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我的鄰居科爾曼·西爾克——他直到退休前兩年，在附近的雅典娜學院擔任了二十多年的古典文學教授，併兼任負責教務的院長超過十六年之久——悄悄對我說，他七十一歲，正和學院裡一個三十四歲的清潔女工私通。她還一週兩次給鄉村郵政局打掃衛生，那是個灰色的小板屋，就像遠在三十年代為某個俄克拉何馬州家庭遮擋過沙塵暴似的，孤獨淒涼地蜷縮在加油站和百貨店對面。門前懸掛美國國旗的地方是兩條馬路的交叉口，那兩條馬路標誌著這座山區小鎮的商業中心。
科爾曼第一次見到這女人時，她正在郵局拖地板。那天他很晚才過去取信，只差幾分鐘就要打烊了——她是個瘦高、稜角分明的女人，發灰的黃頭髮被使勁拽到腦後，紮成一個馬尾辮，五官如同刀削般嚴厲，屬於那種傳統觀念中嚴守教規，勤儉持家，在新英格蘭嚴苛的早期吃盡苦頭卻忍辱負重，從不越軌的殖民時代鐵娘子。她名叫福妮雅·法利，無論心中有著多少悲苦，她都將一切隱藏在一張毫無表情，同時又毫無保留地傾訴著無限孤獨的皮包骨的面孔後。福妮雅租住當地牛奶場的一間屋子，以幫忙擠奶支付房租。她受過兩年中學教育。
科爾曼向我吐露有關福妮雅·法利以及他們之間秘密的那個夏天，無獨有偶，正是比爾·克林頓的秘密，包括它最後一個令人不堪的細節浮出水面的夏天——從頭到尾每一個活生生的細枝末節，一切的鮮活味兒，猶如壞疽，都被辛辣、詳盡的資料激發出來。我們自從有人撞見新任的美國小姐在過期的《閣樓》雜誌封面上的裸照以來——那些她優雅地跪著和躺著的，致使這個蒙羞的年輕女人放棄桂冠，最終成為大紅大紫流行歌星的照片——還不曾有過一個像那樣的夏天。一九九八年的夏天，在新英格蘭應該是酷暑加驕陽，而在棒球場上，則該是一個白色本壘打戰神和一個褐色本壘打戰神之間所進行的神話般比拼，然而那個夏天席捲全美的卻是虔誠與貞潔的大狂歡，因為突然，恐怖主義——早已成為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被吮吸所代替，一位精力旺盛、面相年輕的中年總統和一個舉止輕狂、神魂顛倒的二十一歲僱員在橢圓形辦公室裡，像兩個十幾歲孩子在停車場上似的調情，這使得美國最古老的公眾激情得到了復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也許是它最為不可靠、最具顛覆性的快感：偽君子的狂喜。國會里、報紙上、網路中，隨處可見滿腔正義、譁眾取寵、渴望指責、哀嘆和懲罰的小爬蟲，四出遊說，唇槍舌劍，大肆說教：全都處於霍桑（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他住在離我家門口僅僅幾英里的地方）早在建國初期就指認為「迫害精神」的處心積慮的狂熱之中；全都熱衷於頒佈嚴峻的淨身儀式，割除官員們的勃起，從而使利伯曼參議員十歲的女兒能夠重新舒適安全地和她窘迫的爸爸一道觀賞電視。不，如果你沒有經歷過一九九八，你是不會明白什麼叫做偽道德的。聯合保守派報紙專欄作家威廉·f.巴克利寫道：「當阿伯拉爾那麼幹的時候，阻止它再次發生是有可能的。」他暗指總統的惡行——巴克利在別處稱之為克林頓的「失禁的肉慾」——是諸如彈劾那樣溫和的手段難以治癒的，不如對他施以十二世紀的嚴懲，如同阿伯拉爾教士的神職同仁富爾貝爾教士揮舞著大刀的同夥對付阿伯拉爾那樣，因為阿伯拉爾教士犯了秘密勾引富爾貝爾的侄女處女愛洛伊絲並與她結婚的罪行。不像霍梅尼處死薩曼·拉什迪的追殺令，巴克利對懲治性腐刑的垂涎並不帶有任何對預期行兇者金錢的懸賞。然而，其動機比之於精神領袖的動機在精神上卻是毫不遜色的苛刻，並且代表著同樣崇高的理想。
這便是那個美國的夏天，令人作嘔的場面再次出現，插科打諢無了無休，揣測、推理、假設沒完沒了，對孩子解說成年生活的道義廢止了，寧可讓他們保留對成年生活的一切幻想，人性的渺小簡直不堪負荷，某種惡魔在這個國家被釋放了出來，雙方都驚愕不已：「我們怎麼會如此瘋狂？」而無論男女，早上一覺醒來卻統統發現，夜裡，在一種超越忌恨的睡眠狀態下，他們都夢到比爾·克林頓的厚顏無恥。我自己則夢到一面大旗，彷彿是一位克里斯托以達達派手法用它將白宮從東到西包裹起來，上面撰寫著如下銘文：b這裡住著的是一位凡人/b。這便是那個夏天，即使破爛攤、殘害他人肢體罪或大雜燴，都被十億次地證明比這個人的思想或那個人的道德更為精妙。這便是那個夏天，一位總統的陽具成為每個人的思想負擔，生活，以其所有無恥的汙穢，又一次使得美國張皇失措。
有時星期六科爾曼會給我撥個電話，請我在晚飯後從我居住的山的另一側開車過去，邊聽音樂邊玩金米拉紙牌，一點贏一美分，或在他的起居室裡閒坐一兩小時，啜飲干邑白蘭地，幫他度過這總是他一星期裡最難熬的夜晚。到一九九八年的夏天，他已經在這兒獨居——一個人待在這幢他和妻子艾麗斯共同養育了四個孩子的又大又老的白色木板房裡——將近兩年了。艾麗斯突發中風死去的那個晚上，他本人正為班上兩名學生指控他犯有種族歧視罪而日日夜夜與校方爭戰不休。
科爾曼那時幾乎已在雅典娜度過他整個的學術生涯。他是一個直率、機智、穩健儒雅，頗具大城市風度的男子，魅力十足，既是一名鬥士，又善於實際操作，很難和迂腐的拉丁或希臘文教授的原型相吻合（他身為一名年輕助教時，便不拘一格，創立了希臘語和拉丁語的口語俱樂部，此乃見證）。他受人推崇的古希臘文學（英文版）概論課——名叫ghm，三個字母分別代表上帝、英雄和神話——廣受學生好評，正因為他言談舉止的方方面面，無不直截了當，以誠相見，又深入淺出地極具說服力。「你們知道歐洲文學是怎麼開始的嗎？」他在第一堂課點過名後發問，「以一場爭吵開始。全部的歐洲文學起源於一場爭鬥。」然後，他拿起他的《伊利亞特》對全班朗讀頭幾行，「‘歌唱吧，女神！歌唱裴琉斯之子阿喀琉斯招致毀滅的憤怒……從他們，阿伽門農王和偉大的阿喀琉斯的第一次爭吵開始。’那麼，他們為了什麼而爭吵呢，這兩個狂暴威武的漢子？就跟一場舞池裡的罵架同樣原始。他們為一個女人而爭吵。事實上還仍是一個女孩。一個從他父親家裡偷出來的女孩。一個在戰爭中被劫持的女孩。miakouri——詩文中是這樣描寫她的。mia，在現代希臘文裡，是不定冠詞‘a’；kouri，女孩，在現代希臘語中演變成kori，意思是女兒。此刻，阿伽門農喜歡這個姑娘遠勝於他的妻子，克魯泰奈絲特拉。‘克魯泰奈絲特拉不如她，’他說，‘無論是臉蛋還是身段。’這不就足以說明他為什麼不願放棄她，對吧？當阿喀琉斯要求阿伽門農把女孩交還她父親以平息阿波羅的怒氣時——阿波羅神對劫持她的種種手段已怒不可遏——阿伽門農斷然拒絕：他只有在阿喀琉斯把他自己的女俘拱手相讓的前提下，才會答應，以此再次點燃阿喀琉斯之怒火。腎上腺素極強的阿喀琉斯：自古以來作家所津津樂道的爆炸性野人中最具易燃性的一個，特別是當事態關係到他的威望和他的胃口時，他是戰爭史上最神經過敏的殺戮機器。交口讚譽的阿喀琉斯：由於名譽受到怠慢，頓時翻臉不認人。偉大英勇的阿喀琉斯，面對侮辱——得不到女俘的侮辱，一氣之下，索性置身度外，悍然將自己置於社團之外，而他是此社團光榮的捍衛者，須臾不可或缺的。於是乎，一場爭吵，一場野蠻的，為奪得一個年輕的姑娘，為受用她青春的肉體，為滿足貪婪的性慾而爆發的爭吵：這，無論好歹，在損傷了一名如同能源庫般的武士王子的生殖器權利、生殖器尊嚴的官司中，偉大而富有想像力的歐洲文學得以起航，同樣也是為什麼近三千年後，我們今天還要從這兒開始……」
