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試圖在另一個人身上喚起只屬於第三個人的記憶，這種事情顯然不合常理。然而，無所顧忌地把那不合常理的事情付諸實現，正是所有傳記的善良願望。我還相信，具備認識卡列戈的有利條件，並不能降低為他作傳的困難。我儲存著對卡列戈的記憶：其實是對別的記憶的記憶的再記憶，在每次作傳的新嘗試中，與原樣的最細微的偏離都會形成難以預測的擴大。我知道，那些記憶保留了我稱之為卡列戈的性質特點，憑那些特點可以在一群人中間辨認出一張臉。這一點無可否認，但是那些無關緊要的、只有助於記憶的資料——說話的口氣、走路和靜止時的姿態、眼神的運用——形成文字之後絕不能傳達我對他的瞭解。能起傳達作用的唯有「卡列戈」這個名字，它要求溝通我所要傳達的準確的概念。還有一個不合常理的地方。前面說過，一提到埃瓦里斯託·卡列戈這個名字就能想象出他的模樣；我還應補充說，任何描述都可以滿足人們的要求，只要不是嚴重地不符合他們心目中已經形成的模樣。我重複一下《我們》雜誌第二百一十九期發表的朱斯蒂的描述：「居住在郊區的詩人，老是穿著黑色的衣服，長得乾瘦乾瘦，一雙小眼睛讓人看了不安。」「老是穿著黑色的衣服」這句話和「乾瘦乾瘦」這個形容詞已經有了死的暗示，從那張聰明絕頂，但皮包骨頭的臉上也看得出來。他那雙眼睛裡流露出對生命的迫切慾望。馬塞利諾·德爾馬索寫的悼詞裡也提到那雙眼睛：「他的眼睛尤其突出，雖然顯得十分黯淡，但表情非常豐富。」
卡列戈是恩特雷里奧斯省巴拉那市人。他的祖父埃瓦里斯託·卡列戈博士出版過一本黃褐紙、硬封皮的書，書名恰如其分地叫做《被遺忘的卷帙》（聖菲，一八五九年，我的讀者假如有在拉瓦列街淘舊書的習慣，很可能在雜亂無章的故紙堆裡見過。往往是揀起來又放下的那種，因為裡面寫的激情純屬偶然。那本書集急就章之大成，從常用的拉丁詞語到麥考利或加尼亞註譯的普魯塔克，只要適合需要，無不相容幷包。他的成就在精神方面：當巴拉那市議會決定為仍健在的烏爾基薩立一座塑像時，提出反對意見的唯一議員就是卡列戈博士，他發表了一篇漂亮的演說，儘管無濟於事。這裡重提卡列戈爺爺，不僅是因為他那可能有爭議的遺傳，而且是因為孫子日後得益匪淺的文學傳統，他開始寫的東西不很出色，但為後來頗受尊重的作品創造了條件。
卡列戈家幾代都是恩特雷里奧斯人。拉丁美洲出生的歐洲人的恩特雷里奧斯語調和烏拉圭語調相似，正如老虎那樣，糅合了壯美和冷酷的成分。它有戰鬥性，起義軍騎兵的長矛就是它的象徵。也有溫柔的一面：溫柔得要命，簡直讓人難為情，萊吉薩蒙、埃利亞斯·雷古萊斯和西爾瓦·巴爾德斯最富於戰鬥性的篇章中就有體現。它有嚴肅性：我談論的語調在烏拉圭東岸共和國尤為明顯，在那裡，阿庫尼亞·德·菲格羅亞推薦的一千四百首西班牙殖民時代的諷刺詩裡沒有一首帶有幽默和歡樂。那種語調如果用於詩歌創作，適合描寫風光或罪惡；它的主題不是馬丁·菲耶羅在劫難逃的命運，而是經過美化的酗酒和鬥毆鬧事。從那種意義來說，它助長了我們所不理解的大樹般的激情和我們所不能體現的印第安人的冷酷無情。它的嚴肅性似乎來自一種更為突出的粗暴性格：松勃拉，作為布宜諾斯艾利斯人，熟悉草原生活，在牧場趕牲口，偶爾動刀子同人決鬥；作為烏拉圭人，有可能熟悉起義軍的騎馬衝鋒，帶兵行軍，走私越貨……卡列戈從傳統上了解那種浪漫主義的土生白人的特點，把它同郊區的心懷不滿的土生白人的特點糅合起來。
