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夜我請了兩大家子的人來吃飯，菜譜是烤煙燻裡脊肉、烤抱子甘藍、煎獅子唐辛子、焙楓葉糖漿紅薯泥蓋碧根果、紅酒燉牛腱牛筋。我從上午就開始準備，調變醃肉的汁、烤紅薯、剝紅薯……我享受一個人在廚房的時間，把思想集中在香料、溫度這樣單純的事情上。手機一直低聲播放著新聞，其實我也沒留神聽。也許因為母親從小培養了我對科學詞彙的興趣，「大氣層河流」這幾個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天氣預報說，這條天上的河，從夏威夷附近的熱帶太平洋一直流到了加州上空，在海岸山地受迫上升，將在舊金山地區導致大量降雨，持續十天到兩週。
果真聖誕節一過，就一連下了幾天瓢潑大雨。雨點啪啪敲打著窗戶，我裹著毯子在沙發上看《人生切割術》。這部劇以超現實和幽默的手法，把常人所講的「工作/生活平衡」推到了極致。在一家神秘的巨型公司裡，有一層樓的員工，由於不同的個人原因，自願接受「切割」手術——把他們的意識和記憶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徹底分開。他們的兩個自我——辦公室裡的「innie」和辦公室外的「outie」——彼此知道對方的存在，但不知道彼此在另一個時空都做了什麼。
劇的第一個鏡頭，觀眾俯視一個身著緊身毛衣、鉛筆裙、高跟鞋的紅髮女人，趴在一張巨大的會議室長桌上。她困惑地醒來，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誰、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這是公司的新員工hellyr.，剛剛被成功地「切割」了。helly從進入這個荒誕的工作場所就開始後悔和反抗，她反覆提出辭職，嘗試逃跑，甚至在公司電梯裡上吊，最後被搶救回來繼續工作。好在幾位主要人物都非常溫暖、有趣、豐富，臺詞也很聰明和機智，從感官上跟噩夢般的場景形成了反差，不然真的很難一口氣看完那麼多集。
我很少追劇，但是小女兒文姍說這是她今年看過的最好的劇，她一連看了三遍，我便決定看一看。兩個女兒的內心世界對我都是個謎，我希望從她們愛讀的書、愛看的劇中去了解她們。文姍的青春期經歷了不少曲折，我能想象她非常認同helly的困境，以及她想掙脫束縛的慾望和勇氣。同時，隱埋在劇情中更大的主題——例如自我和人性的構成、自由意志、選擇的假象等等——也一定在潛意識裡困擾著文姍和她的同代人。
看完一季已是深更半夜，我到地下室去拿旅行箱——彼得和我計劃去洛杉磯與他的父母、兄妹共度新年。開啟燈，我嚇了一跳，整個地下室和車庫都被水淹了。我趕緊跑上樓去叫醒「彼得」，我說，有急診，快起來搶救房子。他常在值班的夜裡被喊去搶救心肌梗塞的病人，這回是自家房子地下水管梗塞了。彼得睡眼惺忪跟我下樓，一看見車庫裡的「河流」立刻清醒了。我們同時捲起褲管，我找來一個長柄的簸箕，用它把水鏟進塑膠桶裡，他再把水提到馬桶倒掉，這樣來回折騰了起碼一兩百回，也沒見什麼效果。水繼續從車庫門下溢進來，越漲越高。我像上了發條一樣，叉開弓箭步有韻律地鏟著。彼得刮目相看，他開玩笑地說，誰能相信我老婆現在這個樣子，你可以種地養活一家人。我說，我骨子裡就是個農民。
