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儘管我保持了沉默，二十多年以後，一切事物的根源之根源無論如何還是要被暴露出來了。美國將看到這個殘忍的殺手，亞伯拉罕·林肯帽子下真正的艾拉。美國將發現他一點也不好。
「博亞爾多要復仇。博亞爾多那時已經離開紐瓦克，住到了澤西州郊區他大本營的一座豪宅裡，但這並不意味著留守一區的箱子的助手們忘卻了斯特羅洛被艾拉·林戈爾德殺死的冤情。我一直害怕檯球室裡某個打手會抓到艾拉，黑手黨會派人殺死他，特別是他成了鐵林以後。你知道那晚他把我們都帶到小酒館去吃晚飯，把我們介紹給伊芙，而薩姆·泰傑拍了我們的照片，掛在門廳裡嗎？我真不喜歡那樣！還能更糟糕嗎？他怎能如此迷醉於他的變形，迷醉於他勝利地把自己重新改造成他稱之為鐵林的那個人？他事實上又回到了犯罪現場，他竟讓自己的臉掛在那裡的牆上？也許他已忘記了他是誰，他做過什麼，可是博亞爾多會記得，會槍殺他。
「不過，反而是一本書做了這樁事。在這個國家，自《湯姆叔叔的小屋》出版之後，書籍沒有改變過任何事情。一本陳腐的娛樂界的書，把什麼都和盤托出，由兩位機會主義者代寫，利用了個簡單的名字，伊芙·弗雷姆。艾拉甩掉了裡奇·博亞爾多，但是他逃不掉範塔索·格蘭特夫婦。這不是箱子派來對付艾拉的打手——這是個社會新聞專欄作家。
「我和多麗絲在一起這麼多年，從未跟她說過艾拉這件事。但是那天早晨我從鋅鎮帶回他的槍和刀子，我真想告訴她。那是大約凌晨五點，他把東西都交給了我。那天早上我直接開車回學校，那東西就在前排座位下面。那天我無法教學——無法思考。那晚無法入睡。我就是在那時幾乎要對多麗絲講了。我拿走了他的槍和刀子，可是我知道這還沒有了結。不管怎麼樣，他都會殺了她。
「‘時間不停地在轉著滾著，終於來到了那一天，叫他自作自受！’這句臺詞，聽出來了嗎？《第十二夜》最後一幕。傻子費斯特對馬伏里奧說的，就在費斯特唱起終場小曲前，他唱道‘當初我本是小兒郎i／/i嗨，嗬，又下雨來又颳風’，整部戲結束。這句臺詞我始終無法從腦中拂去。‘時間不停地在轉著滾著，終於來到了那一天，叫他自作自受！’這一系列密碼般的收尾鼻音，層層遞進玄妙卸去力道，從‘不停’的硬邦邦的鼻音，經過‘那一天’的平聲鼻音，接入‘轉著滾著’，被‘著’柔化了的鼻音。最後‘自作自受’幾個字的塞擦音和擦音。自，作，自，受。如針刺入我。韻律躍動的母音，聲調潮水般湧動，將我吞沒。平聲讓位於去聲。單韻母讓位於複韻母。短促的e、i、yu，接入ao和a，緊接著砰地一下，爆出四個去聲的‘自作自受’。叫他自作自受。三個塞擦音，一個擦音。zzzzzz！我開車回紐瓦克，載著艾拉的槍和刀，載著這句臺詞，語音織就的網，無邊際的博識……我自覺已為莎士比亞的文字所窒息。
「次日下午我又出去，放學後又開車北上。‘艾拉，’我說，‘昨晚我睡不著，今天一整天我都沒法教學，因為我知道你在為自己招來遠遠要比被列上黑名單更恐怖的事之前是不會住手的。終有一天黑名單的事會結束。這個國家甚至可能會對受到你這樣對待的人作出賠償，可是如果你因謀殺罪入了獄……艾拉，你在想什麼？’
「我又花了半個晚上才搞明白，他最終告訴了我，我說：‘我要叫醫院的醫生來，艾拉。我要拿到法院指令。這次我要讓你永遠關進去。我會保證讓你餘生都作為精神病人關在醫院裡。’
「他要勒死她。還有她女兒。他要用從豎琴上取下來的琴絃勒死她們兩個。他有割線器。他是說真的。他要把琴絃割下來，繞在她們的脖子上，把她們兩個勒死。
「那天的次日清晨，我帶著那個割線器回到紐瓦克。然而事情是沒有希望的了，我知道這點。放學後，我回到家，跟多麗絲講了發生的事，就在那時我跟她講了那件謀殺案。我告訴她：‘我本該讓他們把他關起來的。我本該把他交給警察，讓法律做主的。’我告訴她，早晨我離開他時對他說：‘艾拉，她得和她那個女兒共同生活。那就是對她的懲罰，可怕的懲罰，是她自找的。’艾拉笑了。‘當然，是可怕的懲罰，’他說道，‘但是還不夠可怕。’
「我和弟弟相處這麼多年，那是我第一次崩潰。把一切都告訴了多麗絲，然後崩潰了。我是認真對她說的。出於一種曲解了的忠誠意識，我已經做下了錯事。我看到弟弟渾身是血，我把他帶上了車，那時我二十二歲，我做了錯事。而現在，因為時間不停地在轉著滾著，終於來到了那一天，叫他自作自受，艾拉要殺了伊芙·弗雷姆。剩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伊芙，告訴她離開城市，帶上西爾菲德。可是我不能。我不能去找她和她的女兒，然後說：‘我弟弟準備復仇了，你最好藏起來吧。’
