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總是有點時代錯移。咖啡館退化成了酒吧；本來通向院子，可以瞥見葡萄架的門廳現在成了盡頭有電梯的幽暗的走廊。多少年來我一直記得塔爾卡瓦諾街附近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書店；一天上午我發現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古玩店，並且聽說書店老闆堂聖地亞哥·菲施拜恩已經去世。菲施拜恩是個胖子，我記不太清他的長相，卻記得我們長時間的聊天。他鎮定自若，常常譴責猶太復國主義，說它使猶太人成了普普通通的人，像所有別的人那樣給捆綁在一個單一的傳統、單一的國家上，不再具有目前那種豐富多彩的複雜性和分歧。他還告訴我，當時在編纂一部龐大的巴魯克·斯賓諾莎作品選集，刪去了那些妨礙閱讀的歐幾里德幾何學的繁蕪，給那異想天開的理論增添了虛幻的嚴謹。他給我看羅森羅思的《猶太神秘主義發凡》的善本，但又不肯賣給我，不過我藏書中有些金斯伯格和韋特的書卻是在他店裡買的。

一天下午只有我們兩個人，他告訴了我他生活中一個插曲，今天我可以公之於眾。當然，有些細節要做些改動。

我要講一件從未告訴過別人的事。我的妻子安娜不知道，我最好的朋友也都不知道。那是多年以前的事，現在已恍如隔世。也許可供你作為一篇小說的素材，你當然會加以剪裁。不知道我有沒有對你說過，我是恩特雷里奧斯人。我們說不上是猶太高喬，從來就沒有猶太高喬。我們是商人和小莊園主。我生在烏爾第納蘭，對那個地方已毫無印象；我父母來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店時，我年紀很小。我們家過去幾個街區就是馬爾多納多河，再過去是荒地。

卡萊爾說過，人們需要英雄。格羅索寫的傳記使我崇拜聖馬丁，但是我發現他只是一個在智利打過仗的軍人，如今成了一座青銅雕像和一個廣場的名字。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遇到一個截然不同的英雄：弗朗西斯科·費拉里，對我們兩人都不幸。那是我第一次聽到他的名字。

據說我們那個區不像科拉雷斯和巴霍那麼野，不過每一家雜貨鋪裡都有一幫愛尋釁鬧事的閒人。費拉里老是泡在三執政–泰晤士雜貨鋪。促使我成為他的崇拜者的一件事就發生在那裡。我去買一夸特馬黛茶。一個留著長頭髮和鬍子的陌生人跑來要了一杯杜松子酒。費拉里和顏悅色地對他說：

「喂，咱們前晚不是在胡利亞娜舞場見過面嗎？你是哪裡來的？」

「聖克里斯多巴爾，」對方說。

「我有話奉勸，」費拉里暗示說。「你以後別來啦。這兒有些蠻不講理的人也許會讓你不痛快。」

聖克里斯多巴爾來的人一甩鬍子走了。或許他並不比對方差勁，但他知道強龍鬥不過地頭蛇。

從那天下午開始，弗朗西斯科·費拉里成了十五歲的我向往的英雄。他身體壯實，相當高大，儀表堂堂，算是時髦的。他老是穿黑顏色的衣服。不久，我們又遇到第二件事。我和母親、姨媽在一起，我們碰上幾個大小夥子，其中一個粗聲粗氣地對其餘的人說：

「放她們過去。老婆娘。」

我不知所措。這時費拉里正好從家裡出來，他插手了。他面對那個挑釁的人說：

「你既然想找事，幹嗎不找我？」

他挨著個兒慢慢地瞅著他們，誰都不吭聲。他們知道費拉里。

他聳聳肩膀，向我們打了招呼走了。在離開前，他對我說：

「你如果沒事，待會兒去酒店坐坐。」

我目瞪口呆。我的姨媽莎拉說：

「一位紳士，他讓夫人們得到尊敬。」

我母親怕我下不了臺，評論說：

「我看是一個容不得別人拿大的光棍。」

有些事情我不知該怎麼向你解釋。如今我混得有些地位，我有了這家我喜歡的書店，我看看這裡的書，我有像你這樣的朋友，我有妻子兒女，我加入了社會黨，我是個好阿根廷公民，是個好猶太人。我是個受到尊敬的人。現在你看我的頭髮幾乎脫光了，當時我卻是個窮苦的俄羅斯小夥子，紅頭髮，住在郊區。人們瞧不起我。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我試圖同別人相似。我自己起了聖地亞哥這個名字，以迴避原來的雅各布，菲施拜恩這個姓沒有動。我們大家都努力符合人們指望看到我們的模樣。我意識到人們對我的蔑視，我也蔑視自己。在那個時代，尤其在那種環境中，重要的是勇敢，但我自知是懦夫。我見了女人就膽戰心驚，我為自己畏葸的童貞感到羞愧。我沒有同齡的朋友。

那晚我沒有去雜貨鋪。我一直不去就好了。我總覺得費拉里的邀請帶有命令的口吻。一個星期六的晚飯後，我走進那個地方。

費拉里在一張桌子上座。一共六七個人，我都面熟。除了一個老頭之外，費拉里年紀最大。老頭言語不多，說話的神情很疲憊，唯有他的名字我一直記得：堂埃利塞奧·阿馬羅。他鬆弛的寬臉有一條橫貫的刀疤。後來我聽說他吃過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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