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二年中秋，我參與編導的《世間有她》在北京首映。兩週前我回國的航班被熔斷，前天才飛回來，自然是趕不上了。深夜走進這間噴了消毒水的客房，恍惚似曾相識——我已經第五次來這裡隔離了。倒時差無法入睡時，我乾脆起身喝杯茶，寫下兩年前創作中的點點滴滴。
二〇二〇年春節期間，我發信給美術指導樸若木：「pan，你好嗎？在北京嗎？最近的一切是那麼令人一言難盡。我昨晚在一間極棒的放映廳重看了我們的《非典情人》。大家都非常喜歡，讚不絕口。我尤其高興的是，小女兒頭一次看，說她特別欣賞這部電影的視覺質感。雖然作品有令人失望的地方，但這麼多年後看，尤其是在眼下的形勢下，這部二十一分鐘的電影仍然是很好看的。」
他回信說：「如果《英格力士》能放就好了，這電影的取向是前瞻的，我一直反覆地看，雖然沒有我預期的高度，但仍然是完成度很高的。電影合乎當下社會審美和價值觀，如果能放映，必然會得到很大的迴響。我請了些行內人看《英格力士》，都稱是部傑作。」
我寫：「我特別想回來在空街上拍一部電影……這也許是不合實際的夢想而已，但這樣令人震撼的空城，一輩子只有這一次吧，至少希望是。」
他給我發來一組超現實畫作，是一位藝術家十五年前畫的哥本哈根。在各種自然且詭異的光線下，原本親切家常的街道因為沒有了人群而變得異樣、令人不安。當城市因封鎖而荒蕪時，這組題名為《預言》的作品，突然真實得令人窒息。相比網上流傳的空街照片，這組畫是形而上的，它們是藝術品，其意義遠比「新聞」更為深長、久遠。
樸若木說：「這個世界彷彿淪陷在一場生化危機裡，我覺得應先去感受它，往後把這種感受昇華放在作品裡，更有意義。」
二〇二〇年三月，疫情開始在全球蔓延，不過那時候還沒有人知道，它將在以後的日子裡奪走六百六十萬人的性命。也沒有人預料到，它至今仍在變異作祟，並將永遠與人類共存。
我在微博中記錄道：
上星期三彼得從舊金山飛去鳳凰城打高爾夫球，那是他幾個月前就跟朋友約好的事。走之前我試探了一下說，你還是去嗎？美國的新冠病毒感染開始嚴重了。他自信地笑笑說，不要參與到人群的恐慌裡去，我會小心，沒事的。我送他和朋友去機場，塞給他一包消毒紙巾。
那時大女兒就讀的哈佛大學已經決定改上網課，她正在緊張地整理行李，四年的大學生活就這樣突然結束了，我們曾經那麼期待去參加她的畢業典禮。
星期四藍天白雲，空氣透徹清爽，我開啟窗戶，邊吃堅果邊閱讀。我的kindle裡有一本叫《死亡地圖》（theghostmap）的紀實書，它描寫了一百六十年前倫敦的一場舉世盡知的瘟疫。這場由霍亂引起的悲劇延伸到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撞擊，理智的聲音和固有的觀念發生鬥爭，而真理和先知在最關鍵的時候被忽略、被否定。
書中我最喜歡的部分描寫了兩個默默無聞而充滿人格力量的普通人——一個是醫生，另一個是牧師，他們從完全不同的角度，冒著生命危險，不棄不捨地尋找到疾病的來龍去脈。他們的勇氣和執著，他們之間起初的衝突和最終的理解與深厚友情，在眼下的情形下讀起來，尤其讓我感動。那位醫生畫的傳染地圖，就是這本書的書名。