「我被擊敗了。我這輩子都在教自己面對非理性保持理性，教授我喜歡稱為警醒的實事求是的態度，教我自己，我的學生，我的女兒，還試著要教給我的弟弟。我已經失敗了。使艾拉去除艾拉的特性是做不到的。面對非理性保持理性也做不到。在一九二九年我已經證實了這點。到了一九五二年，我四十五歲了，但這之間的那麼多年彷彿都沒有什麼意義。我弟弟還是滿身力氣，滿腔的怒火，又要殺人，我又要做一次包庇犯。發生過的一切——他做過的一切，我們都做過的一切——以後，他又要跨越這道界線。」
「我把這個告訴多麗絲以後，她坐上車，開到了鋅鎮。多麗絲接手了。她有那種權威。她回來後說：‘他誰都不會殺了。’她說道，‘不要以為我不想要他殺死她。不過他是不會做了。’‘那他會做什麼？’‘我們談成了一個解決方案。他會去看他的夥計們。’‘那是什麼意思？’‘他要找一些朋友幫忙。’‘你說什麼？你不是說匪徒吧。’‘我說的是記者。他的記者朋友。他們會毀了她的。你別管艾拉。我來管艾拉。’
「他為何會聽多麗絲的而不是我的？她是怎麼說服他的？誰知道為什麼？多麗絲有辦法對付他。多麗絲有她自己的智慧，我把他交給了她。」
「這些記者都是誰呢？」我問道。
「政治上同路的記者，」默裡說，「有很多。欣賞他這個屬於人民的有真誠修養的人。艾拉在這些人這裡很有影響，因為他有勞動階級的背景。也因為他在工會的鬥爭。他們常到那家裡，參加那些晚會。」
「他們做了嗎？」
「他們把伊芙撕成了碎片。他們做了，確實。他們指出她整本書是如何捏造出來的。指出艾拉從未當過共產黨。他與共產黨毫無關係。而共產黨滲透廣播界的陰謀則是一派離奇的謊言。這沒有動搖喬·麥卡錫、理查德·尼克松或是布賴登·格蘭特的信心，但是這不但可以也將會在紐約娛樂界毀掉伊芙。那是個極端自由主義的世界。想想那場面吧。每個記者都來找她，把她說的每個單詞都記在筆記本里，再寫在所有的報紙上。紐約廣播界的大間諜團伙。其頭目就是她丈夫。美國退伍軍人協會注意到她，要她對他們發言。一個叫基督教十字軍的組織力挺她，那是個反共產主義的宗教團體。他們在他們的月刊雜誌上轉載了那本書裡的章節。《星期六晚郵報》上有篇讚美她的報道。《讀者文摘》縮選了這本書的一部分，是他們喜歡的那些東西，這和《郵報》一起讓艾拉出現在美國所有的醫生和牙醫的候診室裡。人人都想她和他們講話。人人都想和她講話，不過後來時光飛逝，就不再有記者和人買這本書，漸漸地也沒人要和她講話了。
「一開始沒人質疑她。這位知名女演員外表如此纖細，以這樣的不幸登場只為了把書賣出去，他們不懷疑她的水平。弗雷姆的逸聞沒有激起人最好的思維。是黨命令他娶她的嗎？那是他做共產黨員的犧牲嗎？就連這個他們也毫不懷疑地接受了。任何使生命脫去其不和諧、其無意義和其雜亂的偶然性的事情，使生命簡單化，以此將一切一致起來——但也將之誤解了。共產黨命令他去做這樣的事。每件事都是黨的陰謀。好像艾拉缺乏獨自犯下那個過錯的能力。好像艾拉需要共產國際來幫他計劃一場不良婚姻。
「共產黨，共產黨，共產黨，而美國沒人有一點點概念到底是什麼共產黨。他們都做什麼，說什麼，什麼樣子？他們在一起時，是講俄語、中文、意第緒語，還是世界語？他們製造炸彈嗎？沒人知道，這就是為何用伊芙那本書的那種方式利用威嚇是如此容易。但是隨後艾拉的記者就動手了，各篇文章開始出現在《國家報》《記者報》《新共和國報》上面，把她撕成碎片。她啟動的那臺公共機器並不總是朝著人所需要的方向轉動。它有自己的方向。它必須要有。這是在美國。從你啟動這臺公共機器的那一刻起，除了帶給所有人災難以外，就別無其他結局。
「那些擾亂了她、最使她軟弱的東西，很可能發生在艾拉回擊的一開始，在她有機會搞明白出了什麼事，或者別人有機會關照她、告訴她在這樣一場戰役中不該做什麼之前。布賴登·格蘭特掌握了《國家報》的攻擊文章，第一輪攻擊，在報紙還在試印樣張的時候。格蘭特為何會關心起《國家報》裡寫了什麼？他何以會採取與對《真理報》內容不一樣的態度？你還能期待他們在《國家報》寫什麼別的呢？但是他的秘書把樣張發到伊芙那裡，伊芙顯然是給她的律師打了電話，告訴他她要有法官來對《國家報》發一道禁制令，阻止他們印這篇文章：裡面一切都是惡毒和不實的，都是設計來毀掉她的名聲、事業和名譽的謊言。但是禁制令等於新聞審查，法律上來講法官不能如此去做。那文章出現以後，她可以告它誹謗罪，但那樣就不太好了，那就太遲了，她就會已然被毀了，於是她就直接到《國家報》的辦公室，要見那個作者。那人是l.j.波德爾，《國家報》專蒐集揭發醜聞誹謗的寫手，傑克·波德爾。人們都怕他，是有理由的。但波德爾仍舊比不上手拿鏟子的艾拉，雖然相去也不遠。
