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西爾維娜·奧坎波

這位小說家留下的可見的作品為數不多，不難一一列舉。因此，亨利·巴舍利耶夫人在一份虛假的書目中任意增添刪除的做法是不能寬恕的。一家有明顯新教傾向的報紙，讀者人數雖然有限，又是加爾文教派，但至少不是共濟會會員和猶太人，刊登了那份書目，對可悲的讀者們未免不夠尊重。梅納爾真正的朋友看到那份書目後大吃一驚，甚至有點傷心。他們不禁要說，我們昨天還聚集在他的墓碑前為他志哀，現在謬誤已經試圖玷汙他的遺念了……必須堅決加以糾正。

我深知自己人微言輕，我的權威性很容易遭到否定。然而，我相信不會不讓我援引兩位有頭有臉的人物的話來證明。巴庫爾男爵夫人（正是在她家的難忘的週五聚會上，我有幸認識了那位去世的詩人）認可了下面的文字。巴尼奧雷焦伯爵夫人，摩納哥公國最高雅的仕女之一（新近下嫁國際慈善家西蒙·考奇，現在是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上流社會的名人。唉！考奇的無私操作招來了多少非議）「為了真實和死者」（這是她的原話）打破了她高貴的緘默，在《豪華》雜誌上發表了一封公開信，也給予我她的認可。我相信，這些證言不會不夠吧。

我說過，梅納爾的「可見的」作品為數不多，不難一一列舉。我細心地查閱了他的個人檔案後，確定他的作品有如下幾篇：

a）象徵主義的十四行詩一首，在《貝殼》雜誌上兩次發表（略有改動）（一八九九年三月和十月）。

b）專論一篇，探討編纂一部詩歌詞典的可能性，其中的概念不是表達普通語言的同義詞或婉轉語，「而是約定俗成的、主要為滿足詩歌需要而創造的理想事物」（尼姆，一九○一年）。

c）專論一篇，探討笛卡兒、萊布尼茨和約翰·威爾金斯「思想的某些聯絡和相似」（尼姆，一九○三年）。

d）專論一篇，探討萊布尼茨的「普遍特性」（尼姆，一九○四年）。

e）技術性文章一篇，探討減掉象棋裡的一枚車前卒以豐富棋藝的可能性。梅納爾提出革新意見，加以推薦，討論了它的優缺點，最終否定了那個革新。

f）專論一篇，評介拉蒙·盧爾的《大藝術》（尼姆，一九○六年）。

g）魯伊·洛佩斯·德塞古拉的《象棋的自由發明和棋藝》一書的翻譯，作了序言和註釋（巴黎，一九○七年）。

h）有關喬治·布林的象徵邏輯的一篇專論的兩份草稿。

i）法語散文的基本格律規律的剖析，以聖西蒙的作品為例（《羅曼語族語言雜誌》，蒙彼利埃，一九○九年十月）。

j）駁呂克·迪爾坦（他否認此類規律的存在），以呂克·迪爾坦的作品為例（《羅曼語族語言雜誌》，蒙彼利埃，一九○九年十二月）。

k）克維多《文化航行指標》的譯文草稿一份，譯文標題為《珍品指南》。

l）為卡羅呂斯·烏爾卡德版畫展覽的目錄寫的前言一篇（尼姆，一九一四年）。

m）論著《一個問題引起的問題》（巴黎，一九一七年），按年代先後談論「阿喀琉斯與烏龜」問題的答案。此書至今已出了兩版。第二版加了萊布尼茨的這句話作為題詞：「先生，不必怕烏龜」，並且修改了有關羅素和笛卡兒的兩章。

n）對圖萊的《句法習慣》的固執己見的分析文章一篇（《新法蘭西評論》，一九二一年三月）。我記得梅納爾在文中聲稱，非難和讚頌都是感情用事，與評論無關。

o）把保羅·瓦萊裡的《海濱墓園》改寫成亞歷山大體詩（《新法蘭西評論》，一九二八年一月）。

p）抨擊保羅·瓦萊裡的文章一篇，發表在雅克·勒布林編的《取消現實集》裡。（這裡要插一句，那篇抨擊文章是他對瓦萊裡的真正看法的反話。瓦萊裡心裡明白，兩人的老交情沒有發生危機。）

q）對巴尼奧雷焦伯爵夫人的「闡明」一篇，發表在伯爵夫人自己編印的《無可辯駁集》（這個名稱是另一個撰稿人加百列·鄧南遮起的）。伯爵夫人的美貌和社會活動很容易引起新聞媒體的錯誤和草率的報道，為了糾正那些不可避免的歪曲，並且「向世界和義大利」展示她的真實面貌，她每年編印一本集子。

r）獻給巴庫爾男爵夫人的一組明麗的十四行詩（一九三四年）。

s）標點符號十分規範的詩句清單手稿一份。

梅納爾的「可見」的作品，按時間先後次序排列，全在這裡了（除了為亨利·巴舍利耶夫人的好客而貪婪的紀念冊寫的幾首應酬性質的十四行詩以外，沒有什麼遺漏）。現在我要談談他的另一部尚未面世、富有雄心壯志、無與倫比的作品。也是他沒有完成的作品，唉，人的能力畢竟太有限了！那部作品也許是當代最有影響的，包括《吉訶德》的第一部的第九章、第三十八章以及第二十二章的片段。我知道這種說法似乎荒謬，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證實這種「荒謬」說法的來龍去脈。

