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id="b009"一、伯頓上尉/h2的裡雅斯特,一八七二年,在一座帶有潮溼的雕像、不宜居住的宮殿裡,一位以其臉上刻有非洲傷疤而名垂史冊的紳士——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頓上尉,英國領事——開始了盧米人稱之為《一千零一夜》的書的著名翻譯工作。其秘密目的之一就是要消滅另外一位紳士(也留著摩爾人的黑鬍鬚,皮膚也是黑乎乎的),他正在美國編纂一部浩繁的辭典,而且早在被伯頓消滅之前就死了。他就是愛德華·萊恩,東方學者,一個非常認真的《一千零一夜》版本的譯者,它曾代替了加朗的另一個版本。萊恩翻譯是同加朗作對,伯頓又同萊恩作對。要理解伯頓,就得先理解這個敵對王朝。
我先從創始人談起。大家都知道,讓·安託萬·加朗是法國的阿拉伯文化學者,他從伊斯坦布林帶來一套耐心收集的錢幣、一部關於推廣咖啡的專著、一套阿拉伯文的《一千零一夜》和一個其記憶力不比山魯佐德差的馬龍派教會替補教徒。關於這個黑顧問——他的名字我不想忘記,據說叫哈南——我們有幾個主要的故事,而最原始的故事你並不知道:阿拉丁的故事、四十大盜的故事、艾哈邁德親王和佩裡·巴努仙女的故事、又睡又醒的阿布——哈桑的故事、哈倫·賴世德夜間微服出訪的故事、兩個姐姐嫉妒妹妹的故事。僅僅這些名字的排列就足以表明加朗建立了一個基準,加入了一些時間上不可缺少的故事,而且未來的譯者們——他的對手們——不敢刪掉。
還有另外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對《一千零一夜》最著名和最優美的讚揚——柯勒律治的、托馬斯·德·昆西的、司湯達的、丁尼生的、埃德加·愛倫·坡的、紐曼的——都是加朗譯本讀者的讚揚。兩百年和十個優秀譯本都已經過去了,但是歐洲和美洲想《一千零一夜》的人們還是一成不變地想它的第一個譯本。「一千零一夜派」的綽號(「一千零一夜者」患的是本位主義的病,「一千零一夜迷」患的是分裂症)同伯頓或馬德魯斯的文化猥褻毫無聯絡,只同安託萬·加朗的珠寶和魔術有關。
論句子說,加朗的版本是所有版本里最差、最荒謬、最愚蠢的一種,不過卻是閱讀量最大的一種。誰與它比較接近,誰就瞭解它這種幸運和意外。加朗那現在看來很淺薄的東方學曾經使眾多吸鼻菸的人目瞪口呆,並且使他們造成了一場五幕悲劇。十二本精製的卷帙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一七年之間出現,十二卷書被無數人閱讀,並被翻譯成好幾種語言,其中包括印度斯坦語和阿拉伯語。我們這些二十世紀不合時宜的單純讀者在書裡聞到了十八世紀的甜蜜味道,而不是早在兩百年前就為東方確定了其革新和光榮的矜持芳香。對於這種脫節,任何人都沒有責任,特別是加朗更沒有責任。有時候,語言的變化坑了他。在《一千零一夜》德文譯本的前言裡,魏爾博士說,加朗那些不能饒恕的商人們,每當故事強迫他們穿越沙漠時,他們都會帶上一個「裝海棗的手提箱」。可以查考的是,在一七一○年,提到海棗就足以抹去手提箱的形象,而且也無必要提到,valise那個時候是指一種褡褳。
還有另外一些攻擊。在一九二一年《文集》中某些匆忙的讚揚裡,安德烈·紀德責怪安託萬·加朗那些不規範的地方,以便更好地抹去(以他遠遠高於其名聲的清白)馬德魯斯的字面含義,抹得如「世界末日」,彷彿世界末日就在十八世紀一般,而且更不忠實原文了。