偶爾，我抬眼看看窗外，遠處海灣上開過幾艘貨輪、幾條遊艇，窗下街上零星看到一些跑步、逛街的人。這是我十分中意的獨處時光——雖然只有我一個人在家，但是這個世界上有我牽掛和牽掛我的人。天色漸暗，一天在不知不覺中過去，我突然發現這種「自我隔離」其實是我的常態。到了晚上，我覺得有些害怕，記憶中我好像從來沒有自己一個人在這棟房子裡過夜。彼得之所以會約了去外地打球，是因為原來我是計劃這個時候回上海探望父母的，這一行程因疫情一拖再拖，不知道要延遲到什麼時候。
星期五早上，我看到冰箱裡的牛奶快喝完了。彼得每天的早飯都喝牛奶煮麥片，裡面加上新鮮的藍莓、香蕉和烘烤過的核桃仁。從結婚到現在，幾十年如一日。孩子們還住在家裡的時候，我會在週末做些特別的鬆餅之類換換口味，孩子們住學校後，我就變得很懶，很少在早飯上動腦筋。但是如果早上沒有牛奶麥片，彼得會一整天都莫名的不適。我開車去costco，那裡帶乳糖酶的有機牛奶又高質又便宜。開到停車場後，我發現雖然商店剛開門不久，已經擠滿了車輛，根本找不到停車位。我看到有些早到的顧客，已經推著大車大車的乾糧、罐頭食品、手紙、消毒紙巾、洗手液之類從店裡出來。這是我從未遇到過的情形，便決定馬上離開，可轉了半小時才終於開到出口。丈夫說，這是大眾的歇斯底里，羊群式思維，你不用擔心。我也想，反正他星期天晚上才回家，只要夠週一早餐就行了，我下星期再去買。睡前接到他的電話，他們去了一家極其美味的義大利餐館，平時很難訂到位子。他還這麼輕鬆快樂，我真服了。
到了週六，新聞裡看到疫情開始失控，超市的貨架也被搶購空了。大女兒決定跟男友一起飛去他在南方的家，小女兒給我發了很多條焦灼的資訊，問為什麼她的學校還沒有停課。我安慰她說，學校在密切觀察，一定會做出最合適的決定，只要不停課，她還是應該繼續上課。
天下起傾盆大雨，街上幾乎沒有了行人，一切被籠罩在灰濛濛的陰鬱裡。我在中美的新聞和社交網路裡，感到網路裡傳播的文化病毒比新冠病毒更具有危害性和殺傷性。人群被煽動，理智的聲音往往被偏激的情緒所淹沒。我生活在中美之間，在大洋兩岸都有親朋好友，每次讀到這種不幸的文字，都很難過。病毒是全人類的天敵，從猿到人，我們每時每刻都和微生物共存。而不管在哪個時代，在地球上哪個角落，每一個人都是父母身上掉下來的肉，哪一個死亡不令人悲痛欲絕？
星期天一醒來，我馬上檢視疫情，形勢的確越來越嚴峻。小女兒學校的校長髮來的郵件說，雖然上星期一直在跟師生演習網上授課，但是眼下還沒有決定停課。大女兒給我發資訊說，你不要再讓文姍去學校上課了，你瘋了嗎？這個星期正是感染了的人還沒有明顯症狀，卻在瘋狂傳播的時候。我說，夏威夷只有五六例確診，學校還在決定的過程中，我們再等等吧。她急了，幾秒鐘給我發了一連串資訊，劈頭蓋臉把我說了一通。就在這時，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朋友說，政府在考慮全美禁飛的政策。本來文姍是春假回家，如果禁飛，她可怎麼辦？我決定給她改簽機票，讓她立刻回來。
星期一，加州政府通知全州居家隔離，關閉一切非必要的生意。丈夫一早回醫院上班，醫院已經取消所有非緊急病人的約診，院方建議他從外州飛回來後在家休息兩週。晚上我們去機場接文姍，她不知從哪裡弄來一隻很薄的口罩，戴在臉上。美國政府傳染病防禦中心的建議是，病毒不是空氣傳染，而是飛沫傳染，病人和醫護人員應該戴口罩，但是健康人戴口罩沒有什麼用。文姍說，姐姐叮囑她一定要一路都戴好口罩。回家路上，她想到家附近的一家小便利店去買些東西，我也正好買牛奶。晚上十點，商店裡沒什麼人，但是冷藏櫃裡已經沒有牛奶。
