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剛剛吃完午餐,萊德納太太照例回房間休息。我把她安頓上床,給她擺了好幾個枕頭和她想看的書。就在我準備離開房間的時候,她把我叫住了。
「別走,護士小姐,我想跟你說一些事情。」
我重新回到房間裡。
「把門關好。」
我照吩咐做了。
她從床上爬起來,開始在屋裡來回踱步。我能看出她正在為了什麼事兒下決心,所以我不想打斷她。很顯然她非常猶豫不決。
最後,看起來她終於鼓足了勇氣,下定了決心。她轉過身,突然對我說:「坐下。」
我很安靜地在桌邊坐下。她有些緊張地開始說話:「你一定想知道所有這一切都是怎麼回事吧?」
我沒說話,只是點點頭。
「我已經拿定了主意,要告訴你所有的事情!我必須找個人說,不然我會發瘋的。」
「好吧,」我說,「我真的覺得這樣也好。畢竟一個人如果總是被矇在鼓裡,就很難知道怎麼做才是最好的。」
她不再煩躁不安地踱來踱去,而是面對著我。
「你知道我在害怕什麼嗎?」
「某個男人。」我說。
「也對,但我並不是指某個人,而是指某件事。」
我等著她說下去。
她說:「我害怕被人殺死。」
啊,原來是這樣。我不能表現出特別的擔憂,因為她的樣子已經幾乎要歇斯底里了。
「天哪,」我說,「這就是原因,對嗎?」
然後她開始大笑起來。不停地笑,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你這樣說真好笑!」她大口喘著氣,「你竟然會這樣說……」
「好了,好了,」我說,「這樣可不行啊。」我突然嚴厲起來,接著把她推進椅子裡坐好,然後到臉盆架那裡拿了一塊涼水浸過的海綿,來為她擦洗額頭和手腕。
「別再胡鬧了,」我說,「冷靜下來,理智一點,把所有事情都告訴我。」
這一招奏效了。最終她停了下來,坐起身,開始用正常的聲音和我說話了。
「護士小姐,你真是個不可多得的好幫手,」她說,「你讓我覺得自己就是個六歲的孩子。好吧,我馬上就告訴你。」
「這樣就對了,」我說,「彆著急,慢慢說。」
她開始不慌不忙地慢慢給我講述。
「當我還是個二十歲的姑娘時,就跟一個在國務院工作的年輕人結婚了,那是在一九一八年。」
「我知道,」我說,「莫卡多太太告訴過我,他在戰爭中陣亡了。」
可是萊德納太太搖了搖頭。
「那是她以為的,也可以說是大家以為的。而事實真相併不是這樣。護士小姐,那時候的我是個滿腔熱血的女孩子,極其愛國,滿腦子都是理想主義。就在結婚以後幾個月,因為一件事先完全無法預料的事情,我意外發現我丈夫是個受僱於德國的間諜。我得知由他提供的情報直接導致了一艘美國運輸艦的沉沒和數百人的喪生。我不知道多數人在這種情況下會怎麼辦,但我會告訴你我是怎麼做的。我的父親在美國陸軍部,我就直接去找他,把真相告訴了他。弗雷德里克確實是死在戰爭中的,但他是以間諜的身份在美國被處決的。」
「哦,我的天哪!」我脫口而出道,「太可怕了!」
「是啊,」她說,「是很可怕。其實他待人也很寬厚,很溫和,一直以來都是,但我當時絲毫沒有猶豫。也許是我做錯了。」
「這很難說,」我說,「我也完全不知道一個人遇到這種情況應該怎麼辦。」
「我告訴你的這些事國務院從來沒有對外公開過。表面上看,我丈夫是在前線打仗的時候陣亡的,而且作為一個戰爭遺孀,我也得到了很多的同情和眷顧。」
她的聲音中帶著痛苦,而我表示理解地點點頭。
「有很多男人想和我結婚,但都被我拒絕了。這件事對我的打擊太大了,讓我感覺無法再信任任何人。」
「嗯,我能想象出那種感覺。」
「後來,我又喜歡上一個年輕人,非常喜歡。我猶豫了。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讓人吃驚的事!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是弗雷德里克寄來的,信上說如果我和別的男人結婚,他就會殺了我!」
「弗雷德里克寄來的?你死去的丈夫?」
「沒錯。當然,一開始我也以為是自己瘋了,或者是在做夢。後來我去找我父親,他對我講了實情。原來我丈夫根本就沒有被處決,而是逃跑了。但即使這樣,他最終還是難逃一劫。幾星期以後,有一列火車失事,他當時就在車上,在遇難者當中找到了他的屍體。我父親一直瞞著我他逃跑的事情,而且反正人已經死了,他覺得也就沒有必要告訴我這些了,直到我去找他的時候。
「但是那封信一齣現,整件事情就有了全新的可能性。會不會實際上我的丈夫依然活著?
「我父親盡他所能調查了這件事。他聲稱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可以相信被當作弗雷德里克下葬的屍體就是弗雷德里克本人。只是由於當時屍體有一定程度的毀容,他也不敢說得太死。但他又鄭重地重申了他的看法:弗雷德里克已經死了,而這封信只是一個既殘忍又惡毒的惡作劇。
「同樣的事情後來又發生過不止一次,每次我和某個男人關係比較密切的時候就會收到一封恐嚇信。」
「是你丈夫的筆跡嗎?」
她緩緩說道:「這個很難講。我沒有保留他以前的信件,因此只能通過記憶來判斷。」
「信上就沒有提到什麼事,或者一些特別的用詞,能讓你確定是他寫的嗎?」
「沒有。我們兩個人之間確實有一些比如暱稱之類的特別用詞,只要這些在信中一齣現,我就可以非常確信了。」
「是啊,」我若有所思地說,「確實很奇怪。看這個情形不像是你丈夫寫的。但是還有可能是其他什麼人寫的嗎?」
「有一種可能。弗雷德里克有一個弟弟叫威廉,我們結婚的時候他才不過十歲,最多不超過十二歲。他很崇拜弗雷德里克,而弗雷德里克也很疼愛他。那孩子後來怎麼樣了我也不知道。在我看來,既然他對他哥哥那麼狂熱地崇拜,在他長大以後就有可能把哥哥的死歸咎於我。他一直以來都很嫉妒我,因此他也有可能會想出這個計劃來懲罰我。」
「完全有可能。」我說,「小孩子如果受到打擊,就會記在心裡,這是很令人吃驚的。」
「我明白。這個孩子有可能會把他一生的時間都用來報復。」
「請接著說下去。」
「也沒有太多可說的了。三年前我遇見了埃裡克。我本來想著再也不結婚了,但埃裡克讓我改變了想法。一直到我們結婚的那一天,我都在等著下一封恐嚇信。但是信沒有來。於是我想,無論這個寫信的人是誰,要麼就是他死了,要麼就是他覺得這種殘忍的把戲已經玩兒膩了。結果,在我們結婚兩天以後,我收到了這個。」
她拉過桌子上的一個小手提箱,開啟鎖,從裡面拿出一封信來遞給我。
墨水已經有些退色了,字型向前傾斜,有點兒像是出自女性之手。
你沒有聽話。現在你跑不了了。你只能是弗雷德里克·博斯納的妻子!你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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