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路是無法探尋的。一八三九年末，托馬斯·卡萊爾閱讀了由愛德華·威廉·萊恩編譯的《一千零一夜》。這是一個嚴肅認真的版本。托馬斯認為書中寫到的事情完全是明顯的謊言，不過他對書中提出的許多虔誠的思想卻表示同意。看完這本書後，他想起了阿拉伯世界的游牧部落，這些部落的人盲目地崇拜水井和星星，直到一位長著紅鬍子的人將他們從盲目崇拜中驚醒，他告訴他們一件重大的事：除了上帝之外，不應該再有任何其他的崇拜。他將阿拉伯人推向了一場迄今尚未結束的戰爭，這場戰爭一直打到比利牛斯半島和恆河岸。卡萊爾問自己：如果沒有穆罕默德的話，阿拉伯人將會怎麼樣呢？這個疑問導致他舉行了六場講演，這本書就是由這六篇講演稿組成的。

儘管講演的語氣激烈，其中有許多誇張和隱喻，但《論英雄和英雄崇拜》卻是在闡述一種歷史觀。卡萊爾習慣對事物進行反覆思考。一八三○年他就曾暗示說，歷史是一門無法研究的學問，因為任何事情都是過去事件的延續，而同時又必然在某種範圍內成為將來事件的起因。因此，「對歷史的描述是動態的，而歷史本身卻是靜態的」。一八三三年，卡萊爾宣佈世界歷史是一本聖書，「它的註釋和撰寫權應該屬於所有人，他們都應被寫進歷史」。一年之後，他又在《舊衣新裁》一書中提道：世界歷史是本《福音書》。在《冷漠的中心》這一章中，他補充說，偉大的人物是真正的聖典，而那些具有才華的人以及其他人則僅僅是一些評論、說明、註釋、介紹和說教。

這本書中某些章節的寫作手法是很複雜的，近似巴羅克風格。而他提出的論點卻非常簡單。在第一篇演說的第一段中體現了他的激情和自信，原話是這麼說的：「世界歷史以及對人類在這個世界上所作所為的描述，實際上是對那些曾在同一時代工作過的大人物的描述。他們是人類的首領，是塑造者，是榜樣。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是他們創造了人類的事業並取得了成就。」在另一段話中他又說：「世界歷史是大人物的傳記。」對於信奉宿命論的人來說，英雄是結果，而卡萊爾則認為英雄是原因。

赫伯特·斯賓塞指出，卡萊爾認為他背叛了自己父輩的信仰，然而他對世界、對人類和對倫理道德的認識卻證明他從來就是一個固執的加爾文主義者。儘管他在一次討論中宣佈，靈魂不死論只不過是猶太人的估衣鋪，在一八四七年的一封信中他寫道：對基督的信仰已經墮落為「懦夫們的粗魯而又甜膩的宗教」，但他那黑色的悲觀主義，他的關於少數人（英雄）和無窮盡的註定下地獄的人（下等人）的理論，都明顯地來自長老會教派。

比卡萊爾的宗教觀更為重要的是他的政治理論。同代人不能理解他的理論，但這種理論卻體現在流傳非常廣泛的四個字中：納粹主義。羅素在題為《法西斯的祖先》（一九三五年）、切斯特頓在題為《停戰協定的終結》（一九四○年）的論文中都對此作了充分的論證。切斯特頓在他的精彩論述中，談到了他第一次接觸納粹理論時所感到的驚訝、甚至是恐懼的心情。這種新的理論使他回憶起童年的動人生活：「在我和其他人一樣走向墓地的旅途中，看到了卡萊爾所有壞的、野蠻的和愚蠢的理論的重現，卻看不到一點他身上特有的幽默感，這實在令人難以想象。簡直就像王夫從阿爾伯特紀念堂下來並穿越肯辛頓宮的花園一樣。」類似的論述不勝列舉；納粹主義（它並不只是我們所有人，尤其是那些愚蠢的人和暴徒潛意識裡都擁有的某些種族優越感的表現）是蘇格蘭人卡萊爾的憤怒情緒的表現。他於一八四三年寫道，民主是因為找不到能領導我們的英雄而絕望的表現。一八七○年他歡呼「耐心、高尚、深沉、虔誠、團結一心的德國」戰勝了「好吹噓、愛虛榮、亂比手勢、爭勝好鬥、焦躁不安、神經過敏的法國」（《雜記》，第七卷第二百五十一頁）。他讚美中世紀，他譴責議會那些清談之風，他維護雷神托爾、威廉一世、諾克斯、克倫威爾、腓特烈二世、沉默寡言的弗朗西亞博士和拿破崙的聲譽，他渴望有一個沒有「配備了選舉箱的混亂」的世界，他憎惡廢除奴隸制，他建議把雕像——青銅的可怕誤用——改制成有用的青銅浴缸。他宣稱，寧願要一個備受折磨的猶太人，也不要一個腰纏萬貫的猶太人。他還提出，所有尚未消亡的社會，或者尚未走向死亡的社會，都應該是有等級的。他為俾斯麥辯護，並且崇拜他，甚至說日耳曼民族是由他創造的。如果有人想要進一步瞭解他的見解，可以去讀《過去和現在》（一八四三年）和於一八五○年發表的包羅永珍的《當今活頁文選》。在這兩本書裡，有著卡萊爾的各種見解。例如，在最後一篇講演中，他竟然用南美洲獨裁者才會用的理由來為克倫威爾的打手們解散英國議會作辯護。

