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塞多尼奧·費爾南德斯一生喜歡思索，並從中得到許多真正的樂趣，但他不輕易付諸行動。他的傳記至今仍無人寫過。

馬塞多尼奧一八七四年六月一日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死於該市。大學學的是法律；偶爾也曾在法庭上為人爭訟。本世紀初，他在波薩達斯市聯邦法院當書記員。一八九七年左右，他和胡利奧·莫利納–貝迪亞、阿圖羅·穆斯卡里一起，在巴拉圭建立了一個無政府主義村落，這個村落的壽命也沒有長過其他類似的烏托邦。一九○○年前後，他與埃萊娜·德·奧維塔結婚，埃萊娜給他生了幾個孩子。埃萊娜死後，作為對她悽楚的哀悼，他寫了一篇著名的輓歌。馬塞多尼奧非常喜歡結交朋友。就我所記得的，有萊奧波爾多·盧貢內斯、何塞·因赫涅羅斯、胡安·胡斯托、馬塞洛·德爾馬索、豪爾赫·吉列爾莫·博爾赫斯、聖地亞哥·達沃韋、胡利奧·塞薩爾·達沃韋、恩裡克·費爾南德斯·拉托爾和愛德華多·希龍多。

馬塞多尼奧·費爾南德斯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親切的，但又確實有點神秘。一九六○年末，我憑著我的記憶（有些記憶是忽隱忽現的），口授並請人記下流逝的歲月尚未磨去的印象。

在我的已經算是很長的生命歷程中，我同諸多名人談過話；沒有一個給我的印象可以和他相比，連線近一點的都沒有。他試圖掩藏他非凡的智慧，而不是把它展示出來。大家交談時，他置身話外，然而他卻是談話的核心。他喜歡使用詢問的口氣，虛心商討的口氣，而不喜歡權威式的斷語。他從不長篇大論地發表意見；他的話都很簡短，甚至只說半句。語氣中常帶著猶豫、謹慎。我能模仿他那謙和的、被菸草弄得沙啞的嗓音，但我無法準確地把它描繪出來。我還記得他那寬大的前額，顏色難以捉摸的眼睛，灰色的長髮和兩撇灰鬍子，短小的身材和幾乎有點俗氣的樣子。他的肉體幾乎成了靈魂的藉口。沒跟他打過交道的人，只要想一想馬克·吐溫或瓦萊裡的肖像，就可以知道他的模樣了。說他像馬克·吐溫，他可能會高興；說他像瓦萊裡，他不大會高興，因為我猜想他會覺得瓦萊裡是個專愛談瑣事的饒舌鬼。他對法國事物的喜愛太有限了。雨果是我過去和現在都很敬仰的人，我記得我聽他這樣說過雨果：「我跟這個法國佬一起離開那裡。他真叫人受不了，讀者都已經走了，他還在那兒講個沒完。」兩位拳擊運動員卡龐捷和登普西的著名爭霸戰那天晚上，他對我們說：「登普西一齣拳，那個法國小子就得掉到臺下來，他還會求人家把錢還給他，說比賽時間太短了。」他判斷西班牙人的是非，喜歡以塞萬提斯的標準為標準，而不是按照格拉西安和貢戈拉的說法。塞萬提斯是他崇敬的偶像之一，而格拉西安和貢戈拉對他來說，簡直是災難。