「她走進波德爾的辦公室，隨後就是那個大場面，可得奧斯卡大獎的一齣戲。伊芙對波德爾說那文章滿篇謊言，都是惡毒的謊言，你知道最惡毒的謊言結果是什麼嗎？在整篇文章裡頭？波德爾認出她是隱秘的猶太人。他寫他去過布魯克林，揭開了實情。他說她是查娃·弗魯姆金，一九○七年生於布魯克林的布朗斯維爾，在霍普金森和薩特兩條街的街角長大，她父親是個貧窮的移民，是房屋油漆工，油漆房屋的沒文化的波蘭猶太人。他說她家裡沒人會說英語，她父親、母親都不會說，就連一位哥哥和姐姐也不會。他們兩個都是在伊芙之前很多年出生在過去的國家。除了查娃，他們都說意第緒語。
「波德爾甚至挖出了她第一任丈夫米勒，來自澤西州的酒店服務員的孩子，以前是海員，她十六歲時和他私奔了。他還在加利福尼亞，靠殘疾補貼生活，是位退休的警察，心臟不好，有妻子，兩個孩子，是個好心的老人，說起查娃來都是好話。說她過去是個美麗的女孩。有活力。是個小搗蛋鬼，信不信由你。關於她是如何和他私奔的，米勒說，他那時是個大傻蛋，不是因為她或許愛上了他，而是因為，他一直知道的，他是她走出布魯克林所需的東西。米勒知道這一點，也同情她，他從來不曾妨礙她，他告訴波德爾，他從未回頭找她要錢，就是在她成名以後也沒有。波德爾甚至還拿到了幾張老的快照，米勒感激地交給他這些照片（未公開他得了多少錢）。他給她看了這些照片：查娃和米勒在馬利布市荒涼的海灘上，身後的太平洋浩瀚澎湃——兩個漂亮健康快樂的年輕人，穿著二十年代的泳衣，強健的身體，那時他們快結婚了，也盼著結婚。這些照片最後被《機密》雜誌轉載。
「喏，波德爾從沒真正揭發過猶太人。他自己就是個很一般的猶太人，天知道他從來沒有支援過以色列。可是，這裡有個人一輩子對她的出身都沒說實話，如今又在說艾拉的謊話。波德爾有從布魯克林各類老人、聲稱是她鄰居和親戚的人那裡蒐集來的證詞，伊芙則說這些都是愚蠢的流言蜚語，如果他把那些愚蠢的人捏造的關於這位名人的事情當作真相來報道的話，她會起訴這家雜誌，讓它無法生存，起訴他個人，要他傾他所有來賠償。
「那裡有人有照相機，他走進波德爾的辦公室，拍下這位昔日電影明星的照片，就是在她提醒波德爾她會對他有何舉措的時候。嗯，她體內還剩餘的任何一點自制都消失了，她理智的態度，雖然不過如此，也已消失盡了，她啜泣著在走廊裡跑，有位總編把她帶到他的辦公室，讓她坐下來，他說：‘你不是伊芙·弗雷姆嗎？我很仰慕你。有什麼麻煩嗎？我能為你做什麼？’她就跟他說了。‘哦，哎呀，’他說道，‘這可不行。’他讓她安靜下來，問她她想更改那篇報道的什麼內容。她就告訴他，她是如何生在馬薩諸塞州的新貝德福德，生在古老的航海世家，她的曾祖父和祖父是美國北方人一艘揚基快船的船長，雖然她自己的父母並不曾有過什麼錢，她父親是名專利律師，他去世以後，她母親開了一家很精美的茶室，那時她還是個小女孩。那位總編對她說，他很高興知道實情。他讓伊芙放心，看著伊芙上了計程車，說他會注意，會把這個發表在雜誌上。波德爾一直就在總編辦公室外面，記下了伊芙的每句話。他正是如此做了：把這個放上了雜誌。
「她走了以後，波德爾又重寫那篇報道，插進了整件事——她到辦公室來，那個大場面，她的行為。無情的老式攻城衝車的寫法，他對此有非同尋常的喜歡，而且他還特別喜歡艾拉，不喜歡她。一絲不苟記下了新貝德福德故事的每個細節，以此作為報道的結尾。在波德爾之後報道此事的其他人就直接引用這部分，這成了那些反伊芙文章的另一個主題，是她吸引艾拉的又一個原因，因為艾拉不僅是名共產黨，他自身還是位驕傲、觀察力敏銳的猶太人，等等。他們筆下的艾拉幾乎與她所描述的艾拉一樣，與艾拉本人甚少有關聯。這些殘酷的知識分子忠於事實，寫盡了這個女人的故事以後，要從任何一處找出艾拉和伊芙過去情形的任何一點可怕的真相就都需要有臺顯微鏡才行了。
「在曼哈頓，她開始被人排斥。開始失去朋友。人家不來參加她的晚會了。沒人給她打電話。沒人想和她講話。沒人再相信她。她用謊言毀了她的丈夫不是嗎？這說明了她的品格如何？漸漸地不再有她的工作。廣播劇到了最後階段，先是被黑名單，後來是被電視擊垮，伊芙也胖了，電視界對她又不感興趣。
「我只見她在電視上演出過兩次。我相信那是她僅有的兩次上電視。我們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她的時候，多麗絲大吃了一驚。是愉快的吃驚。多麗絲說：‘你知道她這樣的體形像誰嗎？布朗克斯區特里蒙特大道的戈德堡太太。’記得《戈德堡一家》裡的莫莉·戈德堡嗎？和她丈夫傑克，她的孩子羅莎莉和薩米莉？菲利普·洛布。記得菲利普·洛布嗎？你有沒有通過艾拉見過他？艾拉帶他來過我們家。菲爾在《戈德堡一家》裡演爸爸傑克，演了很多年，從節目最先在廣播裡播出開始就演了，那是三十年代。一九五○年，他們把他開除出這個電視節目，因為他的名字在黑名單上。菲爾·洛布找不到工作，付不了賬單，沒法還債。於是，在一九五五年，他住進塔夫脫酒店，吞安眠藥自殺了。
