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無論是七三一部隊的要員，還是第九技術研究所的相關成員，對於細菌和毒物都有著豐富過人的知識。他們復員以後前往民間醫療、防疫或藥品相關企業上班，可謂順理成章。現在藥品公司的技術部門還有很多這種人呢。
但問題在於，這麼優秀的技術人員是不是隻被民間製藥企業僱用。這當然不可能。其中還有一部分人被ghq公共衛生課（phw）偷偷留用了。同時，該部門的最高首長就是前七三一部隊的隊長石井中將。
戰爭結束後石井中將搶先一步回國。戰敗後，曾在新宿區若松町經營旅館，但在被新聞記者發現後便下落不明。
石井中將率領的七三一部隊全被視為戰犯，他的部下遭到蘇軍逮捕送審。審判記錄可參考一九五〇年莫斯科出版的日文版《前日本陸軍軍人因研發與使用細菌生化武器遭到起訴的相關公審檔案》。
不料，回到日本的石井中將不僅沒被美軍視為戰犯問罪，反而得到ghq留用。美國駐留軍為何會用他？這是因為石井率領的技術部隊和九研部門，在當時的細菌研究方面取得了驚人的進展，站在美方的立場，必然很想利用他們的研發技術。
另一方面，任憑蘇聯方面將梶塚隆二軍醫中將（終戰時一〇〇部隊的最高主管）等人視為戰犯問罪，也是因為判斷他們沒有利用價值。當然，這裡所謂的價值，是指能在將來的區域戰爭中派上用場。而ghq內部正在進行秘密研究之事，絕對不能讓外人知情，更不能在社會上曝光。
如果帝銀案的案犯是受到ghq包庇的生化部門人士，影響將非同小可。並不是為了保護犯人本身，而是美國留用日本前軍官做細菌研究一事如果被發現，將會引發軒然大波，被全世界知道了會極為麻煩。因此，警視廳的搜查網一旦明確朝著軍方集中，馬上就發現事態不妙。被佔領軍稱作mpb的警視廳，搜查技術非常優秀，他們正準確而精妙地朝著軍方逐步收網，況且還是如此轟動的大案。日本新聞界固然不用說，外國的記者們也都睜著銳利的鷹眼注意著案情的發展。如果顯露出ghq內有生化部門存在的蛛絲馬跡，即便能堵住日本新聞人的嘴，也阻止不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特派員。最好的證據，就是事發以後警視廳連忙讓倖存者住進聖母醫院，並嚴禁日本記者面訪。然而他們無法阻止外國新聞記者，當時共同通訊社的記者能進入醫院訪問倖存的帝銀行員，搶到一個大獨家，就是因為偽裝成了外國通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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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澤貞通被押送到東京時，高木檢查官和藤田刑事部長還不確定平澤「有罪」。途中押送方法之殘酷，還曾引發人權問題的爭議。而檢調方面，也說希望審理完畢後能立刻放人。但當被告平澤曾涉及日本堂詐騙事件的前科一曝光，社會輿論頓時轉為強烈懷疑平澤涉案。警視廳也逐漸傾向平澤就是真兇的論調。對平澤而言，日本堂事件可說決定了他的命運。
可是，如果仔細想想，日本堂事件純粹只是樁支票詐騙案。詐騙案和虐殺案根本是兩碼事。然而，一般人卻總有一種印象——既然他做過那種壞事，說不定也幹得出毒殺的勾當。但詐騙犯絕對不可能殺人，終年與案件為伍的調查員們比任何人都清楚這一點。因為詐騙犯與殺人犯在人格上存在著根本的差異，可惜社會不這麼想。從此開始，平澤周圍的環境發生了巧妙的轉變。
此外，帝銀案中使用的毒物並非法庭上所說的氰酸鉀。高木檢察官在審理初期用的也是「氰酸化合物」這個字眼，可是後來不知何時變成了「氰酸鉀」。帝銀案中用的毒藥的確不是單純的氰酸鉀，而是特殊化合物，不管到底是不是所謂的丙酮氰醇或丁腈，總之，絕對不是單純的氰酸鉀。就其藥效發作較慢的特徵來看，可見應該是特別研製的化合物。絕不可能像監察方主張的「因為氰酸鉀放得太久，所以才會發作較慢」，太荒唐無稽了。
因此，反而可以這麼說，如果帝銀案中所使用的毒藥是單純的氰酸鉀，平澤或許還有可能是犯人。但既然是種特殊化合物，犯人就絕不可能是平澤了。