科爾曼在被錄用時，是雅典娜學院教職員中屈指可數的猶太人之一，也許還是美國最早被允許在古典文學系授課的猶太人之一。幾年前，這位雅典娜孤獨的猶太人還曾經是羅諾夫，一部幾乎已被遺忘了的短篇小說的作者。當時我自己還是個初出茅廬的新手，四處碰壁，渴望尋求一位師長的提攜，曾上這兒來進行過一次值得紀念的參拜。整個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科爾曼都是第一位，而且是惟一在雅典娜擔任院長的猶太人；到了一九九五年，為了將自己的事業在課堂裡畫上圓滿的句號而辭去院長職務後，他重新開始在由德芬妮·魯斯主持制定的囊括了古典文學系的語言文學聯合大綱的庇廕下，教授他的兩門課。科爾曼在擔任院長期間，獲得一位雄心勃勃的新校長的全力支援。他接管的是一個遭冷落、死氣沉沉、猶如「沉睡谷」似的學院，但他促使它——並不排斥高壓手段——告別了紳士田莊的形象。他大膽激勵教職員中的老朽提前退休，同時招募雄心勃勃的年輕副教授，並徹底改革了課程設定。毋庸置疑，在他退休之後，順理成章地，自然而然地，也將會為他出紀念文集，建立科爾曼講課系列研討學會，以他的名義設立古典文學席位，而且，也許——由於他對這地方在二十世紀中的復興所起的重要作用——文科樓，甚而至於北大樓，學院的標誌性建築，也將會在他死後以他的名字重新命名。在這小小的、他度過大半生的學術世界裡，他將早已不再遭人怨恨，不再引起爭議，甚而都不再令人畏懼，而是，永遠享受著無可置疑的尊榮。
大約在他返回全職教授崗位第二個學期的中途，科爾曼講了那句連累他自己，使他主動割斷與學院一切聯絡的話——那句他在雅典娜授課及擔任行政職務的歲月中大聲講過不下幾百萬次，惟有這一次殃及他自己的話。那句話，在科爾曼的理解中，直接導致他妻子的猝死。
那個班由十四名學生組成。科爾曼在頭幾次講課前都點名，以便了解每個學生的名字。到學期的第五週，仍然有兩個名字沒能引起任何回應。於是，科爾曼在第六週，一上講臺便問道：「有人認識這兩個人嗎？他們究竟是實有其人，還只是幽靈？」
事發當天，科爾曼吃驚地被傳召進他的後繼者，新院長的辦公室，回答那兩名缺席學生對他犯有種族歧視罪的指控。原來他們是黑人，雖然缺席，卻很快得知他使用了什麼詞語質詢此事。科爾曼告訴院長：「我指的是他們可能具有的外胚層質。不是顯而易見的嗎？這兩名學生沒來上過一堂課。對於他們我一無所知。我用的是那個詞最通常、最基本的含義：‘幽靈’或‘鬼魂’。我又不知道這兩名學生會是什麼膚色。我也許五十年前聽說過‘幽靈’有時用做指稱黑人的貶義詞，但現在早已忘得一乾二淨。否則，我絕不會使用它，因為我一向對學生的情感呵護有加。考慮一下上下文：他們究竟是實有其人，還只是幽靈？種族歧視的指控不合邏輯。是荒謬的。我的同事知道，它是荒謬的；我的學生知道，它是荒謬的。問題在於，惟一的問題在於，這兩名學生曠課以及他們不可原諒的翫忽職守。令人煩惱的是，這項控罪不僅是子虛烏有——而且是彌天大謊。」說完上述足以為自己辯護的話，以為事情到此結束，他打道回府。
當今，即使是一般的院長，據我瞭解，大凡在介乎教職員和上級管理層之間真空地帶供職的，無一例外都有仇家。他們不可能每次都批准加薪的請求，或將便利的停車位批給對它垂涎的人，或將更大的辦公室批給自信有資格受用的教授任職或提職候選人，特別在弱小的系裡，例行公事般地一律拒批。系級對增加教職員名額和文秘助手的請求幾乎無一獲准，至於減輕教學負擔以及免去晨課的請求也落得同樣的下場。申請參加學術會議的旅費通常遭拒絕，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科爾曼還不僅是一般的院長，他擺脫了誰，以及如何擺脫的，他取消了什麼，以及建立了什麼，他如何大膽力排眾議履行職責，其結果絕非僅僅得罪惹惱了幾個古怪的忘恩負義者和牢騷滿腹的人。在插手院務並委任他為院長的英俊年輕，毛髮蓬鬆，仕途蒸蒸日上的校長皮爾斯·羅伯特的庇護下——此人對他面授機宜：「一定要進行變革，任何感到不快活的人應當乾脆考慮辭職或提前退休。」——科爾曼將一切都翻了個身。八年以後，當科爾曼的聘期過去一半時，羅伯特接受了一個「最傑出的十名大學校長」的榮譽稱號，憑藉的正是雅典娜在破紀錄的時日里所取得的成就給他帶來的聲望——然而，一切的取得並非得力於光芒四射的校長，他實際上只是個資金籌集者，最後毫髮無損地在一片歡呼聲中離開雅典娜，去往別處高就了。成就的取得歸功於他手下意志堅決的院長。
科爾曼在接任院長職位的第一個月，就把每一位教職員都請去談話，包括那幾名資深教授，他們是縣裡古老家族的傳人，學院便是由他們的先輩出資創辦的，他們本身並不缺錢，但還是非常高興地接受發給他們的薪水。他們每個人都在談話前被告知，必須帶上自己的履歷，倘若有人因為門第太高而不帶，科爾曼面前的辦公桌上反正已經預備了一份。他整整一小時扣著他們不放，有時還更長，不厭其煩地向他們暗示雅典娜的局面終於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直到他讓他們出汗為止。他一上來就毫不猶豫地翻動著履歷表，問：「最近十一年來你究竟在幹些什麼？」當他們和絕大多數教師一樣回答說，他們定期在《雅典娜筆記》上發表文章時，當他聽膩了他們每個人嘮叨的那套說辭，無非是每年從一本發黃的博士論文中摘抄拼湊成哲學、文獻學或考古學的雞毛蒜皮的論文，「發表」在灰色硬板紙裝訂而成的油印季刊上——除了在學院圖書館目錄裡可以查到以外，地球上任何別的地方都無處可尋——他竟敢打破雅典娜禮儀規範，說出那句使他聞名遐邇的話：「換言之，你們都在回收處理自己的垃圾。」然後，他不僅將捐贈給《雅典娜筆記》的數目極小的一筆款子退還給贊助人——編輯的岳父，關閉了這份刊物。而且，為了鼓勵提早退休，他還迫使老朽中的老朽放棄他們近二三十年來因循守舊教授的課程，讓他們改教一年級英語、簡史、新生入學輔導，而這些課程都安排在夏末最炎熱的時段裡。他取消了聲名狼藉的「當年學者獎」，將千元獎金用到別的地方。院史上他第一個要求大家為申請學術休假提交正式報告，報告中必須詳細陳述科研專案，這類申請獲得批准的僅為鳳毛麟角。他取消了以校園內最為精緻的橡木鑲板室內裝修為豪的俱樂部式的教職員午餐廳，讓它返回優等生研討室的原始初衷，致使教職員必須和學生一道在自助餐廳進餐。他堅持召開教職員會議——從未召集過這類會議使上一屆院長深得人心。科爾曼要秘書點名，以致每週只授課三小時的頭面人物也不得不在校園裡拋頭露面。他在學院憲章裡找到一則條文說，不設執行委員會，並提出那些有礙重大改革的繁文縟節都只不過是習慣和傳統作祟，他將它們一筆勾銷，並按法令主持這些教職員會議，利用每次開會的機會，宣佈他下一步的行動計劃，結果當然是進一步觸犯眾怒。在他的領導下，晉升變得十分困難——也許，最令人感到驚愕的還是：從此以後，教師再也不能憑藉自己的好人緣獲得提職，不與成績緊密掛鉤的提薪也淪為歷史。一言以蔽之，他引入了競爭機制，使得這個地方充滿競爭氣氛。這，用他的一位夙敵的話來說：「正是猶太人的慣技。」而每次那些人組成一個特別委員會去向皮爾斯·羅伯特投訴，校長都一以貫之支援科爾曼。
在羅伯特執政期，科爾曼招募的聰明年輕人個個喜歡他，因為他為他們創造了發展空間，還因為他著手從霍普金斯、耶魯、康奈爾聘用研究生，進行——正如他們愛說的——「質量革命」。他們賞識他，因為他迫使統治層面的高貴人士走出他們小小的俱樂部，並威脅他們的自我形象，而這總會讓一位自命不凡的教授火冒三丈。原來院裡教職員中最不稱職的老傢伙得以苟延殘喘，完全仰仗他們的自我標榜——研究西元前一百年的最偉大的學者，等等——一旦這些受到來自上面的質疑，他們的信心便日漸瓦解，在不到幾年的工夫裡，這些人幾乎全都銷聲匿跡了。崢嶸歲月啊！但自從皮爾斯·羅伯特調往密歇根擔任要職，而新任校長海恩斯並不與科爾曼特別貼心，對那種在幾乎一瞬間將全院收拾得乾乾淨淨的推土機式的誇張手法和專制獨裁的個性也沒有表現出特別的寬容——加上科爾曼留下的以及他招募的年輕人開始成為年富力強的教師時，一股反對西爾克院長的勢頭便出現了。這股勢頭究竟有多強大，他一直不明白，直到他一個系一個系地計算出究竟有多少人對眼前的局面——他指稱似乎不存在的兩名學生所用的詞彙並不依照他本人堅持的原意，亦即基本的詞典意義來加以界定，卻偏要當做種族歧視的貶義詞加以闡釋，從而為兩名黑人學生的投訴提供佐證——頗感幸災樂禍時，他才恍然大悟。
