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扔了可樂，狼吞虎嚥地吃下了三明治，同時不斷地瞥向後視鏡，希望再次看到哺哺，但過了二十分鐘都沒見到，便決定返回倫特街。此時已將近四點半，我得趕回家了！看來本·辛克萊的遺物還是得露絲·弗萊希曼來處理。

我按了門鈴，卻沒任何反應，從前面的窗子往裡看，期待著兩隻耷拉的耳朵及一隻溼溼的黑色鼻子從門簾後鑽出來，可什麼動靜都沒有。也許她出去遛狗了吧。我摸出筆來，找到一張加油站的收據，草草寫成一張便條；然後蹲下，把字條從下面的門縫裡塞進去——突然，我注意到了什麼。

門框底部，有一根擋風雨的銅條，本來是被紗門遮住的；我看到銅條後面是空著的——原來，門微微開著！我站直了身子，伸手去握門把手，輕轉一下，門開了！

我糾結著是否應該進屋。我與弗萊希曼太太只有一面之緣，並沒有熟到可以隨意進入她家的程度，但我又不想僅僅為了退還兩個紙箱再跑一趟。

「弗萊希曼太太！」我大聲喊道。「我是艾利·福爾曼。你在嗎？」這時我記起了那條狗兒。「布魯諾！我在這兒，布魯諾！快來呀，好孩子！」我打了幾聲口哨。還是沒動靜。

我跨過門檻。屋裡毫無動靜，令人壓抑，靜得可怕！似乎什麼東西被擾亂了，還沒恢復平靜，就連灰塵也不敢動一下。直覺告訴我即刻離開，帶著紙箱子回家。不過好像有什麼別的東西也觸動著我——或許是好奇心，或許是一開始讓我接下紙箱子的責任感。我朝著本·辛克萊的房間，慢慢地走上了樓梯。

地板上躺著一人，四肢攤開——正是露絲·弗萊希曼！

警方趕到時，我坐在門前的臺階上大口大口地呼吸著新鮮空氣。其中一個警察很年輕，身穿皮夾克和嶄新的警服襯衣，細細的小鬍子像是粘上去的。他的搭檔則年紀較大，滿臉皺紋，顯出一副什麼都知道的神態。問了我幾句以後，他們就進了屋子。

他倆幾分鐘後就出來了。年輕的警察拿出手機，開始撥號。

老警察一把抓過手機。「別浪費了。」他的拇指猛地指向屋裡。「用她的；反正她用不著了。」

年輕警察把手機滑進衣袋，進屋去了。

「弗萊希曼她——？」我開口問，但聲音顫抖。老警察點了點頭，他的警徽上寫著「馬奧尼」。我抓緊階梯欄杆。「可我一小時以前還和她在一起，那時她都還好好的。究竟發生了什麼？」

馬奧尼臉上閃出一絲警覺。「你之前就在這兒？」

「三點鐘離開的。」

「鮑爾斯，快出來。」年輕人出來了。「為什麼先前沒說這個情況？」

我一句話才說到一半，老警察就舉手把我打斷。

「記下來，鮑爾斯。必須做記錄。」

鮑爾斯下巴一低，拉出一個記錄本。

於是我就說了，我是如何應弗萊希曼太太的請求來到羅傑斯公園的，又是如何檢視本·辛克萊的遺物的，她又是如何說服我帶走箱子，以及我回來是如何發現她在地板上的。我說話時，鮑爾斯運筆如飛，迅疾異常。

馬奧尼打斷了我。「你說她給你寫了一封信？」

「對。」我就說了《歡慶芝加哥》的情況。

「這個節目是你製作的？」他上下打量著我。我緊張了起來。「我看過。我就是在城東長大的。」他臉色頓時轉晴，笑了起來。「你說的完全正確。」我一下子放鬆了。

法醫的車來了，馬奧尼停止了對我的詢問。他們進屋時，我聽見他們說：「沒有刀傷，也沒有擦傷或其他外傷」……「可能是一到兩個小時」……「現場似乎也沒有動過。」看見他指著我，我就站了起來——頓覺天旋地轉，只好再次坐下。

等到護理人員把露絲放上了擔架，人群已經圍上來了。其中一位老太太，穿著皺皺的裙子和毛衣，雙臂緊抱，好像很怕冷；黃褐色的長筒襪捲到了膝蓋。她走過來，介紹自己是雪莉·阿特舒勒，是露絲的老鄰居、老朋友。

「什麼事兒，孩子？」

我唯一見過的另一個死者是我的母親，可那是在醫院裡，因為癌症才不治身亡的。我想要回答，不料眼淚蜇著雙眼。阿特舒勒太太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然後看見鮑爾斯緩步走了出來，手拿記錄本。

「警官先生，露絲怎麼啦？」

鮑爾斯看著記錄，好像雪莉並不存在。

「警官，我的朋友究竟怎麼啦？我們剛才還一起喝咖啡，離現在還不到一個鐘頭呢。」

鮑爾斯抬起頭來。「真的？」

她說是三點半過來的，那時我剛走幾分鐘。她倆在一起半個小時。鮑爾斯又開始記錄。

「到底怎麼回事兒？」阿特舒勒太太再次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