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最後一位主人，愛新覺羅·溥儀去世那日，紅色宮牆外已天翻地覆，紅海洋席捲「全共鬥」的東京、「五月風暴」的巴黎。民國李煜瀛所題「故宮博物院」匾額換成不倫不類的「血淚宮」，午門對聯「砸爛舊世界帝王將相腳下踩，創造新天下七億神州盡舜堯」，橫批「造反有理」。供奉清朝列祖列宗畫像牌位的奉先殿，被北京藝術學院的紅衛兵改造成罪惡的四川大邑《收租院》泥塑展。有人建議在太和殿廣場造兩座大標語牌，務必超過三十八米高的大殿，碾軋「王氣」；皇帝寶座要加封條，塑一尊農民持槍雕像……

形勢逼人，周總理下令關閉故宮，故宮僥倖逃過一劫。

兩年後，故宮博物院裡無論「造反派」「保皇派」，一律下放湖北省咸寧縣「五七幹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故宮考古研究員王洛生，辭別妻子兒女，坐了兩晝夜悶罐火車，開始牛棚生涯。每天的學習就是種田、挑糞、放牛、打井，早請示，晚彙報，唱語錄歌。王洛生三十多歲，田野考古出身，愛打籃球，身高體健，不像文弱書生。才兩個月，他已後背佝僂，早生華髮。

這天半夜，王洛生被從床鋪上拎出來開會。改造成牛棚的土地廟中，坐著十來個老頭兒，有書畫研究大師、商周青銅器學者、頂尖的瓷器專家，每一位都聲名顯赫。

所謂思想總結會，就是批判與自我批判，「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好在都是自命清高的知識分子，雖說文人相輕，但誰也不會在這種場合彼此開炮，便只能自我批評了。有人說：「這輩子最晦氣的事兒，是在1956年刨了萬曆皇帝的定陵……」

破廟房樑上，有隻大老鼠哧溜一下躥過。牛棚安靜了，彷彿被某種東西牢牢捆綁，在所有人雙手雙腳與嘴巴上打上死結。接近冰點的子夜，紙糊的窗戶外，稀稀拉拉地下起了小雪。臭烘烘的糞味，暫時抵擋住了鑽入骨髓的寒冷。

唯獨縮在角落的一個老頭兒，閉目養神，不為所動。此人既非學者，也非專家，王洛生連他名字都不記得，大家只管他叫「老木匠」。

輪到王洛生交代思想，他清了清嗓子，聲音洪亮：「組長同志，我爺爺是北大教授王家維。‘九一八’事變那年，我父親在洛陽挖掘東漢古墓，我母親在考古現場生下我，取名王洛生。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興之所至，他一連說了三個掘墓故事，全都發生在陝西的唐朝大墓……

「乾陵——唐高宗李治與女皇武則天的合葬墓，中國絕無僅有的兩位皇帝的合葬墓。唐末動亂，耀州節度使溫韜，把關中十八唐陵挖了個遍，就是沒開啟乾陵。古書說‘乾陵不可近，近之輒有風雨’。郭沫若同志認為，若能開啟乾陵，其價值百倍於萬曆皇帝的定陵。《垂拱集》百卷、《金輪集》十卷、武則天真人像、上官婉兒手跡必能重見天日。郭老曾賦詩‘巋然沒字碑猶在，六十王賓立露天。冠冕李唐文物盛，權衡女帝智慧全。黃巢溝在陵無恙，述德紀殘世不傳。待到幽宮重啟日，還期翻案續新篇。’」

「你們這些知識分子，記性倒是好得驚人！」檢查組長吐了口唾沫。

「郭老要挖開乾陵，是想觸控中國歷史的大秘密，為女皇武則天翻案。1960年，乾陵發掘委員會向國務院提交計劃。但定陵挖出了那麼多么蛾子，周總理批示：此事留作後人來完成。話雖如此，乾陵發掘委員會還是從各地借調了精兵強將，比如我。乾陵周邊埋著兩位太子，三個王、四個公主、八個大臣陪葬。考慮到我挖墓有經驗，挖掘委員會讓我帶頭挖了隔壁的永泰公主墓。」

牛棚裡的唐史專家插話了：「這個永泰公主，名叫李仙蕙，武則天的孫女，唐中宗李顯第七女，韋皇后所出。她嫁給武承嗣的兒子武延基。而武承嗣是武則天的親侄子，這門婚事是親上加親。十七歲新婚不久，武延基得罪了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新唐書》說這小兩口子被下令縊殺。老不要臉的，為面首殺了自己的親孫女與親侄孫。」

檢查組長聽得一愣一愣的，如親眼看見了那深宮血淚。

王洛生接著往下說：「我從監獄裡找了個土夫子——就是盜墓賊。那人很年輕，左手斷了根指頭，但盜墓極有經驗。我們讓他勘查現場，居然找到了墓道。這是個斜坡土洞磚室墓。我第一個鑽進墓道，看到兩邊壁畫上畫有青龍、白虎，甲冑鮮明的唐朝武士儀仗隊和兵器架，還有栩栩如生的仕女圖。我發現個盜洞，還有一副骨架，直立埋在土中。土夫子估計這是盜墓賊分贓不勻，內訌砍死了一個，但也可能死於……」

「死於啥玩意兒？」

王洛生的講話被人打斷，他的目光撞上角落中的「老木匠」，眼睛彷彿被針一刺，只能吞下已到嘴邊的三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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