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眾多信徒中最傑出的一位——蕭伯納——在其《易卜生主義的精髓》中說，要求一個作者解釋其作品的意義是荒謬的，因為這種解釋可能正是作品所要尋找的。寓言的創造總是先於對其寓意的理解，就易卜生而言，其創作的故事就比故事的命意更重要。可當易氏的作品上演時，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多虧了易卜生，一個女人有權過自己的生活這樣一個論點現已成為常人見識。在一八七九年，那可真是駭人聽聞。《玩偶之家》在倫敦上演時，多了一個結尾：懊悔的娜拉返回家中，迴歸家庭。在巴黎，為使觀眾明白情節，劇中增添了一個情人。

本書挑選的兩部劇作則熔想象、幻想和現實於一爐。

第一部劇作——《培爾·金特》，我認為是作者最優秀的作品，也是文學經典之一。除所激發的信念之外，作品中的一切，全都屬於幻想世界。培爾·金特是個最不負責任同時又是最可愛的無賴。那是個陷入自身妄想中的角色。他窮途潦倒，受人恥笑，渴望著獲得「自己的皇帝」這一崇高稱號；在開羅的一家瘋人院裡，跪在塵埃中的主人公接受了幾個瘋子對他施行的加冕禮。此作既像噩夢又像童話。我們驚駭而又愉悅地接受了書中那些難以置信的奇妙事件和變化不定的地域——有人推測那動人的結尾發生在主人公死後的另一個世界裡。

《海達·加布勒》（一八九○年）的寫作技巧使人產生如下印象：整部悲劇十分機械，那是為激起這樣或那樣的激情而寫，並非只為刻畫一個形象。海達·加布勒確實是個費解的人物，有人把她當做一個歇斯底里的女人，有人稱其鄙俗，更有人視其為一隻小猛禽。我則認為，這個人物之所以不好捉摸，是因為她原是個真實人物，這就像每個人在別人眼中甚至在自己的眼中都是個謎那樣，或者就像易卜生無法理解易卜生那樣。順便提一句，加布勒將軍留給女兒的手槍，也像劇中的人物那樣，充當了情節發展的工具。

易卜生作品的經常性的主題是現實與浪漫主義幻想的矛盾。他的辯護士蕭伯納和那個詆譭他的諾爾道都把他和塞萬提斯相提並論。

易卜生既屬於今天，也屬於明天，沒有他的巨大影響，其後的戲劇便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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