加朗的保留是世俗性的,喚起這種保留的是尊嚴而不是倫理。我把他的《一千零一夜》第三頁的幾行字抄錄在此:他直接來到公主的房間,公主沒有料到他會來找她。在此之前,她剛剛在床上接見了最後一批軍官中的一位。伯頓把這位模糊不清的「軍官」又具體了一下:一位被廚房的油脂和油煙燻得發黴的黑廚師。兩個人都不同程度地歪曲了原意。原意並不像加朗說的那麼莊重,也不像伯頓說的那麼渾身是油。(尊嚴的結果:在那曾有分寸的散文裡,「在床上接見了」就顯得粗魯了。)
在安託萬·加朗去世九十年後,《一千零一夜》的另一位譯者誕生了:愛德華·萊恩。他的傳記作者們不斷重複說他是西奧菲勒斯·萊恩博士的兒子,赫裡福德的受俸教士。這個生殖資料(以及引用它的可怕方式)也許已經足夠了。已經阿拉伯化的萊恩在開羅研究了五年,「幾乎僅僅生活在穆斯林中,又講又聽他們的語言,最小心地適應他們的習慣,被所有人認為是同他們一樣的人」。但是,無論是埃及的深夜、美味濃黑帶小豆蔻的咖啡、同法學博士的頻頻爭論,還是莊重的穆斯林紗纏頭布、用手指吃飯,都不能讓他忘掉英國的羞怯、世界主人們微妙的孤獨。這樣他那個學問極淵博的《一千零一夜》譯本就成了(或像是成了)一部完備的遁詞百科全書。原文並不是一貫猥褻,加朗覺得有些地方不好,就改掉了。萊恩則進一步尋找那些不好的地方,就像個審查官似的。他的正直並沒有同沉默協調一致,他寧願在一塊很小的地方寫上一大堆嚇人的註釋,說些諸如這樣的東西:「我不理睬一段最應該受到譴責的東西。我去掉一段令人噁心的解釋。這裡有行字譯出來很粗魯。我又必要地去掉了另外一段軼事。從這兒開始我要把它刪去。這個奴隸布哈依的故事不適合翻譯出來。」斷章也不排除死亡,有的故事就被整個去掉了,「因為它們無法淨化,只能捨棄」。我並不覺得這種負責任的完全清除沒有道理。清教徒式的託辭才是我譴責的東西。萊恩是個純潔無瑕的託辭,是好萊塢最令人驚異的有廉恥的無可置疑的先驅。我的筆記為我提供了幾個例子。在第三百九十一夜,一個漁民向王之王呈送了一條魚。國王想知道魚是公的還是母的,別人告訴他說是兩性的。萊恩得以掩飾了這個不太得體的對話,把它譯成國王問魚是什麼種類的,狡猾的漁夫回答說是混合種類的。在第二百一十七夜,說一個國王和兩個女人的故事,國王第一天晚上同第一個女人睡覺,第二天晚上同第二個女人睡覺,這樣三人都高興。萊恩在解釋這位君主的韻事時,說他「不偏不倚」地對待兩個女人……其理由之一就是讓那些擺在「床頭櫃」和閱覽室裡的著作對話莊重,沒有嚇人的內容。
為了最婉轉和輕描淡寫地談及肉慾,萊恩幾乎忘掉他的尊嚴,不停地兜圈和掩飾。他沒有什麼目的,這是個優點。並不是要像伯頓那樣突出《一千零一夜》的野蠻色彩,也不是像加朗那樣加以忘記或淡化。這也訓練了加朗的阿拉伯語,以免在巴黎跑調。加朗是個虔誠的穆斯林。加朗無視字意的準確性,萊恩則對每句有疑問的話都做出解釋。加朗用的是隱形手稿和馬龍教派的死教徒,萊恩提供了版本和頁數。加朗不注意註釋,萊恩則把亂糟糟的註釋集中起來,編成了單獨的一卷。區別在於:這就是先人給他制定的規則,萊恩執行了這個規則:他只要不簡化原文就夠了。