我想到了很久沒聯絡的閔安琪。幾十年前的一個聖誕節，她從芝加哥到洛杉磯看我，跟我同住在當時我的男友家。她清晨去機場之前我還在睡，醒來發現她給我留了一封信，寫了兩張一尺多寬、兩尺多長半透明的包禮物紙上。她在信裡說，「……他的本性、為人是否善良等等都有待你去觀察、發掘，他對你‘農民’的一面是否也喜歡，這很重要，你這個皇后是‘農民’出身，這需要有特殊眼力的人來欣賞。我對以上這些問題一點把握也沒有，你一個人闖，我很擔心，怕你受欺侮……」年輕時接到的情書，甚至母親寫給我的信，我全沒有留下。但這封信幾十年來被我搬到東搬到西，一直都在。那時候我們要好，無法想象日後的生活軌跡會離得這麼遠。我們老了，但我發現那個聖誕節的夜晚一點也沒有變，依然亭亭玉立，好像時間是雨衣外滑落下來的水，從未觸碰到它。
到早上五六點鐘，我的腰肌開始顫抖，手也磨出了泡。我跟彼得說，算了，我們舉白旗投降吧。
見到這棟房子之前，我根本沒有要搬家的念頭。但第一次站在它的面前，我就被觸動了。這棟建於一九〇九年的房子有些失修，但是它的幾何形線條很特殊，很深的斜角屋簷下，有一個舒適的矮牆拱廊；正中央有一個很寬的階梯，兩側有相配的大花盆；開放式的房型，四面都是成排的窗戶，像一條「光幕」圍繞著房子，十分明亮。
後來我知道這棟房是典型的「草原學派（prairieschool）」建築，它的結構強調水平線條，而不是垂直線條——當時這個年輕的國家，相比大多數古老和高度城市化的歐洲國家，擁有更多開放、未開發的土地。「草原學派」最著名的倡導者是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lloydwright），他提出了「有機建築」的理念，主要宗旨是結構應該像是從環境自然生長出來的。用賴特的話來說，「草原學派」是看起來好像「嫁給了土地」的建築物。
這棟房子的建築師叫查爾斯·惠特西，跟賴特一樣，他也是美國「現代主義」建築鼻祖路易斯·沙利文的徒弟。一九〇六年的大地震與火災之後，惠特西設計了舊金山的許多重要建築。我們小區的三十六棟房屋陸續建於一九〇五到一九一一年，惠特西先後設計了七棟。那個時期的舊金山，大多數房屋是歐洲「維多利亞」式和「愛德華」式的。惠特西把發源於美國中部的「草原學派」引進了加州，應該算是這座城市「現代運動」的審美先鋒。
彼得對我突如其來的想法感到不解，說我們好好的為什麼要搬家。我自己也覺得莫名，無法有邏輯地解釋這一慾望。我說我愛上了它，他半開玩笑地問，是真愛嗎？我說，是的。他說，那就搬。換房子這件跟結婚差不多等級的人生大事，就這樣被草率地決定了。
鄰居送給我們一本介紹小區歷史的書，裡面有這棟房子剛剛建成時拍的照片。除了油漆的顏色不同，還有兩扇視窗被封住了以外，它幾乎跟當年一模一樣。幫我裝修的人問，要不要拆掉房子裡一些沒有功用的舊物——比方叫喚用人的電鈴，收在牆裡的燙衣板，我說全都要留下。現在被水淹了的洗衣房裡，原有並排三個巨大的搪瓷洗衣水槽，搪瓷極厚，每隻都有好幾百斤重。我為了放洗衣機和烘乾機，只好拆掉了其中的一隻，卻也不捨得丟掉，至今還在鍋爐房的地上放著。
我們是房子的第三個屋主。第一個主人是銀行家、慈善家j.亨利·梅爾（j.henrymeyer），他為建設加州做過很大貢獻，斯坦福大學原來的梅爾紀念圖書館（j.henrymeyermemoriallibrary）是以他命名的。這個小區是梅爾與長期合作者antoineborel共同開發的，梅爾邀請惠特西為他和女兒分別在這裡設計了兩棟「草原學派」的房屋。
第二個屋主幾十年來沒有好好維修房子，我們搬進來後的第一場大雨客廳就漏水了。兩個女兒都不願意離開她們生長的地方，稱這個家為「你的搖搖欲墜的破房子」。她們說，你要感受歷史，可以去博物館，或者去參觀廢墟。
為什麼我喜歡的東西都帶著歲月的滄桑？
「文革」期間，為了不引起抄家的人的注意，姥姥把兩隻明代茶几，和一套四隻的清朝茶几放在了廚房的陰暗角落裡，上面都放滿了鍋碗瓢盆等雜七雜八的東西。久而久之，我們完全忘記了它們不屬於廚房，毫無顧忌地在上面放滾燙的鍋子，切菜、揉麵。姥姥去世後，我把它們帶回了美國。本來一直以為這些明清傢俱來自曾祖父的家裡，多年後我才在無意中得知，它們是姥姥當年從逃去臺灣的人手裡買來的。母親說，那時候逃跑的人丟盔卸甲，很多名貴的東西都被三錢不值兩錢地賣掉。
