事情之間到底有什麼聯絡，這對我來說是個謎。首先，我不明白你們這些人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去看那種垃圾。純粹是垃圾——顧問，我說得對嗎？」他看著巴里希望他贊同。
「是一種垃圾。」巴里說。
「那你們為什麼要讓它進入你們的生活？」
「它溜進來的，利沃夫先生，」比爾·沃庫特友好地對他說，「不管我們喜不喜歡。外面有的東西都會溜進來。它朝裡面湧，社會不一樣了，恐怕您沒聽說過。」
「啊，我聽說過，先生。我來自紐瓦克舊城區，聽到許多不想聽的東西。看，愛爾蘭人管理過城市，義大利人管理過城市，現在讓有色人管理城市。這不是我想說的，我沒有什麼可反對的。輪到有色人接觸錢櫃了？我不是昨天才出生。在紐瓦克，腐敗是這場遊戲的名稱。新的、第一位的是種族，再就是稅收，還加上腐敗，這就是你們的問題。七美元七十六美分。這就是紐瓦克的稅率。我不管你們多大還是多小，我在這裡告訴你們，這種稅率你們不可能經營一家企業。通用電器在一九五三年就搬走了。通用、西屋電氣公司、雷蒙德大道上的布瑞爾冰激凌、賽璐珞合成樹脂，都離開了這座城市。它們都是大僱主。在暴亂之前，在種族仇恨加深之前，它們都走了。種族問題是蛋糕上的糖霜。街道無人打掃，燒燬的汽車無人拖走，人們住在廢棄的房子裡，廢棄的房子在燃燒。失業、汙穢、貧困，更加骯髒，更加貧困。教育沒有了，學校是災難。每個街角都是輟學的學生，他們無事可幹，只好販毒，只好惹事。那些政府建的貧民區——我最好別提貧民區。警察接受賄賂。人所共知的每一種弊病。早在一九六四年夏天我就對兒子說：‘塞莫爾，走吧。’‘搬走。’我說。可是他不聽。帕特森要毀了，伊麗莎白要毀了，澤西城要毀了。你兩眼瞎了，看不見要發生的事。我這樣對塞莫爾講：‘紐瓦克是第二個沃茨，’我告訴他，‘你以前在這裡聽我說，那是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我就是那樣預言過。塞莫爾，是嗎？實際上可以精確到某一天。」
「確實如此。」瑞典佬承認。
「製造業在紐瓦克完了。紐瓦克也完了。暴亂還是很厲害，和華盛頓、洛杉磯和底特律相比，就算沒有更糟，也差不多了。但是，記住我說的話，紐瓦克這個城市再也不能恢復元氣。它不行。手套業？在美國？毀掉了，也完蛋了，只有我兒子還在堅持。又過了五年，除了政府合同，美國不會再生產一雙手套，波多黎各也沒有。他們已經到了菲律賓，那些大傢伙。將來要到印度，到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孟加拉——你們會看到的，全世界到處生產手套，除了這裡。如果只是工會，我們不會破產。當然工會不明白這個道理，可是有些廠商也不明白——‘我不會再多給狗雜種們五美分了。’這傢伙現在開著凱迪拉克，冬天待在佛羅里達。不，很多廠商沒有想通。工會根本不瞭解來自海外的競爭，我毫不懷疑。工會也加快了手套業的消亡，他們態度強硬，總能得逞，導致人們無法賺錢。工會的計件要求將許多人趕出這一行，或者遷往海外。在三十年代，與我們的競爭主要來自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和義大利。戰爭來臨挽救了我們，是政府合同。軍需官一下訂購了七千七百萬副手套，手套商富起來。可是戰爭結束了。我要說的是，即使早在那些好日子裡，末日也已經來臨。我們的衰敗是因為我們絕對競爭不過海外。我們加速了程式是因為缺乏對兩方面的正確判斷。不管怎樣都無法挽回。能夠阻止它的只有一樣東西——但我也不贊成，我想你們也不能阻止世界貿易，你們也不應該——能阻止它的唯一辦法是設定貿易關卡，不只是百分之五的關稅，而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
