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莫到處是一派貧窮和冷漠的景象。無花果樹遮住了土坯牆；無論陰晴，小陽臺都顯得無精打采；賣花生小販的喇叭聲在暮色中逐漸消失。其貌不揚的房屋偶爾有幾個石砌的瓶狀裝飾，頂上種了一些耐旱的仙人掌：別的植物普遍入睡時，那種不幸的植物似乎屬於夢魘的領域，實際上它總是逆來順受，生活在最令人不愉快的土壤和乾旱的空氣裡，被人漫不經心地當作裝飾品。也有愉快的事情：庭院裡的花壇、痞子昂首闊步的姿態、欄杆之間的天空。
古老的城門並不因銅綠斑駁的馬和加里波第的塑像而遜色（這種情形很普遍：所有廣場上的青銅塑像都有鏽蝕的毛病）。樹木蔥蘢的植物園是首都居民散步的場所，和敗落的泥地廣場佔據了同一個街角；以前叫做野獸園的動物園還要往北。它（散發著糖果和老虎的氣味）現在坐落於一百年前巴勒莫侍衛隊騷亂的地點。只有塞拉諾、坎寧和上校街等幾條道路鋪了粗糙的石塊，其間有些平整的地段，供盛大遊行或者慶祝勝利時彩車行駛。戈多伊·克魯斯街有顛簸的六十四路公交車，那是巴勒莫建立時堂胡安·曼努埃爾的輝煌政績。售票員歪戴的帽子和小喇叭引起當地年輕人的羨慕和仿效，但是查票員——對人們的誠實表示懷疑的專業人員——卻常常受到刁難，痞子把車票塞在褲子的門襟裡，沒好氣地說要查車票自己掏。
我找一些較為高尚的事情談談。巴勒莫東面同巴爾瓦內拉接壤的地方有許多大房子，庭院形成筆直的一長排，房子外牆刷成黃色或褐色，前後都有拱形門，還有精緻的鐵柵。煩躁的十月夜晚，人們搬出椅子，坐在人行道上，寬敞的房間一眼可以望到底，院子裡的光線發黃，街上靜悄悄的，空曠的房屋像是一排燈籠。那種虛幻而靜謐的印象彷彿故事或者象徵似的始終縈繞在我心中，拂之不去。它是我在雜貨鋪裡聽到的一個故事的片斷，既平淡又複雜。我回憶起來，有些細節不太有把握了。故事的主人公仍是一個為法律所不容的土生白人，那次被人告發了，告密者卑鄙可惡，可是彈得一手好吉他，無人可以相比。故事，或者故事的片斷，說的是主人公越獄逃了出來，當天夜裡就要報仇，他苦苦尋找那個出賣他的人，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著。那夜月色很好，吉他聲斷斷續續地隨風飄來，他循著琴聲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迷宮似的大街小巷裡拐彎抹角，終於來到叛徒彈吉他的一座冷僻的房屋外面。他闖進去，排開聽眾，一匕首挑起叛徒，然後拋下那個再也發不出聲音的告密者和洩露秘密的吉他，揚長而去。
西面遺留著土生白人赤貧的跡象。布宜諾斯艾利斯人所說的「郊區」一詞在西班牙語裡也作「河岸」、「海岸」解，用於這些荒涼的角落貼切得彷彿超乎自然，因為這裡土地的輪廓模糊得像是海面，似乎用得上莎士比亞所說的「土地像水面一般泛著泡沫」那句話。西面有些灰濛濛的小巷，越往外面越是寒磣；鐵路旁邊的一座棚屋、一塊龍舌蘭間的空地，或者一陣幾乎覺察不出的小風，表明了潘帕斯草原的起點。還能表明那種跡象的是一間破敗低矮的房屋，房前小窗安著鐵柵，屋後支起一張有花紋的黃色草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荒涼的地區自生自滅，見不到人的活動。再過去便是馬爾多納多河，一條幹涸的黃色大溝，從查卡里塔開始漫無目的地延伸，奇蹟似的沒有渴死，到這裡變成了滾滾濁浪，把岸邊垂死的村落一掃而光。