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也怪，看到布蘭達·利奧尼迪斯寫給勞倫斯·布朗的那些信以後，我對她的同情和憐憫就煙消雲散了。難道我的虛榮心在她愛著勞倫斯·布朗的事實面前就站不住腳了嗎？還是說我對她的花言巧語憤憤不平？我不是個心理學家，不知道自己的立場為什麼會轉變得這麼快。我寧願相信這種轉變是因為看到約瑟芬尼被人冷酷無情地襲擊而造成的。
「要我說，大理石獅子肯定是布朗放的，」塔弗納說，「這也幫我在一直得不到解釋的問題上找到了答案。」
「你有什麼沒想通的？」
「唉，這麼做真的很笨。聽我跟你分析，在知道小孩拿到這些信——這些要人命的信以後，你先該做的是什麼呢？你該做的自然是把信取回來——這樣的話，即便孩子說到這些信，但因為沒有了證物，也會被認為是信口胡謅——但是你卻因為不知道它們藏在哪兒而不能把它們取回來。接下來就只能把孩子永久除掉了。既然已經殺了一次人，再殺一次時應該會毫不手軟。你知道她會在廢棄的洗衣房搖門玩，最理想的方法就是躲在門後面，用鐵棒、火鉗或一節硬水管在她過來的時候給她一下。這些都是隨手能拿到的器物。何必要費麻煩把大理石制門器放在門上，冒著不能置孩子於死地的風險這麼幹（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呢？我倒要問問你——罪犯到底是出於何種心理？」
「你有答案了嗎？」我問他。
「我開始以為這是為了製造不在場證明。在約瑟芬尼被大理石獅子擊倒的時候，某人可以推說自己不在場。但這麼說根本說不通，第一，在約瑟芬尼的事情上似乎沒人能有不在場證明。其次，總會有人在午飯時間找那個孩子，那時他們會發現大理石制門器和案犯所設的局，這樣一來，他的手段就顯而易見了。當然，如果案犯及時把大理石制門器拿掉的話，我們也許會迷惑上一陣子。現在這種情況到底算怎麼回事？」
他對我攤開了雙手。
「你怎麼看？」我問他。
「這是個人因素造成的。這完全符合勞倫斯·布朗的特質。他不喜歡使用暴力——無法親手傷人。勞倫斯·布朗絕不會站在門後面，用棍棒去敲孩子的頭。他情願設個局，躲到一邊，不去看事情發生的那一幕。」
「說的是，我明白了，」我緩緩說道，「伊色林的使用也是出於同樣的心理。」
「正是如此。」
「你覺得布蘭達一點兒都不知情嗎？」
「這恰好能解釋她為什麼沒把胰島素藥瓶給扔掉。沒錯，他們也許事先商量好了——下毒的計謀甚至可能是她最先想出來的——讓年老的丈夫樂呵呵地去死，再沒有比這更容易的死法了。但我敢打賭大理石制門器的事應該和她沒有關係——女人對這種機械方面的事最不在行了。他們的計劃的確很合理。我覺得伊色林毒殺應該是她的主意，掉包應該是她的情夫乾的。她是那種不會做不確定後果的事情的人。這樣的分工才能讓他們彼此都能心安理得。」
塔弗納總督察停頓了一下，接著又說：
「有了這些信以後，檢察官應該能立案調查了。看來他們得費上好一番口舌！如果孩子能脫離危險，那一切就圓滿了。」說著他瞥了我一眼，「娶一個百萬英鎊的繼承人是什麼感覺？」
我的臉皮不自覺地抖動了一下。過去幾個小時我一直在興奮和忙碌中不能自拔，已經把遺囑的最新進展給忘了。
「索菲婭還什麼都不知道呢，」我對他說，「需要我告訴她嗎？」
「我想蓋茨基爾會在明天的調查庭審以後宣佈這個好壞參半的訊息。」塔弗納停頓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看著我。
「真不知道他們聽了遺囑之後會有怎樣的反應。」他最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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