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
今天更熱。倫敦明顯比雅典要熱，不過雅典至少還有海灘。
今天保羅從劍橋打來電話。聽到他的聲音，我有些驚訝。我們有幾個月沒聯絡了。我的第一反應是，肯定是莉迪亞姑媽去世的訊息——我感到一陣輕鬆，而且並不因自己的這種想法感到內疚。
但他給我打電話不是這個原因。其實我至今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打這個電話。他這個人喜歡拐彎抹角。我一直等他進入正題，可他沒有。他不斷問我怎麼樣，加布裡耶爾怎麼樣，還嘟嘟囔囔說了莉迪亞跟往常一樣之類的話。
「我想過去看看，」我說，「我很長時間沒回去了。我一直想回去。」
其實，在回家、回那幢房子、與莉迪亞和保羅在一起的問題上，我的情感很複雜。所以我儘量不回去——結果總覺得很愧疚，回與不回，我都沒有勝算。
「我會補救一下的，」我說，「我很快就去看看你們。我正準備出門，所以……」
保羅說話聲音很輕，我幾乎聽不見。
「對不起？」我說，「再說一遍好嗎？」
「我說我遇到了麻煩，艾麗西亞。我需要你的幫助。」
「怎麼回事啊？」
「電話上不能說。我要見你本人。」
「只是——恐怕我現在還去不了劍橋。」
「我到你那兒去。今天下午，行嗎？」
保羅的聲音很急切，我也就爽快地答應了。聽語氣，他有很大的難處。
「好吧，」我說，「絕對不能通過電話告訴我嗎？」
「見面再說。」保羅說完就結束通話了電話。
那天上午剩餘的時間，我一直都在想這件事。什麼問題這麼嚴重，讓保羅不敢去找別人，只能來找我？是關於莉迪亞的事，還是關於房子的事？我不得其解。
午飯後我什麼事也沒做成。我怪天氣太熱，其實是我的思想無法集中。我就待在廚房，不時往窗外看一看，直到終於看見保羅出現在大街上，朝我揮了揮手。
「你好，艾麗西亞。」
我第一眼就發現他的臉色很難看。他似乎瘦了一圈，特別是臉、額頭和下巴。他看起來形容枯槁，身體不好，疲憊不堪，樣子挺嚇人的。
我們在廚房裡坐下來，開啟那臺小電風扇。我要給他來一杯啤酒，他說最好來一點烈的。我感到吃驚，因為我記得他不怎麼喝酒。我給他倒了一杯威士忌——一小杯——他偷偷一飲而盡，以為我沒有看見。
起初他什麼也沒說。我們默默地坐了幾分鐘，他又把電話裡說的重複了一遍。
還是那句話：「我遇到了麻煩。」
我問他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房子的事？
他一臉茫然。不，不是房子的事。
「那是什麼？」
「是我的錯，」他猶豫了一陣，終於坦白地說，「我賭博了。不瞞你說，輸得很慘。」
原來這幾年他一直在賭博。他說開始只是想用這種方式離開那個家——找個地方，找點事幹，找點樂子——我無法責怪他，因為與莉迪亞生活在一起，肯定毫無樂趣可言。可是他輸得越來越多，現在已經到了失控狀態。他開始動用存款了。不過他也沒多少存款。
「你需要多少錢？」我問。
「兩萬。」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輸掉了兩萬？」
「不是一次輸的。我跟其他人借了一些錢——現在他們催我還錢。」
「什麼人？」
「要是不還，就會有麻煩。」
「告訴你媽沒有？」
我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保羅也許是個渾蛋，但不是個笨蛋。
「當然沒有。她會殺了我的。我需要你的幫助，艾麗西亞，所以我才到這兒來。」
「我沒那麼多錢，保羅。」
「我會還的。我不是一次就要這麼多，只要有一點就行。」
儘管他不斷地央求，我什麼也沒說。「他們」今天晚上就要一些。他不敢空著手回去。我給他多少都行，隨便什麼都行。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想幫他，但我認為給錢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我知道這筆債務最終是瞞不過莉迪亞姑媽的。我不知道如果換成是我，應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面對莉迪亞，也許比面對高利貸者更可怕。
「我給你寫一張支票。」最後我說。
保羅可憐巴巴地對我千恩萬謝，嘴裡不停地說：「謝謝，謝謝你。」
我給他開了張兩千英鎊的支票，見票即付。我知道這不是他所希望的。但是這整件事都屬於我不熟悉的領域。而且該不該相信他說的，我也沒底。有些事聽起來很玄乎。
「等我跟加布裡耶爾商量之後，也許還可以再給你一些，」我說，「但是我們最好能想個其他辦法來解決問題。你知道，加布裡耶爾的哥哥是律師，也許他可以——」
保羅嚇得一下跳起來，不住地搖頭。
「不，」他說，「不行，不行，別告訴加布裡耶爾。不要把他扯進來。我來想辦法解決。我來想辦法。」
「那莉迪亞呢？我覺得你應該——」
保羅拼命搖頭，並接過那張支票。他看到這個數額有些失望，但什麼也沒說，很快就告辭了。
我覺得我讓他失望了。我從小就有一種感覺，覺得我總是滿足不了保羅的願望——我總覺得應該多照顧他。他對我應當比較瞭解。可我不是那種會照顧人的人。
加布裡耶爾回家後，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他。當然，他對我很惱火。他說我不該把錢給保羅，還說我並不欠他的，我對他沒有這個責任。
我知道加布裡耶爾說得對，可我無法不感到愧疚。我從那棟房子裡、從莉迪亞身邊跑出來了——保羅沒有。他現在還被困在那裡。他現在還是像個八歲的孩子。我想幫助他。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幫。
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