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去世那天早上，父親看到她痙攣的樣子，臉色灰白，差點摔倒在地，哥哥請駕駛員送他回家躺到床上。那一晚父親徹夜未眠，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去了辦公室。那之後的兩週他都失眠，但是每天堅持上班。最愛的人不在了，七十年的共同記憶、日常生活中的「日常」都隨之消失。但最愛的工作還在，它像地心引力那樣將父親安全地拴在一個熟悉的地方。
早上七點三刻，父親跟我說，我上班去了。他的語氣嚴肅、平靜，眼睛裡流露出活力。
他從上海醫學院畢業的時候，被分配到了一個犯罪研究所，由蘇聯專家培訓破案。那是安全域性研究所的前身，工作性質的政治性很強，不是一個容易待的地方。
報到的時候，父親看到另外幾位都是政法學院畢業的人，就跟負責人說，我只會當醫生，不合適做破案工作。負責人說，我們破案有爆炸、燃燒、痕跡方面的工作，需要懂物理化學的人才。父親說，我是醫學系的，沒有學過什麼物理化學，藥學系的人這方面也許更強一些。但是那個負責人還是沒有被說服，父親只好硬了頭皮說，我還有一個問題，你們在檔案裡有沒有看見，我當過反革命。負責人一個電話打到上醫，結果檔案的確如此，他就讓上醫馬上換一個人來。
當時分配有兩個沒人願意去的科，一個是組織胚胎科，另一個是放射科，而最沒人想去的就是放射科，當年只有一臺拍胸片的機器，其他什麼裝置都沒有。父親被退回學校後就自告奮勇去了放射科，那是一九五六年，他二十五歲，拿到第一個月的工資後，他直接騎車去南京路為母親和自己各買了一條褲子。不知為什麼，他們多次說起這件事，彷彿那是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一天。六十六年過去了，華山醫院放射科早已鳥槍換了大炮，九十一歲的父親仍然在那裡為人看病。
記得有一次，母親需要去華山分院的pet中心做全身掃描，天不亮我和駕駛員就趕到病房去接父母。父親還在洗漱，他說，不用那麼早就去。我說，昨天醫生關照了一定要在六點鐘前到，不然就要排長隊等很長時間，媽媽會太累。他說，不會的。到了pet中心，父親熟門熟路，跟那裡的醫生們聊起中心的各種人和事，我這才想到他是中國放射學的元老之一，是國內應用ct、mri、dr和dsa等先進裝置和技術的開拓者。父親桃李滿天下，到pet中心就像回到老家。
母親開始第三輪化療以後，我跟父親說了我即將回美國的計劃。他知道這事遲早會發生，但還是癱在椅子上半天沒說話。然後他說，不能多陪你媽媽幾天了？我說，我四個多月沒回家了，趁媽媽現在還穩定我先回去一下。他說，現在從美國再回上海的話，要隔離三個禮拜了，你知道吧？我說我也聽說了。父親說，萬一她發生什麼意外，你趕都趕不到。說完，他開啟手提電腦閱讀起影像學的文獻，哪怕住院他都從未耽誤過對專業知識的學習和思考。我看著他的背影，感到他的孤獨和疲勞。
患心臟病的父親，照顧著患失憶和癌症的母親。如此艱難的時候，孩子們都不能在他身邊，當年把我們送去了那麼遠的地方，他有沒有後悔？幾年前有一次，好像是父親需要處理什麼複雜的事務，令他煩惱和疲憊。他跟駕駛員說，小孩都是白養的，一點用都沒有的。上海封控期間，父親的日子非常難熬，他不會用微信，更不懂怎麼在網上搶菜。我很久都買不到回滬的機票，最後買到了又被熔斷了兩次。父親耳背，我怕電話講不清楚，就寫了微信請表弟轉告。父親看完後說，大概都是藉口。