除了他那土生白人特點——外省的世系，居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的明顯的理由之外，我們還應該補充一個不合常情的理由：他的母姓焦雷洛表明他有義大利血統。我這麼說並無惡意；純粹土生白人的特點是命中註定的，由不得自己選擇；混血的土生白人的特點卻是一種偏愛，一種選擇決定的行為。有靈感的歐亞記者吉卜林作品中流露出來的對英國民族的崇敬，豈不是他的不純血統的又一個證據嗎？（如果相貌還不足以證明的話。）
卡列戈常常自詡說：我對外國佬不僅僅是厭惡；我侮蔑他們，但是這種得意忘形的宣告恰恰證明了它的不真實性。土生白人確信自己守身如玉，不和別的種族亂交，他具有主人的優越感，把外國佬看低一等。他的幸福感使他產生幻想，自我崇拜。人們常說義大利人在這個共和國裡很吃得開，除非被他們排擠掉的人認真對待他們。那種骨子裡含有諷刺的善意，正是留給土生白人們的報復。
西班牙人也在他厭惡之列。他喜歡運用西班牙文的俚語詞義——以《法語特有語彙詞典》代替宗教裁判火刑的狂熱分子，筆桿叢林中的僕人。但是這種成見或偏見並沒有妨礙他結交一些西班牙朋友，例如塞韋里亞諾·洛倫特博士，此人似乎從西班牙帶來了悠閒充裕的時間（產生《一千零一夜》的阿拉伯式的寬裕時間），他在皇家凱勒酒吧要半升啤酒就可以泡到第二天天亮。
卡列戈覺得自己對貧困的社群負有義務：當時卑鄙的社會風氣使這種義務成為怨恨，但他卻把它看成是力量。貧困意味著需要更迫切地面對現實，不去考慮任何事物的最初的苦澀：有錢人似乎不會有這種感受，他們的感受彷彿都經過了過濾。埃瓦里斯託·卡列戈認為自己十分貼合周圍的環境，以致他曾為在作品裡兩個不同的場合獻詩給一個女人進行辯解，彷彿他一輩子該做的事只有體恤社群的貧苦。
他一生中遇到的事情多得不計其數，但是顯然很容易敘述，加夫列爾在他一九二一年出版的書裡這麼做了。他向我們透露說，我們的埃瓦里斯託·卡列戈生於一八八三年五月七日，在國立學校上完三年級，經常去《抗議日報》編輯部，死於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三日，其他翔實而不可見的情況就由敘述者去拾遺補闕，由敘述者去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卡列戈是個喜歡聊天和閒逛的人，我認為替他編一份年譜是行不通的。按時間次序排出他逐日的大事記似乎是不可能的；不如尋找那些永恆的重複的東西。只有滿懷深情的不受時間限制的描述才能讓我們重見他的風采。
在文學方面，他在指斥和讚揚方面的鑑別能力是不容懷疑的。他老是說人壞話：對公認的知名人物也橫加詆譭，這種做法顯然毫無道理，無非是出於對自己的小圈子的禮貌，他認為這個圈子裡的人已經完美無缺，不可能因增添新的成員而更好了。正如幾乎所有的阿根廷人那樣，他通過阿爾馬富埃爾特的悲哀和欣喜表露了對語言的審美能力：他對阿爾馬富埃爾特的愛好在他們日後的私人友誼中得到了證實。他最常讀的書是《堂吉訶德》。至於《馬丁·菲耶羅》，他肯定和同時代的人一樣，血氣方剛的時候偷偷閱讀，純粹出於喜愛而沒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他還喜歡看愛德華多·古鐵雷斯的頗遭非議的打手傳記，包括莫雷拉的半浪漫主義的傳記和聖尼古拉斯的「黑螞蟻」的不盡如人意的現實主義傳記。（「我來自阿羅約的聖尼古拉斯，什麼都壓不倒我！」）法國是當時大家愛慕的國家，他從喬治·德斯帕貝斯的介紹以及維克多·雨果和大仲馬的小說裡才對法國有些瞭解。他在談話中時常流露出對戰爭場面的偏愛。