我清楚地記得兩年前的那個四月天，艾麗斯·西爾剋死了，科爾曼完全喪失理智。在那以前，我只是在百貨店或郵局碰到他們時對他們兩人中隨便哪一位點點頭而已，並沒有與他們真正認識，對他們的情況也談不上了解。我甚至都不知道科爾曼是在新澤西東奧蘭治的埃塞克斯小縣城，離我家僅幾英里的地方長大的。而且，他作為東奧蘭治中學一九四四年的畢業生，比我從鄰近的紐瓦克學校畢業只早六年。科爾曼並沒有設法與我相交，而我離開紐約，搬來伯克夏，住進山上鄉間小路邊田野裡的一幢兩開間木屋，也並非為了交結新友人，或加入新社群。在我一九九三年初到這裡的幾個月裡，收到各種請柬——邀我進餐、喝茶、參加雞尾酒會、遠足到位於谷底的學院舉行講座，或者，如果我願意，對一個文學班隨便談談，都被我婉言謝絕。自那以後不論我的鄰居還是學院，都不再管我，讓我過自己的日子，做自己的事。
但兩年前的那個下午，科爾曼直接從為艾麗斯葬禮做準備的地方驅車來到我的住房前，砰砰敲門，要求進屋。儘管他有急事相求，卻不能坐著講清楚，連三十秒鐘都不行。他站起來，坐下，又站起來，圍繞我的工作室轉了一圈又一圈，大聲嚷嚷，滔滔不絕，甚至還恐嚇性地在空中揮動著拳頭，當他——錯誤地——以為需要加強語氣時。我必須為他寫點東西——他幾乎是在對我下命令。倘若他自己寫那個荒誕不經的故事，不做任何掩飾，沒人會相信，沒人會認真地對待，大家都會說那是個荒唐可笑的謊言，一個企圖自圓其說而編造的大謊話，他們會說他這個謊扯得比他在課堂裡講了那個促成他倒臺的「幽靈」一詞後扯的謊還要大。但如果我寫，如果一位專業作家執筆的話……
他內心的自控力已全面瓦解。看著他，聽著他——一個我並不認識，但無疑是個有修養、有地位，而此刻精神完全崩潰的人——如同面對一起惡性高速公路事故、一場大火、一場駭人的爆炸、一場公共大災難，不僅以它可怕猙獰的面目，而且以它的不可思議性讓人瞠目結舌。他歪歪斜斜地在房間裡打轉，使我不由得想起那些自家豢養的雞在被砍了頭以後還繼續走動的樣子。他的頭已經被砍掉了，那個頭包裹著曾經是無懈可擊的院長和古典文學教授的淵博的大腦，可我目睹的只是他殘缺的軀體失去控制地旋轉。
我——我的家門他以前從未進過，我的嗓音他以前從未聽到過——必須放下手頭上可能從事的一切，著手描寫他在雅典娜的敵人如何瞄準他揮出拳頭，卻將她置於死地的故事。他們製造他的假象，捏造各種他從沒犯過也永遠不可能犯的罪名。他們不僅僅醜化了一個人以最強烈的責任感和奉獻精神從事的學術生涯——他們還殺死了他四十多年的結髮妻子。殺死了她，就好像他們瞄準了，將子彈射進她的心臟一樣。我必須寫下這個「荒誕事件」，那個「荒誕事件」——我，一個當時對他在學院裡遭受的苦難一無所知的人，甚至連包圍了他和死去的艾麗斯長達五個月的恐怖都還沒能理出頭緒的人：折磨人的無了無休的會議、聽證、面談，提交給院領導、教職員委員會、代表兩名學生的黑人公益律師的檔案和信件……指控、否認以及反指控，愚鈍、愚昧和玩世不恭，粗俗，別有用心的誤解，費力的、反覆的辯白，控方的問題——以及自始至終，連綿不絕地，瀰漫他整個身心的不真實感。「她被謀殺了！」科爾曼大吼一聲，從我書桌的對面探過身來，用拳頭捶擊桌面，「那些人謀殺了艾麗斯！」
他給我看的這張臉，這張他放在離我自己的面孔不到一英尺遠的臉，現在已是凹陷歪斜的了，而且——儘管是一個精心保養，面容年輕，英俊的老人的面孔，卻奇怪地讓人生厭，非同尋常地被流轉他全身的情緒所產生的毒素弄得面目全非。近看，它傷痕累累，潰爛得不成形狀，活像賣場裡一隻水果從貨架上給碰掉下來以後，再遭到過往顧客的腳在地上踢來踢去一樣。
精神折磨可能給一個沒有絲毫軟弱老邁跡象的人造成什麼後果，這是個相當有趣的問題。比起五臟六腑的疾患來，它更加難以對付，因為既沒有嗎啡滴注、脊髓麻醉，又沒有徹底的外科手術可以減輕患者的痛苦。一旦被它生擒，便只有死路一條，別無其他。它對人活生生的折磨無可比擬。
被謀殺的。對科爾曼來說，惟有這才能解釋一個精力充沛、外表威嚴、毫無任何病痛的六十四歲女人，一個其抽象畫作壟斷當地畫展，而本人又獨斷專行地統治著本城藝術家協會的女人，一個在縣級報紙上發表詩作的女詩人，一個年輕時是學院政治上積極反對防空洞、鍶－90，直至後來反越戰的領袖級人物，有主見，個性執拗，不善圓通，一個在一百碼以外，就可根據那一頭厚重如鐵絲般纏繞在一起的白色鬈髮辨認出來的，猶如一股強烈旋風似的女人，怎麼會突如其來地撒手人寰；如此強壯的一個人，如此強壯，就連這麼一位令人不寒而慄、具有眾所周知的鐵腕、曾不可思議地使雅典娜學院在學術領域起死回生的院長，也只有在網球場上才能擊敗他的妻子。
當科爾曼開始遭受攻擊——當種族歧視的指控不僅被新院長，而且被學院的黑人學生小組，以及來自皮茨菲爾德的黑人積極分子小組所接受，並進行調查的時候——它的徹頭徹尾的瘋狂抹去了西爾剋夫婦婚姻中不計其數的困難。艾麗斯為了丈夫的事業，將四十年來始終與他本人固守的領域發生衝撞，並引發共同生活中無了無休摩擦的專橫跋扈一掃而空。他們雖然多年來不再同床共枕，甚至雙方都無法進行像樣的對話——連對方的朋友都不能容忍——又肩並肩地站到了一起，衝著仇人的面孔揮舞拳頭。他們對那些人的恨遠遠超過了他們在最痛苦的時刻相互間的恨。四十年前他們在格林尼治村作為志同道合的情侶時所共享的一切——那時他在紐約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艾麗斯剛從她住在帕塞伊克的桀驁不馴的崇尚無政府主義的父母家裡逃跑出來，在藝術系學聯的人體寫生課上當模特，由一頭猶如灌木叢似的造型奇特的頭髮武裝著，濃眉大眼，妖冶色情，佩戴著民間手工藝飾物，那時就已經儼然一副極富舞臺效應的高階女祭司模樣，《聖經》裡記載的從猶太教之前的遠古時代走來的高階女祭司——所有他們在格林尼治村共享的一切（除了性愛）都重新不顧一切地當著眾人的面爆發了出來……直到那個早晨，她醒來感到頭疼欲裂，一隻胳膊已經失去知覺。科爾曼慌忙將她送進醫院，但第二天天還沒亮，她就辭世了。
「他們想殺的是我，卻把她害死了。」科爾曼在那次不邀自來的造訪中不止一次對我這麼說，然後又在第二天下午堅持對每一位來出席她葬禮的人這麼說。他依然這麼認為。他不能接受任何別的解釋。自她去世以後——同時，自他終於明白我不情願將他的磨難作為我小說的題材，從我手中拿回那天扔在我書桌上的所有檔案以後——他自己就一直在寫一本關於他為什麼從雅典娜退休的書，一本非虛構性的書，他起名為《幽靈》。
斯普林菲爾德那邊有個小調頻臺，每週六從晚上六點到午夜，它停下一檔固定節目，改播音樂，頭幾小時是交響曲，然後是爵士樂。在我居住的山這邊，這個頻道只能收到靜電干擾聲，但在科爾曼家所住的山那邊收聽效果卻不錯。在那些他邀我過去小酌，共度週末的夜晚，一跨出我停在他車道上的車，就可聽到從他家傳出的、我們那一代的孩子在四十年代不斷從收音機和自動唱機裡聽到的甜蜜蜜的舞曲。科爾曼不僅讓它以最大音量從起居室的立體聲音響收音機播出，而且還開啟了他床頭的、浴室的、廚房麵包箱旁邊的所有收音機。無論他星期六的晚上在屋子裡幹些什麼，他每時每刻都能聽見音樂，直到午夜電臺——在每週半小時的儀式性的本尼·古德曼之後——結束全天播音。
奇怪，他說，他在成年生活中所聽到的任何嚴肅音樂都從來沒有像此刻這首老搖擺舞曲那樣讓他心馳神往：「我心中的每道禁慾鎖鏈都開啟了，不想死的願望，永遠不死的願望，強烈得幾乎令人窒息。而所有這一切，」他解釋說，「統統因為聽著沃恩·門羅的緣故。」有的夜晚，每首歌的每句詞都呈現出如此奇妙而深刻的含義，以致他會興奮得獨自起舞，或曳步，或飄步，或是迴圈往復、枯燥無趣卻非常實在、撩撥情緒的狐步，他曾經常和東奧蘭治高中女生跳這種舞，曾隔著褲子將自己第一次真正的勃起緊壓在舞伴身上；他跳舞時，沒有任何感覺是故意造作的，他對我說，無論是恐懼（由於消亡），或歡樂（因為「你嘆息，歌聲起。你說話，彷彿小夜曲」）。眼淚都是自動淌下來的，不論他對於自己聽到海倫·奧康奈爾和鮑勃·埃伯利輪唱《綠眼睛》而情不自禁有多麼驚訝，不論他對自己竟然會被吉米和湯米·道爾西轉變成他做夢也不曾料到的這號多愁善感的男人，感到多麼不可思議。「但叫隨便哪個一九二六年出生的人，」他會說，「一九九八年獨自在家裡熬過星期六夜晚，收聽狄克·海姆斯唱《那些小小善意的謊》，然後再叫他們告訴我，還有誰最終不能理解什麼是著名的悲劇淨化論。」