五十年前，這不規則的大溝或者死亡以外便是廣闊的天地：馬匹嘶鳴、鬃毛飄揚、牧草肥美的天地，退役的警察馬隊悠閒的獵場。馬爾多納多河一帶，本地的歹徒逐漸稀少，取而代之的是誰都惹不起的卡拉布里亞人，那些義大利後裔特別記仇，陰險的匕首很久以後還會找上門來。這裡便是悲哀的巴勒莫，因為小河邊的巴勒莫鐵路散發著被奴役的龐然大物、像是停歇的大車轅杆似的升起的道口欄杆、筆直的鐵路路基和月臺的奇特的悲哀。冒著蒸汽的機車和來回撥動的車皮構成西區盡頭的一道風景線；後面是漲水氾濫、喜怒無常的小河。如今它正被禁錮起來：那個幾乎無限淒涼的側翼前不久在「鴿子」咖啡館拐角處出現了缺口，將被一條有著英國式房屋的傻乎乎的街道所取代。馬爾多納多河留下的將只有我們的回憶，阿根廷最好的活報劇和兩種探戈——一種是盡情扭動身體的最早的舞蹈式樣，現在已遭到冷落；另一種是博卡式憂傷的探戈舞曲——以及某種無助於喚起空間感的陳詞濫調和在並未親眼看見的人想象中錯誤的冥府景象。我不認為馬爾多納多河一帶和別的十分貧困的地區有什麼不同，但是一般人總認為那裡的平民面臨洪澇和毀滅的威脅仍在下流的妓院裡胡鬧。因此，在我提到的活報劇裡，小河不是常用的背景：而是遠比黑白混血兒納瓦、中國女人多明加和木偶重要得多的存在。（刀客受傷未愈、八十年代的大起義記憶猶新的阿爾西納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神話中取代了馬爾多納多河。在現實生活裡，最貧困的地區往往最自卑，特別講究面子，這種情況很容易見到。）小河邊掀起了黃塵滔天的風暴，突如其來的草原風敲打著所有朝南的門戶，在門廳裡留下了刺薊花，橫掃一切、遮天蔽日的蝗蟲群，荒涼和雨水。河畔一帶喜歡塵土。
小河和樹林一帶開始熱鬧起來。最早興建的是北區的幾個屠宰場，它們分佈在日後拓展的安喬雷納街、拉斯埃拉斯街、奧地利街和貝魯蒂街之間的十八個街區，如今除了「菜牛檢驗處」這個殘存的名稱之外，已經沒有任何痕跡。有一次我聽到一個車伕提到這個地名，但他並不知曉根由。讀者從我的描述中可以想象出那個包括許多街區的廣闊地域的模樣，儘管進入六十年代後牲口圈已經消失，但仍是當地莊園的典型標誌——公墓、裡瓦達維亞濟貧院、監獄、市場、市府大院、現今的羊毛洗滌廠、啤酒廠、阿萊莊園——周圍都是生活艱難的貧民區。我之所以提到阿萊莊園有兩個原因：一是那裡有梨樹，當地的小孩老是成群結隊地去偷摘，二是在阿圭羅街出沒、腦袋靠在街燈杆上的幽靈。除了那些橫行一方、刀客痞子的實際危險之外，還有道聽途說的想象中的危險；蓬頭垢面的「寡婦」和討厭的「邋遢鬼」就是當地人避之不及的人物。北區曾是人人害怕的地方，影響自然不會輕易消失。有些貧困地區之所以沒有徹底消亡，是因為還有痞子餘威的支援。
沿著查凡加街走去（經過拉斯埃拉斯街），最後一家酒館名叫「曙光」，這個牌號雖然暗指大清早喝酒的習慣，但給人以空無一人的斷街的印象，拐了許多彎之後，終於有一家燈光柔和的雜貨鋪。北區公墓和感化院灰濛濛的後面出現一片房屋低矮、破敗凌亂的郊區；它的名稱是眾所周知的「火地島」。最初那裡遍地瓦礫垃圾，冷僻的角落經常發生襲擊事件，偷偷摸摸的人打口哨互相招呼，突然會向小巷四散逃跑。這裡是不法之徒的最後據點，他們騎著馬，頭上的軟帽遮住眉梢，穿著莊稼漢的燈籠褲，出於習慣或者衝動，一直同警察進行一場個人恩怨的戰爭。他們打鬥用的匕首刀身很短——好漢愛用短刃——鋼的質量比政府採購的砍刀還要好，價錢更貴。他們玩刀子時不顧一切，混亂中也能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由於押韻的關係，兩句形容他們剽悍的詩，歷時四十年之久還在流傳：
