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一個千年的最後一個秋季，畫面裡紐約的街道樓房、男女主角理察·基爾和薇諾娜·瑞德的近景、特寫都披著一層迷人的金光。我想起拍攝期間，理察·基爾被美國《人物雜誌》評為一九九九年「最性感的男人」，第二天早上到現場，全組的人拍手祝賀他，理察·基爾臉紅到耳根，恨不得挖個洞鑽地下去。他是當年最紅的男明星之一，然而他待人接物非常謙遜誠懇，從來沒有過一次遲到，也沒有過一句抱怨。《西雅圖郵報》對影片中理察·基爾作了這樣的肯定：「這部電影是呈現理察·基爾魅力的最佳工具，他從未比在這裡更好看過，也從未如此自信地佔有掌控住銀幕。」
可惜這片溫柔的秋色和絕世的美貌都顯得那麼空洞、徒勞，一切都像是憑空捏造出來的俗套和概念。entertainmentweekly（《娛樂週刊》）評論說：「真可惜這部電影是陳沖導演的，她導演的處女作是一部那麼震撼人心的電影。雖然陳溫柔的人文主義在這裡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但她無法消除劇本致命的前提——即理察·基爾扮演的男主角習慣性地約會不同的女孩，這次剛好愛上一位只能再活半年的年輕女孩，多麼順理成章。」
（電影檔案網）評論說：「這是一個足夠值得尊敬的愛情故事，擁有如此多的希望，但電影工作者沒有在開拍前解決劇本的問題。」
記得一九九九年我到達紐約的時候，理察·基爾和薇諾娜·瑞德各自已經請了編劇來修改自己的臺詞，然後折中放在一起。圍讀的時候我聽出來劇本還是不夠好，但也想不出有效的具體方法去解決問題。我對紐約的人文不熟悉，但是如果我能有時間和精力去做資料，從中挑選出屬於故事和人物的特殊細節，讓它們發酵後成為影片生根開花的土壤，那我這個「外來人」的眼睛和由此而來的審美便可以成為一筆財富。這個「如果」沒有發生。我匆匆忙忙在兩個月裡完成了選景、置景、選角、定妝和各部門技術掌握等等工作。顧長衛的參與讓我看到新的希望，他是一個絕佳的攝影指導，跟我的溝通也很融洽，我們無疑能把最美的紐約之秋裝進片盒裡。開拍的日子到了，我就這樣在沒有一劇之本的基礎上，用漂亮的畫面拼命煽情。
那時我對劇本的思考，總是把焦點放在男女主角一起的場次上，沒有充分關注他們各自在自己的宇宙裡扮演什麼角色，有什麼價值、什麼喜悅和痛楚。二十多年後再看《紐約的秋天》，我發現了當年思維方式的錯誤。我應該用男女主角跟其他人物的關係來賦予這段愛情人性和生活氣息，讓戀人們成為更完整、更多重的生命體。這些感情旁枝是他們關係的養料和註釋，使偶然發生的事件成為必然。
最大的遺憾是我沒有探索和挖掘夏洛蒂跟她外婆的關係，以及威爾跟他女兒的關係。尤其在我定了扮演這兩個人物的演員之後。紐約不愧為全美國的戲劇中心，片中配角的扮演者們都是非常精彩和具有銀幕魅力的演員，他們不僅出色地襯托了男女主角，也為整部電影帶來了生命力。
外婆多莉的扮演者叫斯特里奇（elainestritch），是一位身經百戰的百老匯演員。她有本事把一句哪怕是毫無意義、死氣沉沉的臺詞，都說得讓你駐足，對她關注。斯特里奇首次上銀幕是在伍迪·艾倫的《九月》中演一個配角。《人物雜誌》評論：「儘管這部電影收到了褒貶不一的評價，但斯特里奇咆哮的氣場——就像哥斯拉在壞了的電梯中一樣——不容忽視。」
多莉在十幾年前失去了獨生女兒凱蒂，帶大了外孫女夏洛蒂。多莉曾經目睹凱蒂為威爾心碎，現在又看著外孫女重蹈覆轍而無力阻擋。片中斯特里奇一共才五六場戲，但她每一次出場，螢幕上就生動起來。她演的多莉內心複雜、脆弱，外表卻總帶著挑釁，容不得半點憐憫。《洛杉磯時報》評論斯特里奇在電影中的表演是「一個含蓄、微妙準確的奇蹟。多莉的一生失去了很多，但她在手中一杯烈酒的武裝下，繼續直麵人生」。手上那杯烈酒、身上那件穿舊了的華麗睡袍，是斯特里奇自己設計的貫穿道具和服裝，它們不僅符合人物，而且成全和造就了人物：一個常年以獨自飲酒來麻痺痛苦的落魄貴族。電影裡的主角被人記住理所應當，一個配角能令人過目不忘是要有真本事的，斯特里奇是我合作過的配角演員中最辣的老薑之一。