軍閥拉米雷斯為了保護他心愛的德爾菲娜，被人用長矛挑下馬來，砍掉腦袋；胡安·莫雷拉在妓院裡尋歡作樂，死於警察的刺刀和槍彈之下；這些都是他津津樂道的故事。他還注意當時的軼事傳聞：舞會上和街頭巷尾的鬥毆，講述那些動刀子的場面時自己彷彿也沾上了恣肆粗豪的氣概。朱斯蒂寫道：「他時常回憶當地的庭院、哀怨的手搖風琴樂聲、跳舞、聚會、動輒拔刀相見的人、墮落放縱的場所。我們這些市中心的人出神地聽著，彷彿聽他講一個遙遠國度的神話故事。」他知道自己身體虛弱，來日無多，但是巴勒莫的一草一木在支撐著他。
他很少書寫，說明他的草稿是口頭打的。夜晚在街上行走，在拉克羅澤地鐵站等車，遲遲迴家的時候，他在構思詩句。第二天——一般在午餐後，這時比較倦怠，但沒有什麼急事——他不慌不忙地把想好的詩句寫在紙上。他從不起早貪黑地寫作。交稿前，他把詩念給朋友們聽，檢驗直接效果。這些朋友中間，他經常提起的一個人是卡洛斯·德·蘇桑。
卡列戈談話中常提到「蘇桑發現我的那個晚上」。他既喜歡又討厭蘇桑，理由相同。喜歡的是蘇桑的法國人身份，沾有大仲馬、魏爾蘭、拿破崙的靈氣；討厭的是法國人也是外國佬，在美洲沒根沒底，沒有死去的祖先。此外，搖擺不定的蘇桑只能算是近似的法國人：正如他自己轉彎抹角地說過，卡列戈在一首詩裡重複過的那樣，是「弗裡堡的紳士」，也就是說，沒有跳出瑞士、夠不上法國的法國人。在抽象意義上，蘇桑叫他喜歡的地方是放蕩不羈，叫他討厭的地方是懶散、酗酒、做事拖拉馬虎。這也表明，在埃瓦里斯託·卡列戈身上起主導作用的是忠實的土生白人傳統，不是《不朽的人》的作者。
其實，卡列戈最真實的朋友是馬塞利諾·德爾馬索，他對卡列戈的感情是文人常有的那種幾乎難以言宣的欽佩。德爾馬索是個不公正地遭到遺忘的作家，無論待人接物或者寫作都極其認真，他的主題是對不幸的同情和顧恤。他於一九一○年出版了《被戰勝的人》（第二輯），那本書未受重視，但有些篇章膾炙人口，例如對上了年紀的人的抨擊雖然不如斯威夫特（《在幾個遙遠國家的遊記》第三部第十章）那麼激烈，卻更深刻。卡列戈結識的另一些作家有豪爾赫·博爾赫斯、古斯塔夫·卡拉瓦略、費利克斯·利馬、胡安·馬斯——皮、阿爾瓦羅·梅利安·拉菲努爾、埃瓦爾·門德斯、安東尼奧·蒙特阿瓦羅、弗洛倫西奧·桑切斯、埃米利奧·蘇亞雷斯·卡利曼諾、索伊薩·雷利。
現在我談談他在社群的眾多朋友。最有勢力的是當時巴勒莫的頭頭帕雷德斯老大，是埃瓦里斯託·卡列戈十四歲時自己結交的。他打聽本區頭頭的名字，人們告訴了他，他便找上門去，穿過一批五大三粗的戴高禮帽的幫閒，對帕雷德斯說他是宏都拉斯街的埃瓦里斯託·卡列戈。見面的地點是格梅斯廣場的集市；小夥子在那裡一直待到第二天凌晨，他和打手們平起平坐，同殺人兇手們稱兄道弟——杜松子酒有助於人們肝膽相照。當時的選舉是靠斧子解決問題的，首都的北區和南區按土生白人和貧民的人口比例產生選舉把頭，由把頭控制選民。外省也有把頭活動：哪裡情況需要，社群頭頭便帶了手下的弟兄趕到哪裡去督陣。腰上彆著左輪手槍的大漢看人們獨立自主地投下那些揉得皺裡吧嘰的選票。一九一二年頒佈了薩恩斯·培尼亞選舉法，那些隊伍便解散了。我提到的那個不眠之夜是一八九七年的事，選舉法還沒有實施，什麼都由帕雷德斯說了算。帕雷德斯是個能完全駕馭局面的豪爽的土生白人，長得虎背熊腰，一頭傲慢的黑色長髮，兩撇鬈曲的鬍子，十分威嚴，平時聲音低沉，挑釁時故意細聲細氣，拿腔拿調，走路大搖大擺，一言一行都可能成為傳奇，他是玩紙牌、動刀子和彈吉他的好手，無限自信。他還是高明的騎手，因為那時的巴勒莫交通不便，來往莊園之間的長路都靠騎馬。