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醉舟》或《古舟子詠》，會使我難以想象，但是如果沒有《吉訶德》，我知道我完全能夠想象（當然，我說的是我的個人能力，不是那些作品的歷史反響）。《吉訶德》是一部偶發的書，《吉訶德》不是必然的。我能事先構思，能把它寫出來，不犯同義反復的毛病。我十二三歲時就看過，也許是全文。後來我仔細地重讀了某些我目前不打算涉獵的篇章。我還讀過幕間短劇、喜劇、《伽拉苔亞》、《訓誡小說》、殫精竭慮的《貝雪萊斯和西吉斯蒙達歷險記》和《帕爾納索斯遊記》……我對《吉訶德》的一般印象由於遺忘和冷漠而簡化了，很可能同看到一部根本沒有寫的書之前的模糊印象相仿。假定產生了那種印象（誰也無權禁止我），我的問題無疑要比塞萬提斯面臨的問題困難得多。我的討人歡喜的前驅不拒絕藉助於偶然因素，他那部不朽之作有點草率：信筆寫來，隨意杜撰。我負起神秘的責任，要逐字逐句地重寫他的任性的作品。我的單人遊戲受到兩條截然相反的規律的支配。第一條允許我嘗試形式或心理上的變體；第二條卻迫使我囿於‘原文’而放棄變體，並且要以無可辯駁的方式證明放棄的合理……除了那些人為的障礙之外，還有一個先天的障礙。在十七世紀初期撰寫《吉訶德》是合情合理的、必要的甚至不可避免的工作，在二十世紀初期撰寫卻幾乎是不可能的。三百年不是白白過去的，這期間發生了許多十分複雜的事情。只要提其中的一件就夠了：《吉訶德》本身。」

儘管有這三個障礙，梅納爾支離破碎的《吉訶德》比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微妙。塞萬提斯用他的國家貧困的鄉村現實來對抗騎士小說，梅納爾選擇了勒班託和洛佩·德·維加時代的卡門的故鄉作為「現實」。莫里斯·巴雷斯和羅德里格斯·拉雷塔博士作出同樣選擇時也會採用西班牙地方色彩。梅納爾理所當然地加以避免。他的作品裡沒有吉卜賽風習，沒有徵服者、神秘主義者、菲利佩二世或者宗教裁判的火刑。他不採納或者排斥地方色彩。那種藐視體現了歷史小說的新觀念。那種藐視固執地譴責了《薩朗波》。

把各章抽出來單獨研究一下，結果也是令人驚異的。舉例說，我們不妨看看第一部的第三十八章，「堂吉訶德對於文武兩行的奇論」。眾所周知，堂吉訶德（正如克維多在《眾生的時刻》的類似和以後的章節所說的一樣）作出的裁決，不利於文人而有利於武夫。塞萬提斯自己當過軍人：他的裁決不說自明。然而皮埃爾·梅納爾是和《文人無行》那部作品以及伯特蘭·羅素同時代的人，他的堂吉訶德竟然重犯了那種模糊的詭辯的錯誤！巴舍利耶夫人從中看到了作者跟著主人公心理走的值得讚美和典型的例子；別人（眼光毫不敏銳）看到了《吉訶德》的抄襲；巴庫爾男爵夫人看到了尼采的影響。在第三種解釋（我認為是無可辯駁的）之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膽敢加上第四種解釋，它非常適合皮埃爾·梅納爾幾乎聖潔的謙遜，梅納爾有一種屈從或諷刺的習慣：發表同自己喜愛的想法完全相反的意見。（我們再次想起他在雅克·勒布林的曇花一現的超現實主義刊物上發表的抨擊保羅·瓦萊裡的文章。）塞萬提斯和梅納爾的文字語言完全相同，然而後者豐富多彩的程度幾乎是前者望塵莫及的。（誹謗他的人會說他含糊不清，但含糊不清也是豐富多彩的一種表現。）

把梅納爾的《吉訶德》同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加以對照是大有啟發的。舉例說，後者寫道（《堂吉訶德》，第一部第九章）：

……歷史所孕育的真理是時間的對手，事件的儲存，過去的見證，現在的榜樣和儆戒，未來的教訓。

「外行作家」塞萬提斯在十七世紀寫的這段綜述只是對歷史的修辭的讚揚。與之相反，梅納爾寫的是：

……歷史所孕育的真理是時間的對手，事件的儲存，過去的見證，現在的榜樣和儆戒，未來的教訓。

孕育真理的歷史，這種想法令人驚異。梅納爾是和威廉·詹姆斯同時代的人，他給歷史下的定義不是對現實的探索而是現實的根源。對他說來，歷史的真實不是已經發生的事情，而是我們認為已經發生的事情。結尾的句子——b現在的榜樣和儆戒，未來的教訓/b——是明目張膽的實用主義。