在我走進房子側面通往廚房的紗門時，科爾曼正在涮洗晚餐的盤碟。因為他在水槽邊，自來水嘩嘩地淌著，又因為收音機開得很響，而他正大聲跟著年輕的法蘭克·辛納屈唱《一切都發生在我身上》，所以連我走進屋他都沒聽見。那是個炎熱的夜晚；科爾曼穿著牛津布短褲和運動鞋，別無其他。從背面看，這個七十一歲的男子最多四十歲——精瘦，健康，四十歲。科爾曼不過略高於五英尺八，也沒有十分壯碩的肌肉，卻不乏強勁的體力，中學體操運動員的矯健仍然清晰可見，那種敏捷，那種我們從前稱之為元氣的強烈衝動。他理得很短的鬈髮已變成燕麥色，所以，正面看，儘管他有著孩子氣的塌鼻子，還是不會顯得像他頭髮仍然是深色時那麼年輕。再說，他兩邊嘴角都刻上了深深的印痕，綠褐色的眼睛，自艾麗斯去世以及他從學院退休以來，訴說著無邊無際的疲勞和精神空虛。科爾曼有著與年齡不相協調的相貌，幾乎像雕刻出來的，就像你看到過的那些小時候曾經在銀幕上大放異彩的電影演員後來變老的面孔一樣，上面總是留下不可磨滅的童星印記。
總而言之，即使在他那個年齡，他仍然是個乾淨利落、外表很討人喜歡的男子，屬於那種下頜是面部重心所在的塌鼻子的猶太人型別，一個頭發鬈曲，膚色微黃，有著那種常被當做白人的淺色皮膚黑人一樣模稜兩可氣質的猶太人。他在二次大戰即將結束前在南方弗吉尼亞諾福克海軍基地當水手時，因為他的名字聽起來不像猶太人，又因為它太容易被當做黑人的名字，致使他在一所妓院裡，被指認為矇混過關的黑鬼，給攆了出去。「因為是黑人，給攆出諾福克妓院，因為是白人，給攆出雅典娜學院。」那兩年中我不斷從他嘴裡聽到諸如此類的話語，都是有關黑人反猶主義，有關他背信棄義、膽小如鼠的同事的各種瘋話，很明顯，這些東西都已經被他直接、不加掩飾地寫進書裡。
「給攆出雅典娜，」他對我說，「因為作為那些愚昧的雜種稱之為敵人的白色猶太人。就是那些人造成他們的美國苦難。就是那些人把他們勾引出天國。又是那些人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拖他們的後腿。什麼是黑人在這個星球上受苦受難的主要根源？他們不用來上課就知道答案。他們連書都不用翻就知道。不用讀書，他們就明白——不用思考，他們就能回答。誰該負責？就是那群該對德國人的苦難負責的《舊約》惡鬼。
「他們殺死了她，內森。誰想得到艾麗斯會承受不了？儘管那麼強壯，中氣那麼足，艾麗斯卻偏偏承受不了。他們那種品牌的愚蠢即使對一個像我妻子那樣的世界主宰都是太過分了。‘幽靈。’在這個地方又有誰會為我辯護？赫伯特·基布林？是我當院長時把赫伯特·基布林調來學院的。當時上任才幾個月。把他調來，不僅成為社會科學部門第一個黑人，而且是除了總務部門以外，任何部門都絕無僅有的惟一黑人。但赫伯特也被像我這樣的猶太種族主義者變成了一名激進分子。‘我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站在你一邊，科爾曼。我必須和他們站在一起。’這就是他在我去向他求援時對我說的話。當著我的面。我必須和他們站在一起。他們！
「你真該親眼看到赫伯特在艾麗斯葬禮上的表現。整個兒垮了。崩潰了。有人死了？赫伯特並不想要任何人死。這些鬼把戲只是為了爭權奪利才耍的。為了在學院裡獲得更大的決策權。他們不過是利用了一個可趁之機而已。一種手法，刺激一下海恩斯以及領導層，迫使他們就範，去做他們原本不可能做的事。校園裡要有更多的黑人。更多黑人學生，更多黑人教授。代表權——這就是問題所在。惟一的問題。上帝知道，他們並不想要人死。也不要人辭職。這對赫伯特也是個突然襲擊。科爾曼為什麼要辭職？又沒有人要解僱他。沒有人敢解僱他。他們那樣做就因為他們能那樣做。他們的意圖是把我的腳放在火上再多烤上一陣——為什麼我不能耐心一點，稍加等待呢？不到下學期結束，誰還會記得這件事？這個事件——這個事件！——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在雅典娜這類種族意識滯後地區必要的‘組織效應’。為什麼我要辭職？到我辭職時，這事根本都翻篇了。究竟為什麼我會辭職了呢？」
就在我前一次造訪時，科爾曼一看見我走進門便開始在我眼前晃動什麼東西，原來又是一份檔案，取自那些藏有幾百份檔案，標著「幽靈」字樣的檔案箱。「你看。我的一個才華橫溢的同仁寫的有關指控我的兩名學生中的一個——一個從來也沒有上過我課的學生，她其他的課，除了一門，統統不及格，而且那些課她也難得去上。我以為她不及格是因為看不懂教材，更不要說掌握了，誰知，她不及格是因為她太害怕她的白人教授周身散發的種族主義氣息，鼓不起勇氣走進課堂。正是我曾用言辭所精確表達的種族主義。在一次那種會議、聽證，或別的什麼名堂上，他們問我：‘是什麼因素，據你判斷，導致這位學生的失敗？’‘什麼因素？’我說，‘無動於衷。傲慢。冷漠。個人的不幸。誰知道？’‘但是，’他們問我，‘根據這些因素，你給過這學生什麼積極建議？’‘我沒有給過任何建議。我從沒見過她。如果我有機會的話，我會建議她退學。’‘為什麼？’他們問我。‘因為她不適合上學。’
「讓我給你讀一下這份檔案。聽著。由我一名支援翠西·卡明斯的同事所提交的，認為我們不應當過於苛刻、過於草率地對她做出判斷，更不應當排斥她，將她拒於門外。對翠西，我們必須哺育，對翠西，我們必須理解——我們應當瞭解，這位學者告誡我們，‘翠西來自什麼地方。’我來給你讀一讀最後的幾句話。‘翠西出身於一個相當困難的家庭，她在十年級時和直系親屬分離後，就和親戚住在一起。結果她不善於處理某種境況裡的各種現實問題，這個缺點我承認。但她準備，願意，並且能夠改變自己的生活態度。在最近幾周內我目睹在她身上誕生的東西是她對逃避現實嚴重性的反省。’德芬妮·魯斯的文筆，語言文學系主任，教授的課程包括一門法國古典文學。她對逃避現實嚴重性的反省。啊，夠了。夠了。真叫人噁心。簡直太讓人噁心了。」
這就是我星期六夜晚過來和科爾曼做伴時經常看到的局面：一場奇恥大辱正在吞噬一個仍然精力充沛的人。落難的偉人，還在遭受著失敗蒙羞的煎熬。有點類似你無意之間在聖克利門蒂撞見尼克松，或在佐治亞遇上還沒有開始為失敗贖罪而當木匠的吉米·卡特。一種非常哀傷的場面。可是，儘管我對科爾曼的磨難，他被人極不公正地剝奪的一切，以及他似乎不可能擺脫的痛苦，懷有深厚的同情，然而在那些夜晚，在僅僅啜飲了幾滴他的白蘭地後，我卻需要具有魔力的東西使自己保持清醒。
但在這個我正描述的夜晚，當我們漫步走進他那間在夏天當做書房的，有紗門紗窗的，很是涼爽的側面迴廊時，他對世界的態度卻是友好得不能再友好了。不等我們離開廚房，他已從冰箱裡拿出幾瓶啤酒，我們分坐在他當書桌用的長條擱板桌兩邊，桌子的一頭堆放著作文簿，大約有二三十本，分成三摞。
「嘿，你瞧，」科爾曼說，他此刻沉靜，開朗，煥然一新，「就是那東西。《幽靈》。昨天完成初稿，今天花了整整一天的工夫通讀一遍，每一頁都叫我噁心。單看那字裡行間的暴力就足以讓我鄙視作者了。要我花一刻鐘去看它都沒門，更不用說兩年的時光了……艾麗斯就讓這些東西給氣死了？誰會相信？我自己都不再相信了。把那麼冗長的東西變成一本書，褪去其中怒氣衝衝的痛苦，並寫成個像是正常人寫出來的東西，至少要花上兩年多時間。而我又能得到什麼呢，除了再花兩年去想‘他們’？這倒不是說，我終於原諒他們了。別誤解我的意思：我痛恨那些雜種。我痛恨那些下賤的雜種，就像格列佛跟馬一起生活以後痛恨整個人類一樣。我是以一種真正的生物效能痛恨他們。不過那些馬我總覺得有些可笑。你不覺得嗎？我剛到這兒的時候，總把那些馬想像成管理這地方的新教機構。」
「你看上去挺精神的，科爾曼——只有那麼一絲微弱的過去的瘋癲。三星期，一個月，不管多久以前，反正我上次見到你的時候，你還沉陷在自己的血泊中，無以自拔呢。」
「就因為這個東西。但我讀過了，一文不值，沒事了。我不會像專業作家那樣寫。我寫的是我自己，我不會排程創作距離。一頁又一頁，還都是原始的東西。不過是一份自我辯白回憶錄的蹩腳翻版。無濟於事的辯白。」他微笑著說，「基辛格每隔一年能寫下一千四百頁這一類的東西，但我不行。雖然我可能在自我陶醉的肥皂泡裡顯得很盲目自信，但我不是他的對手。我退出。」