我奶奶父母的墳在老家江西南昌郊外。記得父親跟我說過在九十年代的時候，當地政府要在墳地上面建公路。父親接到通知後去那裡遷祖墳。按當地習俗，挖墳時請了一位風水先生同去。挖開後，父親看到墳邊小溪的水不知在哪年哪月改了道，他祖父母的棺材已經浸泡在地下水裡。棺材被抬起後有六條魚在水裡慢吞吞地遊。再仔細看，父親發現因為它們一輩子沒有見過日光，所以眼睛是瞎的。風水先生看到這個景象，考慮了一下說，要把家裡的六個小輩送到國外去。父親有些震驚，奶奶這條線下來到我這輩，一共有八個後裔，其中有六個在國外生活。也許父親埋怨的是命運，而不是我們的不孝。
航班是晚上起飛，白天我最後一次去醫院陪父母。我們跟往常一樣在病房裡唱歌，然後一起吃午飯。母親吃了幾口就不想吃了，父親從他的小冰箱裡拿出一塊栗子蛋糕，說，阿中啊，甜品，母親便笑眯眯地接過來吃。我好奇，在六十六年的婚姻裡，他們有過別的渴望嗎——那些互相無法滿足的渴望？那似乎是人之常情。他們也一定有過對方無法分享的欣喜、無法分擔的痛苦？或者孤獨難捱時的誘惑？我大概永遠都不會得到答案。
從病房回到家裡，貓咪圍著我叫，我蹲下來摸它。它剛來父母家時，送貓的朋友常來問問它的情況，母親會說，這隻貓聰明得不得了，都可以當我的研究生了。或者，這隻貓懂事得不得了，以後我們不行了就全靠它了。這些年來，父母看電視的時候，它總愛在父親的膝上躺著，母親彈鋼琴的時候，它總愛在琴凳的一端坐著，我每次開門，它都迎上來叫我，用臉蹭我的褲腿。貓咪被擼得舒服了，睜開眼睛深情地望著我，懶洋洋的身體呼嚕呼嚕作響。家裡還剩一罐魚肉的罐頭，我開啟給它，它吃得很香，完後仔細地舔著自己的毛，全然不知我將不得不把它送去一個陌生的地方。所有的愛從一開始就在走向終將的失去，連貓也無法避免這必然的命運。
父親現在很少在餐桌吃飯，早飯一般在書房的電腦前邊寫書邊吃，午飯和晚飯就在電視機前邊看劇邊吃。一天，他難得跟我一起在餐桌吃飯，想到了貓咪，跟我說，貓咪現在可以回來了。我說，先不急，你一個人在上海我和哥哥都很不放心，疫情期間來回飛實在太困難了，你還是來美國跟我們住一段吧。他說，太忙了走不開，我最近在研究腦部毛細血管病的預防和治療。疫情一結束我還要去寮國，國家領導交給我的任務還沒完成。
父親內心深處有著強烈的流浪癖，十分嚮往遠方和未知。七十年代，他帶了一個醫療隊去多哥工作，途中在巴黎停留了一天。那是他第一次離開中國，被世界的豐富和寬廣所震撼。也許，流浪的種子就是那時埋入了他的心田。
醫療隊宿舍裡的用水質量很差，父親就每天跟同事一起，帶著大桶去爬山，再把山裡的泉水一桶桶地運回宿舍，他說那是他這輩子喝過最甘甜的水。當地一個酋長的大老婆常找父親看病，酋長也就成了父親的朋友。大老婆住在泥巴和乾草糊的房子裡，窗簾和床單都是各國訪問者送給酋長的國旗。
多哥非常貧窮，但是在那裡父親遠離了國內的政治運動，嚐到了自由的味道。幾個月後，他就向駐多哥中國大使館申請把我們全家都移民去多哥，理由是作為醫生他可以比官方更有效地瞭解當地民情，促進中多友誼。幸好大使館沒有批准他的要求。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父親每年十一月都到美國參加放射學的年會，他還常去歐洲各國考察交流，為華山醫院帶回了世界最先進的醫療技術和裝置。澳門迴歸後，他帶領華山的醫療隊，為澳門衛生司所屬的多家醫院發展和培養醫療骨幹。隨著母親失憶症的加深，他越來越走不開了。偶爾，他會拉著母親去離上海不太遠的城市參觀和講課。有幾次，趁我或者哥哥在上海的時候，他把母親交給我們照顧，然後飛去外地出差。現在，父親念念不忘的是寮國。
