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底，安先生給我打來一通電話。

「老師，好久不見了！」

「啊，您身體還好嗎？」不知為什麼，我跟初次見面的人說話完全沒關係，但面對很久不見的熟人時，心裡總會有些緊張，一時找不到合適的語言。

「還湊合吧。」安先生的話聽起來好像沒什麼精神，「老師，實在對不起，突然給您打電話是因為有事跟您商量。」

「看您說的，有什麼事儘管說。」

「不過，這事在電話裡不好說，您能到我這裡來一趟嗎？」

「沒問題，什麼時候去合適呢？」

「當然是越早越好。」

「那我明天去吧。」

「您大概幾點能過來？」

「明天晚上有電腦課，上課前還是下課後呢？」

「下課以後吧。」

「如果下課後沒有人像某人那樣問個沒完沒了的話，估計九點就能到。」為了活躍一下沉重的氣氛，我故意開了個玩笑。

可是安先生沒笑：「也許那時我正好不在家。如果我不在，您就開門進屋等我一會兒。鑰匙我放在門口的電錶上邊。」

「那我就上課前去吧。」

「別，那個時候我肯定不在家。」

「要不就後天？」

「不，越早越好，還是明天吧。明天見！」安先生逃也似的把電話掛了。一年沒見面了，可他一點兒懷念老朋友的意思都沒有，跟我的心情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第二天，我按照約好的時間來到安先生的家。到達時是八點五十分，果然如昨晚所說，他不在家，敲了半天門也沒人答應。我一邊抽菸一邊等，等到九點半也不見安先生回來。在外邊冷得有點受不了，我就摸了摸電錶上邊，鑰匙果然放在那兒。

開門進去之後，在右邊的牆上摸到電燈開關。以前我來過安先生家好幾次，知道開關在哪裡。

天花板上的白熾燈照亮了十來平方米的房間後，我驚呆了，連話都說不出來。

驚呆的同時我學到了一條新知識：站在地上也能吊死人。

安先生上吊自殺了。他的脖子好像折斷了似的，雙臂下垂，兩條腿彎曲著，兩腳站在榻榻米上。

我出不了聲，不管是驚叫還是喊人。我喘著粗氣跑過去，慌慌張張地把安先生的身體往下放，誰知越著急越是解不開繩子，最後忽然想到應該用刀把繩子割斷，於是跑去廚房拿來一把菜刀，好歹割斷了繩子。

我把安先生平放在榻榻米上，摸摸他的臉，冰涼冰涼的。我拼命搖他的肩膀，他沒有任何反應，左手腕右手腕都摸不到脈搏，趴在胸口上也聽不到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