「伊芙扮演的兩個角色都是母親。演得極壞。她在百老匯一直是位溫和、機敏、聰明的演員，眼下她卻是哭哭啼啼的，到處發作——很不幸，演得正是酷肖她自己。不過，到那時她一定是大部分靠自己了，沒有人給她任何指導。格蘭特夫婦在南方的華盛頓，也沒有時間，因此她只剩下西爾菲德了。
「就是這個也不長久。一個週五的晚上，她和西爾菲德一同上了那時很流行的一個電視節目。叫《蘋果與樹》。記得嗎？每週一次，半小時的節目，關於從父母繼承某種天分、特點或職業的孩子。科學家，藝術界和娛樂界人士，運動員。洛蘭喜歡看這個節目，有時候我們也和她一起看。這節目挺有趣，好玩，親切，有時甚至很有趣味，但都是消遣性的，很輕鬆的娛樂節目。但是西爾菲德和伊芙做嘉賓時就不是了。她們要給公眾看她們刪改過的《李爾王》，西爾菲德是貢納莉和瑞幹。
「我記得多麗絲對我說：‘她都讀過那些書，她也理解了。她都讀過也理解了她演的那些角色。要她清醒地思考就這麼難嗎？何以一個如此有閱歷的人卻會如此不可救藥地愚蠢呢？都四十多歲了，這麼入世的人，卻如此無知。’
我覺得有意思的是，《我嫁給了共產黨人》這書她出版了，也做了宣傳，卻沒有一次，哪怕是順便的，坦白承認她的惡意，一秒也沒提。或許那時她已經把這書及其造成的後果都忘卻了，多方便。或許這次她吐露的艾拉的事，是還沒有經範塔索化扭曲過的，是格蘭特夫婦插手之前、被醜化之前的樣子。她這次在節目上重提舊事，卻來了個大反轉，令人大跌眼鏡。
「伊芙在電視節目裡講的全是她與艾拉多麼相愛，與艾拉在一起她多麼幸福，他們的婚姻如何完全毀於艾拉萬惡的共產主義信仰。想到萬惡的共產主義奪走她的幸福生活，她還哭了。我記得多麗絲起身離開電視機，過會兒回來了，坐那兒生氣。後來多麗絲和我說：‘看她在電視上大哭，太讓我震驚了，她就沒有一點兒自制嗎。隨時隨地哭，不能停兩分鐘不哭嗎？她是個演員啊，老天。她就不能扮一扮她這年紀該有的樣子嗎？’
「於是，鏡頭裡是這位共產黨人無知的妻子在哭泣，所有看電視的人看著這位共產黨人無知的妻子哭泣，然後這位共產黨人無知的妻子擦了擦眼睛，每兩秒鐘看一眼她的女兒以求證實——不是，是求她批准——說明她和西爾菲德之間一切又都好起來，達成了和諧，過去的事情都過去了，又重建了她們過去的信任和愛。既然那位共產黨已被根除，就沒有比她們更親近、更融洽的家庭了，接近於《海角一樂園》。
「每次伊芙試著對西爾菲德笑，那種拙劣地掛在臉上的微笑，試著看她，眼睛中帶著那種最痛苦的試探的眼神，這眼神就是在祈求西爾菲德說一句：‘是的，媽媽，我愛你，真的。’——就是在明顯地求她：‘說吧，親愛的，哪怕只是在電視上。’——西爾菲德暴露了這把戲，她要不就是怒視她，要麼居高臨下地對她，要麼就惱火地推翻伊芙說的每個詞。有一刻就連洛蘭也受不了了。這孩子突然對著電視螢幕大喊：‘給點愛吧，你們兩個！’
「西爾菲德對這位掙扎著堅持下去的可憐女人沒有表現出一剎那的喜愛。一點點寬容都沒有，更不要說理解了。沒有一點和解的舉動。我不是孩子——我不談愛不愛。我甚至也不提幸福、和諧，或者友誼。只談調解。我看這個節目時認識到這女孩可能從來都沒愛過她的母親。因為如果你是愛的，哪怕是一點點，你也能有時想想她也不只是你的母親。你會想到她的幸福和不幸。關心她的健康。考慮到她的孤單。想到她的瘋狂。可是這女孩對此毫無想象。這個女兒對一位女人的生活是沒有絲毫的瞭解。她有的就是‘我控訴’的態度。她就只想讓她母親在全國人面前接受審判，讓她在各個方面都顯得糟透了。當眾磨碎媽媽的骨頭。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個畫面：伊芙頻頻望向西爾菲德，彷彿她對自己和她的價值的整個看法全來自這位女兒，她就是最無情的法官，她母親的每個過失她都想得到。你真該看看西爾菲德的那種嘲弄，輕蔑地做個怪相嘲笑她母親，每每假笑一聲以示對她的唾棄，輪到她公然這麼做了。她終於有地方洩火了。在電視上讓她的名人母親上一大當。她的力量就在於她輕蔑地說：‘你這個如此為人仰慕的女人是個蠢女人。’不太寬厚。大多數孩子要到十八歲才弄清楚這些。都是極度赤裸裸顯露自我的東西。在一個人生命中如此晚的階段還保留著，你感覺其中有種性快感。那節目令你侷促不安：母親矯揉造作的無助模樣跟女兒無情地脅迫她之惡毒有著相同程度的不同尋常。但是伊芙臉上的樣子最恐怖。那是你想象得出的最不快樂的臉。我那時就知道她不剩什麼了。她看上去是被徹底擊潰了。