今天我六點多就醒了，本來想在床上賴一會兒，但是想到牛奶不夠了，就起床去了二十四小時開門的超市。天邊剛剛泛起一點點發紅的亮光，映照在海灣上，波浪輕輕拍打著停泊在那裡的船隻。不管人間發生了什麼，宇宙無動於衷地執行著，黎明總是會在黑夜後到達。
超市停車場已經相當滿，不過我還是馬上找到了停車位，邊上的一輛車裡走出一個蓬頭垢面的女人，我倆惺惺相惜互望一眼，笑了。她說你沒見過這裡在這個鐘點停滿了車吧。我說是啊，我還是頭一次這個鐘點來。
買到牛奶回家後，我開始煮麥片，灶頭開著小火，手輕輕攪拌。
天亮了，窗外的梧桐樹滿是嫩綠的新葉，有幾個鄰居在街上遛狗，花園裡的檸檬樹今年開了密密麻麻的花，枝頭沉甸甸地掛著鮮黃的檸檬，蜜蜂和蜂鳥在樹上週旋，一片花香鳥語。自然將季節的禮物呈現給我，提醒我，我和周圍所有的生命都是原子，都是星塵……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到二〇二〇年五月，美國已有幾百萬人因疫情喪生。紐約的醫院停屍房和殯儀館放不下的屍體，只好放進運輸魚肉的冷凍車裡，停在街上。
今天一早，我接到好友電話，她的兩位朋友搶救無效，在醫院去世了。雖然我不認識她的朋友，但還是感到震驚，新聞裡的資料不再抽象。幾百萬死者的親人再也不可能在家中的花園、廚房、臥房或者洗手間的鏡子裡……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看到他們，只有逝者身形的黑洞，永遠留在那裡……
我想，幸福跟災難怎麼平衡？一邊是幾粒金色的麥穗，另一邊是無際苦難。然而，它們是平衡的，就像宇宙是平衡的一樣。那幾粒麥穗包含了每一片日出，每一片日落，每一份滋養你的美麗，每一個值得你的渴望。然而，今天你在天平的一邊，明天你也許在天平的另一邊，不需要太多理由。我們唯有珍惜。
二〇二〇年五月五日
五月中旬，《世間有她》的製片人給我發信，邀請我參與執導五位女性電影人共同拍攝的以疫情為背景的電影。我跟樸若木說，「這是一場正在全球發生的災難，對於我參與這部電影你如何想？」他回，「帶著使命感去拍電影，最終出來的結果都不會壞的」。
如果參與，我應該拍什麼？十五分鐘的銀幕時間最適合的又是什麼形式？我開始尋找。
一天，我邊聽著傑奎琳·杜普蕾拉的大提琴協奏曲《殤》，邊在電腦上搜尋。我的目光被一面硃紅色窗簾吸引住，它從敞開著的窗戶裡飄出來，在寒風和雪花中飛舞。網友說，嚴冬中鄰居的窗戶一直開著，不知那家的人怎樣了。灰色的樓房，灰色的天空，這面觸目驚心的窗簾在《e小調大提琴協奏曲》中飄揚，即時的生活彷彿驟然成為了一種祭奠。那個禮拜，我每天開啟手機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這面充滿懸念的窗簾，在又一個不同的天色中紛飛，想象它的主人去了哪裡。
樸若木看了窗簾的影片後，跟我分享了一段他自己生活裡的事，「我的樓下一個開小賣部的老頭，常年孤身守著小店。他沉默寡言，不識字。每次他幫我代收快遞，我都會跟他買一條香菸，因此他努力認住801是我的門號，總把我的快遞儲存在店裡等我取。平時他晚上架一塊木板當小床，睡在店裡。過年應該是回老家了吧，至今都沒有再看見他，店也一直關著，我老想他發生了什麼事……很傷感。」