「婁，」他妻子說，「你說的哪樣東西與這電影有關？」
「這電影？這些該死的電影？啊，當然，它們並不新鮮，你知道。我們曾有過一個玩皮納克爾紙牌的俱樂部，那還是在幾年前……還記得，週五夜間俱樂部？我們有個做電器生意的傢伙。你記得他，塞莫爾，阿貝·薩克斯？」
「當然。」瑞典佬說。
「啊，我不願意告訴你們，可是他家裡有各種各樣的電影。真的有。在馬爾伯裡街，我們常帶孩子到那裡去吃中國餐，那裡有一間酒吧，你可以進去，想買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都行。你們知道嗎？我去看了五分鐘就回廚房了，值得稱讚的是，我親愛的朋友也這樣，他現在去世了，多好的夥計，我的心也跟著去了，手套剪裁工，見鬼，他的名字叫——」
「阿爾·赫貝曼。」他妻子說。
「對。我們兩個玩了一個小時的金拉朱紙牌，直到放電影的客廳裡喧鬧起來，原來是那狗屁電影，那放映機，隨便你們稱之為什麼的東西起火啦。我從沒有那麼高興過。那是三十年、四十年以前，到現在我還記得坐在那裡和阿爾·赫貝曼玩牌，其他人在客廳裡像白痴一樣地淌著口水。」
他現在把這些講給沃庫特聽，只朝著他一個人說道。看起來，雖然婁·利沃夫旁邊就坐著一個女醉鬼作為明證，雖然無可爭議的事實證明他有猶太人的淵博知識，可是出身名門的非猶太人的無政府狀態還是讓他難以想像，所以在餐桌上的這麼多人中間，只有沃庫特最能欣賞他的這番老生常談。他們應該是能夠控制自我的可靠的人。不是他們嗎？他們標出疆界。不是他們嗎？他們制定規矩，就是那些到這裡來的我們其他人都同意遵循的規矩。早在一九三五年，他坐在那間廚房裡，耐心地玩牌，直到正義的力量終於戰勝邪惡，讓那骯髒的影片在濃煙裡化為灰燼，沃庫特能不欽佩他？
「啊，對不起，利沃夫先生，我要說的是，您再也不能只靠玩牌就擋住它，」沃庫特對他說，「過去有把它擋在外面的辦法，可現在沒有了。」
「把什麼擋在外面？」婁·利沃夫問。
「您談的那些，」沃庫特說，「縱容。掩飾為意識形態的變態。永久的抗議。那時候您可以走開，可以旗幟鮮明地反對，如您所說，甚至可以用玩牌來抵抗它。但現在越來越難找到解脫的辦法。奇形怪狀的東西正在取代人們在這個國家所喜愛的一切普通的東西。今天，被他們稱做‘受壓抑’的東西是讓人們深受其辱的根源——就像過去不受壓抑的那樣。」
「是這樣，是這樣。讓我告訴你阿爾·赫貝曼的事。你要談過去的世界和以前的樣子，我們就說說阿爾吧。多好的夥計，阿爾，英俊的傢伙。靠剪裁手套富起來。那時候你做得到。有點雄心的夫妻可以弄幾張皮子做起手套來。他們最後有了一間小屋，兩個男人剪裁，幾個婦女縫紉，就可以做手套，就可以熨燙，然後出貨。他們賺錢了，自己當老闆，可以一週幹六十小時。很久很久以前，還是在亨利·福特支付前所未聞的每天一美元的報酬時，一名優秀的剪裁工每天能掙到五美元。但是，那時候一名普通婦女有二十雙、二十五雙手套算不了什麼，很常見。婦女有手套櫃，每套服裝有各種手套配搭——各種顏色、各種樣式、各種尺寸的。任何天氣，婦女外出不能沒有手套。那時候，婦女在手套櫃檯花上兩三個小時，試戴三十雙手套，也沒什麼奇怪。