如果平澤不是犯人，那麼真兇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接下來，我想針對這一點來仔細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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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件案子的資料非常豐富。案犯在犯下帝銀案時連眉頭都沒皺一下，動作冷靜地分量藥品，精密計算毒殺眾人的膽量正如搜查綱要所再三強調的，可以看出其過去應該有這方面的經驗。犯人還拿著陸軍研究所相關部門使用的「駒込型」滴管，犯案時示範的服藥方式也不像是外行人。主動示範服用第一劑，卻能讓自己不中毒，這樣的安排也需要精湛的技術。
案犯每一次都以附近發生痢疾或傷寒必須消毒為由，而實際上，帝銀案發生時，附近的相田小太郎家的確疑似發生斑疹傷寒病例。雖然平澤在自白中供稱，他是因為路過時看到吉普車才以這個為藉口的，可是車子明明停在從馬路上看不見的小巷深處。而且那輛吉普車三點之前就開走了（據當時同車的日籍區公所職員說，車子回到區公所時約為三點十五分）。因此，平澤不可能看到吉普車。
搜尋帝銀案案犯時，以法定傳染病為藉口可謂必要條件之一。因此，搜查本部才會說「犯人有機會得知都政府內部衛生單位的情報」。然而，知情者僅限於東京都政府內嗎？當時，關於那類傳染病，東京都衛生局應該也會向ghq公共衛生部報告。能夠掌握疫情的，不只都政府。
犯人在現場提到了帕克中尉（或霍內特、馬克中尉）的名字。雖然因聽者耳力不同而不能確定到底是誰，但經過調查後發現確有其人。
犯人在現場提到進駐軍中尉的名字，包括帕克和柯內特。經過調查，證實確有其人，而且從事的是防疫工作，因此推定犯人應有這方面關係。換言之，當時可能參與了該中尉組織的防疫工作。目前正極力調查中。（摘自「搜查綱要」）
就算運氣好，胡亂捏造的姓名湊巧說中了一個，也不可能運氣好到能一下子說對兩個真實姓名吧。這名犯人，分明很清楚進駐軍防疫官的姓名。
綜上所述，毒殺者應該是被進駐軍留用的細菌研究方面的前任軍人或軍眷，這麼推斷不過分吧。還有，犯人犯案時說的英語雖然談不上流利，但也可作為推斷其為官方留用者的證據。當然，換個角度，也可能是犯人為了讓大家相信那是進駐軍的命令，所以才故意使用英語。但比較起來，還是犯人本身與進駐軍有關的推論更為自然。
為了就這一點進行更進一步討論，我試著將犯人在四家銀行現身的日期，以及訂製山口二郎名片的日期列表如下。
二二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二）午後三點至四點（安田荏原分行未遂）
二三年一月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十點（訂製山口名片）
二三年一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拿名片）
二三年一月十九日（星期一）午後三點至四點（三菱中井分行犯案未遂）
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午後三點至四點（帝銀椎名町分行犯案得手）
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二）午後三點三十分（安田板橋分行兌換支票）
（此處年份均為昭和年）
警視廳的搜查綱要曾指出，搜尋犯人的重點不在於「日」，而在於「時」。這裡所謂的「時」，指的是特定時間的不在場證明。但是我認為，更應該注意的是星期幾。除了與山口名片有關的星期六與星期日，其他犯行全部發生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搜查當局對此的解釋是：星期一是新一週營業的第一天，銀行事務比較繁忙，犯人認為較易趁亂得手。如果照這個說法，那星期二那次又該如何解釋呢？
我倒有不同的觀點。
是不是可以說，犯人因為工作關係，只有星期一和星期二下午有空呢？星期六和星期日（訂製和領取山口名片的日子），進駐軍相關單位本來就不用上班，因此上午就有空。可是平日裡就只有星期一和星期二下午才能自由行動了。當時的進駐軍機構中，的確有可能出現這種狀況。帝銀案罪犯所從事的，說不定就是星期三、四、五都得整天上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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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妨以犯人二十七日（星期二）去安田板橋分行兌換支票為例。照理說，犯人應該會急著趕在支票遭警方止付前兌現，所以上午去銀行絕對比下午來的安全。可實際上犯人直到三點半才現身，想必是因為他星期二隻有下午才有空吧。也許有人聽到我的這種說法，會想說：「既然是這麼大一樁案子，犯人一定會請假去兌現。」可如果當天請假，反而更令人生疑。