兩篇價值不等的文字激發了他的創作慾望。一是諾瓦利斯的一段語言學的論述——在德累斯頓版的集子裡編號為二○○五——其中概述了和某一位特定作家「完全自居等同」的主題。另一是那些把基督搬到林蔭大道、把哈姆雷特搬到大麻田、把堂吉訶德搬到華爾街的欺世盜名的作品之一。梅納爾同所有趣味高雅的人一樣，厭惡那種毫無意義的胡鬧，他說那種作品只是以時代錯亂的手法來媚俗，或者（更惡劣的是）以所有時代都相同或都不相同的基本概念來取悅於平民百姓。他認為更有趣的是都德那個著名的（儘管實施起來有點矛盾膚淺）主意，即把那位奇情異想的紳士和他的僕人合成一個達達蘭……如果有誰暗示說梅納爾畢生要寫一位現代的吉訶德，那就是對他的清名的誹謗。

他並不想創造另一個吉訶德——這樣做容易得很——而是創造正宗的「吉訶德」。毋庸贅言，他從未打算機械地照搬原型，他不想模仿。他值得讚揚的壯志是寫出一些同米格爾·德·塞萬提斯逐字逐句不謀而合的篇章。

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他從巴榮納寫信告訴我說：「我的目的只是驚世駭俗。神學或形而上學所論證的終極——外部世界、上帝、偶然性、宇宙形式——並不先於我的小說或者比它更普通。唯一的區別是哲學家們在他們工作中期就出版了那些漂亮的作品，而我決心使它們消失。」事實上，他沒有留下一頁能證明那項長年工作的草稿。

他設想的開頭的方法相當簡單。掌握西班牙語，重新信奉天主教，同摩爾人和土耳其人打仗，忘掉一六○二至一九一八年間的歐洲歷史，「成為」米格爾·德·塞萬提斯。皮埃爾·梅納爾研究了那一程式（我知道他相當忠實地掌握了十七世紀的西班牙語），但由於它太容易而放棄了。讀者會說，恐怕不是由於容易，而是由於不可能吧！我同意，但是，那項工作一開始就不可能完成，實現時採用的所有不可能的方法中間，這一方法最平淡無奇。他覺得，身在二十世紀而成為十六世紀的一個通俗小說家，未免貶低自己的身份。在他看來，通過某種方式成為塞萬提斯、從而達到吉訶德，和繼續做他的皮埃爾·梅納爾、通過皮埃爾·梅納爾的體會而達到吉訶德，相比之下前者容易多了——因此也不太有趣。（順便說一句，這種想法促使他排除了《吉訶德》第二部裡的自傳式前言。如果把前言包括在內，就意味著要創造另一個人物——塞萬提斯——同時也意味著要以那個人物，而不是以梅納爾的身份來表現吉訶德了。梅納爾自然不幹那種輕而易舉的事情。）「我的工作基本上並不困難，」他在信中另一處說，「我只要不死，就能完成。」我是不是要承認，我時常想象他已經完成了那部作品，而我按梅納爾的設想讀著《吉訶德》——完整的《吉訶德》呢？前幾天晚上，我翻閱第二十六章時——他從未嘗試寫那一章——在這個不同一般的句子裡辨出了我們朋友的風格，甚至他的聲音：b小河裡的寧芙，痛苦而溼漉漉的回聲仙女。/b一個精神上的形容詞和另一個肉體上的形容詞的完美糅合，使我想起一天下午我們探討的莎士比亞的一句詩：

那裡有一個居心不良、纏著頭巾的土耳其人……

我們的讀者會問：為什麼恰恰是吉訶德呢？對於一個西班牙人，這種偏愛不難理解，但是對於一個尼姆的象徵主義者，無疑就不好解釋了。他主要是崇敬愛倫·坡從而推及波德萊爾、馬拉美、瓦萊裡和埃德蒙·泰斯特。前面提到的信闡明瞭這一點。梅納爾說：「《吉訶德》使我深感興趣，但是並不讓我覺得，該怎麼說呢，是必不可少的。這個宇宙如果沒有愛倫·坡的感嘆：

啊，要記住，這是一箇中了魔的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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