爺爺去世後，父親分到兩隻古董日式圍棋桌。我不清楚它們是怎麼來到他們家的，也許是日軍投降後從撤離的日本人手裡買的？小時候每個週日都去那裡吃午飯，我從沒見過他們下圍棋，不知為什麼會有兩隻這麼考究的圍棋桌。棋桌是由大約一尺半寬、半尺高的整木製成的，一棵樹要長多少年才能長到這樣粗啊。父親把一隻棋桌墊在高大的立式空調機下面，再把另一隻墊在陽臺上的花盆下面。對他來說，它們都在家裡起到了寶貴的作用。一天，我注意到了陽臺上的圍棋桌，它經受了多年的日曬雨淋，已經開裂和腐爛。我跟父親說，你把它送給我吧。父親說，你有用啊？那你拿去吧。過了幾天，我貪婪起來，又問父親要空調機下面的那隻棋桌。他有些為難地說，那空調機怎麼辦呢？空調很重，這東西墊著最穩。我便請人做了一隻堅固的木箱墊在空調下面，把兩隻圍棋桌帶回了自己家裡。
這些舊物經過自家幾代人的浸潤，是有情之物，是我跟祖輩之間某種實體的紐帶。但我為什麼對別人的舊物也那麼感興趣呢？
幾千年來，人類一直在以一種集體的方法，儲存關於我們生活和時代的資訊，並將它們傳遞給未來。從最早的歌曲、陶罐、洞穴壁畫，到後來的石雕、卷軸、繪畫和書籍，都被放在圖書館、修道院和博物館裡。人類為什麼需要歷史？在這個四維時空連續體中，我們在任何時刻所感知到的一切，都只是整體的一丁丁點。也許我們需要用傳承來挽回對生命的遺憾，來瞥見未來？
每到一地我都會去那裡的廢墟——慕田峪的野長城，秘魯的馬丘比丘，墨西哥的瑪雅遺址——從斷壁殘垣裡看到人類曾經的輝煌，也看到地球上每一個終將被自然吞噬的文明。
大女兒文婷九歲的時候，我想給她與我單獨相處的時間，把她帶到了卡碧島過新年，然後駕車從那不勒斯到龐貝古城。龐貝建於西元前六世紀，在西元七十九年被維蘇威火山爆發埋沒，直到一七四八年才重新發現。我們在古城的石街徘徊了很久，太陽下了山文婷還不想走。她停留在一個玻璃櫥櫃前，瞪大眼睛研究著裡面被岩漿定了格的人體。她從很小就對怪異、神秘的東西著迷，愛聽恐怖故事。文婷嚴肅地站在那裡，我問，你在想什麼？她轉頭，然後衝我做起怪臉，笑著模仿起那些扭曲的體形。不知她是否在掩蓋某種恐懼？她是否從那些岩石的身軀看到永恆的痛苦和掙扎？
早上七八點，水管工到了，他為房子的整個下水道系統做了「血管造影」（彼得的術語），發現這些一百多年老的瓦管，很多地方被樹根入侵，有些地方因地形變化而斷裂。聽了彼得和我的「房屋保衛戰」後，水管工說，你倒到抽水馬桶裡也是去同一個下水道，又從那裡溢位來跟雨水一道流回來。原來我倆折斷腰板的勞動，是西西弗斯般的徒勞枉費。
正在焦頭爛額，我接到金宇澄從上海發來的微信，問，你接下來寫的已經想好了？我跟他一通抱怨後，他跟以往一樣耐心地幫助我梳理思路，他說，也許能成為一種隱喻，積壓到一定的程度完全斷裂阻塞。接著我們聊了一通地下水管，他說，在上海這種管道都喜歡用水泥，相對結實許多，還有好多人用pvc的。我說，很長的管道，在加州一般換鑄鐵的。他說，我自己在黎裡鎮修建老宅也遇到下水道的麻煩，上個月，他們把一棵柿子樹種在了一堆管道上。我說，他們告訴我鑄鐵的管道刀槍不入，可以用一百年。他說，想到可以管用「某某年」，蠻虛無的……
這一年多來，老金總是這樣，或閒聊式地，或直截了當地，在每月的這個時候來「催稿」，我竟然被他「逼」出了二十萬多字，這是開始時萬萬沒想到的。
朋友送《繁花》給我的時候說，這本書「瞎嗲」——上海話特棒的意思——是多年來她看過的最嗲的書。我讀了第一頁就捨不得斷斷續續地讀了，所以帶著它到處飛了一年多，想等到有整塊的時間再開啟。在那期間，我也常在kindle上看書——飛機上，化妝間或者臨睡前，但是《繁花》幾次三番被我從箱子裡拿出來，像個護身符那樣放在各種陌生的咖啡桌上，離開時又裝回箱子裡——直到二〇一四年伊斯蘭的新年。