紐曼和阿諾德的精彩爭論(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二年),比這兩個發言人本身更值得回憶,它廣泛地論證了兩種翻譯的普遍方法。紐曼在爭論中解釋了直譯的方法,它將語言的特別之處予以保留。阿諾德則主張將所有偏離和妨礙譯文的小地方予以嚴厲的清除。這種做法可以提供一種一致和嚴肅的快感,而那種做法則提供了連貫和小小驚奇的感覺。這兩種方法都不如譯者和他的文法習慣重要。翻譯其精神是個如此偉大深奧的意圖,完全可以把它當做不可動搖的目標;翻譯其文字,這是種古怪的確切,則不怕經受檢驗。比這些游離不定的目標更嚴重的是保留或取消某些細微小節,而比這些偏向和遺忘更為嚴重的就是句法的調動。萊恩的句法調動很風趣,按照他那尊貴的習慣行事。在他的詞彙表裡普遍濫用拉丁語詞彙,沒有任何能夠精煉的辦法可以補救。而且他還心不在焉:他翻譯開篇就在十二世紀大鬍子穆斯林嘴裡使用了「羅曼蒂克」的形容詞,這本來是未來派的東西。有時候,缺少情感色彩對他倒合適了,他可以在一段莊重的段落裡插入非常平淡的聲音,取得了無意識的好效果。這種不同語風搭配的最好例子大概就是我抄在這兒的這句話了:在這個宮殿裡就有從灰塵裡收集到的有關貴族的最新情報。另外一個例子:以那個沒有死也不該死的生者的名義,以那光榮和持久都應該歸屬於他的那個人的名義。至於伯頓——總是神奇的馬德魯斯的偶然先驅——我對他提出的如此令人滿意的東方模式表示懷疑;而萊恩那兒又如此缺少東方模式,我倒覺得這是比較真實的。
加朗和萊恩譯本丟人現眼的莊重受到了一種嘲笑,就是傳統的不斷重複。我自己也遵從了這個傳統。眾所周知,他們對不起那個看到了力量之夜的膽小鬼,對不起十三世紀那個遭到托缽僧詐騙的撿破爛的人的詛咒,也對不起所多瑪的風俗。大家都很清楚他們淨化了那些夜晚。
誹謗者說,這個過程破壞或損害了原作的良好純真性。他們犯了個錯誤:《一千零一夜》不是純真的(道德上),它是迎合開羅中產階級鄙俗或粗野的口味,根據一些古老的故事改編而成的。除了森德巴爾的懲戒故事外,《一千零一夜》的羞恥觀同天國裡的自由毫無關係。那是出版者的杜撰,其目的是一笑了之,那些英雄都不外是挑夫、乞丐或太監。目錄裡那些古老的愛情故事,那些涉及沙漠或阿拉伯城市裡情況的故事都不是淫穢的,就像伊斯蘭紀元前文學的所有故事都不是淫穢的一樣。它們熱情而又悲傷,其原因之一就是它們偏愛愛情之死,那種先哲認為其死的神聖程度不亞於為證明信仰而死的殉教者的死亡。如果我們承認這種論斷,那麼加朗和萊恩的膽怯就可以讓我們認為是原始文章的重複。
我還知道另外一個更好的理由。迴避原作的豔情描寫,如果主要目的是突出神奇環境,那還不是那種上帝不可饒恕的罪孽。向人們推薦一個新的《十日談》是眾多商業炒作中的一種。如果推薦《古舟子詠》或《醉舟》,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利特曼認為《一千零一夜》首先是個神奇的故事集。把這種認識加到所有西方人的頭腦裡就是加朗的傑作。最好對此沒有疑問。不如我們幸福的阿拉伯人瞧不起原作:他們已經瞭解了故事裡向我們介紹的人、習慣、護身符、沙漠和魔鬼。
