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預定四天三夜的旅遊行程，因我接到夏帆腎病惡化的訊息，在第三天便提前結束了。
由香裡在電話中告訴我，腎臟移植已是刻不容緩，一定要儘快找到捐贈者才行，她懇求我再拜託伯父一次看看。但我知道那是沒有意義的事，因為「哥哥」是個假貨，就算他願意接受檢查，最後醫生還是會因為二者無血緣關係而拒絕動手術。
話說回來，當年在認親活動會場上，母親見到「哥哥」時喜極而泣的表情，難道全是裝出來的嗎？倘若真是如此，媽媽為什麼要這麼做？將一個毫無瓜葛的中國人當成遺華日僑，甚至將這個人迎回家中，對母親有何好處？
等等——「哥哥」是中國人嗎——？
他會不會是個日本人，一個找不到身份擔保人，因而無法返回祖國的遺華日僑？母親會不會是基於同情，才假裝他是自己的兒子？不——這還是說不過去。就算是日本人，母親沒有理由為一個毫無瓜葛的外人做出這麼大的犧牲。一旦母親將這個人認定為自己的兒子，義工團體就不會再花時間去找真正的「村上龍彥」。換句話說，一旦將假貨認定為兒子，就等於放棄了與真正的兒子重逢的可能性。
我回想起一件事。當年出發逃難前，母親曾在家裡的柱子上用日文及中文刻下了姓名及老家地址，當時母親告訴我的理由是「爸爸要是回到家裡卻找不到我們，一定會很焦急，得讓他知道我們已經回日本了」。但冷靜想一想，母親何必連一起生活過的老家地址也刻在柱子上？父親沒有理由不知道老家地址，只要刻一句「我們回巖手老家了」不就行了嗎？
還有，為什麼母親要刻中文？在那些我看不懂的中文裡，會不會包含了寫給某人的訊息——？
到頭來，京都旅行時感受到的幸福只是假象，一趟旅行之後，反而讓我產生了新的謎團與懷疑。乍看之下以為是希望的微弱光芒，就這麼遭無邊無際的黑暗吞噬，宛如一隻闖入都市深夜的螢火蟲。
到了東京我連家也沒回，直接就前往醫院。探望過夏帆後，我告訴由香裡：「我求過了，哥哥還是不答應。」女兒那沮喪得彷彿失去最後一絲希望的聲音，令我心如刀割。
真正的哥哥還活著嗎？抑或已經死了？我苦苦思索了這個問題好幾天。
這天晚上，我正在家裡吃著晚餐，忽然門鈴響起，我探摸到牆邊的對講機。
「哪一位？」
「你是村上和久先生吧？」聽聲音是個三十多歲的男人，「敝姓巢鴨，東京入境管理局入境警備官。」
東京入境管理局？我心想，多半是為了那個自稱正牌村上龍彥的徐浩然而來的吧。但我與那個人只用手機通過一次電話而已。
「有什麼事嗎？」
「能進去談嗎？」
我遲疑了數秒，應了聲「好」，在黑暗中沿著牆壁走到玄關，開啟了門。入境警備官似乎有兩個人，我說了幾句客套話後引著他們入內，在客廳沙發上坐下。
「是關於上次那個‘騙子’的事嗎？」
我開門見山地切入正題，是因為不希望讓陌生人在家裡待太長的時間。遭人過度窺探隱私的感覺，有點像是戴上了眼罩後被脫光衣服一樣，令我不安。
「騙子？」巢鴨的口氣有些詫異。
「大約兩星期前，你們的同事才來找過我。」
「這可玄了，在今天之前，我們入管局從不曾與你有過接觸。」
接觸——對方竟然用這種彷彿把我當成犯罪者的字眼，令我大感不滿，但我壓抑了情緒，說道：「那天有兩個自稱東京入管局人員的人在路上向我問話。」
就在說出「自稱」這個詞的瞬間，我心裡也覺得有些蹊蹺。沒錯，仔細回想起來，那兩人只是「自稱」東京入管局人員，卻沒有擺出任何確鑿證據。當時他們雖然向路過的婦人出示了手冊，但那搞不好只是在演戲而已。他們故意讓第三名同伴偽裝成路人，演了出示證件的戲碼，好取得我的信任。這些人到底是誰？他們的口音完全沒有中國腔，應該是地道的日本人。他們聲稱徐浩然是個騙子，逼我說出徐浩然的下落。
「村上先生——看來你是被人騙了。」
「——我就當你們是真正的入管局人員吧。這次又是為了什麼事來找我？」
「若你想要確認我們的身份，可請你信得過的親友過來。」
巢鴨說得泰然自若，沒有半點心虛。
「算了，不用了。」
「好，那我就單刀直入地說了。今年二月中旬，發生了一起日本貨櫃船偷渡案。」
「這我在收音機上聽過了。絕大部分都死了？」
「對，只有兩人存活，一個趁機逃了，另一個已被我們入管局逮捕了。」
逃亡的那個正是徐浩然，當初他在電話裡是這麼說的。
「村上先生，你在這起案子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是那艘貨櫃船的舵手，這樣你滿意了嗎？」
「我的問題若引起了你的不快，請見諒。事實上，我們並不認為你是偷渡案的共犯。」