我說，「這也感人的，淡淡的，人性的關懷。」
他說，「拍個疫情時期的《後窗》怎樣？」
《後窗》是一部我極其喜歡的懸疑片，男主角因為腿斷了，每天在窗前看對面樓裡的人生百態，無意中目睹了一起謀殺案。
也許我可以從一個人物的窗戶拍隔離中每家每戶的狀態，沒有臺詞，只有艾爾加的大提琴樂，一切盡在不言中。
網上每天傳播出令人震撼、悲憤或者感動的畫面，但我沒有找到一個形式能超越那些紀實影像的力量。《後窗》的想法很快擱淺了。
樸若木說，「你找到最感動你的，自會有最動人的表達形式。《後窗》也只是一種方法而已。」
接著，一個外賣小哥騎摩托車送上下班護士的事蹟，讓我產生了興趣。一開始他只是被人哀求，看人哭，看人無助，勉強幫了一次忙。後來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他，更多的人來求他，他就漸漸發揮出創造力和主觀能動性，組織起其他外賣小哥一起幫助別人。人類的尊嚴來自對個人價值的肯定，而在這個大資料時代，個人變得越來越微不足道。我從這個外賣小哥的身上，看到了個人人性的喚醒以及光芒。
後來這個故事被各電視臺、網站反覆報道，而我又沒有找到它屬於大銀幕的特殊元素，就放棄了。
最終，一個被放逐兩地的戀人的故事觸動了我。女孩（小鹿）春節回北京看望父母，從此沒能再見到封鎖在武漢的男友（昭華）。這個愛、失去與放逐的旋律引起了我的共鳴——我也因疫情無法回家看望年邁的父母。
我跟樸若木分享了這個故事，他也振奮起來，回信說，「不管戰爭、瘟疫、天災、人禍，不管你是權貴還是平頭百姓，人對死亡最深的切身之痛，莫過於失去摯愛。十五分鐘，一個女孩，一部手機，我相信這是個足夠直指人心的故事。」
我想到一首格麗克的詩歌——
世界
曾經是完整的，因為
它已破碎。當它破碎了，
我們才知道它原來的樣子。
…
什麼樣的畫面和聲音才能承載這個意境和思想？我的男女主角一個在北京，一個在武漢，從不同框。怎樣才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讓人相信那個曾經完整的世界？
重溫維姆·文德斯導演的《柏林蒼穹下》時，我得到了一個啟示。影片裡天使看到的人間是黑白色的。有一天，一位叫達米爾的天使懂得了人間的慾望，感到了人身的體溫，他眼中馬戲團鞦韆上飛人的女演員，突然有了飽滿的色彩。驚鴻一瞥，令人陶醉。
對被封鎖在兩個城市的戀人來說，手機螢幕是引起他們無限渴望的、比現實生活更有溫度的東西。如果我們用黑白拍現實，用彩色拍手機裡的世界，觀眾會把目光聚焦在畫面的彩色部分，把感情傾注到螢幕中的戀人身上。
其實，這也是大多數人與手機的關係，尤其在疫情期間，人與人的交往，對世界的認識，都來自手機。人性的矛盾衝突，也都來自人們對網上訊息的不同解讀。我們似乎都是生活在手機裡的一座座孤島，螢幕中那個更吸引人的「現實」，顯得比生活本身更為「真實」。
我找到了一個令我興奮的視覺方向和電影語言。一星期後，我按這個感覺拉出一個劇本大綱，發給了樸若木。他開始每天給我發參考影片、文字和畫面，幫助我豐富故事和人物的生活質感。
比方一條在嘈雜擁擠的醫院裡的影片：一個女人跟護士要水喝，護士轉身取水，遞過去時女人已經死了，死的寂靜彷彿突然淹沒四周的噪音。發給我影片的時候，樸若木說，「她勾起我小時候最愛的一篇古文：靜臥而起，久病調適，見日光斜入帳中，如二指許，轉眼即逝，因念光陰瞬息如此，人一刻不讀書，一刻不進德……」