其次，犯人挑選的地點是處處可見火災遺蹟的偏僻小銀行。這種銀行的行員總數頂多二十到三十人。換言之，就掌控人員而言，可說恰到好處。再有就是犯人的活動範圍，北起板橋，南至品川附近（荏原），這之間還有椎名町和中井。此外，他還曾去銀座訂製名片。可以說他的活動範圍涵蓋了整個東京都南北地區。當然，不是在一天之內完成所有行動的。但是再考慮到他只有下午才能離開工作單位（而且都是三點以後才抵達現場）自由行動的因素，也可以看出他的行動力極為便利。
尤其是他襲擊帝銀椎名町分行時，路上還有積雪。
在討論平澤的不在場證明時，辯方強調五十四歲的平澤不可能穿著長靴在短時間內抵達現場，這一點也可作為佐證。綜上，我認為犯人或許利用了吉普車。
雖然這名犯人是經過縝密計算才去銀行犯案的，但這樣的他，一定還是會擔心犯案途中有人從外面闖入。比方說有客戶臨時有事，在銀行打烊以後還從小門跑進來；或是跑外務的行員突然回來。這期間只要有一個人從外面闖入，看到行員們都倒在地上，犯人的計劃就毀了。目擊者想必會立刻衝出去求救，屆時犯人將會進退維谷。對方既然能擬出如此縝密的犯案計劃，若說沒考慮過這種情況未免太不自然。所以我認為，他一定早已想好對策，不可能僅憑僥倖犯案。
那能不能這樣假設呢？身為進駐軍要員的他，駕著吉普車抵達銀行附近，把車子停在不顯眼的地方後再步行到銀行。只要在軍服外面罩上一件大衣就不會被認出身份了。而實際上，行員雖然無法準確說出犯人的服裝，但都說他穿著大衣。這樣一來，如果有人中途進來，他可以立刻衝上吉普車，發動車子快速逃逸。當時，進駐軍的吉普車掛著黃色車牌，日本警察不敢對他們輕舉妄動。昭和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年初，正是進駐軍最有勢力的時候。
根據「搜查綱要」所述，當局當時清查過汽車，但最終排除了這個可能，想必是因為他們只清查了日本人的汽車吧。進駐軍的吉普車肯定未列入清查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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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吉普車，去過帝銀椎名町分行附近、相田小太郎家的吉普車，似乎也應該再研究一下。據說是因為相田家疑似出現斑疹傷寒病人，所以都政府的衛生課課員和進駐軍軍人才搭乘吉普車趕來消毒的，不過傷寒病毒並未傳播。撇開辯方律師主張「平澤供稱看到吉普車的說法在時間上不合理」這個疑點不論，區區一戶普通百姓突發傳染病，會讓進駐軍的軍人特地趕來嗎？這種小事交給都政府的衛生課處理就行了吧。況且，同車而來的，還是一個名叫亞倫的軍曹。
如果是去上野地下道那種遊民群居之處噴灑ddt，進行大規模消毒，那還可以理解；如今卻只因為一戶民宅內出現傷寒病人，進駐軍的軍曹就專程趕來，這一點似乎值得深究。
此外，犯人提到的帕克和柯內特這兩名中尉，就在帝銀案的搜查方向指向軍方之際，被調回美國了。我在前面也提過，犯人不可能隨便掰出這兩名中尉的名字。就算犯人和這兩名防疫機構的中尉沒有直接接觸，也必然有某種關係。因此，如果清查這兩名中尉的人際關係，說不定可以找出真兇。可惜，不知為什麼，這兩名負責防疫工作的中尉突然奉命調回美國，離開了日本。
說到回國，關係到平澤不在場證明的美國軍人艾利，也同樣被調回了美國。
當時，平澤的二女兒和這個艾利交往甚密，一月二十六日（帝銀案發當天），艾利在位於中野的平澤家玩，一直待到傍晚，平澤拎著裝有煤球的手提袋返家。如果他能出面作證，就能證明平澤當天不可能在帝銀犯案了。
調查艾利的出勤表後發現，他確實在一月二十六日請了公休假。因此，艾利造訪平澤家的日期並沒有錯。可是，連這個艾利，也在平澤遭到逮捕後立刻奉命調回美國了。就此失去了獲得艾利證詞的機會。
雖然辯方律師提出申請，要求在美國的艾利進行國際公證，但卻被法院駁回了這項申請。艾利的歸國，與前述帕克、柯內特這兩名中尉的調職，令人感到似乎有某種相同的企圖。
