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說，奧斯卡·王爾德在被問到關於威爾斯的話題時回答說：「一位科學的儒勒·凡爾納。」

說這話是在一八九九年，猜想王爾德並非要給威爾斯下定義，或是想糟蹋他，而是想換個話題，赫伯特·喬治·威爾斯和儒勒·凡爾納現在是水火不相容的兩個名字。我們大家都有這個感覺，但是，審察一下我們的感覺所依據的錯綜複雜的原因是不無裨益的。

這些原因之中最明顯的是技術方面的。威爾斯（在甘當社會學研究者）以前是一位可敬的小說家，是斯威夫特和愛倫·坡的簡潔風格的繼承人；凡爾納則是一位勤奮而笑容可掬的短工。凡爾納是寫給青少年看的，而威爾斯則老少咸宜。還有一個區別，威爾斯本人曾說過：凡爾納的幻想販賣的是可能的東西（一艘潛水艇、一艘比一八七二年的船還要大的船、發現南極、會說話的照片、乘氣球橫穿非洲、一個通往地心的死火山口）；威爾斯的幻想則純然是可能性（一個隱身人、一朵吃人的花、一隻能反映火星上的情況的水晶蛋），但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一個人從未來歸來，帶著一朵未來的花；一個人死而復生，心臟移到了右邊，因為別人像照鏡子那樣，把他翻了個個兒。我曾經讀到過，凡爾納對《登月第一人》中出格的描寫感到驚訝，他憤怒地說：胡謅！

剛才指出的原因我覺得是說明問題的，但不能說明為什麼威爾斯比《太陽系歷險記》的作者，以及比羅斯尼、李頓、羅伯特·帕爾托克、西哈諾·德·貝爾熱拉克，或者比他的寫作手法的任何一位先驅者不知高出多少倍。他的故事情節的最大成功不在於解決問題。在篇幅不太短的書中，情節無非是一個藉口，或者是一個出發點。重要的是完成一部作品，而不是讀起來暢快。這一點可以在各種體裁的作品中看到：那些優秀的偵探小說並不是情節最好的（如果都以情節取勝，那就不會有《堂吉訶德》，而蕭伯納的價值也就不如尤金·奧尼爾）。依我之見，比如說，威爾斯的早期作品《莫羅博士島》或者《隱身人》，之所以評價高，有其更深層的原因，它們不但內容構思巧妙，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對人類一切命運的固有過程具有象徵意義。那位被人追逼的隱身人不得不睜著眼睡覺，因為他的眼皮擋不住光線，這是我們的孤獨和我們的恐懼；那在夜晚嘟噥著奴性十足的教條圍坐在一起的魔鬼們的秘密集會是梵蒂岡。一部不朽的著作總是有無窮的、生動的模糊性；它像使徒一樣，完全是為所有人的，它是一面鏡子，能照出讀者的特徵，還是一幅世界地圖。這一切還應該是以淡化的、謙卑的方式發生，甚至無視作者的意見；作者應該彷彿不知道一切象徵的意義。威爾斯就是以這種清醒的單純創作了他早期的幻想作品，我以為，這是他值得讚美的作品的最值得讚美之處。

那些主張藝術不應該宣揚教條的人，所指的往往是與自己的教條相左的教條。當然，這不是我的情況，我感激並信奉幾乎所有威爾斯的教條，但我對他把教條穿插進自己的作品感到惋惜。作為英國唯名論派的好傳人，威爾斯譴責我們經常說「英國」的頑固或「普魯士」的陰謀；他反駁這些有害的神話的理由，我認為無可指責，但把它插到帕勒姆先生的夢的故事中去則又另當別論了。當一位作者只侷限於敘述事情或者描繪某個意識的輕微的轉向，我們可以設想他是無所不知的，可以把他混同宇宙或者上帝，而當他低聲下氣地推理的時候，我們便知道他也可能講錯了。現實是由事實構成的，不是由推理得來的；我們容忍上帝斷言「我是自有永有的」（《出埃及記》，第三章第十四節），而不是黑格爾或者安塞姆宣佈和分析的那個本體論的論據。上帝不應該奢談神學；作者不應該用人類的推理剝奪藝術要求我們具有的短暫信念。另外，如果作家對一個人物表示憎惡，就彷彿還沒有理解他，就好像說此人不是他非寫不可的。我們不相信他，就好比不相信一個主管天堂地獄的上帝。斯賓諾莎說過（《倫理學》，第五章第十七節），上帝既不恨誰也不愛誰。

像克維多、伏爾泰、歌德和其他一些作家一樣，威爾斯是位文學家，更是一部文學作品。他寫的嚕嚕囌囌的書中再現過查爾斯·狄更斯的輝煌，他寫了不少社會學的寓言故事，編過百科全書，擴大了小說創作的可能性，為我們的時代重寫了《約伯記》，「希伯來人對柏拉圖對話的偉大摹寫本」，不卑不亢地寫了一本自傳，他反對過共產主義、納粹主義和基督教義，禮貌而又殊死地與貝洛克進行過論戰，寫了過去的歷史和未來的歷史，記錄了真實的和虛構的生平。在這座龐大而多樣化的圖書館中，沒有哪本書比他敘述的幾個殘酷的奇蹟更使我喜歡，這幾本書是《時間機器》、《莫羅博士島》、《普拉特納的故事》和《登月第一人》。那是我最初讀過的幾本；或許也是最後讀的幾本……我想它們應該像忒修斯或薛西斯大帝的程式一樣，普遍地存入人類的記憶之中，在人類的範圍中增殖，超越其作者榮譽的邊界，超越其所用語言的死亡……

黃錦炎譯

frankharris（1856—1931），愛爾蘭裔美國作家、記者，著有《王爾德：生平和自白》。

rosny，法國小說家約·亨·博埃克斯（1856—1940）和塞·朱·博埃克斯（1859—1948）兄弟的共用筆名。

英國文學史上有多個李頓，此處可能指愛德華·布林沃－李頓男爵（1803—1873），著有小說《龐培城的最後一日》等。

cyranodebergerac（1619—1655），著有《月亮世界的故事》和《太陽世界的故事》。

anselmofcanterbury（1033—1109），義大利經院哲學家，尤以有關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著稱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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