電影中威爾和夏洛蒂經常在對話裡解釋他們的關係，用臺詞直白地談情說愛，使的都是拙勁。他們唯一打動我的對話是威爾不經意地給夏洛蒂講她母親生前的事情。那場戲的氣氛輕鬆隨意，但話題是他倆生命中共同的失去。我應該把焦點更多地拉到多莉、凱蒂和夏洛蒂這三代女人的故事上，拉到祖孫之間支離破碎的親情上。
全片中我最滿意的一場戲，是威爾跟自己成年的女兒麗莎初次見面。威爾不認識女兒，只有一張她十二歲時的照片。當他突然收到一封女兒寄給他的信時，威爾十分詫異。原來女兒懷孕了，希望能見一面生父。麗莎跟他身邊圍著的那群女孩差不多年齡，但是面對女兒，威爾失去了他在異性面前慣性的流利和自信，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變得厚重起來。女兒的出現終於讓中年的威爾開始自省，學會愛與隨之而來的責任。父女關係與戲中主線相輔相成，應該成為威爾情感世界裡（戲份中）更重要的一部分。
扮演麗莎的演員維拉·法梅加（verafarmiga）是一個凝聚力極強的演員，她能使每一個無言的停頓都充滿張力。法梅加的父母是烏克蘭移民，她氣質裡東歐女人的凝重和神秘感在銀幕上引人入勝。跟她拍完父女見面那場戲後，我依依不捨，好想每天都拍她。法梅加幾年後跟喬治·克魯尼主演的《在雲端》讓她家喻戶曉，並得到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芝加哥太陽報》著名影評人羅傑·艾伯特稱她「是當今的電影中最溫暖、最有魅力的女性之一」。
《紐約的秋天》裡有一場戲的景色是片名最美麗的象徵。拍攝那天，中央公園的樹開始落葉，天上下著毛毛細雨，空中悠悠地飄著一片片落葉，滿地金黃，浪漫至極。拍攝日程上本來是另一場戲，我建議臨時改變計劃，把大部隊調到中央公園拍一場戀人雨中散步的過場戲。
製片公司和製片人因為要控制預算，一直嚴格地遵守拍攝日程，但是那天製片人看著那片景色，破天荒同意更改景點。那是劇本里原本沒有的戲，到了現場我跟演員和製片人商量威爾和夏洛蒂應該聊些什麼。劇中的夏洛蒂喜愛艾米莉·狄金森的詩歌，忘了是誰——也可能是我自己——出了一個餿主意，讓夏洛蒂在散步時念一首詩歌。
newyorkmagazine（《紐約雜誌》）對電影的評論說：「陳沖對電影節奏有一種可愛的感覺，對奢華效果有著嫻熟的洞察力，但她掉進了一桶黏糊糊的糖漿裡，爬不出來。」我那天無疑是一頭掉進了一桶黏糊糊的糖漿——在這樣一個完美的秋日，他們天南地北雞毛蒜皮不管聊什麼都行，就是不能唸詩！如果能重拍，我也許會讓夏洛蒂聊聊她的外婆，或者讓威爾聊聊他的女兒——那些沒有能力交流和愛的遺憾。我也許會讓他們在這裡吵架、破裂。
記得女兒們很小的時候，我們在北加州的海邊度假。天空佈滿了烏雲，灰色的海浪拍打著黑色的礁石，乾枯了的馬尾草在風中顫動，奇形怪狀的樹林間白霧繚繞。我站在樹林里望著大海，想起第一次來這裡是在失戀後最傷感的時候，帶我來的朋友說，希區柯克導演的《群鳥》就是在這一帶拍的。大女兒問，我們在這裡幹什麼？我說看風景。她說，我們是小孩，你怎麼能指望我們欣賞風景呢？我詫異地看著她，半天答不上來。她簡直一針見血，沒有滄桑很難被美麗所感動。
房間的電話鈴響起，是攝製組通知我到酒店餐廳做核酸檢測。我一齣門正好跟導演撞個滿懷，他興奮地說，陳沖！我想知道你的一切！我一下不知道該怎麼回應他。導演是個伊朗裔美國人，高高的個子，一頭濃密的大波浪，黑髮裡夾著幾縷白髮，我至今只看到過他照片裡的臉，因為每次見面他都戴著口罩。他顯得很有精神，疫情正好讓他休息了一下。我衝他笑了笑說，zal，你好啊。他繼續熱情地說，你必須告訴我，你是全組我最想了解的人！《紐約的秋天》？理察·基爾，薇諾娜·瑞德？我大吃一驚，二十多年前的事，他怎麼突然提起？要不是在寫那段時光，我自己都好久沒想到它了。我問，你得空谷歌了我一下呀？他說，你太厲害了，今天開會我問組裡的人，我們中間誰導演了一部九千多萬美元票房的電影？沒人說得出來，哈哈。我不好意思起來，說，這是一部挺糟糕的電影。他問，為什麼這麼說？我想了片刻說，機會到達的時候我還沒有準備好。他說，不管，有足夠的人喜歡電影才賺了那麼多錢。賺了錢製片公司一定都擁來找你吧？
