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井工廠，就在那邊。」
「離這裡很近嗎？能不能告訴我怎麼走？」
「下樓梯，左轉，直走，第一個路口，右轉——在那裡，找不到，問路人。」
於是我下了樓梯，照著指示前進。揮舞於前方的導盲杖不時敲到磚塊、圍牆或電線杆。走了幾分鐘後，導盲杖的前端敲到了某種具有彈性的物體。我將敲擊的位置拉高十釐米，再一敲，變成了金屬的板狀物，這應該是汽車的輪胎及鋼圈吧。我平移一步，與輪胎拉開了距離，倘若走在輪胎旁邊，有可能撞到車子後視鏡。
過了這輛車子之後，前方再也沒遇上障礙物。我來到了路口，謹慎地轉了彎。就在我停下腳步思考接下來該怎麼走的時候，頭頂上忽然傳來敲打棉被的噼啪聲。我仰頭詢問室井工廠的位置，一道聽起來像是家庭主婦的聲音親切而詳細地回答了我，最後甚至還說要帶我去。
「不用了，謝謝你的好意。」
我脫下帽子頷首致謝，戴上帽子繼續前進。不論是健全者還是殘障者，任何人都是仰賴他人的善意才得以存活。每當單獨外出，我總是對這一點特別有感觸。
我照著家庭主婦指示的路線前進，不久後右邊傳來機械聲。現在的時間是十一點五十五分，但不曉得工廠有沒有午休時間。
一到十二點，頓時湧出大量腳步聲與說話聲。
我朝說話聲的方向喊了一句「請問」，有個年輕人應了，我向他詢問認不認識張永貴。
「喂！張永貴在哪裡？」年輕人問身旁的人。
「還在裡頭趕工。」另一人笑著回答，「他終於明白工作比吃飯重要了。」
「你聽到了吧？若你有急事，我可以進去叫他出來。」
「那就麻煩你了。」
我聽見年輕人的腳步聲逐漸遠離，等了大概五分鐘，腳步聲走了回來。
「他說希望你在晚上九點過後到公寓找他。」年輕人對我說。
我無計可施，只好先回家一趟。信箱裡有一封信，我本來以為是廣告信，但拆開一摸，又是一首俳句，這已經是第八封了。我用手指讀了上頭橫書的點字。
「日出之國」指的應該是日本。嚮往日本卻沾上了鮮血？這是什麼意思？首先浮現在腦海的，還是那些遺孤，也就是遺華日僑。他們每個人都向往回到祖國，卻有許多人在途中送了命。若這是這首俳句的主旨，那麼寄信者或許是個遺孤。問題是他寄這些俳句來給我做什麼？
我將這首俳句與過去其他俳句互相比對，還是找不出寄信者的動機及目的。一按語音手錶，才察覺我已在這些俳句上耗費了數小時。
我收拾了信封，在晚上九點半時再度造訪張永貴的公寓。空中不斷響起盤旋飛舞的鳥叫聲。
「我是中午曾到工廠拜訪的村上。」
「我是張永貴，今天突然接到工作，完全忘了你要來。」
我伸出了手掌，對方遲疑數秒後，握住了我的手。就在這一瞬間，我的指尖碰觸到了類似金屬手環的物體，還發出清脆聲響。
「我的房間在這裡，請進。」
我在張永貴的引導下進入門內，脫下鞋子後夾上晾衣夾。一踏進屋內，每走一步都會碰到各式各樣的東西——塑膠袋、圓筒狀的輕盈紙盒（大概是泡麵容器）、塑膠盒子、綁在一起的一大捆貌似雜誌的紙張。整個空間充塞著一股惡臭，簡直像是把頭探進了裝滿廚餘垃圾的垃圾桶。
「坐墊在這裡，請坐。」
我小心翼翼地踏步，避免踩到地上的東西，伸手探摸到坐墊後坐了下來。
「我得吃飯，中午沒有吃。」房間的右側深處傳來金屬容器輕微碰撞的聲音，「‘民以食為天’，但是日本人只在乎工作，想法跟中國人不同。從前一到了午休我就吃飯，結果被討厭了。最近我明白了，沒完成上頭交代的工作，不能吃飯。」
「真是辛苦。請吃吧，不要在意我。」我說。
「謝謝。我日語說得不好，是中國人，薪水很少。我的工作是組裝手機裡的主機板，每天一直做一樣的事，像一臺機器。這個工作不必說話，所以日語沒辦法進步，老是被日本人瞧不起。」
我沒有搭腔。
「現在的工廠，已經好多了。以前的工廠，日本人的手指被機械切斷，他們怪到我頭上，說我操作錯誤。但是，他們根本沒有讓我做操縱機械的工作。我做的工作，都是單純的重複動作。從前我的日語比現在更差，跟他們解釋，也沒有用。他們罵了我一頓，還把我開除，連薪水也不付給我。」
張永貴的言語之間不帶絲毫感情，讓我心中浮現出一隻老舊的中國人偶，在異國的社會受盡風霜，連上頭用毛筆畫上去的五官也消失了。
我聽了張永貴這番描述，再次體會「哥哥」在日本的生活有多麼艱苦。當初我在老家的浴室為「哥哥」搓背時，他曾提到在中國獲得了「先進生產者」的手寫獎狀，還說那是唯一一次工作受到了肯定。我心想，「哥哥」口中所說的「唯一一次」，或許還包括在日本工作期間。若是如此的話，他在日本可說是吃盡了苦頭，竟然把那樣的一紙獎狀當成唯一的安慰。
「張先生——你沒有取得日本國籍？」
「對，因為我資格不符。我的情況，媽媽是遺華日僑，而不是爸爸。」
「媽媽是遺華日僑，跟爸爸是遺華日僑，情況不一樣？」