大多數因為重讀自己兩年——抑或一年，甚至半年——的勞動所得，發現它無可救藥地誤入歧途，不得不將它送上斷頭臺，而被迫中途擱筆的作者，都會因此而感到痛心疾首，生不如死，以致一般需要幾個月才能漸漸緩過氣來。然而，科爾曼僅以甩掉一部像他剛完成的稿子那樣拙劣的書稿，就不僅成功地從自己遇難著述的殘骸中，而且還從自己遇難生涯的殘骸中，游出水面，重獲自由。擺脫了這本書，他現在似乎連一絲一毫清算舊賬的慾念都沒有了；徹底卸下為自己報仇雪恥，將對方作為兇犯繩之以法的狂熱，他不再整日沉浸在蒙冤受屈的心理狀態下。除了在電視上看到納爾遜·曼德拉不等最後一頓可憐的牢飯在他腸胃裡消化殆盡就原諒了他的牢頭禁子以外，我倒還從來沒有見過心態的變化竟然會如此神速地使一個遭受不白之冤的人改頭換面。我想不通，而且，起初，我怎麼也不相信。
「就這麼一走了事，快快活活地說‘我不行’，甩掉所有的手稿，所有這些討厭的——那麼，你是否打算填平遭受凌辱而造成的虛空呢？」
「不打算。」他拿起紙牌和用來記分的拍紙簿，我們把椅子拖到擱板桌沒有檔案的一頭。他洗牌，我籤，他發。然後，在一種奇異的，由於表面不再敵視雅典娜的任何人——是他們蓄意地、背信棄義地誤判、虐待、玷汙了他，在過去的兩年內將他投入到一場斯威夫特式宏大的厭世工程中——而產生的寧靜的滿足感裡，他開始熱情洋溢地回顧過去的好時光，那時他的酒杯斟滿美酒，他可觀的良知天賦都用在了尋歡作樂上。
他既然不再擱淺在自己的仇恨之中，我們便要談論女人了。這的確是個全新的科爾曼。或者一個過去的科爾曼，最早的那個剛成年的科爾曼，曾經有過的，最為心滿意足的科爾曼。並非幽靈事件之前，被誣陷為種族主義者之前的科爾曼，而是僅受情慾浸染的科爾曼。
「我從海軍退役，在格林尼治村找到個棲身之處，」他一面理著手上的牌，一面開始對我敘述，「我只需下到地鐵裡去。就像下去釣魚似的。前腳踏進地鐵，後腳就撈上一個姑娘來。後來，」他停下來，撿起我打出的牌，「突然之間，拿到了學位，結了婚，有了工作、孩子，釣魚的事就此罷休。」
「再沒有釣過。」
「幾乎再沒有過。真的。等於再沒有過。跟再沒有過沒有區別。聽到這些歌了嗎？」屋子裡四個收音機同時開著，即使在外面大路上也不可能聽不見。「戰爭過後，唱的就是這些歌。」他說，「四五年中除了這些歌，就是女孩子，滿足了我所有的理想。我今天發現一封信。清理《幽靈》材料時，發現一封當時其中的一個女孩寫給我的信。那個女孩。我是在第一次受聘，在長島艾德菲大學上班，艾麗斯剛懷上傑夫以後，收到她的來信的。一個幾乎有六英尺高的女孩。艾麗斯也是個高個子。但還比不上斯蒂娜。艾麗斯塊頭大。斯蒂娜卻是另一個模樣。斯蒂娜一九五四年給我寄來這封信，今天在扔檔案時它又出現了。」
從他短褲後面的口袋裡，科爾曼抽出裝著斯蒂娜來信的舊信封。他還是沒套上t恤，此刻我們早已離開廚房，待在了迴廊上，我不禁注意起這一點——這七月的夜晚是熱，但並沒有熱到那個程度。他以前給我的印象從來不是個將自己巨大的虛榮心延伸到肌體的人。可是現在我覺得他這樣展示曬成黝黑色的肌膚似乎不止是在表達一種家居的休閒情緒。袒露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個頭不大，但仍有型有狀，漂亮男子的肩膀、胳膊和胸脯，肚皮不再是扁平的了，這是肯定的，但還沒有一樣東西嚴重失控——總之，是個似乎曾在運動場上以機靈矯健見長，而並非仰仗過人膂力的賽手的體魄。這一切我以前都不曾見過，一來，他總是中規中矩地穿著襯衫，二來，他一直被憤怒的烈火所裹挾。
以前同樣不為我所見的還有那坐落在他右胳膊頂端，恰好位於肩關節處的，小小的，瞪大的眼球似的藍色文身——「美國海軍」的字樣沿著三角肌斜邊，刺在一個隱約可見的小鐵錨的兩個鉤狀錨臂之間。一個微小的象徵，象徵著對方生命中無數的遭際，代表著構成他個人歷史混亂的雪片似的細節——一個細微的象徵，如果真的需要的話，提醒我為什麼我們對人的瞭解再透徹也總會有偏差。
「還留著？那封信？沒丟掉？」我說，「一定是封有點意思的信。」
「太有意思了。直到收到這封信我才明白原來我身上已經發生了許多變化。我已結婚了，很負責任地結了婚，我們快要有孩子了，但我並不知道斯蒂娜們從此一去不復返了。收到這封信我才意識到嚴肅的東西真的開始了，奉獻給嚴肅事業的嚴肅的生活。我父親在東奧蘭治的格羅夫街開一家酒吧。你是個威克瓦西孩子，不會知道東奧蘭治的。那是城市的貧民區。他是那些猶太酒吧老闆中的一個，他們遍佈澤西城。當然，他們都和賴因費爾德以及盜賊團伙有聯絡——非得如此，為的是和盜賊周旋，以求生存。我父親不是個暴徒，但相當強悍，他要我比他有出息。他在我高中最後一年突然死了。我是獨子，受寵的獨子。他在我對他酒吧裡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開始感興趣時，就不再讓我在那兒幫他幹活了。生活中的一切，包括酒吧——從酒吧開始的——無時無刻不在督促我當個嚴肅的學生。在那些日子裡，我按照當時的課程表，學習高中的拉丁文，還另外選修高階拉丁文、希臘文，酒吧老闆的兒子竭盡全力，不可能還有比他更嚴肅的學生了。」
我們兩人玩起一種快速小遊戲。科爾曼攤開手上的牌，給我看他的王牌。當我重新開始發牌時，他繼續講故事。我以前從沒聽說過。我以前除了他怎麼會那麼恨學院的話以外，別的什麼也沒聽說過。
「好吧，」他說，「一旦我實現了父親的夢想，成了超級體面的大學教授以後，我以為，正如我父親以為的那樣，嚴肅的生活永遠不會結束了。不可能結束，因為你有了證書。但它結束了，內森。‘他們是否只是幽靈呢？’而我就此滾蛋。羅伯特在這兒的時候，他喜歡對別人說我當院長的成功之道源自我從酒吧裡學來的規矩禮貌。門第高貴的羅伯特校長願意把這個酒吧混小子停放在他走廊正對面。特別在那些老字號面前，羅伯特總愛裝出因為我的出身而對我大加讚賞的樣子，儘管，眾所周知，非猶太教信徒實際上對猶太人和他們如何從貧民窟發家致富的故事根本不愛聽。不錯，在皮爾斯·羅伯特的神情裡是有某種程度的譏嘲，即便在那個時候，對，現在回想起來，甚至在那個時候就開始了……」但他不再往下發揮了。不願再談了。他作為被推翻君主所懷有的一切煩惱都告一段落。永遠不會消逝的冤屈以此宣告壽終正寢。
又回到斯蒂娜。想起斯蒂娜大有裨益。
「四八年遇見她，」他說，「我二十二歲，在紐約大學讀書，有海軍資歷，享受政府獎學金。她十八歲，剛到紐約幾個月，有份工作，也念大學，不過是在晚上。明尼蘇達來的，自力更生的女孩。挺有自信的，至少看上去是那樣。一半丹麥血統，一半冰島血統。敏捷。機靈。亮麗。高挑。凹凸有致地高挑。雕塑般優美的睡姿。從來沒有忘記過。跟她一起待了兩年。老叫她瓦露塔。普賽克的女兒。對羅馬人來說，是肉慾快感的化身。」
說著，他放下手中的牌，從廢棄的檔案堆邊上撿起丟在那裡的信封，抽出信來。兩三張紙那麼長的一封用打字機打出來的信。「我們是偶然碰上的。我從艾德菲過來，在城裡待一天，斯蒂娜正好在那兒，大約有二十四五歲了。我們停下來交談，我告訴她我妻子懷孕了，她告訴我她在幹什麼。然後，我們吻別，僅此而已。大約一星期以後，這封信寄到學院轉給我。信上有日期。她註明的。瞧——‘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八日’。‘親愛的科爾曼，’她說，‘我非常高興在紐約見到你。我們的會面雖然很短暫，但我見到你以後感到一種秋日的惆悵，或許是因為自我們初識以來的六年時光讓我清清楚楚地明白了叫我心痛如絞的事實：我生命中有多少時日永遠地‘一去不復返’了。你看上去棒極了，我很高興你生活快樂。你很有紳士風度。你沒有猛撲過來。我第一次遇見你，你在薩利文街租住地下室的時候，你是（或似乎是）猛撲過來的。你還記得你自己嗎？你非常善於猛撲，幾乎像那些鳥一樣，它們飛過陸地或海洋，窺見什麼東西在動，什麼血氣方剛的東西，便猛地紮下去——或瞄準目標——一把抓住。當我們相遇時我對你飛翔的勁道，感到目瞪口呆。記得第一次上你房間，我進去以後，坐在一把椅子上，你卻繞著房間走來走去，偶爾停下，歇在凳子或沙發邊沿。你有張破爛的救世軍長沙發，你當床睡的，後來我倆湊錢才買了那個床墊。你請我喝飲料。遞給我杯子時，你目不轉睛地打量我，眼光中充滿不可思議的驚訝與好奇，彷彿奇蹟真的出現了，我居然有手可以端玻璃杯，我居然有嘴可以從杯裡喝水，我居然真的會在你房間裡現身，而我們在地鐵裡相遇僅僅才過了一天。你講話，提出問題，有時回答問題，自始至終都保持著一種極其嚴肅又欣喜若狂的態度，而我也努力地講些什麼，但對答不是那麼流利。於是我就回瞪著你，專心地聽著，聽懂的比我預計的要多得多。但我找不到話來填補無語的空當，因為你似乎喜歡我，我也喜歡你。我一直在想：‘我沒有準備好。我剛到這個城市。現在不行。但我會的，再給我一點時間，再多交談幾句，要是我能想出我要說的話就好了。’（‘準備好’幹什麼，我不知道。並不僅僅是為了做愛。而是為了愛。）但那時，你‘猛撲’過來了，科爾曼，幾乎飛過半個房間，撲到我坐的地方，我驚呆了，但心花怒放。好像太快了，其實不然。’」