我們邊聊邊下樓梯到了餐廳。這部劇的演員特別多，除了我這個中國人以外，還有印度人、伊朗人、黑人、白人、殘疾人和各種性別認同的特別的人，大家見到導演都擁上去跟他打招呼。導演回頭跟我說，我們一定要找時間聊你的故事！
當年的確也有不少人看好我的前景，甚至是不喜歡這部電影的人。《芝加哥論壇報》的評論寫道：「如果陳沖能為如此可預測的故事情節注入活力，那麼她很有可能在好萊塢擁有漫長而成功的職業生涯。」
其實《紐約的秋天》一殺青，投資方之一「湖畔娛樂公司」的老闆湯姆·羅森伯格，就給我送來一隻名貴的手錶和一個劇本，邀請我導演他買下的法國犯罪懸疑片《公寓》的美國版。
在紐約的拍攝過程中，我跟「湖畔娛樂公司」的幾位製片人經常有矛盾，氣氛從頭至尾都很緊張，很難想象再次跟他們合作。我跟羅森伯格說，給我時間考慮一下。
記得《紐約的秋天》開拍的第一天起我就覺得不被信任，現場來了「米高梅」和「湖畔」派來的五位製片人，他們的監視器螢幕比我用的那臺要大一倍，每拍完一個鏡頭他們會問，為什麼這樣拍不那樣拍？為什麼不多拍幾個景別？為什麼一定要這個角度？我覺得他們侵犯了我的「領土主權」，視他們的質疑為敵對行為，馬上採取抵抗，從此否定他們提出的一切建議，跟他們變得勢不兩立起來。每天開工，我就像一隻好鬥的公雞那樣，豎著脖頸的羽毛等著跟他們五個人拼個死活。
有一次，我需要從視窗外面拍一個由特寫拉遠到大全景的鏡頭，製片人怕在高層實景裡操作gf16搖臂難度太高，會超出演員和工作人員當天的工作時間付超時費，要求我把這個鏡頭刪了。
與國內不同的是，演員工作時長限制不是屬於少數明星的特權，而是演員工會跟所有制片公司達成的條款協議。工會的力量在於，製片公司依賴工會成員中百分之二的明星賣票，他們的待遇與其他百分之九十八的會員是一視同仁的。副導演會掐分掐秒算好組裡不同演員的時間，到點放人。吃飯的鐘點也是嚴格控制的，每隔六小時準時放餐，在特殊情況下有「寬限」——我忘了是多少分鐘。在這種情形下，副導演會大聲警告各部門：我們進入了「寬限」！《紐約的秋天》攝製組的工作人員如果工作十四小時以上是一倍半工資，十六小時以上是雙倍工資。我們在冰島的化妝組，每天八小時以外是一倍半，十二小時以外是雙倍工資，比《紐約的秋天》時代又有所改善。
按《紐約的秋天》那天的拍攝計劃，工作人員可能會有超出十四小時工作時間。萬一超出十六個小時的話等於加了一天的預算，那是製片人的獎金。他們問，你為什麼不能停留在特寫上，然後接外面的鏡頭？我說，男主角的感情需要在這個時候以這個方式延伸，我必須得拍這個鏡頭。我們為這個鏡頭一直爭吵到我說，你們開除我吧。
每當我處於「敵眾我寡」的戰鬥時，攝製組的工作人員總是眾志成城千方百計為我解決難題，幫助我實現願景。我發現紐約的工作人員專業水平是全世界一流的，他們不管分工或職位大小，都非常熱愛自己的行當。組裡週末放假，幾乎每個人都會去影院看片，週一回來上班，全在探討看過的電影，不同部門的人，留心和談論的都是其他部門不一定留心到的細節。那幾個月他們一直是我的堅強後盾。