「最後，節目主持人提到西爾菲德即將在市政廳舉行獨奏會，西爾菲德就坐下來彈奏豎琴。這就是了，這就是為什麼伊芙同意在電視上如此降低她自己。當然——是為了西爾菲德的事業。伊芙在公眾面前為她失去的一切痛哭，而那女兒卻漠不關心，照樣演奏豎琴，大肆宣傳她的獨奏會，我想，還有比這更能比擬她們的關係的嗎？
「幾年以後，女兒拋棄了她。西爾菲德在她母親沉淪下去、正最需要她的時候，發現了自己的獨立。在三十歲的年紀，她確定，和中年的媽媽住在家裡，媽媽還每晚都給她蓋好被子，如此糾纏在一起是不利於女兒的情感幸福的。大部分孩子在十八歲或二十歲離開父母，獨立生活十五、二十年，然後最終和年紀大了的父母相互協調，給他們幫幫手，可西爾菲德卻寧願是反其道而行之。她因著最新式的精神，去了法國，靠她父親過日子。
「那時彭寧頓已經病了。幾年以後他去世了。肝硬化。西爾菲德繼承了那所別墅、車、貓和彭寧頓家族的財產。西爾菲德全盤接過來，包括彭寧頓英俊的義大利司機，她嫁了他。是的，西爾菲德結婚了。甚至還生了個兒子。這就是現實的邏輯。西爾菲德·彭寧頓做了母親。她在本地小報上是個熱門人物，為了一場無休止的法律糾紛，由一位知名的法國佈景設計師發起——我忘了他的名字，是彭寧頓從前很穩定的一個戀人。他聲稱那司機是騙子，要借和她結婚謀她的財，只是最近才登場，斷斷續續做過彭寧頓的情人，設法偽造或是篡改了遺囑。
「西爾菲德離開紐約去法國生活時，伊芙·弗雷姆已成了無可救藥的酒鬼。不得不賣掉房子。一九六二年死在曼哈頓一間酒店房間裡，死於酒醉後的昏迷，距那本書發表後十年。被人所遺忘。五十五歲。兩年後，艾拉去世。五十一歲。不過，他活著時看到了她受苦。我想他是很為此高興的。西爾菲德拋棄她，我想他也是高興的。‘我們聽了那麼多的那個可愛的女兒在哪裡呢？那個會來說「媽媽，我會幫你」的女兒在哪裡呢？不見了！’
「伊芙去世讓艾拉得到了最根本的滿足，解放了這位挖溝人的享樂原則。大部分時間生活在直覺和衝動上的人，除去了所有的體面裝備和一切教化人的社會意義，他就一下子噴發了，不是嗎？就這樣開始噴湧出來。敵人被摧毀了——還有什麼更好的呢？當然，比他希望的多花了點時間。當然，這次他沒能自己親手幹，沒能感受到鮮血熱辣辣地噴射到臉上。不過，我還是從沒見過艾拉為她的去世以外的任何事如此高興過。
「你知道她去世時他說了什麼嗎？和他殺死那個義大利人後我們安排他出逃的那晚說的話一樣。他對我說：‘斯特羅洛剛剛最後四處溜達了一回。’三十多年來他第一次對我說出那個名字。‘斯特羅洛剛剛最後四處溜達了一回。’接著他就放聲大笑起來，瘋孩子那種咯咯的笑法。‘就讓他們來殺了我吧’的那種笑法。我還記得，在一九二九年，他就如此挑釁地笑過。」
我扶著默裡走下露臺的三級臺階，帶著他在黑暗中走過通往我停車地方的小路。我們開車蜿蜒行走在彎彎曲曲的山路上，經過馬達馬斯卡湖，開進雅典娜。我回頭看時，他頭靠在後面，眼睛閉著。我先是以為他睡著了，接著我想他是不是死了，是不是他回憶過艾拉所有的經歷——聽自己講述過艾拉所有的經歷——以後，連這位最有耐力的人也失去了繼續下去的意志。接著我又回想起他在我們高中英文課課堂上朗誦的情景，他坐在桌子一角，不過沒拿那嚇人的黑板擦，給我們朗誦《麥克白》裡的場景，扮演所有的聲音，不怕戲劇性，不怕表演，文學在他的表演中顯得如此有男子氣概，我為之感動。我回想起聽林戈爾德先生朗誦《麥克白》第四幕的結尾部分，麥克德夫自洛斯那裡得知麥克白殺死了麥克德夫一家人，那是我第一次進入一種藝術的精神狀態，它壓倒了一切。
他讀洛斯的臺詞：「府上闖進了刺客，大嫂和幼侄都遭到了殘殺……」然後是長長的沉默，麥克德夫明白了，但又無法理解，他讀麥克德夫的臺詞——平穩，空洞，他幾乎像一個孩子一般回答道——「我這幾個好孩子都死了？」「大嫂，侄兒們，僕人們——」林戈爾德先生i／/i洛斯說道，「見一個殺一個。」林戈爾德先生i／/i麥克德夫再次無語。整個班級也是如此：眼下，班級自房間裡消失。一切都消失，除了接續下來的所有懷疑之詞。林戈爾德先生i／/i麥克德夫道：「我的妻子也被殺了？」林戈爾德先生i／/i洛斯道：「我方才說過了。」教室牆上的大鐘快要指向兩點三十分。外面，一輛14路公共汽車嘎嘎地爬上政府大道山坡。第八節課和學校長長的一天還有十分鐘就要結束。但是最重要的——比放學後的事甚至比未來的事都重要的——是林戈爾德先生i／/i麥克德夫將明白了那不能理解的一刻。「他自己沒有兒女。」林戈爾德先生說。他說的是誰呢？是誰沒有兒女？多年以後我得知標準解釋，麥克德夫指的是麥克白，麥克白是那個沒有兒女的「他」。可是由林戈爾德先生讀來，麥克德夫所指的「他」竟可怕地成了麥克德夫自己。「我這幾個好孩子都死了？i／/i你是說他們一個也沒逃掉？……一個也沒逃掉？這一窩可愛的小雞和它們的老母雞，一下子全給吞了？」然後是瑪爾康說了，林戈爾德先生i／/i瑪爾康，彷彿為震撼麥克德夫，無情地說道：「是男兒，就該挺得住。」「要做男子漢。」林戈爾德i／/i麥克德夫說道。