借光，給我讓讓道，
我來自火地島。
那一帶不僅僅有打鬥；也有吉他。
我把記憶中的這些往事寫下來時，忽然無緣無故地想起《鄉思》裡那句詩：「此時此地，英格蘭給了我幫助。」勃朗寧寫詩時想的是海上的自我犧牲和納爾遜陣亡的旗艦——我翻譯時把他祖國的名字也譯了，因為對於勃朗寧，他立刻想到的是英格蘭的名字——對我卻是孤獨的夜晚，在無窮無盡的街區著迷似的散步。布宜諾斯艾利斯十分深沉，我失望或痛苦時，一走在它的街道上，不是產生虛幻的感覺，便是聽到庭院深處傳來的吉他聲，或者同生活有了接觸，這時我總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安慰。「此時此地，英格蘭給了我幫助」，此時此地，布宜諾斯艾利斯給了我幫助。那就是我決定寫下這第一章的諸多原因之一。
juanmanuelderosas（1793—1877），全名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阿根廷軍事和政治領導人。
eduardoschiaffino（1858—1935），阿根廷印象派畫家、藝術評論家。
justojosédeurquiza（1801—1870），全名胡斯托·何塞·德·烏爾基薩，阿根廷軍人和政治家，阿根廷聯邦第三任總統。
hilarioascasubi（1807—1875），阿根廷詩人。
「感人之處幾乎總是在偶然的小事。」吉本在他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五十章末尾的一個註釋裡說。——原注
我斷言——不帶悖論的忸怩作態或者喜歡新奇的心理——只有新建的國家才談得上過去；就是對過去的自傳式回憶；也就是生動的歷史。如果時間是繼承的話，我們必須承認哪裡的事件最密集，哪裡的時間就最漫長，世界變化無常的一面也是最豐富的一面。這些王國的征服和殖民地化——面臨傾斜的海平面、盤踞在海岸上的四座可怕的小堡壘，土著人襲擊的弓箭——的過程是如此短暫，以致我的祖父在一八七二年只趕上指揮對印第安人的最後一次重要戰役，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後執行十六世紀的征服工作。然而，重提過去的事情又有什麼意義呢？在格拉納達街（位於巴勒莫西南。——譯註），在比無花果樹的年代古老幾百倍的塔樓的陰影下，我沒有感到時間的無關緊要，在潘帕斯街（位於巴勒莫北部。——譯註）和三執政街（一譯三首街，位於巴勒莫西部。——譯註）的陰影下，我卻感到了：這個枯燥的地方，如今屋頂成了英國式，三年前開始有了烏煙瘴氣的磚窯，五年前開始有了混亂的牧馬場。無數歷史悠久、重視傳統、復仇和君主制度的歐洲人深深為之感觸的時間，在這些共和國裡的流動更為莽撞。青年人感到了這一點。我們在這裡和時間同步，我們是時間的弟兄。——原注
消滅蝗蟲是違反教義的，因為蝗蟲身上有十字形的花紋：基督釋出的特殊標記。——原注
lasheras（1780—1866），阿根廷將軍、政治家。
antonioberuti（1772—1841），阿根廷軍人，在一八一七年聖馬丁指揮的查卡布科戰役中打敗西班牙保皇軍隊。
托拉爾，二百二十三。——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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