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上不上路，你現在得幫我對付他。」

我沉吟了一會兒，對他說：

「誰也奪不走誰。如果說卡西爾達踹了你，那是因為她愛上魯菲諾，你已經不再在她眼裡了。」

「別人會怎麼說？說我窩囊？」

「我的勸告是不要管別人怎麼說，也不要去理會一個已經不愛你的女人。」

「我並不把她當一回事。對一個女人連續想上五分鐘的男人算不上漢子，只能算窩囊廢。問題是卡西爾達沒有良心。我們在一起的最後一晚，她說我老了，不中用了。」

「她對你說的是真話。」

「真話讓人痛心。我現在恨的是魯菲諾。」

「你得小心。我在梅爾洛見過魯菲諾打架。出手快極了。」

「你以為我怕他嗎？」

「我知道你不怕他，但你得仔細考慮。反正只有兩條路：不是你殺了他，去吃官司；就是他殺了你，你上黃泉路。」

「確實是這樣。換了你會怎麼做？」

「不知道，不過我這輩子不算光彩。我年輕時不懂事，為了逃避坐牢，成了委員會的打手。」

「我不想做什麼委員會的打手，我想報仇。」

「難道你放著安穩日子不過，卻為了一個陌生人和一個你已經不喜歡的女人去擔風險？」

他不聽我的，自顧自走了。不久後，聽說他在莫隆的一家酒店向魯菲諾挑釁，在魯菲諾手下喪了命。

他自找死路，一對一地、公平地被人殺了。作為朋友，我勸告過他，但仍感到內疚。

喪禮後過了幾天，我去鬥雞場。我一向對鬥雞不感興趣，那個星期天更覺得噁心。我想，那些雞自相殘殺，血肉模糊，又是何苦來著。

我要說的那晚，也就是我故事裡最後的那晚，我和朋友們約好去帕爾多跳舞。過去了那麼多年，我還記得我女伴穿的花衣服的模樣。舞會在院子裡舉行。難免有些酗酒鬧事的人，但我安排得妥妥帖帖。午夜十二點不到，那些陌生人來了。其中一個叫科拉雷羅的，也就是那晚被害的人，請在場所有的人喝了幾杯酒。事有湊巧，我們兩人屬於同一型別。他不知搞什麼名堂，走到我面前，開始捧我。他說他是北區來的，早就聽說我的大名了。我隨他去說，不過開始懷疑起來。他不停地喝酒，也許是為了壯膽吧，最後說是要同我比試一下。那時誰都弄不明白的事發生了。我在那個莽撞的挑釁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到羞愧。我並不害怕，如果害怕，我倒出去和他較量了。我裝著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似的。他湊近我的臉，大聲嚷嚷，故意讓大家聽見。

「敢情你是個窩囊廢。」

「不錯，」我說。「我不怕做窩囊廢。你高興的話還可以對大家說，你罵過我是婊子養的，朝我臉上啐過唾沫。現在你舒服了吧。」

那個盧漢娘兒們把我插在腰帶裡的刀子抽出來，塞進我手裡。她著重說：

「羅森多，我想你非用它不可了。」

我扔掉刀子，不慌不忙地走了出去。人們詫異地讓開。我才不管他們是怎麼想的。

為了擺脫那種生活，我到了烏拉圭，在那裡趕大車。回國後，我在這裡安頓下來。聖特爾莫一向是個治安很好的地區。

leandro（1842—1896），阿根廷律師、政治家，激進公民聯盟領袖，領導了1890年推翻胡亞雷斯·塞爾曼總統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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