桌子後面的女士有個水槽，每換一種顏色她都要洗一次手。精美的女士手套，我們有四分之一扣，每扣分四個尺寸，直到八扣半。手套剪裁是個了不起的職業——過去是，不管怎樣。現在所有東西都是‘過去的’。像阿爾那樣的剪裁工總是穿著襯衫繫上領帶。那時候剪裁工沒有襯衫和領帶是決不工作的。你可以工作到七十五歲，甚至八十歲。人們可以像阿爾那樣開始，在十五歲，或者更早，幹到八十歲。七十歲還是童子雞。他們可以空閒時幹，星期六和星期天。這些人總有工作，有錢送孩子上學，有錢把房子裝修漂亮。阿爾能夠拿起一張皮子對我開玩笑說：‘你想要什麼，婁，八又十六分之九？’不用尺子就一下剪斷，只用他的眼睛就能量得準確無誤。剪裁工是主角。當然，所有這些技能的驕傲現在都消失了。在那些可以剪裁十六扣白色手套的匠人中，我認為阿爾·赫貝曼也許是在美國能做到的最後一人。當然，那種長手套已經消失了。另一個‘過去的東西’。有一種八扣的手套在那時候流行起來，用絲綢襯裡，但也在一九六五年消失。我們當時有許多更長的手套，只好剪去上端，做成短手套，用剪下來的做另一隻手套。從拇指縫這裡每一英寸釘上一顆釦子，所以談起長度我們仍然用多少扣。感謝上帝，在一九六〇年，傑基·肯尼迪走出來，戴著到手腕的小手套、到肘關節的手套和到肘關節以上的手套，還有平頂小圓帽。忽然間，手套又流行起來。手套業的第一夫人。戴的是六扣半的。手套業的人們為那位太太祈禱。她自己在巴黎購物，但那有什麼？那個女人把精美的女士皮手套又放回地圖上了。但是，他們暗殺了肯尼迪，傑奎琳·肯尼迪也離開白宮。這件事和超短裙成了女士時裝手套的末日。暗殺肯尼迪和超短裙的到來，兩者連在一起，敲響了女士時裝手套的喪鐘。在那之前，這是個十二個月、全年不變的行業。那時候，女人不戴手套是不出門的，甚至在春天和夏天也是如此。現在手套是用來禦寒、開車或運動——」
「婁，」他妻子說，「沒有誰在談——」
「請讓我講完。請別打斷我。阿爾·赫貝曼很愛讀書。沒受過教育，可是他愛讀書。他最喜歡的作家是沃爾特·司各特爵士。沃爾特·司各特爵士在他的一部經典小說中，有一段手套匠和鞋匠之間關於誰是更好手藝人的爭論，結果手套匠贏了。你們知道他說什麼？‘你做的一切，’他對鞋匠說，‘是為腳做一隻連指手套。你用不著分清每個腳趾。’沃爾特·司各特爵士是手套匠的兒子，難怪他會贏這場爭論。你們不知道沃爾特·司各特爵士是手套匠的兒子吧？除了沃爾特爵士和我的兩個兒子，你們知道還有誰？威廉·莎士比亞。他父親是個一字不識、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會寫的手套匠。你們知道朱麗葉在陽臺上時羅密歐對她說什麼？大家都知道這句‘羅密歐，羅密歐，你在哪裡？羅密歐’——她說的。可是羅密歐說什麼啦？我十三歲就開始在一家制革廠幹，但我能回答你們，因為我有朋友阿爾·赫貝曼，很不幸，他已經去世了。七十三歲時，他從家裡出來，在冰上滑倒，摔斷了脖子。太可怕了。是他告訴我的。羅密歐說：‘看見她將面頰靠在手上的樣子嗎？我要是那隻手上的手套就好了，我就能撫摸那面頰啦。’莎士比亞，歷史上最著名的作家。」
「婁，親愛的，」西爾維婭·利沃夫再次輕聲地說道，「這和大家談的有什麼關係？」