我從我父親那裡繼承了與馬塞多尼奧的友誼和對他的崇拜。我們大約是在一九二一年從歐洲回來的，在那之前我們在歐洲待了好幾年。回來之後，開始一段，我很懷念日內瓦的書店和我在馬德里發現的每日海闊天空神聊的那種生活方式。在我認識了，或者說，重新認識了馬塞多尼奧之後，我才擺脫了那種眷念。離開歐洲之前最後一件令我激動的事，是和猶太血統的西班牙大作家拉斐爾·坎西諾斯-阿森斯的談話。他集所有的語言和文學於一身，就好像他自己就是歐洲，就是歐洲的今天和昨天。我在馬塞多尼奧身上發現的是另一種東西。他就彷彿是人類的始祖亞當，在天國思考和解決著重大問題。如果說坎西諾斯是時間的總彙，那麼馬塞多尼奧就是從不衰老的永恆。他認為博覽群書是徒勞之舉，是堂而皇之地逃避思索的一種方法。一天下午，在薩蘭迪大街的一處院落裡，他對我們說，他要是能到田野上去，晌午時分躺在大地上，閉上眼睛，擺脫令我們分神的身邊事物進行思索，他能立馬破解宇宙之謎。我不知道他是否獲得了這種快樂，但是他肯定已隱約見到。馬塞多尼奧逝世後，過了若干年，我在一處地方讀到這樣一個說法：在某些佛寺裡，方丈用一張張聖像當引火，用經書作手紙，目的是教導小和尚，讓他們明白：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我覺得這個奇聞和馬塞多尼奧的思維方式正不謀而合；不過，馬塞多尼奧性格怪異，我若對他講這事，他一定會不高興的。禪宗的信徒不樂意別人跟他們談論禪宗的歷史根源；同樣，馬塞多尼奧也不樂意人家跟他講某種情況下的某種做法，而不是講眼下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兒實實在在發生的事。存在的本質是一場夢，這本是馬塞多尼奧喜歡談論的話題之一；但是，有一次，我冒昧地告訴他，有個中國人夢見自己變成了一隻蝴蝶，醒來不知道自己是一個曾在夢中變成蝴蝶的人，還是一個現在在夢中變成了人的蝴蝶，這時馬塞多尼奧沒有在這個古老的鏡子中認出他自己，而只是問我我講的那篇東西寫於何時。我告訴他是西元前五世紀，他說漢語從那時到現在已經發生了太多的變化，故事裡恐怕只有「蝴蝶」這個詞的詞義能算得上是準確的。

馬塞多尼奧，儘管有時在表達上緩慢，他頭腦的活動卻是迅速而不間斷的。他不管別人是贊成，還是反對，總是不受干擾地保持他的思路。記得，有一次，他把某種看法歸於塞萬提斯，當時有個冒失鬼指出在《堂吉訶德》多少多少章寫著完全相反的話，馬塞多尼奧沒有因這個小小的障礙就改弦易轍，他說：「不錯，是這樣的。不過，塞萬提斯這樣寫是為了不得罪警官老爺。」我的表弟吉列爾莫·胡安在聖地亞哥海軍學校學習，他有一回去看望馬塞多尼奧，馬塞多尼奧說，那個海軍學校鄉下人很多，所以那兒的人成天彈吉他。我表弟說，他在那兒待了幾個月了，沒聽見誰彈吉他呀。馬塞多尼奧對這個否定回答處之泰然，就彷彿那是支援他的看法似的，他以附和別人的口氣對我說：「你瞧，整個一個吉他俱樂部。」

冷漠令我們設想別人都和我們自己一樣；馬塞多尼奧·費爾南德斯犯的一個好心的錯誤，就是以為所有人都跟他一樣聰明。首先是阿根廷人，因為很自然阿根廷人是他接觸得最多的。我母親就曾批評他擁護或擁護過歷屆各不相同的每一位共和國總統。他會在一天之內從崇拜伊裡戈延轉到崇拜烏里武魯，這樣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來自他認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絕不會搞錯的信念。他欽佩霍蘇埃·克薩達，或者恩裡克·拉雷塔，那是因為大家都欽佩他們，對他來說，這就夠了，不一定要先讀讀他們的著作。對阿根廷的迷信竟促使他提出這樣的看法：烏納穆諾，還有其他一些西班牙人，他們確實思考過，而且往往還思考得很認真，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著作將傳播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接受這裡讀者的檢驗。馬塞多尼奧喜歡盧貢內斯這個人，欣賞他的文學才能，他們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有一回他突發奇想，要寫一篇文章來表達他的詫異：盧貢內斯讀了那麼多書，又那麼有才能，為什麼不從事寫作？「他怎麼不給我們作首詩呢？」他問。