拉斐爾·坎西諾斯·阿森斯在他著作的某個地方發誓說,他能用十四種古代和現代的語言向星星問候。伯頓夢想會十七種語言,又說他已經掌握了三十五種:閃米特語、達羅毗荼語、印歐語系的語言、衣索比亞語……說了一大堆也沒說完:這是他同其他方面一樣的一個特點,同樣過剩。沒有誰能夠少接觸到休迪布拉斯對那些絕對不能用幾種語言說點兒什麼的教授們的不斷嘲笑。伯頓是個說得特別多的人,他那七十二卷著作還在接著說。我隨便列出幾個題目:《鑄鐵塊和藍色的山》,一八五一年;《刺刀練習體系》,一八五三年;《一個麥地那和麥加朝聖者的故事》,一八五五年;《赤道非洲的湖區》,一八六○年;《聖賢的城市》,一八六一年;《開發巴西山脈》,一八六九年;《關於維德角島上的兩性人》,一八六九年;《來自巴拉圭戰場的信》,一八七○年;《天涯海角或冰島的一個夏天》,一八七五年;《以金換金》,一八八三年;《劍書》(第一卷),一八八四年;《納夫索依芳香的花園》,一八八四年——這是遺作,被伯頓夫人付之一炬;還有一部《由普里阿普斯啟示而來的諷刺詩文彙編》。在下面的記述裡可以看到作者的影子:有個英國上尉熱衷於地理和人們所知的關於如何成為人物的無數方法。我不會貶低他的記憶力,即使把他同莫朗相比,那是位雙語先生,總是乘坐同一家國際飯店的電梯沒完沒了地上上下下,而且他尊崇用箱子表演的節目。……伯頓打扮成阿富汗穆斯林,已經遊歷了阿拉伯諸聖城。他的聲音已經請求上帝把他的骨頭和皮、痛苦的肉和血液拋向憤怒之火和正義之火。他那已經被薩姆松風吹乾的嘴已經在供奉在天房的黑石上留下了一個吻。他的那次經歷滑稽可笑:一個未受割禮的人光憑褻瀆聖殿的傳聞就可以要他的命。在此之前,他曾穿著托缽僧的裝束在開羅行醫——有時用戲法和魔術變換一下醫術,以取得病人的信任。大約一八五八年,他派一隊人去了尼羅河的秘密源頭,結果發現了坦噶尼喀湖。在那次行動中,他發了高燒。一八五五年,索馬利亞人用長矛刺透了他的車。(伯頓到達哈勒爾,那是阿比西尼亞內地一個不向歐洲人開放的城市。)九年之後,他受到了達荷美食人禮儀的可怕款待。他回來後傳聞四起(也許是他自己散佈並大加渲染的),說他「吃了奇怪的肉」,就像莎士比亞的雜食總督一樣。猶太人、民主、外交部長和基督教是他選擇的仇恨物件,拜倫、伊斯蘭教是他的崇拜物件。用他那孤獨的寫作職業,他已做出了一點有價值的多樣化事情。他從黎明就開始在一個放著十二張桌子的大廳裡寫,每個桌子上都放著寫一本書的資料,有的桌子上還有泡在水杯裡的茉莉花。他創作出高貴的友誼和愛情。關於高貴的友誼,我只提一下同斯溫伯恩的友誼就足夠了,斯溫伯恩將《詩歌與民謠》第二集獻給了他——以此作為我把它視之為我一生中最高榮譽之一的友誼的見證——而且在很多詩裡對他的逝世表示哀痛。伯頓稱得上是語言和壯舉的男人,完全可以擔當得起阿爾莫塔納比的《長沙發》對他的讚揚:
駿馬、沙漠、夜晚已認識了我,
客人與劍,紙與筆。
人們可以發現,從業餘的食人生番到通曉多種語言的高臥者,我從來沒有否認理查德·伯頓的特點,我們可以熱情不減地稱之為傳奇式的,道理很清楚:伯頓傳奇中的伯頓是《一千零一夜》的譯者。我有一次曾懷疑過詩歌與散文的根本區別在於讀者是如何期望它的:詩歌具有一種散文裡不允許的緊張。這與伯頓著作的情況有些類似,即具有任何一個阿拉伯文化學者都不能比擬的先期威望。他喜歡被禁止的東西的吸引力。只出一版,而且只印一千本,僅限於給在「伯頓俱樂部」註冊的一千個人,並且在法律上承諾不予再版。(倫納德·c.史密瑟斯著作再版時「省略了某些情調沮喪的特定章節,而對這種刪節任何人都不感到可惜」。貝內特·瑟夫出版的代表作選集——貌似完整——就是出自於那個潔本。)我冒險誇張:沿著理查德爵士的翻譯瀏覽一下《一千零一夜》,並不會讓人不相信是在瀏覽馬裡諾「直接從阿拉伯文翻譯過來並加以評論」的辛伯達。