「別插嘴。」他說，很不耐煩，根本不看她一眼，朝她揮動著一隻手，不理睬她的反對。「可是麥戈文，」他繼續說，「我一點也不明白這種說法。麥戈文與那部噁心的電影有何關係？我為麥戈文投了票。我在整個公寓大樓裡都為麥戈文的競選運動出力。你們應該聽聽我是怎樣忍受猶太人那些話的。尼克松怎樣為以色列做過這事，為以色列做過那事，但是我提醒他們別忘了早在一九四八年哈里·杜魯門就將他稱為狡猾的迪克。現在看吧，他們得到的回報，我那些為馮·尼克松先生和他的暴風部隊投過票的好友。我可以告訴你們誰常去看那些電影：社會渣滓、流浪漢以及沒有父母監管的孩子。我兒子為什麼要帶他可愛的妻子去看這樣一部電影，我到死也不會明白。」
「去看看，」馬西亞說，「另一半人是怎麼生活的。」
「我兒媳是位淑女。她對這些事情不感興趣。」
「婁，」他妻子對他說道，「也許並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想。」
「我不相信。他們都是聰明的、受過教育的人。」
「您太看重智力了，」馬西亞對他開玩笑道，「它並不抹滅人性。」
「那是人性，那些電影？告訴我，當孩子們問時你怎麼對他們講？說它不錯，健康有趣？」
「您一點也不用告訴他們，」馬西亞說，「他們不會問。現在他們直接去。」
讓他大惑不解的是，現在發生的一切看起來並不使她難受，一位教授，猶太教授——和孩子們在一起的人。
「我認為孩子們不會去，」希利·薩爾孜曼插話道，似乎既想打斷這無聊的談話，又想安慰瑞典佬的父親，「我認為是青少年。」
「薩爾孜曼博士，你贊成嗎？」
希利對婁·利沃夫這麼多年還堅持使用的頭銜一笑置之。希利是個面色蒼白、身體肥胖、肩背渾圓的男人，繫上領結，穿著條紋縐紗薄西裝，一位勤奮的家庭醫生，嗓音總是那麼和藹可親。那種蒼白、那種體態、過時的金屬框眼鏡、無發的腦門、耳朵上邊鬈曲的銀絲——這種天然的性慾匱乏在瑞典佬與謝拉·薩爾孜曼偷情的那幾個月裡，讓他特別為他感到難過……然而他，可愛的薩爾孜曼博士，在家裡接納了梅麗，把她藏起來，不僅躲開了聯邦調查局，還躲開了他，她的父親、她在這世界上最需要的人。
我就是那樣的人，瑞典佬一直在想，為自己有秘密而愧疚——甚至當希利和藹地對瑞典佬的父親說這番話的時候，「我贊成或者反對都與他們去不去看那些電影沒什麼關係。」
多恩第一次提出要到一位日內瓦醫生的診所做整容手術是從《vogue》雜誌上讀到的——他們不瞭解這醫生，一點也不懂該怎麼進行——瑞典佬悄悄地找過希利·薩爾孜曼，單獨到他辦公室見面。他們自己的家庭醫生是瑞典佬尊敬的人，一個謹慎、認真的老人，他也會給瑞典佬出主意，回答他的問題。他會替瑞典佬勸多恩放棄這種想法。瑞典佬卻給希利打電話，問他可不可以去他那裡談談有關家裡的問題。他到達希利的辦公室後，方才明白自己是到那裡去懺悔的，去講出已經過去四年的事情，也就是在梅麗失蹤後他與謝拉的私情。希利笑著問他：「我怎樣幫你？」瑞典佬當時覺得自己幾乎要說：「請原諒我。」在整個談話過程中，瑞典佬每次開口講話都必須盡力打消想將一切告訴希利的念頭，想說：「我來這裡不是為了整容的事。我來是因為做了我永遠不該做的事。我背叛了我妻子，背叛了你，背叛了我自己。」但這樣講的話，又會背叛謝拉，不是嗎？如果謝拉沒有擅自向他妻子賠不是，他就不認為自己可擅自向她丈夫懺悔。不管他多麼渴望擺脫這個玷汙了他、壓迫著他的秘密，想用一次懺悔為自己卸下重負，可是他有權犧牲謝拉來解脫自己嗎？犧牲謝拉？犧牲多恩？不，這裡有一種叫做倫理維護的東西。不，他不能這麼一心只顧自己。拙劣的伎倆、背信棄義的花招，也許今後並沒有什麼好處——可是瑞典佬只要開口講話，他就特別想對這位和藹可親的人說：「我是你妻子的情人。」以便從希利·薩爾孜曼身上神奇般地找回那種寧靜，這也是多恩一直希望在日內瓦找到的東西。