殺青後公司原定的剪輯師開始剪輯，我在休息的一個月裡，漸漸淡忘了拍攝期間跟製片人的衝突，研究起《公寓》的法國原版影片，考慮如何填補情節裡存在的漏洞。沒想到一個月後，初剪令我失望透頂，我又為了換剪輯師的事繼續和製片人鬥爭。我雖然偏愛犯罪懸疑型別的電影，但還是決定謝絕了《公寓》。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完全不記得當時我們有什麼原則性的分歧是不可以互相交流解決的，我也完全能站在製片人的角度，理解他們的責任和擔憂，畢竟那是我第一次導演這樣規模的美國電影。哪怕他們提出的十條建議裡只有一條是可採取的，也是對影片、對我有益處的，何況他們對美國文化、紐約文化比我熟悉很多。我懷疑，我對製片人僵硬的態度，更多是出於我自己的不安全感，覺得他們的言行威脅到我的自信和威望。智慧的到來永遠太晚。我有時驚訝這輩子怎麼犯了這麼多愚蠢的錯誤，儘管大多數都是本著最好的願望，花了最大的努力犯的。歲月讓我變得寬容了一些，不再像過去那樣鞭撻自己。我想起曾經讀到過的一句話，忘了是哪個哲學家寫的，「如果我們的心足夠大，大到能夠熱愛生活中所有的細節，我們會發現每個時刻都同時是給予者和掠奪者」。
晚飯後，我和組裡的兩個演員在酒店後面的篝火旁聊天，湖畔偶爾傳來冰塊斷裂和摩擦的響聲，白天被太陽融化了的冰正在重新凍住。坐在我一旁的萊恩，是一個先天殘疾的同性戀男孩，他的骨架畸形，雙腿幾乎不能行走。他說這個月他會在華盛頓市上演一齣自編自導自演的話劇，是自傳體的，其中有一段講述了他在同性戀酒吧的經歷，因為萊恩畸形的身體，沒有人願意搭理他。有一晚，那裡一位渾身肌肉的吧檯舞者，看到客人們一再用厭惡的態度對待萊恩，便到他身邊獻了一支極其性感的舞給他。這支舞像探照燈一樣，為矇昧的人照亮了萊恩的人性。從此，酒吧裡的人對他另眼相看，慢慢地也有人跟他約會了。
坐在我另一旁的是一位叫佩嘉的年輕女演員，她說在夢裡她總是男人，從很小她就知道自己的性別認同跟生理性別不一樣。我問她，你想做變性手術？她說不是，只是一想到自己不能做男人就很傷心。我又問，你被女性吸引嗎？她說不是，她的性別認同更像是個男的同性戀者，但是她不想給自己貼任何標籤，不想被別人歸類成某一種人。說著她的眼淚湧進眼眶，從她漂亮的臉頰淌下來，她明顯在受折磨。就在兩天前，她還給我們看了照片裡她健美溫柔的丈夫，他們是在兩週前結的婚。
我跟他倆說，我回去一下就來。房間裡，從報紙上剪下來的評論文章散在我的書桌上，我拿起《洛杉磯時報》的評論：「《紐約的秋天》是好萊塢黃金時代那種浪漫愛情片，陳沖乍一看似乎是個不太可能的導演人選。她的第一部作品——淒涼而又精緻的獲獎片，是關於一個年輕女孩和她在‘文革’期間的悲慘命運。但在她的第二部作品中，陳沖證明了她便是《紐約的秋天》的理想掌舵人。她以嫻熟的技巧拍攝了一部值得認真對待的電影，對演員的指導也熟能生巧。表演過《末代皇帝》中婉容的她，深知美麗與脆弱的結合是多麼的不可抗拒。時尚且製作精良的《紐約的秋天》，不免會讓一些人覺得它是一部油光鋥亮的肥皂劇。但事實上，這是一部經典的女性電影，也是一個男人在經歷了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愛情後，脫胎換骨的精彩寫照。」我想起丈夫二十年前說的，報上說好的就是你，壞的就不是你。其實，好的、壞的都不是我。
當時覺得這些影評是天大的事，好像全世界都在評判我。其實根本沒人在意，人們都卷在自己的旋渦裡，上班、做愛、高考、寫詩、貸款買屋，就像宇宙按照它固有的規則執行著。也許在億萬光年外，某顆垂死的恆星正在瘋狂地旋轉，把周圍時空扭曲成一口虛無的井，並將一切吞噬。四十億年後，我們的太陽也會如此。在生命的原子返回星塵之前，唯一不朽的只有此刻——我們活著的每一刻。
我把這些發黃的紙片扔進篝火，星星點點的火光飛起來。萊恩和佩嘉問，你燒掉的是什麼？我跟他們講了我的紐約故事，比起他倆的事顯得那麼不足為奇。三月份是冰島北極光出現最頻繁的時候，我們時不時仰望，頭頂的一長條白色的雲，向地平線落下來，它漸漸有了隱約的綠光，我們興奮起來，十幾秒鐘後它又綠得更深了一些，然後就失去了色彩。他倆嘆息。我說夜還年輕，我們還有希望。
我挺幸運的，摔了這麼多跟斗還沒有傷到元氣。半個世紀前曬臺上的「妹妹」，透過我日益衰老的晶體，望著天空變幻莫測的北極雲彩，仍然在夢想，在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