伯頓解決的問題無以計數,不過一個適當的杜撰可以把問題歸結為三個:印證和傳播阿拉伯文化學者的名聲;明顯區別於萊恩;讓十九世紀的英國紳士對穆斯林故事的文本和十三世紀的口頭文學產生興趣。三個目的中的第一種大概與第三種互不相容,第二種導致了一個嚴重缺點,我馬上就要談到。《一千零一夜》裡有數百首雙行詩和歌曲;萊恩(除非涉及肉慾的東西,否則他不會撒謊)已經把它們準確地翻譯過來,變成了一種瑰麗的散文。伯頓曾經是詩人:一八八○年他曾出版過《情詩》,一部進化論的敘事詩,伯頓夫人一直認為它遠遠超過了菲茨傑拉德譯的《魯拜集》……對手的散文解決辦法令他氣憤,他選擇了翻譯成英文詩的做法——這注定不成功,因為這違背了他自己的完全語義原則,特別是聽起來也當然刺耳。說這首四行詩是他堆砌的最好的一首,這倒不是不可能的:
一個星星拒絕按照其軌道轉動的夜晚,
一個誰也不顯疲倦的夜晚。
漫漫長夜,彷彿復活節的白天,
一直到他期盼和等待的黎明。
最差的很有可能不是這一首:
太陽照耀著沙灘上的嫩枝,
它穿上了深紅色的衣衫。
它嘴唇上的甘汁給我以飲料,
緋紅的臉頰彷彿在燃燒。
我已經談到過故事的原始聽眾與伯頓俱樂部註冊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前者是無賴、碎嘴者、文盲,對現實總是無限懷疑,輕信遙遠的美好;後者是西方世界的紳士們,善於蔑視和博覽群書,而不善一驚一乍或者放聲大笑。前者說鯨魚聽到人的喊聲就會死;後者是讓人相信有人就具有那種致命的喊聲。著作裡的奇事——這在科爾多凡和布拉克那裡肯定很多,而且讓人們把它當做真事看待——非常可憐地在英國順利流行。(任何人都不需要真實可信或者立即就能顯效的真事,很少有《卡爾·馬克思的生活和通訊》的讀者憤怒地要求圖萊對韻的對稱性或者離合詩人的嚴肅準確性。)為了使那些註冊者不離他而去,伯頓使用了大量「有關伊斯蘭人習慣」的註釋。可以肯定的是萊恩已經涉獵了這個領域。服飾、日常習慣、宗教實踐、建築、歷史資料和《古蘭經》的資料、遊戲、藝術、神話——這些都已在令人不舒服的先行者的三卷著作裡顯露出來。可以猜想到,裡面缺少了豔情。伯頓(其首個隨筆就是一份有關本卡拉妓院的臃腫報告)出版這類東西就顯得有些冒失。關於他那慢騰騰的樂趣,第七卷目錄裡滑稽地題為《憂傷的披風》的註釋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愛丁堡評論》指責他是為下水道寫的,《大英百科全書》決定不可將其全部翻譯出來,而且認為愛德華·萊恩的譯本在確定嚴肅使用性方面「仍然是無法超越的」。我們不必為刪節的科學性和文獻崇高性的黑色理論而生氣,伯頓就追求這種瘋狂。此外,很少變化的身體之愛變化並不會窮盡評論的注意力。評論是百科全書式的、堆砌式的,它的興趣在於需要的倒錯理性。第六卷(就擺在我眼前)裡有三百多個註釋,可以強調的有以下幾個:對監獄的譴責和為肉體懲罰和罰款進行的辯護,幾個關於伊斯蘭人崇敬麵包的例子,關於拜爾基思女王腿上毛細現象的傳說,關於死亡四種標誌色彩的說明,關於東方不仁義的理論與實踐,關於羊毛被天使喜歡和黃銅絲被智人喜歡的報告,關於秘密權力之夜和夜之夜的綜述,對安德魯·朗格淺薄的批判,對民主制度的抨擊,對大地、火和公園裡穆罕默德名字的審查,對壽命長個子也長的阿馬勒人的提及,關於穆斯林遮羞部位的訊息,這包括男人從肚臍到膝蓋和女人從頭到腳的部分,對阿根廷高喬人烤肉的評價,人也是坐騎的時候討厭馬術的告示,有關以狒狒和女人改良猴子並由此產生出優秀無產者分支種族的宏大計劃。在五十歲的時候,人已經積存了柔情、譏諷、猥褻和無數的軼事,伯頓則在他的註釋裡把它們都傾瀉出來。