另有一條影片中，兒子去醫院門口取母親的遺物，一位護士走過去把一隻手機和一根項鍊交給他。他轉身要走，又回身問，「我媽媽留了什麼話嗎？」護士搖頭。
還有一位網名為bigwugod的武漢小夥子，在微博中記錄了他如何得病、入院以及與死亡爭奪生命的過程。
「1/26：持續發燒，狀態變差。已坐上社群電瓶車去武昌醫院就診。1/28：血氧87，醫生幫我安完了氧管吸氧。1/29：不敢睡著，實際也有那個很難聽的胸腔聲作祟沒有睡著，剛叫了好久護士來幫忙查了血氧……又39度了。1/30：努力去睡著，體溫穩定，不拉肚子了，咳嗽依舊，呼吸急促依舊，血氧含量低下去兩次，努力睡著，明天還要吃很多藥，打很多針。2/5：爸爸高燒已經八天了，現在嚴重呼吸困難，血氧飽和度也從88下降到85了。3號早上41度打120都打不通，社群說他們也沒有辦法……」
還有那年武漢無人見證的櫻花——悄然而至，綴滿枝頭，又悄然凋零，殘紅滿地。那份「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的感傷，成為了劇中戀人的象徵——小鹿和昭華終未等到的春天。
為了這部十五分鐘的短片，我們看了海量的資料。每當我懷疑自己的時候，它們都鞏固了我的初衷和表達方式。劇中的每一個細節，都是從疫情的影片、日記、照片、博文中提煉出來的。劇本從這些具象的資料延伸到抽象的意義和思想，又從抽象回到具象的生活細節。意象虛幻，但真情實意。一個多月的時間內，我修改了二十幾稿，而且越寫容量越大。幸虧原來的五名導演，有兩個來不了了，我便有了三十分鐘的銀幕時間。
創作給我最大的快樂，莫過於在過程中的成長弧度。從認識樸若木那天起，他就是我學習電影審美的老師。回看我們兩年前的幾千條微信交流，我十分感慨。
在《世間有她》的某一稿劇本中我寫了：
8.內小鹿父母家一臥室日
攝影機從窗外看著小鹿在窗前打電話。雨水落在玻璃窗上，再滑下來……
樸若木讀後給我發了一張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北京的天氣，說，這天是晴天。
我回，「我看了你發給我的照片，覺得好看，用雨滴營造一下孤寂的氣氛。」
他說，「反正像拍紀錄片，該什麼天就怎麼拍，有底氣什麼天氣都有意境。秋風黃葉不孤寂，是人賦予它孤寂。我們的劇有真情實意的底氣，不用戲劇化處理。這故事拍得生活自然不造作，就已經成功一半。不管你拍哪座城市、哪條街道、哪家超市、哪輛地鐵，我都會參照當日的監控錄影還原當天實況。」
這只是一個極小的例子。他總是這樣，教我摒棄平庸、偷懶或者膚淺的選擇，教我除去外相，直指人心。
我們還分享了許多自己生活中的感受，我很少跟其他人這樣既輕鬆又深入地聊愛人、父母、遺憾和嚮往……天馬行空但永遠迴歸到作品，就像江河匯入大海。他還常用些特別簡單的話，道出審美的真理，比方「所謂生活感，就是對生活處處留心」，或者「美是一種狀態，女孩在家只穿t恤短褲是生活狀態，跟色情無關」，或者「演員氣質是一個環境最大的因素」等等。
製片方接到劇本後，給我發來一條微信，「關於男主角，您有考慮過易烊千璽嗎？之前我們跟千璽那邊聊過，如果咱們有適合他的角色，他是很希望參與咱們的專案的。目前看來，只有您的單元有適合他的角色，請您考慮一下千璽可否演昭華的角色。」