「嗯——這有點難解釋。遺華日僑若是男性，第二代隨時可以取得日本國籍。但如果遺華日僑是女性，只有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之後出生的第二代，在歸國的三個月內提出申請，才能取得日本國籍。這根本是差別待遇。我早生了十個月，所以資格不符。」
我聽見張永貴朝我走近，接著我正前方大約是我坐姿的腹部高度，響起了餐盤碰撞聲。
「中國籍的遺華日僑第二代，遭到一年以上不得緩刑的判決，就會被驅逐出境。這很不公平。」張永貴嘆了口氣，接著說道，「我差一點就被驅逐出境了，幸好被判了緩刑。」
「請問你犯了什麼罪？」
我心想，多半是竊盜或傷害吧。遺孤第二代、第三代所組成的不良幫派近年來氣焰囂張，經常鬧上新聞。
「我涉嫌‘假認親’——被警察抓到。」
「假認親？」
「我在街上認識了不良幫派的人，聽他們說，他們在找擁有日本國籍而且缺錢花的遺孤。他們告訴我，二〇〇九年，日本在修改《國籍法》之後規定，只要擁有日本國籍的男人承認並且提出申請，他跟外國女人之間生的小孩就能獲得日本國籍，兩人不需要具有婚姻關係，小孩也不需要接受dna鑑定。我的工作是幫他們尋找缺錢的日本人，介紹給他們。他們會付給那個日本人報酬，還會付給我一筆介紹費。我答應了他們。‘無毒不丈夫’——意思是會幹壞事才稱得上男子漢。」
「但是被警察抓到了？」
「日本的警察很厲害，一下子就看穿了。他們調查了認親的中國人待在中國的時期，以及母親懷孕的時期。這門生意沒做成，我也遭到了逮捕。」張永貴的方向傳來叮噹聲響，「我手上戴著假的手銬，這是一對沒有鎖鏈的鐵環，我用這個來警告自己。我太窮了，一不小心就會為了錢幹壞事。因此我戴著這玩意，讓自己不要忘記被銬上手銬時的絕望感。」
張永貴說得戰戰兢兢，就像是在地獄的入口處走著鋼索，一個不小心就會失足跌入萬丈深淵。
「——村上先生，你們家的事，我經常聽我媽媽提起。」
「令堂說了些什麼？」我問。
「她說，她很感謝村上女士為我外婆舉辦了葬禮。我媽媽在一九四一年跟著父母一起到了中國東北，當時她才六歲。但是生活實在太辛苦，過沒多久外婆就病死了，每年五月十二日是她的忌日。村上女士不僅安慰悲傷的媽媽，還代替沮喪的外公為我外婆舉辦了葬禮。」
「這我是第一次聽到。」我說。
「當初住在中國的時候，媽媽每年都會帶我去掃墓。那是生下媽媽的外婆的墳墓，去掃墓也是應該的。每次掃墓的時候，媽媽都會告訴我當年的事。」
我聽見了細微的咀嚼聲、吞嚥聲及餐盤碰撞聲。
「回到日本之後，每到外婆的忌日，媽媽總是擔心，不曉得你們平安回日本了沒有。媽媽經常在遺華日僑的聚會上到處問你們一家人的下落。」
「沒有辦法跟你母親重逢，真是可惜。我跟我母親在哈爾濱的難民收容所住了一年，才搭上返回日本的遣返船。雖然在逃難的途中跟哥哥失散了，但最後我們還是平安回到了祖國。令堂有沒有跟你提過關於我哥哥的事？」
「有，媽媽最常提起的人，就是你哥哥。戰爭還沒結束的時候，外公被軍隊徵召，媽媽才十歲，沒有人照顧，是你們村上家收留了她。」
我努力挖掘出童年時的記憶。當我們一家人圍著餐桌吃飯時——確實有個小女孩，年齡比我大一些，綁著辮子，模樣相當可愛。
「你哥哥對我媽媽說：‘我會保護你。’你哥哥拿出木頭做的假槍，又對我媽媽說：‘蘇聯兵來了，我會保護你。’媽媽說，她那時聽了好感動。每次提到你哥哥的事時，媽媽就會露出懷念的表情。」
哥哥當時才七歲，每天到開拓團裡的一棟紅磚蓋的學校上課。當時高年級的學生都必須接受軍事訓練，使用真正的槍。哥哥還是低年級學生，只在體育課的時間用假槍練習持槍動作。
對當時的我而言，戰爭只是不存在於實際生活中的幻想情節。
我不禁在心中想象哥哥手裡拿著假槍，打腫臉充胖子地跟一個年紀比他還大的女孩說「我會保護你」的景象。那個女孩——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她也曾跟我們一起逃難。哥哥的右手握著我的手，左手則握著那個女孩的手。但那女孩在途中突然發高燒，大人們沒辦法繼續帶著她走山路，只好在一處開拓團的遺址將她託付給一對中國夫婦。臨別的時候，哥哥還曾經聲淚俱下地跟她道歉：「對不起，對不起，我答應要保護你，卻沒有做到……」
女孩正發著高燒，卻在滿是汗水的臉上擠出微笑，對著哥哥說：「謝謝你，阿龍。」
既然張永貴的母親已過世，這就意味著那很可能是哥哥跟她這輩子最後一次見面。在追尋真相的過程中，我逐漸回想起原本早已遺忘的那些關於真正的哥哥的點點滴滴。
「對了！」張永貴突然提高聲音，「除了我媽媽之外，好像還有其他人在找村上家的人。我想起來了，有個人在尋找你哥哥的下落。」
「那個人是誰？」我問。
「——請等一下，我找一下媽媽的筆記本。」
左邊傳來翻動一整捆紙的聲音。
「有了，那個人叫曾根崎源三。這裡有他的電話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