大約在六七年前，父親告訴我，中央批示成立了中國精準醫療戰略專家組，他的影像中心就是研究「精準醫學和精準影像學」的。有個寮國人來華山醫院參觀訪問，邀請他去為他們建立一個精準醫療的醫院，這個寮國人以前是國家領導在高中的同學，現在領導把這個專案交給他去做。寮國天氣熱，他說要去裁縫店做兩套麻布西裝。說著他拿出一張他們在華山醫院的合影給我看，寮國人身穿米白豎領上衣，斜披著一條五彩繽紛的肩帶，父親身穿一件大紅色的襯衣，容光煥發。
後來疫情席捲全球，再後來母親病倒，寮國之旅就此擱淺。母親走後，父親越來越沉默不語，唯獨在提到寮國的時候，他會提起精神來說話。中老鐵路開通後，他多次在地圖上仔細安排從上海去永珍的路線，說，現在我可以坐火車去了，順便一路玩玩。
我說，寮國疫情一直沒有間斷過，現在已經與病毒共存，你這個年紀去太危險了。他說，那個寮國人去年中風癱瘓，最近死掉了。我說，那就不要再想去寮國的事了。他說，他死之前把建醫院的事交給了一個朋友，我們聯絡過了。我答應了為他們建醫院，以後還是要去的。
這事聽上去越來越玄了，我和哥哥都不能確信它是否存在，但我們也不能說它不是件真事。父親的確是極其優秀的醫院創業和管理專家，在他當院長的十一年中，華山醫院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並以全市最高分被評為三級甲等醫院；寮國是中國一衣帶水的鄰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領導派父親去那裡投資建醫院也沒有不自然的地方。父親堅持說，寮國的醫院一定會建的。
我想起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奧蘭多》中的一段話，大意是：幻想對於靈魂就像大氣層對於地球。如果沒有了那層溫柔的空氣，萬物將失去生靈與色彩，大地將變成一片灰燼，滾燙的鵝卵石將灼焦我們的腳底。實話說，到那時我們就完蛋了。生命是一場夢，我們將死於夢醒。誰剝奪了我們的夢，就剝奪了我們的生命。
也許寮國之夢對於父親就像大氣層對於生命。誰知道呢？說不定真的有一天，他會帶著我和哥哥坐上中老列車，到那裡陡峭的高山、狹窄的河谷、茂密的森林中去探險；真的有一天，他將完成國家領導交給他的任務，為寮國建造出一個最現代化的醫院。
也許「我們是誰」這個問題的核心，就包含在我們所有的夢想和那些一廂情願的神奇念頭裡，畢竟我們最強烈的渴望和恐懼都源於和坐落其中。那麼，夢想比現實中發生的事更真實地譜寫了我們的傳記。
父親每天下午把自己關在臥房裡四五個小時，有時更長，天黑了也不出來。他在裡面想什麼幹什麼，我無法知道，我只能想象他是在與悲傷對話。悲傷說，陳星榮，你不可能像愛張安中那樣愛任何人了。父親說，是這樣的。悲傷說，也沒有人會像她那樣愛你了。父親說，是不會有了。悲傷說，你再也聽不到她唱《當我們年輕的時候》了。父親跪下來，說，我投降，你饒了我吧……
瓊·狄迪恩在女兒和丈夫相繼死去之後寫了《奇想之年》一書，她說悲傷像風暴中的浪濤，打得你膝蓋發軟，眼睛昏黑。也許在一波巨浪平息下來的間隙，父親去列印了那張母親的照片，放到錢夾裡。走出臥房時，他是個剛從海嘯中倖存下來的人。
年輕人也許可以從失去中找到意義，在治癒中得到成長，他們的面前還有著很長的路和其他的愛。對於九十一歲的父親，失去相濡以沫近七十年的老伴，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令人絕望的事。從母親確診到十個月後去世，從她去世到今天，父親到底有過多少幸福的時刻使他如此頑強地生活？當他從折磨中得到喘息的時候嗎？好比黑夜後黎明的曙光，好比嚴冬後萬物的復甦。