還有個基本問題。如何以十三世紀的小說讓十九世紀的紳士們感到開心呢?《一千零一夜》文風之貧乏已被人熟知,伯頓有一次以「乾巴巴、商業氣」的腔調談論阿拉伯的散文家,與他滔滔不絕地介紹波斯散文家形成了鮮明對比。翻譯老手利特曼自責在五千頁書籍裡對於「問」、「要求」、「回答」等詞全部採用了「說」——一成不變。伯頓在這方面熱情地採用了大量替代詞。他詞彙的紛雜程度不亞於他的註釋。古語與隱語並存,監獄或海上的黑話與技術詞彙混在一起。他並不為英語的光榮雜交而感到羞愧。無論是莫里斯的斯堪的納維亞詞彙還是約翰遜的拉丁文,在此都行不通,只有兩者接觸和反響才行。新詞語和外來語層出不窮:castrato(被閹的歌手)、inconséquence(輕率的做法)、hauteur(神氣活現的樣子)、ingloria(以主的榮耀)、bagnio(窯子)、languefourrée(語綴)、pundonor(自尊的)、vendetta(家族血仇)、wazir(維齊爾)。每個詞都是正確的,不過把它們塞進來就不協調了。這是極大的不協調,這種口語化——有時還是句法上的——調侃偏離了《夜》有時候亂鬨鬨的流暢。伯頓如此處理:翻譯伊始,他強調了蘇萊曼,大衛的兒子(他兩次不做聲)。後來,當我們已經熟悉陛下時,伯頓又把他降格為所羅門·戴維森。他把其他譯文中「波斯撒馬爾罕國王」的國王變成了「野蠻陸地上的撒馬爾罕國王」;把其他譯者認為是「生氣的」買主變成了「憤怒之人」。這還沒完:伯頓把故事的開頭結尾重新改寫了一遍,加上許多細節描寫和生理特徵。他大約在一八八五年開始了一次行動,行動是否成功(或是否導致荒謬),我們隨後在馬德魯斯那兒再說。英國人總是比法國人更不受時間限制,伯頓的不統一風格比馬德魯斯的時間要短些,日期比較清楚。h2id="b010"二、馬德魯斯博士/h2馬德魯斯的命運不可思議。人們說他是《一千零一夜》最有道德的忠實譯者,可《一千零一夜》又是一本淫穢程度很厲害的書,以前由於加朗的良好教養或萊恩裝模作樣的純潔而不與讀者見面。他因那個無以復加的副標題《阿拉伯文版直譯全本》的極突出的聰明字眼和寫作《一千夜零一夜的故事》的衝動而備受尊崇。《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名字的故事很有教益,我們在審視馬德魯斯之前可以回憶一下這個故事。
麥斯歐迪的《黃金草原和珠璣寶藏》描述了一系列hezárafsane,這是波斯語,直譯是「千件奇事」,不過人們稱之為「千夜」。另一個十世紀的文獻《索引書》記述了這個系列故事的前一部分:有個國王毫無人性地發誓每天晚上同一個處女成婚,第二天黎明又把她斬首;山魯佐德決定以精彩的故事轉移國王的注意力,後來一千個夜晚過去了,她讓他看了兒子。他的這個虛構比後來類似喬叟仁慈的坐騎和薄伽丘的流行病之類的杜撰都要強得多,據說僅次於題目,而且如此策劃就是為題目進行辯解……人無論怎樣,原來的一千立刻就漲到了一千零一。那個現已成為正式夜晚的後補夜晚,那個讓克韋多——後來是伏爾泰——為之憤怒地反對皮科·德拉·米蘭多拉的「模式」《所有事物和其他更多事物的書》是如何出現的呢?利特曼提出了一個汙染土耳其語binbir的辦法,那個詞的原意是「一千零一」,而它的使用方法就「太多了」。萊恩在一八四○年初提出了一個很漂亮的理由:對雙數的敬畏。的確題目的意義還不僅此而已。