他大杯喝酒，大塊吃肉，對起歌來不知疲倦。說到對歌，那夜之後過了三十年，他做了幾首十行詩送給我，其中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表露友情的話使我永遠難忘：「博爾赫斯朋友，我衷心向您致敬。」帕雷德斯刀法熟練，但是制服懷有二心的手下人，整頓門戶時，他不用刀子，而用鞭子或者巴掌。每個人都受朋友、前人和環境的影響，「郊區的靈魂：你已被一斧頭砍倒」那段文字裡似乎迴響著帕雷德斯已經厭煩於土生白人的詛咒的雷鳴般的嗓音。埃瓦里斯託·卡列戈，但願上帝寬恕你，通過尼古拉斯·帕雷德斯認識了本地區的打手。他和那些人之間不相配的友誼保持了一段時間，從行業角度來說，那種本地白人的友誼充滿了雜貨鋪裡的熱情，忠誠的高喬人的咒罵和「喂，哥們兒，你瞭解我」之類的廢話。那種交往的痕跡是卡列戈用流氓切口寫的、但羞於署名的一些十行詩。我把它們編成兩輯：一輯是致費利克斯·利馬的詩，感謝他送的題名為《九人行》的報道集；另一輯題名《爭吵之日》，聽來像是《憤怒之日》，用筆名「礦工’發表在偵探雜誌《埃爾西》上。我在第二章的附錄裡抄錄了幾首。
有關他愛情方面的事情，人們一無所知。他的弟弟們記得有個服喪的女人常常等在對街的人行道上，隨便支使一個小廝來找他。他們同他開玩笑，但從沒有套出那女人的名字。
現在我談談他的病，我覺得這件事至關重要。一般人認為他害的是肺結核；但他的家人堅決否認，也許是出於兩種迷信，一是那種病有詛咒性，二是有遺傳性。除了親戚以外，朋友們都斷定他死於肺癆。理由有三：一、卡列戈談話時特別亢奮激動，可能是發燒的症狀；二、他的詩中老是出現咯紅的形象；三、他對讚揚的迫切要求。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除了留下一些文字以外，沒有其他達到不朽的可能性；因此他迫切需要榮譽。他在咖啡館裡老是把自己的詩念給別人聽，把話題拉到他的詩上，以不痛不癢的讚揚或者徹底否定來詆譭對他造成威脅的同行；常常心不在焉地說「我的才能」。此外，他準備了或者找到了一個似是而非的論點，預言全部當代詩歌都將由於辭藻華麗而消亡，唯有他的詩歌能傳諸後世——好像本世紀不崇尚華麗辭藻似的。德爾馬索寫道：「他要求自己的作品得到廣泛注意，不是沒有理由的。他知道成名是極其緩慢的過程，只有少數長壽的人才能做到，而他不可能積累大量作品，便在美和精煉的詩歌中尋求聲譽。」他的行為並不意味著虛榮：而是榮譽慣有的組成部分，和看校樣時的責任感屬於同一型別。他預感到死亡不斷逼近，不得不這麼做。卡列戈憧憬未來，渴望像別人一樣也有充裕的時間。由於同心靈的抽象的交流，他顧不上愛情和沒有準備的友情，終於成了宣揚自己的推銷員。
我這裡可以講一個小插曲。一天下午，一個被丈夫打得血流滿面的義大利女人逃進卡列戈家的院子。卡列戈一怒之下，跑到街上破口大罵。女人的丈夫（附近一家酒店的老闆）當時忍了下來，沒有還口，但心裡記恨。揚名是卡列戈的生活必需品，儘管不好意思，他還是給《最後一點鐘》報寫了一篇短訊，譴責那個外國佬的野蠻。文章立竿見影：丈夫的暴行給曝了光，在人們的嘲笑下，他有所收斂；捱了打的女人帶著微笑，得意了幾天；宏都拉斯街上了報，好像也有面子。借別人揚揚名，也會為名所累。
他念念不忘的是長存在別人的記憶裡。當權威人士認為阿爾馬富埃爾特、盧貢內斯和恩裡克·班奇斯是阿根廷詩壇三巨頭時，卡列戈在咖啡館裡主張把盧貢內斯拉下來，言外之意，他自己應該在三巨頭之列。
