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那個躺著死人的冰櫃前。

我想離開，他卻一把拉住了我。

「既然來了，當了獄警，這點小事就怕成這個樣子？膽小鬼！」他厲聲喝道。

「誰害怕了！我才不怕！」

我慢慢走上前去，站到那個冰櫃前，低下頭。

他撒謊了。

冰櫃里根本就不是一具屍體，而是兩具……

那是我永生都不會忘記的一幕，也許就是從那天起，我的人生徹底改變了……

2008年2月4日，我28歲，被分配到了監獄病犯監區工作。

儘管我報考的是政治處宣傳幹事，還是要下監區，當獄警。

更令我沒有想到是，我會與她相識，並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這天，零下二十幾度，天寒地凍，滴水成冰。

監區教導員帶我從機關樓，徒步走向相隔幾百米的監區。

他是位中等身材，溫文爾雅的三十多歲年輕警察，他低著頭，慢吞吞地走在前面，我緊隨其後，趕往未知的未來。

我看到白色的監獄圍牆、鐵窗密佈的監舍大樓離我越來越近。

他低著頭問我：「你身體狀況怎麼樣？」

「身體健康，沒什麼問題。」我一愣，他怎麼突然問起身體來。

「從今以後，你要利用業餘時間鍛鍊身體，我們監區是全獄唯一的一個病犯監區，裡面關的都是病犯，殘疾、肝炎、結核幾乎佔了一半……」

「會不會傳染啊？」我問他，「在傳染期的病犯都已經轉入病犯監獄，我們監區的罪犯都是病情較輕的，傳染危險不大，但病毒還是有的。」

我有種跌進萬丈深淵的感覺——

我不是警校畢業的學生，我比對監獄的陌生程度不亞於新投監的犯人。

我抬起頭，已走到監院大門口。

進入監獄前，我把手機鎖在門外的手機箱內——監獄規定嚴禁帶手機進入監區。

看守大隊民警在核實我的身份後，由教導員簽字，留下了我的照片。

隨著鐵門的關門，我步入了監獄院內。

我第一次站在被高牆、電網包圍的院子內，莫名的壓抑感令我喘不過氣。

教導員他走出幾步後，回過頭對我說：「後樓冰櫃裡有個死人，晚上，值班民警會帶你去檢視，你要有個心理準備。」

「啊？死人？」我說。

「只是例行檢查而已，看一下冰櫃電源是否通電。」

「嗯。」我點頭答應。

院子裡穿警服的獄警和穿灰白條「斑馬衫」的犯人從我身邊穿行而過。

監獄內儼然就是一個社群。

監舍樓內處處張燈結綵，貼滿了對聯、掛滿了彩燈。

「還有一天就要過年了，監獄裡的犯人也要過年的。」教導員解釋說，「因為我們監區有病犯，所以，被安排在頂樓四樓，我們有兩個分監區，平時重病犯人基本上不出監區，病情較輕的犯人會出工勞動。」

上樓時，一隊隊其他監區的犯人從我背後跑了過去，一窩峰地衝進了監舍。

犯人們用狼一樣眼神直愣愣地盯著穿便裝的我。

過了「隔離區」四個字時，我到達了病犯監區。

教導員把我送到值班室，然後，向值班民警叮囑一番後，他就走了。

值班民警是三十多歲的瘦高男民警，方臉，大眼睛，他說：「我叫劉達。」

「我叫齊楓。」

「好的，小齊，你先在值班室休息吧！」他把我安置在值班後，就過去了鎖了監門。

值班門口是鐵門，鐵門欄杆上掛著一塊牌子，寫著值班民警姓名、押犯人數。

透過鐵門的攔杆可以看到裡面是一條長長的走廓。

走廓右邊是一個個罪犯寢室，走廓左邊是儲物間、廁所等。

走廓裡面燈光明亮，牆壁上掛著黑板，上面是罪犯寫的一些小詩和改造宣傳語。

黑板旁邊是一張大榜，上面寫著每個罪犯的姓名及月考核分數。

光頭、穿著毛衣毛褲的罪犯們在走廓裡來回走動。

他們在洗衣服、剃頭、抽菸、閒聊、打掃衛生。

像個熱鬧的大學生寢室，裡面還不時傳出電視機的聲音。

我心裡還在惦記著那個冰櫃裡的犯人，同時，也陷入了無盡的沮喪。

我對監獄是完全陌生的，我父母是普通教師，我從小酷愛武術，練就了過硬的筆桿子和運動員一樣的身體。

我大專畢業後成為一名鎮政府臨時工，當過人口普查員、政府秘書。

工作八年後，我決定換一種生活，因為不是公務員，相親屢屢受挫。

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失眠，健忘，幾乎抑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