「既然如此，你們為何盯上了我？請告訴我理由。」
「——因為那些寄到你老家的點字俳句。」
我一愣，完全沒料到對方會在這時提到俳句的事。
「我確實收到了一些內容驚悚又讓人摸不著頭緒的俳句，但上頭沒有寫寄信人的名字，我也猜不出是誰寄的。」
「寄信人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那個被我們逮捕的偷渡客。」
「什麼？是那個偷渡失敗的中國人？那我就更是一頭霧水了。」
「你是不是隱瞞了什麼？」
「為何這麼問？我可不認識任何中國人。當年我在東北的時候，確實曾跟一些中國孩童一起玩耍，但那已經是六十五年前的事了，當時你還沒出生呢。我問你，那個中國人叫什麼名字、幾歲？」
「他叫馬孝忠，今年三十五歲，但這身份是不是真的，我們也不敢肯定。」
果然不出我所料，寫出那些俳句的人是個中國人。漢俳不重視季語，而那些俳句的聳動字眼裡也不包含季語，這樣的推測果然是正確的。
就在這時，遠處的架子附近忽然傳來細微的聲響，我豎起了耳朵。細聽坐在前方的入管局人員的聲音，推測乖乖坐在前方沙發上的入管局人員很可能只有一人。
「我可沒有看到搜查令。」我望著架子的方向，故意說得毫不遲疑，「入管局人員在視障人士的家裡‘偷雞摸狗’，可是新聞媒體最喜歡的話題。」
一陣沉默之後，架子的方向傳來男人神經兮兮的說話聲：「我們並沒有搜查令。請別誤會，我只是閒著沒事，隨手碰了架子上的飾品。」
「不如我借你一顆鈴鐺吧，你若無事可做，請你玩鈴鐺，這樣我才能知道你在哪裡。」
「——失禮了。」一陣腳步聲走近，接著我聽見桌子對面的沙發承受體重的細微聲音。
「總而言之，我不認識那個姓馬的中國人。」
「那就奇怪了，有誰會寄俳句給陌生人？」巢鴨的口氣變得嚴厲了許多，「我們懷疑這裡頭隱藏著某種暗號，其中的句子，都與偷渡有關。在那通氣孔被塞住的貨櫃裡，馬孝忠的妻子及小孩都死了。握著天后宮護身符斷氣的模樣，實在令人同情。」
我細細回想心中記得的俳句內容，確實包含了「我的孩子與妻子/美夢破碎了」「日出之國/心之所向」「死亡的狂風暴雨」之類的字句，但更令我在意的是另一件事。
「這麼說來，你們看過了那些信的內容？兩星期前，我家有遭人入侵的跡象，原來是你們在搞鬼？你們為了偷看那些俳句，溜進了我家裡？」
「若你懷疑家裡有人入侵，建議你趕緊報警處理。我們知道俳句的內容，並不是因為我們使用了違法手段，而是因為那些信是在我們的協助下寄出的。」
「什麼？」我揚起眉毛，露出要求解釋的表情。
「在入管局的監視下，你認為那個中國人有辦法神不知鬼不覺地寄出那麼多封信嗎？他要寄信，當然必須獲得我們的同意。」
「你們入管局為什麼要幫他做這種事？」
「請聽我解釋。馬孝忠這個人口風很緊，我們問他關於偷渡的方法及中介者的身份，他死也不肯說。根據我們的調查，他曾在日本違法居留了十年的時間，因此日語說得相當流利。經過我們再三追問，他才說出兩年前因違法居留被發現，遭驅逐出境，這次又企圖偷渡回日本。一旦遭到驅逐出境，則五年之內不得入境，他要重回日本只能採取偷渡的方式。」
「他為什麼要偷渡到日本？為了錢嗎？」
「錢應該也是原因之一，但這似乎並不是主要動機。他在中國違反計劃生育政策，沒辦法才企圖帶著妻小一家四口移居到日本。我們從他口中問出來的事，就這麼多而已。畢竟除了另一名逃亡者之外，他是唯一能夠‘提供案情的人’，我們也是傷透了腦筋。有一天，他突然對我們說‘想寄信給日本的朋友’。」
「——原來如此，所以你們才想要利用這一點。從信中的內容，或許能查出一些蛛絲馬跡。」
「村上先生真是聰明。當然，馬孝忠一定也知道我們會偷看信的內容。他對我們說，收信人眼睛看不見，希望我們借他一本‘教點字的書’。我們為他準備了教學書及點字器，他花了整整一天的時間看那本書，又拿著點字器研究了老半天，才終於打出一句話。這封信的收信地址，便是你的老家。我們試著查過這首俳句，卻什麼也查不出來。從那天之後，他每隔一天就打出一首俳句。我們猜想，等他把所有俳句打完，應該就能看出暗號了。就在前幾天，他寄出了第十四封信後，對我們說‘不需要點字器’了。但我們把所有俳句放在一起，還是看不出任何端倪。我們無計可施，只好直接來拜訪你。」
「若我是共犯，當然不會承認那是暗號。」
「——事實上，我們並不認為你是人蛇集團的成員。說起來對你感到很抱歉，我們曾經監視過你幾天。但由於你沒有任何可疑舉動，我們很快就解除了對你的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