當時我在馬來西亞拍《馬可波羅》，那幾天攝製組放假，演職人員紛紛成群結隊去附近的島嶼遊玩。我留在酒店房間，邊吃早餐邊讀《繁花》，忘記了時間，聞雨聲抬眼已是傍晚。那裡幾乎每天這個鐘點都下一場雨，一切被籠罩在曖昧的光線裡，水紋在玻璃窗上扭動，外面雞蛋花落了一地，白花黃蕊，粉花白蕊。我全身心柔軟起來，恍惚看見四十多年前的自己——那個叫「妹妹」的少女，在蒸汽騰騰的小灶間裡，從鄰居小夥子的懷抱裡掙脫出來，嘴唇紅腫、眼神迷離，汗溼了的頭髮貼在滾燙的臉上。小夥子的嘴再湊過去時，她突然推開身後的門，逃回樓上家裡。還要過好多年她才會知道，小灶間裡發生的事叫作吻，是人間最美妙的一個動詞。妹妹發育得早，弄堂裡幾個流裡流氣的大男孩，見她走過時總會交頭接耳，然後起鬨大笑。最壞的兩個還給她起了「大臺面」的外號，那是上海話罵人大屁股的意思。
讀完《繁花》，我給金宇澄寫了一封信。
……書中的每句話都那麼獨特、講究、幽默和感性，每個場景都那麼可口、可觸、可嗅、可聞聲。閱讀時，我腦海浮現出各種dejavu——頭腦的錯亂——把書中發生的事與自己的記憶混淆為一體，這樣的似曾相識一定是上海人基因裡的原始藍圖吧。
這本書層層疊疊那麼豐富，足夠拍十部電影，微至小品，鴻到史詩。提到史詩，沒有人會聯想到弄堂裡的老虎窗、二樓裡的爺叔、華亭路擺攤位的小琴……然而我覺得《繁花》不折不扣是一部現代史詩，充滿了悲劇英雄和喜劇情形。哈哈鏡裡的悲劇。
阿寶在肉慾氾濫、物慾失禁的年代不婚，幾乎是一種精神廉潔、一種忠貞的行為，然而男人決定不要婚姻、不要傳宗接代也是對人類的杜絕和對信念的否認。四位男主角經歷了各種女人，最終都單身一個人過，貌似無奈，卻是選擇。日常生活變得有那麼一點畸形。抑或所謂的「自由意志」只是假象？正如叔本華所說：mancandowhathewill，buthecannotwillwhathewills.人可以做他所意願的事，卻無法選擇意願本身？
雖然我能看到、聽到和觸控到書中的景象，但是還沒有深思熟慮，沒有具體的電影構思——它將在改編的過程中滋長出自己的生命。我會強調上海的生活狀態和語態，會把焦點集中在阿寶、滬生、小毛和陶陶的關係和命運上，他們的女人時即時虛，周圍多變的人群更是虛多實少。除了兒童年代，從少年到壯年都由同一個演員演（參考電影《本傑明·巴頓奇事》中的化妝和電腦合成視覺效果）。
有一個比較瘋狂的想法是：《繁花》是一部歌舞片。佈景是現實的，充滿年代生活質感的，但色彩和光線的感覺是超現實的、風格化的、自由的。比方說，五十年代也許是黑白的、六十年代是革命海報式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kodakchrome（柯達克羅姆彩色膠捲）感覺的等等。我能看到灰藍色的電車裡、馬路上、弄堂裡大妹妹和蘭蘭像兩隻花蝴蝶，似乎有追光跟著，青春也和蝴蝶的生命一樣瞬間即逝。電影裡一支歌舞可以穿越不同的時代，交代不同的背景故事和人物關係。影片可以包括有時代和階層代表性的典型音樂、歌曲和舞蹈，以及今天電影敘事人編寫的歌舞，副歌可以重複上海方言。我現在是想到哪兒寫到哪兒，並不成熟，但這個想法令我興奮。
自從參加了一次電視臺的舞蹈比賽節目，我一直在想拍一部歌舞片。就像你畫的插圖那樣，把小毛家的那棟樓從上到下一刀切開來，直接就是舞臺佈景，樓上一路唱到樓下，樓下一路跳到樓上。我現在給你寫信，眼前就出現了頂樓小毛家大妹妹、蘭蘭、銀鳳偷聽滬劇《碧落黃泉》，汗溼的衣服透露出肌膚……小毛和銀鳳下樓去，銀鳳在屋裡洗浴讓小毛拿肥皂，二樓爺叔在門洞裡偷看……還有一樓理髮店裡誘人的八卦……