好比七十年前，在前景最無望的那天，他得到了母親愛的誓言。
「肅反運動」中，父親和幾個好友被打成「胡風反革命小集團」，被揪出來在全校批鬥。因為共青團領導知道父母在戀愛，母親被點名要求在大會上揭發父親。眾目睽睽下她渾身發抖臉煞白地站起來，只說了一句話：他們都是好人。
母親在筆記中這樣寫過：「……那時我和陳星榮好，但關係尚未明確，想等兩年再說。我見他坐在角落裡寫著什麼，就走過去問他。他輕聲說：寫交代。我問：交代什麼？他放下筆說：他們要我回憶出所有幹過的壞事、醜事，並交代當時的思想活動，不論事件大小，再小的也不許遺漏。我想安慰他，但所有安慰的話都顯得蒼白。我們才二十出頭，正是人生最燦爛、最有朝氣的年齡，進了一流大學，將來成為好醫生，治病救人，無上光榮。可現在他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成了階級敵人，將受到怎樣的鎮壓和發配？這一生的日子將怎樣度過？那一刻我就做了決定，跟他說：不要交代了！你放心，不管他們把你打成什麼，我只嫁給你！他似乎有些吃驚，接著就哭了。我們抑制不住愈來愈響的哭聲，忘記了這是在圖書館。但是周圍座位上，坐在磨砂玻璃擋板後面看書的人始終保持肅靜，默默地給了我們同情和支援。」
我很難想象父親大聲哭泣，那該是什麼樣的幸福啊。也許這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幸福——它的前提是足夠的痛苦。父親錢夾裡的照片，就是那時的母親。
整理母親的櫥櫃時，我發現一個資料夾，上面寫著「妹妹資料」，裡面是我一九八一年申請出國的檔案和信件。其中有一封父親為我寫給有關領導的信，密密麻麻三頁紙，寫在華山醫院的信箋上，一共修改、抄寫了四遍。我完全忘記了這回事。我的申請遇到了阻礙，得不到批准。當時父親在紐約做訪問學者，為了我的人生能有更開闊的地平線，他特地提前回國來幫我奔走。信寫於一九八一年四月五日，我於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飛往紐約。那天父親說，你今天下午走吧？我睡午覺不去送你了。我說，哦，那我不吵醒你。
留學四年後回家，父親照例沒有去接我，但是我出現在他面前的那一刻，他情不自禁將我一把抱起來。我雙腳離地懸在他的懷抱裡，片刻，感到驚喜、幸福和莫名的尷尬。那是我成年以後他唯一一次抱我。父親從沒說過，不過我知道他一定是非常想念我的。
又到了離開的日子，我和父親一起無言地吃早飯，他吃兩個雞蛋白，喝一杯西瓜汁，然後吞下每天早上該吃的藥和維生素；我吃兩個蘋果喝一瓶酸奶，再把他給我的維生素吞下去。早飯後他就回到電腦前看腦部核磁共振的影像，母親的健忘症給他帶來很大的刺激，使他對腦部毛細血管走火入魔。我一個人呆坐在那裡，不知怎樣讓他知道我很愛他。我與父親有太多沒說的話。
朋友在微信裡建議：「你給他留張條子，回憶些過去難忘的細節，放在他會看見的地方。」我回：「好的，我試試。」
我沒有給他留條子——又一次屈服於慣性，還是天性？
飛機開始升高，窗外漸遠的燈火和漸厚的雲層彷彿奇妙的海底世界，父親大紅色的泳帽出現在我的腦海，它在水裡時而浮起時而沉沒，不管池子里人多人少，不管他游到哪個角落，我都能從眼梢看見那團紅色。不知父親有沒有留意我的藍泳帽，感覺到某種心照不宣的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