馬塞多尼奧深諳靜坐獨處的藝術。阿根廷人長期在幾近荒蕪的土地上放牧生活，養成了我們獨處而不厭煩的習慣；使我們失去這個美好能力的罪魁禍首，是電視、電話，甚至可以說還包括書報。馬塞多尼奧就有本事一連數小時一個人待著，一動不動。有一本非常有名的書，講述一個男人如何一個人待著，等待著；而馬塞多尼奧一個人待著時，還是什麼都不等的，他將自己的身心置於緩緩流淌的時間長河之中，任其徜徉。他已經使自己的感覺器官習慣於不去感受任何不愉快的事情，而停留在任何一種愉悅之中，比如英國菸草的香味，烘烤過的馬黛茶的香氣，或者一部西班牙式皮面精裝書（我記得有一本叫《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氣味。命運不濟，令他不得不住在九月十一日地區或法院地區膳宿公寓的簡陋房子裡，沒有窗戶，或是隻有一個通向窄小天井的窗戶。我開啟他的屋門，他就在那裡待著，坐在床上或一把直背椅子上。他給我的印象是，他已經幾個鐘頭不曾動一動了，那地方憋悶，有點死氣沉沉，可他似乎並不覺得。我沒有見過像他那麼怕冷的人。他總是披著一塊浴巾，從肩部搭到胸前，像阿拉伯人那樣；再戴上一頂車伕用的氈帽或是黑色草帽，整個結構就完整了（就像石版畫上裹著毯子的高喬人）。他喜歡講他的「熱慰術」；所謂「熱慰術」，實際上就由三根火柴構成，他同時划著這三根火柴，擺成扇形，放在肚皮近旁。左手把握這個短暫微弱的熱源點；右手擺弄某種美學或玄學類的假設。冬天，他因為擔心夜裡會突來寒流造成危險的後果，常穿著衣服睡覺，而不在乎床上太熱。他認為鬍子有助於維持溫度穩定，是防止牙痛的天然屏障。他對營養學與美食這個話題很感興趣。一天下午，他長時間對蛋白酥和夾心餅乾各自的優缺點發表看法；在做出公正的、面面俱到的理論探討之後，他表示他站在克里奧尤類甜點一邊。隨後，他從床底下拉出一個佈滿灰塵的小箱子，扒開箱子裡的手稿、茶葉、香菸，從箱子底兒掏出一包東西，看不出是什麼，已經完全失去了夾心餅乾或蛋白酥的樣子，他堅持請我們嚐嚐。這些逸聞趣事可能會讓人覺得可笑；我們當時就覺得可笑，還一講再講，有時甚至添油加醋，但是這絲毫沒有影響我們對他的崇敬之心。講馬塞多尼奧，我不想漏掉什麼。現在，當我翻出這些荒唐瑣事時，我仍然認為這些瑣事的主人公是我所認識的最了不起的人。毫無疑問，鮑斯韋爾對待塞繆爾·約翰遜也是這樣。