隨後是那句簡短的臺詞，由默裡·林戈爾德的聲音朗誦出來，在我餘生中將會一百次、一千次出現：「可我是個人，不能沒人之常情啊！」「十個音節，」次日林戈爾德先生對我們說，「就這麼多。十個音節，五拍，五步格……九個單詞，第三個音步重音自然完美地落在第五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詞上……在八個單音節詞後的‘人之常情’這個詞，是雙音節，日常詞彙中再平常不過的一個詞……與其他詞放在一起，在它所處的位置出現，卻一道有了何等的力量！純粹，完全——像一把鐵錘！」
「可是我是個人，不能沒有人之常情啊！」林戈爾德先生合上莎士比亞戲劇集那本大書，像他在每堂課結束時那樣對我們說了聲「再見」，就離開了房間。
我們開進雅典娜，默裡睜開眼睛說：「我正和一位出眾的從前的學生在一起，卻一點沒讓他也講一講。也沒問問他他自己的情況。」
「下次吧。」
「你為何這樣一個人住在這裡？你何以會接納不了外面的世界？」
「我寧願這樣。」我說。
「不是，你聽我講時，我觀察過你。我不認為你是如此。我不認為你有任何一刻失去過你旺盛的精力。你孩提時就是這樣。這也是為何你能給我如此多的樂趣——你會留心。你仍舊如此。可是，這裡有什麼可留心的？無論有什麼問題，你都該走出來。屈服於放棄的誘惑是不明智的。到了一定年紀，這會像其他疾病一樣殺死你。你是不是真想在生命還未結束以前就把它全部消磨盡呢？小心這將自己孤絕起來的烏托邦夢想。小心這樹林中一座小木屋的烏托邦夢想，它是抵抗憤怒和悲傷的綠洲。堅定不移的孤寂。艾拉的生活就是如此結束的，遠在他倒地死去那天之前。」
我把車停在一條大學街道上，和他一起走上通往宿舍的小道。其時已近凌晨三點鐘，所有的房間都黑著燈。默裡可能是上了年紀的學生裡最後離校的，那晚只有他還睡在那裡。要是我當時請他住在我那裡就好了。不過我也沒有這個心情。讓人睡在任何能聽到、看到我或是聞到我的氣味的地方都會打破一連串的條件作用，其形成可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會到澤西州去看你。」我說道。
「那你得到亞利桑那州了。我不再住在澤西州了。在亞利桑那已經很長時間了。我在上帝一位論派經營的一家教會圖書會工作。不然就沒什麼可選的。若是有頭腦的人，這不是理想的地方，但是我也有其他的問題。明天在紐約，後天飛到鳳凰城。如果你要見我就要到亞利桑那來了。就是別拖啊，」他笑道，「地球轉得可快著呢，內森。在我這裡時間可不等人啊。」
一年年過去，我最擅長的就是和我對其感情很深的人說再見。說再見的那一刻到來之前，我通常意識不到這感情到底有多深。
「我不知怎麼就認定你還住在澤西州呢。」我能想出的最沒風險的感情表達也就是這樣了。
「不是。多麗絲被殺以後，我離開了紐瓦克。多麗絲是被人謀殺的，內森。在我們家街對面，醫院後面。我不願離開那座城市，你知道。我不會因為它成了問題重重的黑暗貧困的城市，就離開這個我在此生活了一輩子和教了一輩子書的地方。就是在騷亂以後，紐瓦克都空了，我們還是留在勒海大道上，是留下來的唯一一家白人。多麗絲脊椎不好，還有其他的病，回到醫院工作。我在南部教書。復職以後我回到威克瓦西，到那時，教書已經不是輕鬆的工作。過了幾年，他們問我願不願意接管南部的英文系，那裡的情形更糟。沒人教得了那些黑人孩子，於是他們就讓我去教。我退休前的最後十年都在那裡。沒法教任何人任何東西。幾乎控制不了混亂狀態，更不用說教學了。紀律——全部的工作就是這個。訓導他們，在走廊裡巡查，爭吵，直到後來有個孩子衝你揮出一拳，開除學生。我一生中最難過的十年。比我被解僱時還難過。不能說這種醒悟是毀滅性的。對當時情況的真實性我有直覺。但是那經歷是極具破壞力的。我們該搬走的，我們沒搬，就是如此。
「但是我一輩子都是紐瓦克體系裡的一個狂熱分子，不是嗎？老朋友對我說我是個瘋子。他們那時都在郊區了。可是我怎麼能逃走呢？我關心的是怎樣讓人來尊重這些孩子。倘若有任何機會改進生活的話，若不是在學校那又會是在何處開始呢？另外，作為教師，在任何時候應他人要求做我認為是有趣也值得的事情，我就說：‘好，我會做的。’然後我就全身心投入進去。我們仍住在勒海大道上，我到南部去，對系裡的老師說：‘我們要想法引導我們的學生約束自己。’云云。
