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五一年冬,梅爾維爾出版了《白鯨》,一本確立他的光榮地位的小說。故事隨著書頁的翻動而延伸,直至充斥天地。起初,讀者只領會到小說的主題是捕鯨人的艱苦生涯,但是隨後便轉向船長埃哈伯追捕白鯨的喪心病狂,最後則是白鯨和埃哈伯的恩怨,直攪得各大洋不得安寧,遂成為宇宙的象徵與鏡子。為了暗示這是一本象徵小說,梅爾維爾卻故意對此加以否認,並強調指出:「誰也不要把《白鯨》視作荒誕故事,或者更糟糕,看做不堪忍受的、駭人聽聞的寓言。」(《白鯨》,第四十五章)。「寓言」這個詞的通常涵義似乎迷惑過評論家,以致他們對這類作品只限於作道德上的詮釋。於是乎,愛·摩·福斯特寫道(《小說面面觀》,第七章):「簡要而具體地說,《白鯨》的主題思想大致上就是如此:向著惡展開的一場戰鬥——只不過它鋪陳得太長,或者說通過錯誤的方式。」
這點我同意,但是用鯨魚這一象徵來暗示宇宙的險惡,就失之於勉強,倒不如說是在象徵它的廣袤、非人、獸性或者令人費解的愚蠢。切斯特頓在他的某些小說中,把無神論者的天地比作一座沒有中心的迷宮。這正是《白鯨》的天地:一個宇宙(一派混沌),它不僅明顯是惡毒的——如同諾斯替教派人士憑直覺感知的那樣,而且還是非理性的——如同盧克萊修六音節詩歌中所表現的那樣。
《白鯨》是用一種浪漫的英語方言寫成的——那是一支熱情的、變換的又組合莎士比亞、托馬斯·德·昆西、托馬斯·布朗和卡萊爾的創作技藝的方言;《巴特貝》使用的則是一種平靜的甚至詼諧的語言,它那著意表現殘酷題材的筆調,依稀是弗蘭茨·卡夫卡的先聲。然而,在這兩部虛構的作品中,存在一股潛在的親緣。在第一部作品中,埃哈伯的偏執攪亂並最終毀滅了船上所有人;而第二部作品中的巴特貝,則以其單純的虛無主義感染了所有的夥伴,甚至那位講述這個故事與負責這一想象任務的淡漠紳士。梅爾維爾似乎還寫道:「只要有一個人失卻理性,那麼其他所有人以至於整個世界亦將如此。」世界歷史中不乏對這一憂慮的印證。
《巴特貝》原先收入《皮亞薩故事集》(紐約與倫敦,一八五六年)中。關於同集的另一篇小說,約翰·弗里曼認為當時很難讓人完全理解,直至將近半個世紀之後,約瑟夫·康拉德出版了同一型別的作品。就我個人觀察,卡夫卡的作品似乎在《巴特貝》上面投射了一股奇異的回照。《巴特貝》所確定的型別在一九一九年左右由卡夫卡加以再創造與深化:那是行為與感情的幻想作品,或者如同當今被人不恰當地稱作為心理故事的型別。不過,《巴特貝》開頭的篇頁倒沒有讓人預感到卡夫卡,而是更像在暗示或模仿狄更斯……一八四九年,梅爾維爾發表了《馬迪》,一本內容複雜、文字晦澀的小說,但它的基本情節已經預示了《城堡》、《審判》和《美國》的執念和格局,那就是在浩瀚無際的大海上展開的無窮無盡的追殺。
我曾經提到過梅爾維爾與其他某些作家的相似處,但我並不是把他們歸於一類;我只是依據諸多描寫與詮釋的規律中的一條來考慮,那就是用未知的去提示已知的。梅爾維爾的偉大是毋庸置疑的,可他的榮耀才剛剛到來。梅爾維爾死於一八九一年,而在他謝世後二十年出版的第十一版《不列顛百科全書》上竟把他簡單地稱為描繪海上生活的新聞體作家。安德魯·蘭與喬治·聖茨伯裡甚至在一九一二年與一九一四年在自己編撰的英語文學史裡忽略了他。只在後來,才由阿拉伯的勞倫斯、戴·赫·勞倫斯、瓦爾多·弗蘭克和劉易斯·芒福德為之辯護。雷蒙德·韋弗於一九二一年首次出版了他的《美洲文學專論》,集中收有《梅爾維爾,水手與神秘主義者》以及約翰·弗里曼寫於一九二六年的評傳文章《赫爾曼·梅爾維爾》。
芸芸眾生,顯赫城市,甚囂塵上的廣告宣傳,都不謀而合地把這位偉大而神秘的人物推進美洲諸傳統之林:這裡有埃德加·愛倫·坡,也有梅爾維爾。
赫爾曼·梅爾維爾《巴特貝》,豪·路·博爾赫斯翻譯並作序,埃梅塞出版社,一九四四年,布宜諾斯艾利斯
一九七一年附記
瓦萊裡–拉爾博曾把拉丁美洲文學的貧瘠與美國文學的豐富作過一番對比,而人們往往把這種差別歸於地域與人口上的原因。不過,我們不能忽視,美國的大作家崛起於有限的地域:新英格蘭——他們是我們真正的鄰居,然而他們創造了一切,甚至第一次革命和「西進運動」。
紀棠譯
即《代筆者巴特貝》,梅爾維爾寫於1853年的短篇小說。
lucretius(前99—前55),拉丁詩人、哲學家。著有長詩《物性論》,證明靈魂是物質的,由極細微的原子構成,與軀體同生共死。
waldofrank(1889—1967),美國小說家、批評家,著有《不速之客》等。
lewismumford(1895—1990),美國建築規劃理論家、社會學家和文學批評家,著作有《烏托邦的故鄉》、《歷史名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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