我在這裡引用的觀點並非不符合邏輯。一旦我們同意「英雄具有神聖的使命」，人們對這些人的評價就會不可避免地偏離一般的評價標準（他們也會如此評價自己），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最著名的主角或克爾愷郭爾筆下的亞伯拉罕一樣。同樣不可避免的是，任何一個投機政客都會認為自己就是英雄，並會用他自己的行為最充分地去加以證明。

在《法薩利亞》的第一章，盧坎清楚地寫道：神喜歡勝利的事業；加圖喜歡失敗的事業。這就提出了人挑戰宇宙的理由。卡萊爾則認為歷史與正義交織。誰值得勝利誰就能獲勝。這條定理向學者表明了直至滑鐵盧的那天早上拿破崙的事業都是不可懷疑的，但是到了晚上十點變成了非正義的和可憎的。

上述摘錄並不是要否認卡萊爾的真誠。沒有人比他更深地感受到這個世界的不真實（如同噩夢那樣不真實和殘暴）。從這種普遍的幻覺中，他搶救出一個信念：工作。請記住，工作不是事情的結果，而是整個過程，否則的話，只會帶來虛榮，帶來假象。卡萊爾寫道：「人類的一切工作都是過渡性的，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只有工人和工人具有的內在精神才是有意義的。」

一百多年前，卡萊爾自以為感受到了一個腐朽的世界正在身邊瓦解；他認為唯一的出路在於取消議會，把權力無條件地交到言談不多的強人手裡。俄國、德國和義大利最充分地和淋漓盡致地使用了這服適用全球的靈丹妙藥，結果是出現了奴役、畏懼、野蠻、思想的貧乏和背叛變節。

人們曾多次談到裡希特對卡萊爾的影響。卡萊爾將裡希特題為《放蕩不羈》的詩集譯成了英語。最不經意的人也不會將原作與譯文混淆。他們兩人都深不可測。裡希特深不可測是因為他多愁善感、鬱鬱寡歡、沉湎酒色，而卡萊爾則是因為全身心地充滿激情。

一八三三年八月，年輕的愛默生來到了偏僻的克萊格普多克，拜訪了卡萊爾夫婦。（那天下午卡萊爾正在評註被他稱為是「連線新舊兩個世界最佳橋樑的」、由吉本編寫的史著。）一八四七年，愛默生回到美國，主持了一系列的講座，後來發表了演講集，題目是《代表性歷史人物》。他的系列講座與卡萊爾系列講座的安排完全一致。我猜測愛默生刻意突出這種形式上的相似，最終是為了充分強調兩人之間本質上的不同。

事實上，對卡萊爾來說，英雄不是凡人，近乎半神，他們通過炫耀武力和粗魯言語，來統治平民百姓。相反，愛默生崇拜的英雄是人類實現自身可能性的最佳榜樣，而這些可能性存在於每個人身上。對他來說，品達證明了自己寫詩的能力；斯維登堡或者普羅提諾證明了自己能達到迷醉狀態。他寫道：「在所有的天才著作中，我們都可以找到曾經屬於我們自己但被我們拒絕的思想。這些思想帶著異鄉他國的莊嚴又回到我們身邊。」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寫道：「可以這麼說，世界上浩瀚如海的書籍都是一個人編寫的，書中的主要內容是那麼的統一，使人無法否認這些書出自一位博學多才無所不知的先生手筆。」他還寫道：「一個永恆的現在統御著自然。自然會把裝點迦勒底空中花園的玫瑰放到我的玫瑰園中來。」