然而，他只對希利講了他是多麼反對整容手術，只列舉了反對的理由。讓他驚訝的是，他聽到希利說，多恩也許早就有了看起來還不錯的打算。「如果她認為這有助於她重新開始，」希利說，「為什麼不給她機會？為什麼不給這女人每一個機會？沒有什麼不對，塞莫爾。這就是生活——不是無期徒刑，只是生活。做拉皮沒有什麼不道德的。想這樣做的女人並不輕佻。她從《vogue》雜誌得到啟發的？你不該為此感到擔驚受怕，她只是找到她想找的東西。你不知道有多少婦女到我這裡來，她們經歷過可怕的傷害，想隨便談談，結果發現她們心中只有這東西：整形手術。沒看《vogue》雜誌，情感上和心理上的暗示也會產生結果，她們得到解脫。那些得到解脫的人，不能小看。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怎麼發生的，我並不是說它總會發生，但是我看到它反覆發生，那些失去丈夫、病入膏肓的女人……你好像並不相信我。」其實瑞典佬知道他看起來像什麼：一個滿臉寫著「謝拉」的人。「我知道，」希利說，「它看起來像用純粹肉體的方法去對付感情深處的東西。但是，對許多人來說，這是絕妙的獲救策略。多恩也許正是她們中的一員。我想你不會像清教徒那樣看待這件事。如果多恩特別想做整容，如果你陪她去，如果你支援她……」那天晚些時候，希利給在工廠的瑞典佬打來電話——他打聽過拉普蘭特醫生的情況了。「我們這裡也有和他一樣好的醫生，我敢肯定。但是你如果想到瑞士去，讓她離開這裡，在那裡恢復，有什麼不行？這個拉普蘭特是位頂尖好手。」「希利，謝謝你，你真是太好了。」瑞典佬說道，在希利的慷慨大度的反襯下，他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厭惡自己……然而同樣是這傢伙，與他同謀的妻子一道為梅麗提供藏身之處，不僅躲開了聯邦調查局，還躲開了她的父親和母親。這是事實所能達到的最荒謬的程度。人們戴的是哪一種面具？我以為這些人站在我的一邊，可是站在我這邊的全是面具——是這麼回事！整整四個月，我自己也戴上面具應付他，應付我妻子，我受不了。我到那裡去告訴他，告訴他我背叛了他。我沒有去，只是不想把這種背叛搞得更復雜，也因為他也不曾告訴我他曾經多麼殘忍地背叛過我。
「我贊成或者反對，」希利在對婁·利沃夫說，「都與他們去不去看那些電影沒什麼關係。」
「但你是醫生，」瑞典佬的父親堅持說，「一個受人尊敬的人，一個講究倫理道德的人，一個有責任心的人——」
「婁，」他妻子說，「親愛的，你也許壟斷了談話。」
「請讓我講完。」對著餐桌上的眾人，他問道，「是嗎？我一個人在講？」
「絕對沒有，」馬西亞說，友好地將手臂搭在他背上，「很高興聽到您這些錯覺。」
「不知道你指的什麼。」他對她說。
「指的是自從您帶孩子們去吃中餐和阿爾·赫貝曼穿襯衫系領帶剪裁手套起，美國的社會情況也許已經改變了。」
「真的？」多恩對她說，「它們變了？沒有誰告訴我們。」為了剋制自己，她起身到廚房去。那裡還有幾名本地的高中女生等著多恩的指示，她們是在利沃夫家每次有客人赴宴時來此幫忙上菜和打掃衛生的。
馬西亞坐在婁·利沃夫的一邊，傑西·沃庫特在另一邊。傑西剛倒滿的一杯蘇格蘭威士忌——一定是她想法在廚房裡弄到的——被他端走了，放到她夠不著的地方。大家開始喝冷黃瓜湯。她動了動想起身走開，他不讓她站起來。「坐著別動，」他說，「坐著吃。你不需要那東西。你需要食物。吃飯。」每次她在椅子上動，他都用力地按住她的手，提醒她哪裡也不能去。
