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大事記、辭書和雕像，向人們提供的是傷感而冷漠的不朽；回憶、人際交往、愛情的軼事、優美的辭章中留存的卻是親切而熱情的永恆。阿爾韋託·赫爾丘諾夫是一位無可爭議的作家，而他的風華還超越作為一個文人的聲譽之上。既無須假設，又不必探明，他體現的是一股最古樸的風韻，一股大師在書面文字上只看到純粹口頭語言的代號而不是什麼神聖目標的古老風韻。畢達哥拉斯輕視書面文字；柏拉圖發明了「哲學對話」，為的是要消除書籍的弊病，因為它們「答非所問」。亞歷山大的克雷芒還認為，在書中記事無異乎把利劍遞到孩子的手中。拉丁箴言「話語不翼而飛，文字有跡長駐」——如今人們從中所領略到的是一則勸人用筆墨確定思想的告誡，在當年卻是藉以提示要防止給人以文字立據的危險。除了以上幾條例子之外，另外一些有關猶太或異教的事情自然也不少。我還沒談到一位最卓爾不群的善於作比喻的口語大師，他得知有人想用石頭砸一個婦女，便若無其事地在地面上寫下幾個字——可至今還沒有人讀到過這些字呢。

如同狄德羅、約翰遜博士和海涅——有關他們的回憶錄都很感人，阿爾韋託·赫爾丘諾夫也同樣嫻熟地駕馭口頭語言與書面語言；他所著的書中洋溢著一派能言善辯的流利，而在他與人對話（我依稀諦聽到他侃侃而談）時，則有一股豪放而又準確無誤的文學氣息。在如此聰明的赫爾丘諾夫看來，智慧要勝過智力。在《光輝之書》的神秘之樹——亦即亞當·卡德蒙之樹上，智慧是屬於神的第二個光榮的塞菲拉，而智力則位居其後。這類書籍就告訴我們，智慧存在於《堂吉訶德》與《聖經》之中；這些書籍還伴隨著我們的朋友作陸地上徒步跋涉、草原上的火車之旅，或者在甲板上迎著歡樂的洋麵作航海之遊。

塞萬提斯遭遇的是乖戾的命運。他在一個文風浮華矯揉的世紀和國家裡，卻揭示了既作為典型又作為個人的人的本質。他創造與撰寫了《堂吉訶德》，遂成為騎士文學的壓軸書和西方文學的第一部心理小說。他謝世之後，竟受到他不甚在意的文法學家的推崇，把他奉為偶像。村俗之士則因他的大量掌握同義詞匯與格言諺語而不勝讚賞。大約在一九○四年，盧貢內斯批評那些「只重聲望的人只會啃齧《堂吉訶德》這一部巨構的外殼，而不能領略其內含的力量和韻味」。幾年之後，格魯薩克則譴責那種「認為這種傑作的輝煌就在於它的詼諧文風的濃郁情趣——那自然也就是桑丘的插科打諢之趣」的錯誤引導。如今，在阿爾韋託·赫爾丘諾夫那些深思熟慮的遺篇中，我們看到他在思考《堂吉訶德》內含的底蘊。他發現並且審視了兩則似是而非的說法：一是說伏爾泰儘管「不過於推崇米格爾·德·塞萬提斯」，但是他在不顧危險地挺身為司法的犧牲品卡拉斯和西爾旺兩人的辯護中，仍表現為堂吉訶德式的人物；二是說胡安·蒙塔爾沃，作為塞萬提斯的崇拜者、正直而勇敢的有識之士，竟會出人意料地將阿隆索·吉哈諾的傳奇看做是憂鬱古詞博物館。赫爾丘諾夫指出，蒙塔爾沃「善於實施奢華的智力行為，卻不能走近塞萬提斯——因為他很難歸入那些拘泥執著於純正的措辭和傳統語法的作家中」。隨後，他還在一段堪稱名句的文字裡，談到塞萬提斯在汲取外來詞和民間語言上，別具「民間音樂家的聽覺」。

斯蒂文森認為，一個作家的作品如果缺乏神韻，那他就失卻一切；而這裡收集的散文，幾乎可以傲慢地說，是篇篇都賦有此一品位的。

阿爾韋託·赫爾丘諾夫《迴歸堂吉訶德》，豪·路·博爾赫斯作序，南美洲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布宜諾斯艾利斯

紀棠譯

albertogerchunoff（1883—1950），阿根廷作家，故事集《猶太高喬人》的作者。

clementofalexandria（150～約215），基督教護教士。

原文為拉丁文。

猶太教神秘主義喀巴拉派著作。

希伯來語意為「原初之人」。

juanmontalvo（1832—1889），厄瓜多作家。

即《堂吉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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