當他聽到收音機裡傳出辛納屈唱的《意亂情迷》的頭幾個小節時，便停下不讀了。「我必須跳舞，」科爾曼說，「想跳嗎？」
我笑了。不，這可不是那個惡狠狠的、怨氣沖天的，一心要和幽靈們決一死戰，遭生活排斥，被生活逼瘋的復仇者——甚至都不是另外一個人。這是另外一顆心。而且是顆小男孩的心。於是我從斯蒂娜的信和光著脊樑讀信的科爾曼身上，看到一幅鮮明的，描繪科爾曼曾經是什麼樣子的圖畫。在變成革命派院長以前，在成為嚴肅的古典文學教授以前——早在淪為雅典娜的賤民之前——他不僅是個用功苦讀的小男生，而且還是個勾魂攝魄的大男孩。興奮。調皮。甚至有點邪魅，一個扁鼻子，長著羊蹄的潘神。很久以前，在各種嚴肅的事情還沒有完全統領局面之前。
「等我聽完這封信，」我以此回答跳舞的邀請，「給我讀斯蒂娜信的剩餘部分。」
「我們相遇時她才從明尼蘇達出來三個月。我走進地鐵就把她帶上來了。嗨，」他說，「那就是你的一九四八，」隨後他回到信上，「‘我喜歡上了你，’」他讀道，「‘但我擔心你可能嫌我太年輕，一個沒意思的中西部乏味的女孩，而且你已經在和一個‘時髦，正派，可愛’的人約會了，雖然你狡黠地笑著補充：‘我不相信我會和她結婚。’‘為什麼？’我問。‘我也許已經厭了。’你回答，以此保證我會使出全身解數不讓你生厭，包括在必要的時候中斷聯絡，以免冒險變得讓你討厭。好吧，就這樣。夠了。我本不該打擾你。我答應你以後再也不會了。保重。保重。保重。保重。愛你的，斯蒂娜。’」
「對，」我說，「那的確是你的一九四八。」
「來吧。咱們跳舞。」
「但你不可以衝著我耳朵眼唱。」
「來，來，來。站起來。」
管它呢，我想，我們倆都快入土了，便站了起來。於是在迴廊上，科爾曼·西爾克和我開始一起跳狐步舞。他帶，我則竭盡所能地跟。我記起他在為艾麗斯葬禮做準備後闖入我書房的那一天。當時，他由於悲憤，神經錯亂地對我說，一定要為他寫本書，把他案子裡所有的荒唐事件都寫出來，最後以他妻子的被害為結局。你會以為，這個人再也不可能對生活中的傻玩意兒有胃口了，他身上一切嬉戲頑皮的東西都隨著事業、名譽以及令人生畏的妻子一道被摧毀，一道消失了。也許為什麼我壓根就沒想到笑，沒想到讓他，如果他要跳的話，一個人繞著迴廊跳，我只在邊上欣賞——也許為什麼我把手遞給他，讓他用手摟著我的背，夢幻般推著我在藍灰砂岩地面上轉了一圈又一圈，都是因為她屍骨未寒的那一天我在場，並且目睹了他的模樣。
「我希望義務消防隊不會有人開車經過。」我說。
「是啊，」他說，「我們可不要什麼人拍拍我肩膀問：‘我可以加入嗎？’」
我們繼續跳著。其中並沒有過於肉感的東西，除了科爾曼只穿著棉布短褲，而我的手很容易地就放在了他熱乎乎的脊背上，好像放在狗或馬背上一樣。這並不全然是個玩笑。在他領著我在石頭地面繞圈子的舉止裡，有一種半真半假的誠意，更不要提那種不假思索的快樂，只因為活著，純偶然地，滑稽地，不為任何原因地活著——那種你在孩提時代第一次學會用梳子和衛生紙吹出調門時享受的快樂。
直到我們坐下以後，科爾曼才告訴我那女人的事。「我有個女人，內森。我在和一個三十四歲的女人發生關係。我無法向你訴說它對我的影響。」
「我們剛跳過舞——你不必。」
「我原以為我不會再對任何事情感興趣了。但當這樣東西到晚年又回來了，突如其來的，完全出乎意料的，甚至是不想要的，回到你身上，根本無法加以稀釋，當你不再在二十二條陣線上奮鬥，不再深陷在日常混亂之中……當恰好這……」
「當她恰好還是三十四歲時。」
「而且是可點燃的。一個可以點燃的女人。她把性慾重新變成了淫慾。」
「無情美人已將你俘獲了。」
「看來是這樣。我說：‘和一個七十一歲的人上床你感覺怎樣？’她對我說：‘跟一個七十一歲的人一起再好不過了。他的習慣已經固定，不可能改變了。你知道他是什麼樣的。沒有驚奇。’」
「她從哪兒學到的智慧？」
「驚奇。三十四年野蠻的驚奇給了她智慧。但是一種非常狹隘的、反社會的智慧。也是野蠻的。是一個無所企求的人所擁有的智慧。那是她的智慧，她的尊嚴，但卻是消極的智慧，不是那種敦促你日復一日埋頭苦幹的智慧。這是個幾乎從出世以來就始終遭到生活無情碾磨的女人。凡是她學到的東西都是從那兒得來的。」
我想，他找到了一個可以談心的人了……接著，我又想，我也找到了。一旦一個男人開始對你談論性，他是在告訴你有關你們兩人之間的事。百分之九十的時間裡是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的，而且，不發生可能更好些。不過，如果你不能在性的問題上達到某種程度的坦率，並且還擺出一副姿態，彷彿從來沒有受到過它的侵擾，那麼，男性之間的友誼便不可能是完整的。多數男人一生都找不到這麼一個朋友。這種朋友並不常見。可是，一旦有了，一旦兩人發現對這個決定男性本質的東西看法相同，不怕被對方裁決、嘲笑、妒忌，或取代，完全信賴對方不會出賣自己的信任，他們之間人性的紐帶就會非常結實，一種出乎意料的親密感也就會油然而生。這麼做對他來說也許並不是家常便飯，我思量著，只是因為他在最痛苦的時刻找到我門上來，滿懷著接連幾個月我親眼目睹的戕害著他的仇恨，他才感到那種可以和某個曾在你重病期間守護在床頭的人無拘無束交談的自由。他感受到的並不是不可遏制的吹噓的衝動，而是不必將某種猶如重生般令人陶醉的新事物埋藏在心底而帶來的巨大的慰藉。
「你在哪兒遇見她的？」
「我傍晚過去拿信，她在那兒，在拖地板。就是那個有時給郵局打掃衛生的瘦精精的金髮女人。她是雅典娜物業部門正式僱用的工人。她在我曾當院長的地方做全日保潔工。這女人一無所有。福妮雅·法利。她的名字。福妮雅的確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她什麼都沒有？」
「她有過一個丈夫。拼命打她，打得她昏死過去。他們曾有個牛奶場。他胡亂經營，倒閉了。她有兩個孩子。小供熱器翻倒，著火，兩個孩子都窒息身亡。除了她收在床底下的罐子裡的兩個孩子的骨灰，她惟一值錢的家當就是一輛八三年的雪佛蘭。我惟一見到她眼淚汪汪快哭的一回是當她對我說：‘我不知道怎麼處理骨灰。’農場的災難甚至把福妮雅的淚水都榨乾了。而她生下來是個有錢有勢人家的孩子。她是在波士頓南面一幢面積很大的房子里長大的。五間臥室都有壁爐，還有珍稀古董、傳世瓷器——一切都是古老的，最好的，包括家族本身。她如果願意，可以把話說得很像樣。但她已經從高高在上的地位跌到了社會底層，現在她是一隻盛滿亂七八糟豆子的大口袋，語無倫次。福妮雅被剝奪了屬於她的權利。降級了。就她的痛苦而言，是一種真正的民主化。」
「誰毀了她？」