兩座很高的陶瓷枝形燭臺上燃著十幾支蠟燭。瑞典佬坐在母親和謝拉·薩爾孜曼之間，他覺得每個人的眼睛——非常具有欺騙性，甚至馬西亞的眼睛也這樣——似乎都被那種燭光賜予了精神上的理解，大家和藹友善，肝膽相照，生動表現出人們渴望從朋友那裡尋找的全部意義。謝拉和巴里一樣，每年勞動節都會來，因為他的家人很在乎她的光臨。瑞典佬打電話到佛羅里達時，幾乎沒有哪一次父親不問：「那位可愛的謝拉怎麼樣？可愛的女人，她怎麼樣？」「她是多麼尊貴的女人，」他母親說，「這麼有涵養。親愛的，她不是猶太人嗎？你父親說不是。他堅持認為她不是。」
他不能完全理解為什麼這種爭執會持續數年，但是關於滿頭金髮的謝拉·薩爾孜曼的宗教信仰的話題卻成了他父母生活中必需的東西。多恩幾十年來一直儘量容忍瑞典佬並不完美的父母，就像他容忍她不完美的母親一樣。在她看來，這個話題是他們最莫名其妙的焦點——也是他們最讓人惱火的（特別是當多恩知道了她青春期的女兒梅麗認為謝拉具有多恩沒有的東西，便漸漸信任這語言矯正師而不再信任母親的時候）。「除了你，世界上就沒有金髮碧眼的猶太人？」多恩問他。「這與她的相貌沒有任何關係，」瑞典佬解釋說，「是與梅麗有關。」「她是猶太人與梅麗有什麼關係？」「我不知道。她過去是語言矯正師。他們敬畏她，」瑞典佬說，「因為她給梅麗做的那一切。」「她不是這孩子的母親，不是嗎？——難道她是？」「他們知道，親愛的，」瑞典佬心平氣和地回答道，「只因為矯正語言障礙，他們把她看成了某種魔術師。」
他也一樣，只是在她作為梅麗的語言矯正師時他還不覺得怎樣——那時候他只是感到她的沉著鎮靜是一種奇怪的刺激，讓他老想到性——但是當梅麗失蹤和多恩也被悲傷帶走後，就不同了。
猛力地擺脫了自己狹隘的自尊自大，他覺得內心有一種難以言說的需求豁然敞開，一種深不可測的需求。他只好求助於一種陌生的解決方法，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根本行不通。這位安靜的深思熟慮的女人曾經讓梅麗對她不那麼陌生，教她如何克服語言恐懼和控制那些精細的婉轉曲折表達的器官。然而，跟悖論似的，這卻增強了梅麗孩童時逃離控制的意識。在這女人身上，他發現了一個自己想與之合為一體的人。這個在婚姻框架里正確無誤地生活了二十年的人，決心要失去理智、非常虔誠地墜入愛河。直到三個月後他才開始明白，這樣做根本無濟於事，不得不這樣告訴他的人正是謝拉。他沒有找到浪漫的情人——只找到坦白直率的情人。她理智地告訴他，對她的這一切愛慕意味著什麼，他和她在一起與將自己關在心理診所的那個多恩差不多。她還對他解釋道，他只是在毀掉一切——但是他當時正處於那種狀態，總是對她說，他們一塊逃到龐塞後，她可以學西班牙語，在那邊的大學裡教語言矯正技巧，他可以從龐塞的工廠操縱他的企業，他們可以生活在丘陵地帶的現代化莊園裡，到處是棕櫚樹，下邊是加勒比海……
她沒有告訴他的是梅麗就在她家——爆炸發生後，梅麗就藏在她家。除了這事，她對他什麼都講。本來應開始的坦白剎住了。
每個人的腦袋都像他那樣不可靠嗎？他是唯一看不清人們想幹什麼的人嗎？每個人都像他那樣滑來閃去，進進出出，每天上百次，從聰明到還算聰明，到和其他人一樣愚蠢，再到世上最愚蠢的雜種？是愚蠢將他變形，這笨蛋父親的笨蛋兒子，還是生活只不過是一場騙局，每個人都得心應手，只他除外？