他過的日子天天如此，很少變化。他在宏都拉斯街八十四號，現改為三千七百八十四號，一直住到去世為止。星期日從賽馬場回來，他總是到我們家裡坐坐。我回顧他的生活規律，發現他把自己封閉在無聊的圈子裡——早晨無聊地醒來，同哥兒們瞎混，在附近查爾卡斯和馬拉比亞拐角處的雜貨鋪，在委內瑞拉街和秘魯街拐角處的酒吧，大杯大杯的喝酸櫻桃酒或橙子酒，在科爾塔達那家義大利餐館就餐，同朋友們談論古鐵雷斯·納赫拉和阿爾馬富埃爾特的詩，晚上像小女孩似的紅著臉去妓院，走過柵欄時折一枝忍冬花，夜裡的習慣是做愛。這些都是共同行為，「共同」一詞的基本概念是大家分享。我知道卡列戈經常做的那些事情縮短了他和我們之間的距離，在我們之間無限地重複，彷彿卡列戈分散在我們的命運裡，彷彿我們每一個人有幾秒鐘暫時成了卡列戈。我相信確實如此，那些消滅了所謂時間流逝的暫時的同一性（絕非重複！）構成了永恆的證明。
從一本書推測作者的傾向似乎非常容易，特別是假如我們忘了作者寫的不一定總是他喜歡的，而是他最得心應手的、人們指望他寫的東西。阿根廷人的意識深處都有策馬眺望廣闊田野的景象，卡列戈當然也不例外。他肯定希望在那種景象裡生活。儘管如此，其他的偶然景象（最初是家裡的瑣事，後來是冒險嘗試，最後是親暱）擋住了他的記憶：悠閒靜謐的庭院、平時的玫瑰花、聖胡安節的小火、像狗似的在大街上打滾、炭窯的木柵、黢黑的炭堆、大量木柴、大雜院的鐵門、玫瑰角的漢子。這一切都讓人想起他。我希望卡列戈最後逛街的一個晚上能這樣愉快而甘心地理解；我猜想在死亡面前人像是薄紗，死亡的逼近常常使他透出厭煩，徹悟，奇蹟般的警惕和預見。
thomasbabingtonmacaulay（1800—1859），英國曆史學家、散文家、詩人。
martinianoleguizamón（1858—1935），阿根廷作家，著有小說《守林人》、劇本《百靈鳥》等。
elíasregules（1860—1929），烏拉圭醫師、詩人、劇作家，代表作有劇本《前夫的兒子》。
silvavaldés（1887—1935），烏拉圭本土主義詩人，著有詩集《似水流年》及短篇小說和劇本等。
acuñadefigueroa（1790—1862），烏拉圭詩人，烏拉圭國歌的作者。
阿根廷詩人、小說家吉拉爾德斯（ricardogüiraldes，1886—1927）著名小說《堂塞貢多·松勃拉》中的人物，松勃拉集中了高喬人的一切高尚品質，成為潘帕斯草原的象徵。
almafuerte，阿根廷詩人佩·博·帕拉西奧斯（pedrobonifaciopalacios，1854—1917）的筆名，他的作品主要表現自我和個人的宗教信仰，著有詩集《不朽的女人》、《傳教士》、《顫音》、《歌曲中的歌曲》。阿爾馬富埃爾特在西班牙原文中意為「堅強的靈魂」。
阿根廷詩人埃爾南德斯（joséhernández，1834—1886）創作的長篇敘事詩，描寫高喬人馬丁·菲耶羅一生的不幸遭遇和頑強鬥爭。
即《格列佛遊記》，一七二六年斯威夫特出版《格列佛遊記》時沒有署自己的名字。扉頁上寫著「《在幾個遙遠國家的遊記》，裡梅爾·格列佛著」。許多人信以為真，其中有一位海船船長聲稱自己認識作者裡梅爾·格列佛船長。
sáenzpeña（1851—1914），阿根廷總統，一九一二年頒佈阿根廷第一部選舉法。
天主教追思彌撒時唱的讚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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