我的第一反應是他太年輕了，第二反應是他太偶像了，缺乏普通人的生活質感，易烊千璽就這樣被我草率地否定了。
二〇二〇年八月下旬，我終於辦妥了回國的手續，從舊金山飛回上海隔離。那時攝影師張子樂也剛從香港飛到北京隔離。子樂是在波蘭電影學院留學回來的，當時還沒有主拍過什麼大片，但是我從他發來的片段和廣告中，看到他對都市有敏感、獨特的感受和審美，看到他令人興奮的活力和潛力。子樂讀完劇本後，給我寫了一封長達三四頁的郵件，描述了他對劇本的理解和建議，對疫情的體驗和思考，對創作的激情與設想。我們每天在各自的隔離酒店視訊會議，我很快建立了對他的信任。
黑白電影中呈現彩色的手機螢幕，說來容易做到難。為了能使黑白和彩色天衣無縫地融合，子樂首先蒐集了不同年代的底片，把顆粒逐一掃描出來測試，最終發現ilforddelta100的顆粒非常細膩，反差也十分時尚，很適合我們的電影。黑白部分定調後，子樂繼續做彩色搭配的測試。開拍前一週他到實景中拍攝素材，再到調色室比較每一種顏色搭配，直至找到每一場戲的不同搭配和整部電影的統一性。接著，他測試了十一款鏡頭，每款各做了黑白和彩色的膚色測試，最後選了三款用於戲中不同的場景和氣氛。
子樂在回憶創作心路歷程時寫道，「leitzsummicron鏡頭完美呈現了北京的家庭和親情的溫度。cooke的老變形寬銀幕微距鏡頭是拍攝大特寫很棒的選擇，它的反差和leitz很搭配。令我們驚喜的是cooke的大光圈超三十五毫米鏡頭，在黑白的灰度裡像一把刀子般銳利和冷漠，令人不安，與昭華家的密閉空間和孤獨感非常搭配，我們選了它拍攝易烊千璽的戲。北京室外戲發生在夕陽時分，它充滿了對老北京的回憶。superbaltar鏡頭是六十年代的產品，因為被攝影師戈登·威利斯（gordonwillis）在一九七〇年拿來拍過《教父》而聞名於世。國內只有一套，它的鏡片非常的老，邊緣開始虛化，玻璃也開始發黃。測試後我們發現所有的瑕疵都不再是瑕疵，反而有機地帶出了老北京的氣味。它成為室外場景的不二之選……」
電影是技術和藝術的結合，這個攝影部門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
前期準備緊張而按部就班地向前推進，但是眼看就要開拍了，男女主角還懸而未定。
故事的女主角是一個極其平凡的鄰家女，她必須像生活裡的真人，而不是「演員臉」「網紅臉」。然而，她又必須在銀幕上脫俗、閃光，令人刻骨銘心。當我選中黃米依的時候，遇到了製片方很大的阻力。為了保住黃米依，我重新回頭考慮製片方最嚮往的易烊千璽。
當時否定他的時候，只是基於他的年齡和tfboys的形象，我並沒有看過他演的電影。看了《少年的你》以後，他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當時他才十七八歲，居然具有如此動人和豐富的內心世界。
我請製片人約見易烊千璽。九月十四日他拍完一天的廣告後，跟經紀人來到了我的酒店房間。千璽寡言少語，但眼裡充滿了洞察力。我說話時，他聽得非常認真，並且在思考我表述的內容。