我們在這裡引用的愛默生的論述已足以表明他所遵循的奇妙的哲學思想：一元論。我們的命運是一場悲劇，因為我們僅僅是個人，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所以，最使人振奮的應該是有一種信仰，它能超越時間和空間，宣佈作為個體的人與整體的人類沒有區別，誰都可以代表宇宙。信仰這種理論的人往往是不幸的，或者是平庸的，他們迫切希望自己在宇宙中消失。愛默生儘管遭受肺病的折磨，他本能地感到幸福。他鼓舞惠特曼和梭羅；喜歡人間萬物。他是一位充滿學識的詩人，編寫警句的大師，存在的多樣性的品鑑者，優秀而又敏銳的讀者，他讀過凱爾特人、希臘人、埃及人和波斯人的作品。

拉丁語學者給了索利努斯一個綽號，叫「普林尼的猴子」。一八七三年，詩人斯溫伯恩認為自己受到了愛默生的攻擊，於是給他去了一封獨具風格的信。信中有些話很奇特，我摘錄在此，另外一些話我不願勞神去記了。他說：「先生，您是一隻掉了牙的瘦猴，站在卡萊爾的肩上摘下了榮譽的桂冠。」一八九七年，格魯薩克也對他進行了指責，儘管沒有用「猴子」一詞：「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他是卡萊爾的美洲翻版，但是沒有卡萊爾犀利的筆鋒，深刻的歷史分析力。卡萊爾由於知識淵博而常常令人難以理解；我擔心愛默生因為令人難以理解而變得貌似知識淵博。總而言之，一個是實實在在的名家，一個是可能成為的名家，愛默生始終未能解釋這個玄奧的差別。只是愛默生同胞天真的虛榮心才把這位平庸的學生與他的老師相提並論。不過，愛默生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都保持著對卡萊爾的尊敬，類似於愛克曼對歌德的敬意。」不管是用了猴子還是未用猴子一詞，斯溫伯恩和格魯薩克都沒有說對。愛默生和卡萊爾的唯一相同點就是他們對十八世紀精神的敵意。卡萊爾是一位浪漫型作家，具有平民的嗜好和品行。愛默生是一位紳士，一位古典型作家。

保羅·愛爾默·莫爾在《劍橋美國文學史》發表了一篇不盡人意的文章。他說，愛默生是「美國文學的傑出代表」。在此之前，尼采寫道：「只有在閱讀愛默生的作品時我才感到自己的心與他如此地貼近。我無權吹捧它們。」

隨著時光的流逝，惠特曼和愛倫·坡作為流派的發明者和創立者，曾使愛默生的光彩受到損害。但是，如果細細比較，他們兩人是遠遠趕不上愛默生的。

托馬斯·卡萊爾《論英雄》，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代表性歷史人物》，豪·路·博爾赫斯翻譯並作序，《傑克遜經典作品》，w·m·傑克遜公司，一九四九年，布宜諾斯艾利斯

王銀福譯

即《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事蹟》，通稱《論英雄和英雄崇拜》。

萊昂·布洛瓦將這一觀點延伸到喀巴拉的意義上。譬如，請參閱其自傳體小說《絕望者》的第二部。——原注

原文為英文。

王夫是英國女王丈夫的通稱，此處指19世紀維多利亞女王（1819—1901）的丈夫薩克森–科堡–哥達親王阿爾伯特。阿爾伯特是她的德國表兄，1840年成親，婚姻和睦，垂範後世。1861年，阿爾伯特去世，維多利亞女王在溫莎城堡內設立紀念堂。肯辛頓宮是她的出生地，有一花園，與海德公園齊名。

指《罪與罰》的主人公拉斯科爾尼科夫。

克爾愷郭爾《恐懼與戰慄》中的人物。

原文為拉丁文。

丁尼生將自己對「元首」的渴望寫進詩裡。譬如，在《莫德》第十章第五段：「一個依然強壯的男人在喧囂的大地上。」——原注

指英國曆史學家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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