當時我知道《繁花》的版權已經賣給了王家衛導演，但是我僥倖地想，萬一他不想拍了呢？我先跟作者掛個號。舊金山的一位作家朋友幫我找到了金宇澄的郵箱，但信發過去後猶如石沉大海。後來我才知道老金已經換了郵箱，我寫的信在網路空間無人問津的角落裡待了很久才轉到他那裡。
二〇一五年底，我們終於約好在貴都酒店喝茶，我每天陪父母去那裡的游泳池游泳。那天我游完泳在咖啡廳等他，過一會兒他到了，坐下後沒多久就掏出一包香菸，環顧了一下四周，問，你抽菸？我說不抽。他問，你怎麼知道我抽菸？心還蠻細的。說著，他低頭點菸，我這才發現原來我選的角落是吸菸區，只好順勢裝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樣子笑笑。後來我們成了朋友，他想吸菸的時候總是會起身避開我。
有一天，金宇澄發給我幾張照片，問，據說這是你以前的家？我端詳那些拱形的門洞和窗框，拱形的隔牆頂，拱形的壁爐……回信說，我家老房子不是這個樣子的。老金接著發來了弄堂的地圖和地址：平江路170弄10號，那的確是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很小的時候——也許是怕我走丟——母親就教會我背誦「我叫陳沖，我爸爸叫陳星榮，我媽媽叫張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170弄10號」。
英語中有個義大利外來詞pentimento，意思是畫布表層油彩底下藝術家的初衷，例如頭或手起初在一個不同的位置，或者裸體原本是穿著衣服的。祖屋的pentimento像幽靈般浮現出來：高高的屋頂，筆直的畫鏡線，寬大的鋼框窗，對開的玻璃門通向陽臺……我在那裡的三十餘年，見證了它經受的種種，但所有的毀壞都掩蓋不住它從容結實的骨架。清華大學建築系畢業的二姨曾跟我解釋過，那是一種日式的洋房，一切都是簡潔挺拔的直線和直角。裝修的人顯然不懂得，也不尊重房子的建築理念，使它丟失了原有的品格和氣節。就像人丟失了人格。
我跟金宇澄說，變成這個樣子，難看死了。他覺得我有偏見，說，你又沒看見過，我覺得這個樣子非常舒適。
我給他看家裡四代人在那裡的老照片，說，我怎麼可能沒有偏見。他說，噢，真的認不出了，原來外交大樓是平頂的，原來弄堂當中的公房是一大片草坪啊。
我跟他講了一些少兒時代在那棟房子、那條弄堂裡發生的事情。他回，有點像《美國往事》的感覺，你可以把它們拍成一個電影。
不久後，老金讀到一篇我寫的悼念貝託魯奇的博文，發信跟我說，寫得很好，建議你寫書。我回，我不行的。他說，我這個三十年的老編輯來把關。你先閉上眼睛，想到過去什麼畫面、場景、對話、細節，立刻記下來，這樣半年就形成提綱，然後你就不可阻擋了。
記憶像冬眠後的動物開始蠢蠢欲動，可是我找出各種藉口遲遲不動筆，好像永遠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我跟老金說，我頸椎不好，做不了寫作這行。他回，那你先躺在沙發上錄音。我說，我只會有感而發地寫幾篇短文，不會寫長的。他回，你可以的，像蠶寶寶吐絲，慢慢地編織。我說，我得先把《道德經》讀了。他回，千萬不要讀。
時不時地，我會接到老金髮過來的文章，記得有史鐵生、彭小蓮、陳凱歌、賈樟柯寫的往事回憶。他說，人家好寫，你也好寫。他還給我推薦了一些書籍，比方林海音的《城南舊事》、齊邦媛的《巨流河》、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林》、英格瑪·伯格曼的《魔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