我問他工作以外最想做什麼，他說旅行，去非洲看野生動物。我意識到，他整天從一個機場顛簸到另一個機場，卻從未真正旅行過。他說，每到一個地方，他會在網上看那裡都有些什麼好吃的餐廳，什麼好玩的地方，但他很少會真的去那些餐廳或者好玩的地方。易烊千璽從很小就已經是公眾人物，像玻璃魚缸裡的金魚那樣被人群關注。我告訴他，我在他的年齡也是這樣，所以決定離開演藝界出國留學了。他聽了抬頭仔細望了我一眼，目光清澈沉著，樸實無華。你完全可以相信，這是一個愛上了誰就會發誓賭咒一輩子的男孩，一個有責任心有擔當的男孩，非常像劇中的昭華。
回頭看，我一開始對千璽先入為主的錯誤概念，差點導致我錯過了這個完美的選擇。在日後拍攝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超越了我的期待，成為了影片的靈魂。
見完他的第二天早上，我看到手機上有好幾條製片人的留言，千璽本人很願意出演我們的電影，但是他的經紀公司對片中的女主角有另外的想法。
我對女主角黃米依的才華和氣質充滿信心，但她並非通俗概念裡的那種「美女」，也還未在銀幕上充分證實過自己的能量。對易烊千璽的經紀公司來說，她不能為千璽增添任何光彩，倒很可能借千璽的光而走紅。所以如果我想用新人的話，他們希望我用未曾簽過經紀公司的女演員。
男女主角的事又這樣僵持在那裡。我本來希望十一月開拍，但是易烊千璽只有十月中的一週時間，所以一切籌備必須提前半個月完成。我跟製片人說，時間不等人，你就先讓我給黃米依造型吧。她勉強同意了，但因沒有簽訂兩個演員的合同，她要求我對他們的名字保密。我們只好為易烊千璽和黃米依起了「熱乾麵」和「炸醬麵」的代號，來展開化、服、道的準備工作。直到開拍前一個星期，我都不能確定「熱乾麵」和「炸醬麵」是否能現形。
迫於製片方的壓力，我一邊給黃米依造型、排練，一邊還在選女主角。來面試的大多數演員，都比我年輕時要勇敢得多。她們能在極短的時間裡開啟內心最柔弱的部分，表達出激情與渴望。我為她們的真誠和勇氣而感動，但除了我的「兩碗麵」，我很難想象用任何其他演員。有意思的是，我發現演員無一例外都是由經紀人陪著來的。我以為經紀人是來保護自己的藝人，心想，這有必要嗎？我又不會吃了她們。再想想，這個行業的確有時對年輕女孩不夠尊重，難怪他們陪著。
後來有位經紀人告訴我，他們其實是來看住自己的藝人，不要被其他經紀人搶走。
易烊千璽片約在身，試完造型就離開北京去了其他攝製組，要等到開拍那天才回京。我們初次見面時，我跟他聊起過有些資料也許會幫助到他的表演。十月初他的經紀人說，千璽希望看我提過的資料，請我儘快發給他。他的認真讓我感到欣慰。
千璽：
你好！
這半年來我看了巨量的資料，這幾天一直忙著籌備，老也沒有時間整理出一些跟你分享。今天先給你一部分，過幾天有空我再找更多的。
《畢業後的大多數》記錄了許多大學畢業後年輕人的生活，他們是社會上眾多曾經胸懷憧憬的年輕人的縮影，現實像霜一樣打蔫了他們的夢想。從事業到愛情，我們影片的男主角李昭華似乎比他們幸運一些，但他也是他們中的一位。
這部紀錄片幫助我更好地瞭解了昭華這個人物的狀態，所以也發給你看看，你的潛意識裡會有這樣的形象思維。有時間和興趣就多看點，沒有就少看點。
另外一些是關於疫情期間失去親人的故事、醫院搶救的場面、病人自己談生病時的感覺等等。有時間看看也許會幫助你進入情景和狀態，有兩位女病人說話的喘息和咳嗽是可以參考的，她們都已經裝上了呼吸機，而昭華沒有輪上呼吸機就走了，在二十場的時候想必要比她們還難受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