風格的對比也十分鮮明。梅納爾仿古的文風——他畢竟是外國人——有點矯揉造作。他的前驅則沒有這種毛病，揮灑自如地運用他那一時代的流行的西班牙語。

任何智力活動最終都是有用的。一種哲學理論開頭是對宇宙的可信的描述；隨著歲月的流逝，逐漸淪為哲學史的一章，甚至一節或者一個名稱。在文學領域，那種最終趨於老朽的情況更為明顯。梅納爾對我說過，《吉訶德》最早是一部討人喜歡的書，現在卻成了表現愛國主義、語法權威和出版豪華版的口實。光榮是不能理解的東西，也許是最壞的東西。

這些虛無主義的驗證並無新意，奇特的是皮埃爾·梅納爾由此引出的決定。他決定搶在人類的所有艱辛化為烏有之前，著手進行一項極其複雜、事先就知道是無足輕重的工作。他殫精竭慮、焚膏繼晷地用一種外語複製一部早已有之的書。草稿的數量越來越多；他頑強地修訂，撕毀了成千上萬張手稿。他不讓任何人看到他的手稿，不讓它們儲存下來。我曾想查詢，但是白費心機。

我曾想，在《吉訶德》的「最後稿」上理應看到塗改重寫的字跡，應該看到我們的朋友的「未定稿」的痕跡——不管怎麼模糊，至少能夠辨認。遺憾的是，只有第二個皮埃爾·梅納爾把第一個的工作徹底顛倒過來才能發掘出那些特洛伊的遺蹟……

「思考、分析、發明（他給我的信中又說）不是違反常規的行為，而是智力的正常呼吸。頌揚那些功能的偶然成就，珍惜古人和他人的思想，以出乎意料的驚訝記錄那位‘萬能博士’的想法，就是承認我們的無力和不開化。所有的人都應能進行各種各樣的思考，我認為將來一定會做到。」

梅納爾（也許在無意之中）通過一種新的技巧——故意搞亂時代和作品歸屬的技巧——豐富了認真讀書的基本藝術。這種無限運用的技巧要求我們翻閱《奧德賽》時，把它看成是後於《伊利亞特》的作品，翻閱亨利·巴舍利耶夫人的《半人馬怪花園》一書時，把它看成是亨利·巴舍利耶夫人寫的。這種技巧使得最平靜的書籍充滿驚奇。把《基督的模仿》說成是路易–費迪南·塞利納或者詹姆斯·喬伊斯的作品，豈不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精神儆戒的充分更新嗎？

一九三九年，尼姆

johnwilkins（1614—1672），英國主教、自然哲學家。

ramonllull（1232—1315），西班牙神學家、哲學家，他所著的《大藝術》是經院哲學最早的著作之一。

georgeboole（1815—1864），英國數學家。

《海濱墓園》是瓦萊裡詩歌的代表作，是他最富有哲理、最充滿抒情性的一部詩篇。亞歷山大體詩，每行六音步、十二音節、抑揚格。

gabrieled’annunzio（1863—1938），義大利作家，早期作品有唯美主義傾向，後接受尼采的哲學思想，謳歌肩負歷史重任的「超人」，和墨索里尼有私交，曾任義大利科學院院長。

亨利·巴舍利耶夫人還列出克維多翻譯的聖弗朗西斯科·德薩爾斯的《虔誠生活發凡》的直譯本，皮埃爾·梅納爾的藏書中並沒有此書的蹤跡。也許是我們的朋友開的玩笑，而她信以為真了。——原注

除此主要目的以外，我還想勾勒一下皮埃爾·梅納爾的面貌。但是，據說巴庫爾男爵夫人也在寫，我怎敢同她的生花妙筆，或者同卡羅呂斯·烏爾卡德細緻入微的描寫媲美呢？——原注

novalis（1772—1801），德國詩人，德國浪漫主義文學代表人物之一，他認為詩歌的題材和內容應是神秘、奇妙、童話般的東西。代表作有《夜頌》。

alphonsedaudet（1840—1897），法國小說家。達達蘭是他在長篇小說《達拉斯貢城的達達蘭》裡塑造的一個自吹自擂的庸人的典型形象，小說以漫畫手法諷刺資產階級中某些人虛張聲勢的「英雄主義」。

mauricebarrès（1862—1923），法國小說家，作品如《法蘭西的不朽精神》等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在《格雷科或托萊多的秘密》中探討了西班牙文化。

enriquerodriguezlarreta（1875—1961），阿根廷小說家，他寫的《堂拉米羅的榮耀》以菲利佩二世時期的西班牙為背景。

法國作家福樓拜1862年發表的歷史小說，以兩千多年前迦太基的內戰為背景。

williamjames（1842—1910），美國心理學家、哲學家，實用主義創始人之一，著名小說家亨利·詹姆斯的哥哥。

我記得他的有方格的筆記本、黑筆的塗改、特殊的排版符號和蠅頭小字。傍晚時分，他喜歡到尼姆郊外散步；往往帶著他的筆記本，把它付之一炬。——原注

《奧德賽》和《伊利亞特》並稱為古希臘兩大史詩，相傳為荷馬所作。《奧德賽》以《伊利亞特》的故事為線索，寫作時間應在《伊利亞特》之後。

神學經典著作，原著為拉丁文，於1417至1421年間寫成，據傳作者是德國教士肯皮斯的聖托馬斯（thomasakempis，1380—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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