安託萬·加朗從一七○四年開始就把原文的重複部分都去掉了,翻譯出《一千零一夜》,現在這個名稱在歐洲各國,除英國外,已被人熟知。英國仍採用《阿拉伯之夜》。一八三九年,加爾各答的出版商麥克諾頓極其認真地將quitabaliflaileualaila譯成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他的這個變化引起了注意。約翰·佩恩從一八八二年開始出版他的《一千零一夜之書》;伯頓上尉從一八八五年開始他的《一千零一夜之書》;馬德魯斯則從一八九九年開始出版他的《一千零一夜之書》。
我在尋找讓我永遠懷疑馬德魯斯版本的段落。那是拉東城的教義故事,在所有版本里都有第五百五十六夜結尾和第五百七十八夜的一部分,然而馬德魯斯博士卻把它們送到了(他的保護天使會知道原因)三百三十八至三百四十六夜。我並不堅持認為,這個對虛構日期不可思議的更改能讓我們心有餘悸。山魯佐德—馬德魯斯敘述的是:「水沿著大廳地面上的四條帶有精細分支的水槽流淌,每條水槽的槽底都別具顏色:第一條水槽的槽底是玫瑰斑岩色的,第二條是黃玉色的,第三條是祖母綠色的,第四條是綠松石色的,水由此被槽底染上了不同的顏色,又被從上方絲綢滲透過來的光照耀著,給四周的物體和大理石牆投上了海景般的溫柔。」
如果作為《道林·格雷的肖像》式視覺散文隨筆,我同意(甚至崇拜)這種描述;作為十二世紀撰寫的「直譯全譯本」段落,我重複一遍,它永遠地嚇著我了。道理是多重的。一個沒有馬德魯斯的山魯佐德會按照各部分的順序而不是按照相互的反應來敘述,他不會採用諸如「清澈可見槽底顏色的水」之類的情景細緻描述,不會去確定從絲綢透過來的光的質量,也不會在描寫結尾處提及水彩畫家的沙龍。另外一個小漏洞:「精細分支」不是阿拉伯語,很明顯是法語。我不知道前面的理由是否讓人滿意,對我這些是不夠的。我以一種恬靜的熱情將魏爾、亨寧和利特曼的三個德文版本以及萊恩和理查德·伯頓爵士的兩個英文版本加以比較,其中我發現馬德魯斯的十行譯文的原文是這樣的:四條小河流入一個水池,水池是多色大理石的。
馬德魯斯的插入語並不是一致的。有的時候還是厚顏無恥地不合時宜——就好像突然要討論撤回馬爾昌使命似的。例如:「他們佔領了一座夢幻城市……極目遠眺沉浸在夜色中的地平線,穹隆頂的宮殿、房屋的平臺、寂靜的花園,錯落分佈在那青銅色的地域裡。被星星照亮的水槽在建築掩映下的無數明亮的徘徊中徜徉,而在那邊,金屬色的海洋把天上反映下來的火包含在自己冰冷的懷中。」這段裡的法語味也很明顯:「一塊顏色輝煌的精細毛壁毯綻開了沒有漿液草原上的無味之花,因確切的自然美景和準確的線條而驚喜不已的鳥和獸類密佈的風光之地上,所有非自然生命都具有生機。」(阿拉伯文版本寫道:「四面八方都有壁毯,壁毯上有披紅金掛白銀的各類鳥和野獸,而且它們的眼睛都是珍珠和紅寶石的。誰看了都會讚歎不已。」)
馬德魯斯不能不為《一千零一夜》東方色彩之單調而感到驚奇。他以並非只有塞西爾·德米爾才有的那種固執增加了大量的大臣、接吻、棕櫚和月亮。他看到的第五百七十夜是:「他們來到一個黑石柱前,有個人被齊肩膀埋在那裡,他有兩隻翅膀,四隻手臂,其中兩隻手臂就像阿丹的兒子的手臂一樣,另外兩隻像獅子的爪子,上面還有鐵指甲。他的頭髮類似馬尾巴,眼睛如炭火,而且腦門上還有第三隻像猞猁眼睛一樣的眼睛。」他卻添油加醋地翻譯道:「一天傍晚,一行人來到一根黑石柱前,柱子上綁著一個只露出半截身子的奇怪的人,那一半還埋在地裡。那個從地上露出來的半截身子就像是個被地獄的力量釘在那裡的魔胎。他黑黑的,個子就像一棵被剝去棕櫚的老朽棕櫚樹幹。他有兩隻黑色的翅膀和四隻如同獅子帶指甲的爪子一樣的手。像野驢尾巴硬鬃一樣直立的頭髮在他可怕的頭上野蠻地擺動著。兩條弓形軌下,紅色的瞳孔在燃燒,那帶兩角的額頭上還有一隻眼睛,不眨眼也不轉動,噴射著虎豹目光裡的那種綠光。」