他也許對她描述過這種機能不全的感覺。他可以對謝拉談，談他的懷疑、他的困惑——她身上所有的恬靜使她能做到這些。這位女魔術師曾給梅麗很好的機會，可惜被她扔掉了。按照梅麗的說法，她以一種「奇妙的漂浮感」至少置換了這個結巴一半的受挫感。這位頭腦清醒的女人的職業就是為受難者提供第二次機會，這位情人懂得一切，包括怎樣窩藏殺人犯。
謝拉和梅麗待在一起，卻對他隻字不提。
他們之間所有的信任，就像他曾經懂得的所有幸福（也像佛瑞德·康倫被害——像一切事情）一樣，是一次意外。
她和梅麗待在一起，卻隻字不提。
而且現在還隻字不提。在她罕見的炯炯目光的注視下，其他人講話時的那種急迫感在她看來不過是一種病理表現。為什麼人們要那樣說？整個晚上她一言不發，不談論琳達·拉芙蕾絲、理查德·尼克松或者h.r.赫爾德曼和約翰·埃利希曼。她勝過其他人靠的是她的腦袋裡沒有裝入那些把其他人的腦袋塞得滿滿的東西。她總將自己隱藏起來的做法曾被瑞典佬當做是表示優越性的面具。現在他想：「冷冰冰的母狗。為什麼要這樣？」她曾對他說：「你任憑人家對你施加影響，絕對是這樣。沒有什麼像其他人的需要這樣能迷住你。」於是他說：「我猜你指的是謝拉·薩爾孜曼。」和平常一樣，他還是錯了。
他認為她無所不知，可她有的只是冷酷。
現在他心裡翻滾的是一種對所有人惱怒的懷疑。沒有那些保障、那些最後的保障，他似乎一天之內從五歲跳到一百歲。他想，在所有的東西中，只要他知道在他們餐桌對面的牧場上還有多恩的牛群、有那頭大牛康特保護著他，就能給他安慰，給他幫助。如果多恩還有康特，如果康特還在……深感解脫、超脫現實的片刻轉眼即逝。接著他意識到，康特隨著牛群在這漆黑的牧場上漫遊當然能帶來安慰，因為這種時候，梅麗總會在客人中穿來穿去。就在這裡，梅麗，穿著馬戲團印花的睡衣，靠在父親椅子的後背上，對著父親耳朵輕言細語。沃庫特夫人喝威士忌，尤曼諾夫夫人有狐臭，薩爾孜曼醫生是禿頭。一種惡作劇似的聰明勁毫無害處——那時候並非無法無天，只是孩子氣，完全在限度之內。
此時他下意識地說：「爸爸，再來點牛排。」他知道這是徒勞的——一個好兒子的努力——即使不能讓這個放棄自我剋制的父親平靜下來，也想讓他別對非猶太民族人性中的機能不全這一點那麼惱怒。
「我要告訴你們，我會為誰取點牛排——為這位年輕女士。」他從站在一旁的姑娘端著的大淺盤裡叉起一片，放進傑西的盤子。他與傑西展開較量，把她當成一個該全面負責的專案。「現在拿起刀叉，吃，」他對她說，「你能吃一點紅肉，坐好。」她似乎相信要是不這樣做的話，他完全可能訴諸武力。傑西·沃庫特醉醺醺地咕嚕道：「我會的。」但她又開始笨拙地將肉扒來撥去，瑞典佬擔心他父親甚至會為她把肉切開。那些粗俗的做法儘管很賣力，卻也無法重建這個災難深重的世界。
「這可是一件嚴重的事，是關於孩子的事。」讓傑西獲取了營養後，他又有心情來談《深喉》了。「如果這都不算嚴重，那還有什麼？」
「爸爸，」瑞典佬說，「希利這麼說不是指它不嚴重。他也認為很嚴重。他說的是一旦你對青春期的孩子講了，就不一樣了，因為你不能將這些孩子拉進房間裡鎖起來，然後扔掉鑰匙。」
他女兒是個失去理智的殺人犯，躲在紐瓦克一個房間裡，躺在地板上；妻子有了情人，趴在家裡廚房的水槽上摩擦身體；他自己的舊情人明知故犯，將災難帶給他家；他卻在煞費苦心地規勸自己的父親：一方面這樣，而另一方面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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