「我兩次被搶。第一次被搶後我們就該搬走的，第二次後絕對是該搬走的。第二次我就在家附近，下午四點鐘，三個孩子圍上我，拔出一把槍。可是我們沒搬。一天晚上，多麗絲正離開醫院回家，你還記得吧，她要做的不過是穿過那條街道。可是，她永遠也沒做到。有人敲了她的頭。就在艾拉殺死斯特羅洛的地方北邊半英里處，有人用磚頭敲破了她的頭骨。為的是一個空無一物的手提包。你知道我認識到什麼嗎？我認識到我被騙了。這不是個我喜歡的想法，但是自那以後我心裡一直存著這個念頭。
「被我自己騙了，如果你想知道的話。我自己，和我所有的原則。我不能背叛弟弟，不能背叛教學，不能背叛紐瓦克的下層居民。‘不是我——我不會離開這個地方。我不出逃。我的同事儘可以隨他們的便——我不離開這些黑人孩子。’於是我背叛的就是我的妻子了。我把我的選擇的責任放在了他人身上。多麗絲為我的高尚公民道德付出了代價。她是我拒絕搬出那城市的犧牲者——看，這沒出路可循。當你像我所努力的一樣將自己從一切分明是謬見的東西——宗教，觀念，等等之中解放出來以後，你仍舊留有關於你自己美德的迷思。這是終極幻想。為此，我犧牲了多麗絲。」
「這就夠了。每個行動都導致損失，」他說，「這是這個體系的熵。」
「什麼體系？」我說。
「道德體系。」
他怎麼沒有早點告訴我多麗絲的事呢？這種沉默是英雄行為還是承受苦難？他也有這樣的遭遇。還有什麼沒說嗎？我們可能就算坐在我的露臺上談上六百個夜晚，我也聽不到那個完整的故事，關於默裡·林戈爾德這位選擇做一名普通高中教師的人如何未能逃脫他的時代和地域的騷亂，最終成為像他弟弟一樣的歷史受害者。這是美國為他計劃的生存方式——是他通過思考為自己計劃的，通過以批判性的思維向他父親報復，通過面對非理性保持理性，為自己計劃出來的。這就是在美國思索給他帶來的東西。這就是他忠於他的理念，拒絕專橫的妥協給他帶來的東西。倘若有任何機會改進生活的話，若不是在學校那又會是在何處開始呢？不可救藥地陷於最美好的意圖，一生實在地致力於建設性的生涯，如今卻成了幻象，還有那些不再站得住腳的規劃和解答。
你在一處剋制了背叛，最終卻在別處背叛了。因為這不是靜止的系統。因為它是活的。因為一切活著的事物都在運動中。因為純潔是僵化的。因為純潔是一個謊言。因為除非你是像約翰尼·奧戴和耶穌基督一樣禁慾苦修的完人，不然你就會被許多事情推著。因為沒有格蘭特夫婦為其開路到達成功的嚴格正義標準，沒有這關於正義的大謊言來告訴你你為何做了你所做的事，你就不得不一路一直問自己：「我為什麼要做我做的事？」你就得不自覺地容忍自己。
這時，我們同時忍不住擁抱了對方。我把默裡擁在懷裡，感到——不只是感到——他是多麼衰老。很難理解他是從何處找到六個晚上的力量，如此動情地重溫了他生命中最不幸的事件。
我什麼也沒說，我認為不論我說什麼，開車回家時都會但願自己沒說過。好像我還是他天真的學生，急於做好事，我真想對他說：「你沒被騙，默裡。這樣判斷你的生活不恰當。你一定要知道不是這樣的。」但是，我自己已是上了年紀的人，知道人在深入檢視自己的過去時會得出什麼樣不樂觀的結論，因此我沒有說。
默裡讓我擁抱著他有近一分鐘，突然地拍拍我的後背。他嘲笑我：「和一位九十歲的老人分手，」他說道，「感情受不了啦。」
「是的。有這個原因。還有一切其他的事。多麗絲的事。洛蘭的死。」我說，「艾拉。一切艾拉的事。」
「艾拉和那把鏟子。因為那把鏟子而強加在他自己身上的，」默裡說道，「向他自己索取的、要求的一切。那些壞念頭和天真的夢想。他所有的浪漫史。他熱愛去做一位他不知如何去做的人。他從沒找到他的生活，內森。他處處都找過了——在鋅礦，唱片廠，軟糖廠，工會里，激進政治活動裡，廣播劇表演，煽動鬧事，無產階級生活，中產階級生活，婚姻，私情裡，蠻荒狀態裡，文明社會里。哪裡都找不到。伊芙不是嫁給了共產黨人；她是嫁給了終生渴望得到自己生活的人。這就是讓他憤怒困惑並毀了他的：他永遠也建不起一份合宜的生活。這個人的努力都是巨大的錯誤。可是錯誤總會顯露的，不是嗎？」
「全是錯，」我說，「你在跟我說的不就是這個嗎？只有錯。這世界的實質即是如此。沒有人找得到他的生活。這就是生活。」
「聽著。我不想越界。我不是跟你說我是贊成還是反對。我只要你來鳳凰城看我的時候告訴我是怎麼回事。」
「什麼怎麼回事？」
「你的孤獨，」他說，「我記得最初，這位很熱情的孩子如此期待參與生活。如今他六十五歲，一人獨自住在森林中。看到你如此遠離塵世，我很驚訝。你生活的這種方式很遁世。你這種修道生活只缺個喚你去靜思的鈴聲了。很抱歉，但我還是要告訴你：你在我看來還是個年輕人呢，太年輕了，不該待在那裡。你在抵擋什麼呢？到底發生過什麼？」
現在是我笑他了，因此我又覺得自己實在了，獨立於一切，為之鼓舞，喚出了體內的遁世者。「我用心聽了你的故事，這就是發生過的。再見，林戈爾德先生！」
「再見。」
∗∗∗