接著他又寫道:「城牆的青銅色、屋頂上燃燒的石頭、潔白的平臺、水槽、整個大海以及伸向西方的影子,在夜晚的柔風和神奇的月亮之下交織在一起。」神奇,對於一個十三世紀的人來說,應該說是個很貼切的描述,而不是殷勤的博士的單純俗稱……我懷疑阿拉伯語能有馬德魯斯這樣「直譯全譯」的段落,而且拉丁文或者塞萬提斯的西班牙文也不行。
《一千零一夜》有兩方面內容較多:一種是完全正式的抒情散文,另外一種是道德說教。第一種表現在伯頓和利特曼那裡,體現了敘述者的激情:幸運的人、宮殿、花園、神奇的行動、對神的議論、日落、戰鬥、曙光、故事的開頭與結尾。馬德魯斯大概是出於憐憫,把它省略掉了。道德說教需要有兩種作用:一是將抽象的話莊嚴地結合在一起,另外就是面無愧色地提出一個一般原則。這兩種馬德魯斯都不具備。從萊恩的翻譯令人難忘的那句「在這個宮殿裡就有從灰塵裡收集到的有關貴族的最新情報」裡,我們的博士幾乎什麼也沒得到:「過去了,都過去了。幾乎連在我這高牆的陰影下停留一刻的時間都沒有。」天使的坦言「我被權力囚禁著,被光輝隔離著,如果上帝吩咐,我還要受到懲罰,力量和光榮都屬於上帝」,是寫給馬德魯斯的讀者的,「我被無形的力量捆綁,直到世紀的消亡」。
巫術沒有在馬德魯斯那裡佈置一個善意的助手。他沒有能力不無微笑地談起超自然性。他裝模作樣地翻譯起來,例如:「有一天,哈里發阿卜杜拉·馬利克聽人談起幾個舊銅罐子,裡面裝著一種魔鬼形的奇怪煙霧。他非常驚奇,對如此非同尋常的情況表示懷疑,於是遊客塔利布·本·薩爾只得過問了。」在這段裡,同我引用的其他句子一樣,是拉東城的故事,即在馬德魯斯筆下呈威嚴的青銅色的城。如此非同尋常的心甘情願的天真與哈里發阿卜杜拉·馬利克難以相信的疑問是譯者個人的兩件禮物。
馬德魯斯不斷地想把那些有氣無力的阿拉伯無名氏遺漏的部分補齊。他補充了「新藝術」風景、漂亮的下流話、簡短的喜劇插曲、景物刻畫、對稱、濃厚的東方視覺文化。其中一個例子:在第五百七十三夜,穆薩·本努賽命令他的鐵匠和木匠們造一座非常結實的鐵和木頭梯子,馬德魯斯(在他的第三百四十四夜)對這個平淡的故事進行了改革,補充說營地裡的人找來了幹樹枝,用長刀和短刀把它們削了皮,又用纏頭帶、腰帶、駱駝繩、馬肚帶和皮具把它們捆起來,直到修建了一座很高的能夠著牆的梯子,又用石頭從四周加以固定……總體可以說,馬德魯斯並不是翻譯,而是在介紹書。這是一種譯者不允許有、而對於繪畫者可以容忍的自由。我不知道是否就是這些微笑的隨意向這部作品輸送了流暢,輸送了個人胡言,而免去了翻字典的辛勞。它只能向我證明,馬德魯斯的「翻譯」是所有版本里最值得一讀的——僅次於那無與倫比的伯頓,不過他的翻譯也不忠實於原文。(在這裡,偽造是另一種性質的。它的表現在於大量使用花哨的英語,還夾雜著古語和外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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