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條奇怪的慣例，那就是每一個由於歷史與偶然性切分地盤而形成的國家都有其經典。英格蘭選中了莎士比亞，一位在英國作家中英國氣息最少的作家；德國呢，也許是為了抵消它固有的缺點而選擇了歌德，他不大重視他那值得珍惜的工具——德語；義大利則無可爭議地選中了巴爾塔薩·格拉西安所稱的「快步如飛」的但丁；葡萄牙選擇了卡蒙斯；神奇的西班牙儘管眷顧文雅而恣肆的克維多和洛佩，卻選出了世俗而智巧的塞萬提斯；挪威選中了易卜生；瑞典麼，我以為，它會認定斯特林堡；在傳統深厚的法蘭西，伏爾泰和龍薩都是經典，而雨果也不比《羅蘭之歌》的作者遜色；在美國，惠特曼不能取代梅爾維爾或愛默生。至於我們，我以為最好還是從本世紀中選出《法昆多》，而不是《馬丁·菲耶羅》。

薩緬託對於高喬人做過一些著名的分類，諸如草原導牧人、捕撈手、遊吟歌手，還有些不良分子——阿斯卡蘇比名之為居心叵測之徒。在《桑托斯·維加或拉弗洛爾的孿生子》（巴黎，一八七二年）的序言中，阿斯卡蘇比寫道：「那是一部無惡不作的不逞之徒的歷史，它曾經給司法機制帶來很多麻煩。」在介紹埃爾南德斯的作品的文集中——以盧貢內斯的《遊吟歌手》（一九一六年）開篇，繼而由羅哈斯的作品加以充實——，我們可以發現對於馬特雷羅和高喬人的概念上存在較大的混亂。如果馬特雷羅只是一種常規的人物，那麼誰也不會在十年之後，還記起那些為數不多的人的綽號或諢名，如「莫雷拉」、「黑螞蟻」、「百靈」、「肯克河之虎」；有人還一直把《馬丁·菲耶羅》視作我們的極其複雜的歷史的密碼。我們在某些字裡行間可以看到並能接受：所有的高喬人都曾經是士兵，我們也懷著類似的怪癖或馴服之心表示同意：所有的高喬人，作為高喬史詩的主人公，都曾經是逃兵、流亡者、馬特雷羅而最終成為遁入蠻荒的粗野的人。在當年的情況之下，是談不到荒原的征服的；倒是平森或者科利克奧的長矛在摧毀著我們的城市。除此之外，何塞·埃爾南德斯當年還找不到排字工人，而我們也找不到雕塑家為高喬人塑造紀念碑。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在有關痞子和刀客的概念上，也存有類似的混亂。痞子是指中原或沿海的下層平民、搬運工人、牧民頭領或工頭——他們不一定就是刀客。但他們鄙視竊賊和靠女人養活的男子。巴託洛梅·伊達爾戈筆下久經風雨的高喬人，「拉普拉塔河岸的高喬人，他們一邊吟唱，一邊戰鬥」。伊拉里奧·阿斯卡蘇比對他們備加讚揚，而詼諧的敘事人從而再創造了浮士德博士的形象；這些人物形象在真實性上並不亞於古鐵雷斯美化過的叛逆者。堂塞貢多，作為熟練的導牧高手，則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

文學的想象力選中的是馬特雷羅而不是那些為警察偵緝隊效力的高喬人，這倒是理所當然而且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往往對那些叛逆者，對那些與國家相對立甚至於行為粗野或者犯法的個人所吸引。格魯薩克就曾經從許多方面與時代角度提到過這種吸引力。英格蘭緬懷她的羅賓漢與覺醒者赫裡沃德，冰島則不忘它的格雷蒂爾。值得一提的還有亞利桑那州的「比利小子」——他雖然在二十二歲那年一槍結束了生命，但欠下的司法債竟是二十二條性命。我們還沒有提到墨西哥，沒有提到馬卡里奧·羅梅羅——一首歌謠曾經詼諧地唱到過他：

馬卡里奧多威武，

胯下棗紅馬，

手中又持槍，

一人打鬥三十五！

世界史是各國的後代人的回憶；而回憶，據我們所知，並不排除臆造與誤差，故而可能是創作的一種形式。遭受追捕的騎手巧妙地躲藏於坦蕩的潘帕斯大草原或者亂如迷宮的山林或險峰——這是一個頑強而動人的形象，並得到我們的一定程度的認可。高喬人也是如此，他們一般都是定居者，不得已才無視法律而疲於奔命；他們跋涉千里，還要渡過湍急的巴拉那河或者烏拉圭河。

人們在歷史的程式中，逐漸從單一的個人而形成許多人物原型，對於阿根廷人來說，馬特雷羅就是其中之一。奧約和莫雷拉可能率領過眾多的逃亡者的隊伍，也可能擺弄過火槍長銃，但是我們寧可想象他們都是孤身一人，身披篷丘，手持長刀，單獨作戰。馬特雷羅所具備的無疑是極其可貴的品格，是往昔的時代屬性。為此，我們可以不帶顧慮地崇尚與讚美。馬特雷羅式的行為還可以是一個人的生活中的一段插曲。鋼刀、醇酒、週末，再加上那一份幾乎像女人一樣的怕遭人侮辱的猜疑心理，不知道為什麼竟被名為男子氣概，並導致你死我活的搏鬥。在《浮士德》中可以讀到：

當你受到侮辱，

不必瞻前顧後，

抽刀咔嚓又咔嚓，

出手就是兩下。

要是當局糾察隊

把你釋放，

你就跨上紅馬

迎風趕路。

誰也不會見你不幸

而冷眼相加；

不管你到哪個牧場，

都有盛情款待。

如果你是勤勞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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