「繼父毀了她。上層資產階級的罪惡毀了她。她五歲時，父母離異。有錢的父親發現美麗的母親和人私通。母親愛錢，又嫁給了有錢人。有錢的繼父不讓福妮雅安生。從一進門，就摸弄她。簡直離不開她。這個金髮碧眼天使般的孩子，摸她，捏她——在他企圖操她時，她逃跑了。她十四歲。母親不願相信。他們領她去看心理醫生。福妮雅告訴醫生髮生的事，而在就診了十次以後，醫生也和繼父站到了一邊。‘和那些付給他錢的人站在一個立場上，’福妮雅說，‘每個人都一樣。’母親後來和心理醫生偷情。這就是她講給我聽的關於她怎樣被迫自謀生路，艱難度日的故事。從家裡逃出來，從中學逃出來，跑到南方，在那裡工作，又回到這裡，搞到什麼活就幹什麼活，二十歲嫁給這務農的，比她大，開牛奶場，越戰老兵，一心以為如果他們努力幹，生兒育女，把農場搞活，她就可以過上安穩、粗茶淡飯的日子，即使那傢伙沉默寡言。尤其難得的是那傢伙一副戇相。她以為她是有腦子的一方，日子會好過多了。她以為這是她的優勢。她錯了。他們所共同擁有的只有煩惱。農場破產了。‘突然扯斷了，’她告訴我，‘多買了一臺拖拉機。’還隔三岔五地打她。把她打得青一塊紫一塊。你知道她怎樣描述她婚姻生活的高潮嗎？‘熱牛糞大戰。’一天夜裡他們擠過奶，待在牛棚裡為什麼事爭吵，福妮雅抓起一大把熱牛糞朝萊斯特臉上扔過去。他回敬一大把，於是雙方開戰。她對我說：‘熱牛糞大戰可能是我們共同生活最美好的時光。’最後，他們滿頭滿臉都是牛糞，兩人捧腹大笑，用牛棚裡的水龍頭沖洗乾淨後，回到屋子裡去操。但好事做過了頭。連牛糞大戰百分之一的樂趣都沒有。操萊斯特從來就不好玩——據福妮雅說，他都不知道該怎麼做。‘笨得連女人都操不對。’當她說我是完美的男人時，我告訴她，這可能是因為她先跟了他，再來跟我的緣故。」
「那麼，自十四歲起就和生活中的萊斯特們用熱牛糞鬥，造就了一個什麼樣的三十四歲的她呢，」我問，「除了野蠻的智慧、吃苦耐勞、精明、怒火滿腔、瘋狂？」
「戰鬥生活使她變得很有韌性，在性的方面肯定如此，但沒有叫她瘋狂。至少我還不這麼認為。怒火滿腔？如果是的話——為什麼不呢？——也是一種無聲的憤怒。憤而不怒。而且，對一個似乎生活完全與幸運無關的人來說，在她身上卻找不到怨氣——無論如何，她沒有向我表露過。但至於精明，絕不。她說的話有時聽起來蠻精明的。她說：‘也許你應當把我當做碰巧顯得年輕些的同齡伴侶。我想我就是的。’我問她：‘你想從我身上得到什麼？’她說：‘一些友誼。也許一些知識。性。快樂。別擔心。就這些。’我有一次告訴她說，她比她實際年齡來得聰明，她對我說：‘我笨得超過我年齡。’她肯定比萊斯特聰明，但精明？不。在福妮雅身上有種東西永遠十四歲，她的精明也就不過如此。她和她的老闆睡覺，僱用她的那傢伙。斯莫基·霍倫貝克。是我僱用的他——管理學院的物業。斯莫基曾是本地的足球明星，七十年代我認識他時他是個學生。現在是個土木工程師。他僱她當管理員，還在招聘的過程中，她就猜到了他的心思。那傢伙喜歡她。他被禁錮在一個毫無樂趣的婚姻中，不過他並不因此而對她發脾氣——他並不蔑視她，心想：你幹嗎還不安個家？幹嗎還到處溜達當婊子？斯莫基倒沒有資產階級的優越感。斯莫基的行為無懈可擊，而且卓有成效——太太，孩子，五個孩子，一個有家有業的男人，仍然活躍在校園裡的體育英雄，深受全城人的愛戴和歡迎——但他有個天賦：他也可以越界。你要跟他交談的話，你是不會相信的。雅典娜廣場先生擺好架勢，表現得一絲不苟，盡如人意。顯出一副百分之百真實可信的樣子。你會以為他會想：這不是那個生活作風一團糟的愚蠢婊子嗎？把她給我從辦公室轟出去。但他沒有。不像雅典娜所有其他的人，他並不迷信斯莫基神話，他並非不能這麼想：對呀，這才是個真正的騷貨，我想操的。而且，也並非不能付諸行動。他操了她，內森。叫福妮雅跟他上床，還有另外一個女人，也是勤雜工。操她們倆。整整幹了六個月。然後，有個搞地產的女人，新近離婚的，當地市面上的時鮮貨，她也加入進來。斯莫基的馬戲班子。斯莫基的秘密三輪馬戲班。但六個月以後，他把她甩了——把福妮雅踢出車輪戰，不要她了。我是一直到她告訴我才知道這回事的。而她說出來也只是因為有天夜裡在床上，她閉上眼睛對我叫他的名字。在我耳朵邊悄聲說：‘斯莫基。’躺在老斯莫基身上哩。她在那個兩女一男的組合裡和他在一起，讓我對正在交往的這位婦人有了進一步的瞭解。抬了身價。實際上讓我大吃一驚——這不是個業餘的。當我問她斯莫基用什麼辦法吸引他的部落時，她告訴我：‘用他陰莖的力道。’‘解釋一下。’我說。她於是告訴我：‘你知道一個真正的騷貨走進房間時，男人是怎麼知道的吧？好吧，反過來也一樣。對有些人來說，不管披著什麼偽裝，你都明白他們在那兒要幹什麼。’在床上才是福妮雅惟一顯得精明的地方，內森。一種自發的肉體的精明在床上當主角——配角則是越界的勇氣。在床上沒有一樣東西逃得過福妮雅的眼睛。她的肉長著眼睛。她的肉看得見一切。在床上她是個強大的、連貫的、統一的人，她的快感在於超越界限。在床上她是個深不可測的東西。也許這是性騷擾的禮物。當我們下樓到廚房，等我炒好蛋，坐下來一起吃的時候，她是個孩子。也許這也是性騷擾的禮物。我有個目光空洞、思維紊亂、語無倫次的孩子做伴。這種情形在別處看不到。但不論我們在哪兒吃東西，它就出現了：我和我的孩子。似乎這就是她身上僅存的女兒家屬性。她在椅子上坐不正，她不會把兩句話串在一起表達稍微連貫的意思。所有表面上的關於性和悲劇的冷漠都不見了，統統不見了。我坐在那兒，只想對她說：‘靠桌子邊坐好，把我浴袍的袖子從你的盤子裡拿開，好好聽我說話，見鬼，講話的時候，看著我。’」
「你說了嗎？」
「似乎不合適。不，我沒有說——只怕維持不了現有的強烈感。我想到她床底下的罐子，她放骨灰的，不知道怎麼處理的。我想說：‘兩年了。該埋了。如果你不能把他們埋在地底下，就上河那邊，在橋上把骨灰撒掉。讓他們漂走。讓他們去吧。我陪你去。我們一道做。’但我不是這個女兒的父親——那不是我正扮演的角色。我不是她的教授。我不是任何人的教授。從教人，糾正人，規勸人，考查人，啟蒙人的這一切職責中，我已退了出來。我是個七十一歲，有個三十四歲情婦的老頭；這剝奪了我在馬薩諸塞州啟迪任何人的資格。我在服用偉哥，內森。有著無情美人的陪伴。我把所有一切的顛鸞倒鳳和快樂都歸功於偉哥。沒有偉哥，這一切都不會發生。沒有偉哥，我就會對世界有一個與我年齡相稱的看法以及全然不同的生活目標。沒有偉哥，我就不會受情慾干擾，而擁有舉止規範的年長紳士的尊嚴。我就不會做無聊的事。我就不會做不體面的，草率的，考慮不周的，而且對所有相關的人都有著潛在危害的事。沒有偉哥，我就可以繼續在我的晚年發展一個有經驗的，受過教育的，榮譽退休的，並早已放棄聲色犬馬享樂的老年人的那種客觀、包容的視角。我就可以繼續做深刻的哲理性總結，並一如既往地對青年人進行堅定不移的道德感化，而不至於將自己推回到不斷出現的性衝動的緊急狀態之中。感謝偉哥，我終於明白了宙斯緣何需要各種多情的化身。他們應當給偉哥起那個名字。他們應當叫它宙斯。」
他對自己告訴我這些是否感到驚訝呢？我想有可能。但他激動得非說下去不可。此刻的衝動與他邀我跳舞時的是相同的。是的，我想，撰寫《幽靈》已不再是對羞恥的反彈；操福妮雅才是。但還有別的什麼在逼迫著他。那種把獸性釋放出來的願望，把它趕出來——半小時，兩小時，不管多久，逼它呈現為自然的狀態。他結婚已經很久了。他有兒有女。他曾是一所學院的院長。四十年來一直做著該做的事。他很忙，作為自然天性的獸性被關進了箱子裡。現在箱子開啟了。院長、父親、丈夫、學者、教師、讀書、講課、閱卷、評分，統統一去不復返了。七十一歲上你當然不再是二十六歲那頭易怒好鬥的野獸。但獸性的殘餘，自然天性的殘餘仍然存在——他與之相接觸的正是這種殘餘。其結果是他很快樂，他對能和殘餘獸性相對接心存感激。他不僅是快樂——他熱血沸騰，而且由於熱血沸騰，已無法與她分開，已牢牢地與她結為一體。並非家庭所為——生物學對他不再有任何用處。不是家庭，不是責任，不是義務，不是金錢，不是共享的哲學或對文學的共同愛好。不是關於偉大理想的偉大討論。不是。將他與她結為一體的是使他顫慄的激情。明天他可能患癌症，一命嗚呼。但今天他享受著這種激情。
為什麼他要告訴我？因為要不顧一切地將自己交付給激情，必須得有人知道。他大可放心地去為所欲為，我想，因為不會殃及任何東西。因為不存在未來。因為他七十一，而她三十四。他身陷其中，並非為了學習，並非為了策劃，而是為了冒險；他加入和她加入一樣，是為了兜兜風。那三十七年的生涯該簽發他不少的許可證了。一個老人，最後一次，性衝動。對任何人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更為動人的呢？