馬塞多尼奧·費爾南德斯不把寫作看做是一件必須做的事。他活著是為了思索（在我所認識的人中沒有一個達到他那樣的程度）。他每天都投入到思想的翻騰變化和驚喜之中，就像游泳者投入江河。寫東西就是思索，這種思索方式，在他是非常容易的。他思路敏捷就如同他寫出的作品那樣。無論是在他獨處的陋室中，還是在喧鬧的咖啡館裡，他寫起東西來，總是一頁接一頁連綿不斷，而且字型極其秀美。在不知打字機為何物的那個時代，清晰的書法被認為是高尚修養之一。他隨手寫的最一般的書信，都透著智慧，都有著豐富的內涵，毫不遜於付梓出版的稿件，或許在風趣方面還要更勝一籌。馬塞多尼奧一點也不重視他寫下的話：平常他的手稿，不管是思辨類的，還是文學類的，就堆在桌子上，或塞在抽屜裡、櫃子裡，每到搬家的時候，他都不帶著。很多就這樣丟掉了，恐怕再也沒法找回來了。記得我曾說他不該這麼漫不經心。他對我說，設想我們會丟掉什麼，那是妄自尊大，因為人的頭腦是很可憐的，它註定要不斷地找到、丟掉，然後再找到同樣的東西。他寫東西寫得快的另一個原因，是他輕視詞語的讀音，不講究句子是否悅耳，他還不思改正。「我又不是讀字母的音。」有一次他這樣說。盧貢內斯、達里奧等人的著作在正音學方面的追求，他認為完全沒有必要。他認為詩在字裡，在思想裡，或者說是在對宇宙的美學解釋裡。我在上了年紀後，覺得詩基本上是在句子的語調裡，在句子的呼吸裡。馬塞多尼奧在音樂里尋找音樂，而不是在語言裡尋找音樂。但這並不妨害我們在他的作品中，首先是散文中，體會到一種自然而然的樂音，一種符合他個人發聲節拍的樂音。馬塞多尼奧對小說的要求，是所有人物在道德上都應是完美的；我們這個時代的主張似乎正相反，唯一非常可敬的例外是蕭伯納，他構思和塑造了許多英雄和聖人。

在馬塞多尼奧禮貌的微笑和退避三舍的姿態後面，隱藏著兩怕：怕痛、怕死。怕死，導致他否認自我，這樣可以不承認存在著一個會死去的我。怕痛，導致他否認肉體的疼痛會很強烈。他試圖說服他自己，也說服我們大家，讓我們相信，人的機體不可能體驗到強烈的快樂，因而也不會體驗到強烈的疼痛。拉托爾和我一起聽到他講過一個生動的比喻，他說：「在一個一切快樂都來自玩具商店的世界裡，疼痛也不可能出自鐵匠鋪。」你要是駁斥他，說快樂並不都來自玩具店，而且世界也沒有理由就一定是對稱的，那肯定也是白說。馬塞多尼奧為了不去面對牙醫的鉗子，經常堅持不懈地晃動有問題的牙齒。操作的時候，是左手擋著，右手去晃動。我不知道，他幾天、幾年堅持下來，是否真的功夫不負有心人。一般人在將要承受疼痛時，本能的做法是儘量不去想它；馬塞多尼奧卻相反，他認為我們應當事先設想一下那疼痛和一切有關的情況，以免事到臨頭嚇我們一跳。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什麼候診室、半開半掩的門、問候的話、手術椅、醫療器械、殺菌劑的氣味、漱口的溫水、血壓、燈光、探針，以及最後的一拔等，他都要事先想到。這種想象的預備功夫要做得很到家，不給任何意外留下可乘之機才行；馬塞多尼奧下的功夫總是不夠圓滿。或許，這個方法只不過是用來解釋困擾著他的各種可怕形象的一種方式而已。