我回來時，露臺上亞香茅蠟燭還在鋁桶裡亮著，橘黃色的月亮映出低矮的房頂，除了一縷朦朧的月光，只有藉著這一小盆火才看得見我的房子。我下了車，朝房子走去，火苗拉長了搖曳著，讓我憶起收音機上的指示板——不比鐘面大，小小的黑色數字下面泛著成熟的香蕉皮的色澤——我和弟弟不聽父母的話，十點多了還沒睡，聽我們最喜歡的廣播節目，黑暗的臥室中只看得見收音機上的指示板。我們兩個躺在成對的單人床上，中間的床頭櫃上威風凜凜站著大教堂形狀的小菲爾克牌收音機，父親給客廳裡買了愛默森牌落地式收音機後，我們就得了這臺機子。收音機的音量調到了最低，但仍對我們的耳朵有著最強的吸引力。
我吹熄芳香的燭火，在露臺的睡椅上躺下，體會到在夏夜的黑暗中傾聽隱約可見的默裡講話，就像孩提時在臥室裡聽收音機，那時的我滿懷壯志，要將我所有未經考驗的信仰化身在故事中，在全國播出，以此來改變這世界。默裡即是那收音機：發自虛無之處的聲音，控制了內在的一切，故事盤旋徘徊，在空中飄浮，鑽進耳朵，閉上眼那場面也清晰可見，回想過去遭遇的頭腦，化作無邊的星球，以之為舞臺，容納一切同族人。聆聽竟可以如此深入內心！僅僅憑聽來，就可以瞭解。有耳朵能聆聽是多麼神聖！僅僅憑著靜坐在黑暗中傾聽，就被猛力帶入了一個人生活中最深層的各種錯誤之中，難道這至少不可算是個半神聖的現象嗎？
破曉前，我一直待在露臺上，躺在睡椅上，抬頭望著星星。我一個人在這裡的第一年，自己學會了辨認行星，主要的星體、星群，主要古老星象的佈局，藉著塞在《紐約時報》星期日版第二欄一角的天文觀察者的地圖，繪製了它們的軌道運轉規律圖。不久，那一大堆報紙圖片裡，我就只看這個了。我撕下標著「天文觀察」的內含兩欄的文章——在說明文字的上方，天球地平圈為一個圓形所環繞，精確顯示下一週晚上十點鐘星座的位置——把四磅重的其他東西都扔掉。不久，我連日報也扔了；不久，我扔掉了一切我不再願意應付的東西，除了生活和工作所需之外的一切東西。我盡力從過去可能就連在我看來也是不太夠的東西那裡獲得完全和豐盈，只是熱烈地寓於詞性之中。
如果天氣不壞，夜色清朗，就寢前我會在露臺上逗留十五或二十分鐘，觀看天象，或是打著電筒，沿著土路走上山頂的開闊草地，從那裡能看到林木線上空所有的天象，星星向四面八方分佈開，就在這周，木星在東方，火星在西方。這非我們信仰之力所能及，但也是個事實，不容置疑的簡單事實：我們誕生，就在這裡。我還有想到許多不如這個的方式來結束一天。
默裡離開的那晚，我回想起孩提時被告知——小孩子因為祖父去世了睡不著覺，堅持要知道去世的人去了哪裡——祖父已變成了一顆星星。母親帶我起床，下樓走到房子邊的車道上，我們一起抬頭望著夜空，她說那裡有一顆星星就是祖父。另一顆是祖母，等等。母親說，人死了以後，就會升上天空，變成閃爍的星星，永遠地活著。我在天上找著，說：「他是那一顆嗎？」她說是的，我們就回了屋，我睡著了。
那時這種解釋是講得通的，真沒想到，在這個晚上，它又是合理的了，我因為聽了滿腦子的故事，毫無睡意，在室外躺到天亮，想著艾拉去世了，伊芙去世了，也許除了西爾菲德還住在法國度假勝地的別墅裡，七十二歲，富有的老女人，所有出現在默裡對鐵人之毀滅的敘述中的人如今都已不再陷於他們的時代，而是死去了，不再陷於時代為他們設下的困境。命運既不由他們時代的觀念也不由我們人類的希望所決定：如今只有化學成分氫決定天命。伊芙或艾拉不再會犯錯。沒有背叛。沒有理想主義。沒有謊言。既不存在良知，也沒有它之缺席。沒有母親和女兒，沒有父親和繼父。沒有演員。沒有階級鬥爭。沒有歧視、私刑，或吉姆·克勞，也從來都未曾有過。沒有不公正，也沒有公正。沒有烏托邦。沒有鏟子。與民間傳說正相反，也沒有豎琴，只有天琴座，它正巧高高掛在東方的天空中，位於銀河稍偏西一點的位置，兩個北斗七星的東南方。只有艾拉的星座和伊芙的星座在兩千萬度的高空燃燒。還有小說家卡特里娜·範塔索·格蘭特的星座，國會議員布賴登·格蘭特的星座，動物標本剝製師霍勒斯·布里克斯頓，礦工湯米·米納裡克，長笛手帕梅拉·所羅門，愛沙尼亞按摩師赫爾吉·帕恩，實驗技師多麗絲·林戈爾德，和多麗絲那熱愛她叔叔的女兒洛蘭的星座。卡爾·馬克思，約瑟夫·斯大林，列夫·托爾斯泰，保羅·羅伯遜，約翰尼·奧戴的星座。機尾射手喬·麥卡錫的星座。這個夜晚異常清亮，一如默裡永遠離開了我的那個晚上——因為這位最忠誠的兄弟，最傑出的英文教師，兩個月以後死於鳳凰城——站在山頂寂靜的平臺上，眼前是無錯無礙的宇宙。你看到了那不可思議的東西：無冤無仇的壯麗景觀。你親眼看見彙集著時間的茫茫夜空，並非由人類點燃的一片星系。
星星是不可缺少的。
作者「菲利普·羅斯」的其他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