「當然我得問問，」科爾曼說，「她究竟和我在一起是為了什麼。她真正的想法是什麼？跟一個可以當她爺爺的老頭上床對她是個激動人心的新鮮體驗？」
「我想是有那種型別的女人，」我說，「會覺得這很新鮮。有的是各種各樣別的型別，為什麼不該是那種呢？瞧，顯然，什麼地方有個部門，科爾曼，一個處理老人問題的聯邦中介機構，她是那個機構派來的。」
「年輕的時候，」科爾曼對我說，「我從來不跟醜女人打交道。但我在海軍部隊裡有個朋友，法利羅，專愛找醜女人。在諾福克的時候，我們不管是上教堂跳舞，還是夜裡到軍人聯合會去，法利羅總盯著最醜的女孩。我笑他，他告誡我說我不知道自己損失了什麼。她們感到沮喪，他說。她們不像你們，他對我說，挑選的女皇那麼漂亮，因此她們會對你百依百順。大多數男人都很愚蠢，他說，因為他們不懂得這個道理。他們不知道一旦你接近最醜的，她便是最獨特的。當然要看你能否開啟她。那麼你要是成功了呢？你要是真的開啟了她，一開始你都會不知所措，她是那麼地鮮活，渾身顫慄。都是因為她醜的緣故。因為她從不被人看好。因為當其他女孩都在舞池裡的時候，她卻縮在犄角旮旯裡。而這就是做個老頭的感受。當那個醜姑娘。在舞會上縮在角落裡。」
「那麼福妮雅就是你的法利羅啦。」
他微微一笑：「或多或少。」
「好吧，不管還有什麼別的情況，」我對他說，「反正感謝偉哥，你總算不用受罪去寫那本書了。」
「我想是的，」科爾曼說，「我想你說得不錯。那本蠢書。我有沒有告訴你福妮雅不識字？我們有天晚上開車到佛蒙特吃晚飯，我發現了。不會讀選單。扔到一邊。當她要顯出恰當的輕蔑面相時，總是掀起半片上嘴唇，掀起那麼一絲絲，然後有什麼說什麼。她做出恰當的輕蔑，對侍應生說：‘不管他點什麼，同上。’」
「她上學上到十四歲。怎麼會不識字？」
「閱讀能力似乎隨同她的童年一起消失了。我問她怎麼會有這種事，但她只是笑。‘很容易的。’她說。雅典娜好心的開明人士鼓勵她進識字班，但福妮雅不去。‘你也別想來教我。隨便你叫我幹什麼都行，隨便什麼，’那天夜裡她對我說，‘可別提那汙糟事。聽別人講就夠受的了。開始教我讀，強迫我讀，硬逼我讀，輪到你來把我推下懸崖了。’從佛蒙特回來的一路上我沉默著，她也不做聲。直到我們到了家門口才相互說了一句話。‘你不會操一個文盲，’她說，‘你要把我甩了，因為我不是個體面的、合法的、識字的人。你會對我說：‘要麼學識字，要麼就滾蛋。’‘不，’我對她說，‘我會更使勁地操你，因為你不識字。’‘好，’她說，‘我們相互理解。我不會像有文化的女孩那麼做，也不要你像對待她們那樣對待我。’‘我要操你，’我說，‘就因為你是你。’‘這就是門票。’她說。我們兩個早就放聲大笑了。福妮雅笑起來像一個在腳邊準備好壘球棒以防不測的酒吧女招待，此刻她正那樣笑著，那種尖酸刻薄，好像在說‘我早就知道了’的笑——你知道，那種身世不清白女人的粗俗、無顧忌的笑——不等笑完，她已經動手拉開我褲襠的拉鏈了。但她說的我決定放棄她的那番話倒並不假。從佛蒙特回來的一路上我考慮的正是她所說的問題。但我不打算那樣做。我不準備把自己美妙的道德強加給她，或強加給我自己。那早就過去了。我知道這類事情不會沒有代價。我知道不能給它上保險。我知道這恢復你青春的東西可能最終要你的命。我知道人可能犯的每一個錯誤通常都有一個性加速器。但此刻我碰巧不想考慮太多。我早晨醒來，地板上丟著條毛巾，床頭櫃上放著瓶嬰兒護膚油。這些東西怎麼跑來的？隨即我記起來了。跑到這兒來，是因為我復活了，是因為我又回到了龍捲風之中，是因為有了一個男性命根子的東西本該如此。我不會放棄她的，內森。我已經開始叫她瓦露塔。」
由於一場手術，我幾年前不得不拿掉了攝護腺——癌症手術，雖然手術成功，但並不是沒留下討厭的後遺症，因為這類手術必定傷及神經並留下內疤，後遺症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我因而小便失禁，所以，從科爾曼家一回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處理我日日夜夜戴著的，像一條熱狗香腸躺在麵包卷裡似的，塞進我內褲分叉處的脫脂棉墊。因為那天夜裡很熱，又因為我並不是去一個公共場所或參加社交聚會，我就湊合著在棉墊外套了一條普通棉布三角褲，而不是塑膠的，結果尿液滲到了我的卡其褲上。我回到家發現褲子前面已經變色，而且我身上有股異味——棉墊是經過處理的，但這次有股味兒。我的注意力都被科爾曼和他的故事所吸引，忘了監控我自己。整個晚上我喝啤酒，和他跳舞，關注著他用以減輕生活急轉彎給他帶來的不安而進行陳述的清晰度——預見性的推理及描述性的清晰度，片刻都沒離開去檢查一下我自己，平時除了睡覺我都不會忘記的，所以如今偶然一遇的事那天夜裡發生在了我身上。
不，這樣的一次失誤不會像過去，當我剛動過手術沒幾個月，正試驗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時，那樣令我沮喪——當然原本我早已習慣於作為一個自由從容，乾爽無嗅，具備控制身體原始功能技巧的成年人，一個六十年來在從事日常事務時不必擔心他內衣褲狀態的成年人。然而，在我對付比平日已成為我生活一部分的不便更為邋遢的情況時，我的確至少會感到一陣心煩，我仍然會絕望地想，這種作為嬰兒標識的意外永遠也不可能避免了。
手術還使我喪失了性功能。一九九八年夏天推出的全新藥物療法，上市沒多久就證明其功效神奇得猶如仙丹，使像科爾曼那樣在別的方面都很健康的男子恢復了性功能，但對我無能為力，因為手術導致了大面積的神經損傷。對我這種狀況，偉哥不起作用。不過，即使它有效，我也不相信我會服用。
我要說明的是，並非因為失去了性功能，我才過起了隱居生活。相反。當時我已在伯克夏山上這個兩開間木屋裡居住並從事寫作將近十八個月了。在一次例行體格檢查之後，我接到攝護腺癌的初步診斷，一個月後進行復查，便立即到波士頓做了攝護腺摘除手術。我的意思是在搬到這兒來之前，我已經有意地改變了我與猶如貓叫春似的性慾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由於勸誡或年齡使得我的勃起失效，而是因為我已不能支付它嗷嗷待哺的要價，不能排程機智、力氣、耐心、幻想、反諷、熱情、自私、恢復力——或韌性，或精明，或虛假，偽善，雙重人格，色情技藝——以應付它數之不盡的誤導和前後矛盾的含義。所以，我能夠在手術之後，提醒自己手術只是讓我堅守我早已屈從的潔身自好的原則，因而沒有對永遠喪失性功能的前景感到過分的震驚。手術不過是強化了我在經歷了一輩子的糾纏，不堪重負之時，自行做出的最終決定而已。當時雄性狂熱無時無刻不蠢蠢欲動，企圖重複這一行為——一遍，一遍，又一遍，尚未受到生理問題的威懾，性功能完好無損，精力充沛，永不安寧。
但在科爾曼對我談到他自己和他的瓦露塔之後，所有通過理智的退讓而取得的令人欣慰的幻覺全都化為烏有，我完全喪失了心理平衡。直到清晨我都沒能閤眼，猶如一個精神病患者似的無力控制自己的思緒，被那對男女以及他們和我慘淡狀態之間的對比弄得神魂顛倒。我無法入眠，甚至不企圖阻止自己在腦子裡重構科爾曼拒絕放棄的「越軌勇氣」。我像個無害的閹人似的跟那個依然活力旺盛、性慾不衰的同伴翩翩起舞的情景，讓我突然感到這絕非是個美麗的自嘲。
你怎麼能說「不，這不是生活的一部分」，既然它始終是？這性的汙染物，救贖性的墮落，使得人類的理想幻滅，永無休止地提醒我們切莫忘記自己是由什麼料兒做成的。
下一星期的當中，科爾曼收到那封匿名信，只有一個句子，主語、謂語以及直截了當的形容詞，以粗大醒目的字型寫在一張白色列印紙上，用以表示控訴的十二個單詞從頭到尾蓋滿整張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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