他對名聲的機制感興趣，而不在乎獲得名聲。有一兩年，他搞了一個龐大而不太具體的成為共和國總統的計劃。很多人盤算著怎樣開一個雪茄煙店，而幾乎沒有人打算當總統；他從這個統計資料推匯出一個結論，就是當總統比當煙店老闆要容易。我們中間有人提出，也可以得出結論說，開一家雪茄煙店比當總統更難；馬塞多尼奧莊重地表示同意。「最要緊的，」他一再強調說，「是擴大知名度。」在某個大報的增刊上撰寫點稿件很容易，但是用這種方法獲得的知名度，會像胡利奧·丹塔斯或四十三號香菸牌一樣俗氣。最好是用一種更為巧妙、帶點神秘色彩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博得民眾的好感。馬塞多尼奧決定利用他奇特的教名；我的妹妹和她的朋友把馬塞多尼奧的名字寫在小紙條或小卡片上，然後很用心地把紙條和卡片忘記在咖啡館、有軌電車、林蔭小道、住宅門廊、電影院等地方。另一個技巧是博得外國團體的好感；馬塞多尼奧曾以夢幻者的莊重對我們講起，他如何將叔本華的一部不太完整的書放在德國俱樂部，裡面有他的簽名和鉛筆寫的批註。這些策劃基本上是想象中的，具體做起來不可能操之過急，因為我們得小心行事；但是，這些策劃促成了編撰一部以布宜諾斯艾利斯為舞臺的長篇小說的計劃，我們商定幾個人合寫。（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胡利奧·塞薩爾·達沃韋仍保留著頭兩章的手稿；我覺得我們本來會完成的，但是馬塞多尼奧太拖拉了，因為他喜歡說，不喜歡做。）小說的題目叫《將成為總統的人》；故事中的人物就是馬塞多尼奧和他的朋友，書的最後一頁將向讀者揭示，書的作者就是書中的主人公馬塞多尼奧·費爾南德斯，以及達沃韋兄弟、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和卡洛斯·佩雷斯·魯伊斯。其中，博爾赫斯在第九章的末尾自殺身亡，佩雷斯·魯伊斯有一段關於彩虹的出格的冒險經歷，還有其他一些事情。書中交織著兩條線索：一條明的，講馬塞多尼奧為當共和國總統如何奔忙和他的奇異遭遇；另一條是暗的，描寫一批神經衰弱的，或許有點瘋狂的百萬富翁，為了同樣的目的，怎樣施展陰謀詭計。這幫傢伙決定用一系列一個比一個更加惱人的發明創造來瓦解和破壞民眾的抵抗。第一個發明創造（也是啟發我們寫這本小說的一項發明創造）是自動加糖器，它實際上只會妨礙往咖啡里加糖。之後還有：兩用筆，這筆兩頭都有筆尖，很容易刺到眼睛；又高又陡的樓梯，每級臺階都不一樣高；經常刮破手指，還被大肆推廣的梳頭——刮鬍兩用器；用兩種完全不同的新材料製成的各種器具，大的很輕，小的很重，讓我們拿它們的時候經常上當；在推理小說中，把不同的段落攙混在一起，還一再重複；莫名其妙的詩；達達主義或立體主義繪畫。第一章基本上是描寫一個年輕鄉下人的困惑和擔心，他聽人家講沒有自我、因而他也並不存在這套理論，感到不可理解。這一章裡只出現了一個裝置：自動加糖器。第二章出現兩個，但都是側面的、稍縱即逝的；我們的意圖是逐步增加。我們還設想，隨著情節變得瘋狂，寫作風格也瘋狂起來。第一章我們採用皮奧·巴羅哈–內西式的對話語氣；最後一章應該是克維多作品中最最巴羅克式的寫法。最後是政府倒臺；馬塞多尼奧和費爾南德斯·拉托爾入主玫瑰宮；但是，在那樣一個無政府主義的世界裡，一切都已經毫無意義了。這篇未完成的小說，本會在一定程度上不經意地反映那個《名叫星期四的人》的。

對馬塞多尼奧來說，寫作沒有思想重要，出版的重要性還比不上寫作，也就是說，出版不出版幾乎無所謂。彌爾頓和馬拉美把作一首詩或寫一篇東西，看做是活著的理由；而馬塞多尼奧想了解宇宙，想知道誰存在過或某人是否存在過。寫作和出版對他來說是次要的。馬塞多尼奧不僅談話富有魅力，不僅給了我們他不輕易給予的友誼，還給我們做出了榜樣：怎樣以一種智識的方式生活。今天自稱為知識分子的人，實際上並不是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把智慧當做職業或行動的工具。馬塞多尼奧是個純粹在一旁靜觀的人，他偶爾也屈尊寫一點東西，發表出來的就更少。為了介紹馬塞多尼奧這個人，除了講他的逸聞趣事，我沒有找到更好的辦法；但是，那些值得紀念的逸聞趣事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會把故事的主人公表現為一種機械的實體，他不斷地重複著同一類笑話——已成為經典的笑話，或者總是同一個結局。馬塞多尼奧的言談則是另外一回事，他的言談總是出人意料，驚世駭俗。我很想以某種方式重現馬塞多尼奧的本來面貌，重溫往日的那些快樂，那時我一想到在莫隆的家裡或在九月十一日地區住著一位頗有魔力的人，就感到異常欣慰。他無憂無慮的存在比我們每個人個人的幸與不幸要重要得多，這是我的感覺，也是我們之中其他一些人的感覺，可我表達不出來。

馬塞多尼奧否認在世界的表象之後存在著永恆的物質，否認能夠感受這個世界表象的自我，但是他承認一個現實，就是激情，它表現在各類藝術和愛之中。我猜想，馬塞多尼奧一定覺得愛比藝術更為神奇。這項比較根據的是他的情感特徵，而不是他的學說，因為他的學說是否認自我的（這我們已經提到了），因而也否認激情有主體和客體，他只承認存在激情，激情是唯一的現實。馬塞多尼奧跟我們說，身體互相擁抱只不過是一個靈魂向別的靈魂做出的一種表示（也許他說的是問候），但在他的哲學中是沒有靈魂的。

馬塞多尼奧和吉拉爾德斯一樣，允許別人把他的名字和所謂的「馬丁·菲耶羅」一代聯絡起來。這個「馬丁·菲耶羅」一代的貢獻是：向布宜諾斯艾利斯有關各方就未來主義和立體主義做了遲到的、不太專業的介紹。馬塞多尼奧與他們只是有些個人交往；把他包括在那一代之中，比把吉拉爾德斯包括進去更沒有道理。《堂塞貢多·松勃拉》來自盧貢內斯的《遊吟詩人》，正如整個極端主義來自《傷感的月曆》，而馬塞多尼奧活動的圈子要廣泛得多、大得多。馬塞多尼奧並不太講究文學技巧。他熱愛城郊居民和高喬人，這使他喜歡跟他們開一些善意的玩笑。在一張民意調查表上，他宣稱高喬人是馬的一種消遣，他說：「老待在地上！那麼愛走路！」有天下午，大家談到使巴爾瓦內拉區公所大大出名的選民鬧事事件，馬塞多尼奧說：「在那次危險的大選中，我們巴爾瓦內拉的居民都死光了。」

馬塞多尼奧給我們留下了他的哲學主張和他一貫的、微妙的美學觀點；不僅如此，他還為我們提供了——至今仍在繼續提供著，一個男人無可比擬的表演：在激情和思索中生活，不在乎名望的興衰。我不知道拿馬塞多尼奧的哲學和叔本華或休謨的哲學相比較，會顯示出哪些相似之處或不同，我們只要知道，一九二幾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有個人反覆思索和發現了某些永恆的東西，就夠了。

《馬塞多尼奧·費爾南德斯》，博爾赫斯選編並作序，阿根廷文化出版社，《一個半世紀叢書》，一九六一年，布宜諾斯艾利斯

趙士鈺譯

阿根廷米西奧內斯省首府。

布宜諾斯艾利斯東部街名，南北走向。

hipólitoyrigoyen（1852—1933），1916年至1922年，以及1928年至1930年兩度任阿根廷總統。

joséfélixuriburu（1868—1932），1930年至1932年任阿根廷總統。

píobarojaynessi（1872—1956），西班牙小說家，早年受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後轉向悲觀主義和懷疑主義，有六十餘部中長篇小說，人物眾多，多屬中下層社會，作品由若干故事串聯而成，語言簡潔明快。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班牙和西班牙語美洲的詩歌運動。

九月十一日地區的正式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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