那麼，我想象中的犯人，又隸屬於ghq的哪個單位呢？
關於這點，我可以舉出三項假說。
一、犯人是現役g3（作戰部）轄下的石井秘密集團的正式成員；
二、雖然不能斷定毫無關係，但應該不屬於上級集團，同時也沒有直接參與戰後的秘密作業（細菌戰術）；
三、犯人曾是七三一部隊（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石井部隊），或者第一〇〇部隊（關東軍軍馬防疫廠）的中堅成員，知道丁腈這種毒物的存在，而且有機會使用。但他雖然知道戰後的秘密作業，卻沒有工作上的關係。
以上就是我的三項假說。
其中最容易理解的，是第三點。我想，在面對警視廳的清查行動時，ghq、g2的cic，以及psd（cie的輿論—社會調查課）對日本當局進行了某種暗示的可能性完全存在，應該不單是我的妄想。
實際上，警視廳根據最早的搜查綱要，的確針對軍方進行過認真的調查，老實說，如果警視廳發揮原有的實力，想必很快就能逼近真兇。可是，抓住真兇，就等於讓日方發現目前g3正在進行中的秘密作業，想必美方深切意識到必須轉移搜查方針。於是，不難想象，ghq必然大舉出動，傾力阻止搜查本部根據搜查綱要進行調查。
當時，從日本北方到南端，乃至日本海沿岸的所有落魄開業醫師，只要有行醫經歷的人，都會受到警察機關的秘密偵查（參見「搜查綱要名冊」）。
ghq不希望當局將搜查之手伸向真兇的理由，想必是為了完全隱匿ghq某單位（作戰參謀部）的最高機密作戰計劃之一——cbr計劃中的c項（細菌），石井作業。因為如果這項作業的內容在日本警察的調查下曝了光，將會給美方帶來極大的困擾。
該計劃稍有洩露，便可能立刻由報紙或新聞機構——尤其是駐東京的up（合眾社）和ap（美聯社）——發電傳遍全世界。實際上，當時ghq方面也的確要求日方儘快將帝銀事件做個了結。表面上是希望這件前所未聞的慘案儘早解決，其實暗地裡，恐怕是希望能在搜查之手伸向軍部之前，隨便找一個替死鬼吧。
碰巧，就在這時，向來被警視廳主流派漠視的「居木井名片小組」從北海道抓到了平澤貞通。平澤本來就罹患科爾薩科夫氏綜合徵，精神有點兒錯亂，面對檢方的偵訊，雖然試圖抵抗了三十天，但最後還是在半發狂狀態下認了罪。對ghq來說，事態有了最理想的解決方法。
對ghq來說更幸運的是，這個平澤貞通曾有日本堂詐騙案的前科。因此，社會上原本對平澤的同情（甚至曾為他的人權問題引發爭論）驟然轉為懷疑。在此我還要再說一次，詐騙與殺人的犯罪性質截然不同。有心人士抓住平澤貞通有前科的把柄製造不利狀況，導致他一敗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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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最初「搜查綱要」揭示的方針才是偵辦帝銀案的正確方向。案情會在逮捕平澤後急劇轉變，可能是因為專案小組遇上「障礙」以後，臨時抓平澤當替死鬼。總之，為了解決這起事件，一定要有個「犯人」。我這個推理應該不算荒唐吧。
事件偵辦完畢後，出席破案記者會的ghq公眾安全課主任、警察行政官h.s.伊頓盛讚搜查本部：「克服了幾乎不可能克服的障礙，漂亮地解決了帝銀案，這項成功就算放眼世界也找不到第二個。而有關警方給嫌犯戴上手銬押送途中曾讓新聞記者與他見面之舉，雖有人批評是侵犯人權，但這是因為不知內情才會這麼說。」這番話似乎也可以換個角度詮釋。
警視廳早就知道，帝銀案中使用的毒藥，和軍方製造的丙酮氰醇極為相似。這一點辯護律師也同樣清楚。於是，辯護律師申請讓第九技術研究所的前課員伴繁雄中尉出庭作證。有人說，伴中尉曾經目睹軍方在上海使用丙酮氰醇做實驗。沒想到，這一申請卻遭到檢方駁回。據說當時檢察官當面告訴辯護律師：「如果那樣做，會撞上ghq這堵高牆。」
那麼，在上海做實驗又是怎麼回事兒？目前能得到的說法是這樣的：
實驗物件是中國軍俘虜，地點在上海物務機關的一個房間。時間是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十月，當時的戰局已對日方不利。俘虜三人一組被分別關進密室，周圍還有憲兵重重戒備。其中，站著身穿白色手術袍的軍醫其實是假軍醫，真實身份是第九技研的所員。
繼醫官之後，戴著紅十字臂章的衛生兵（這也是總部特別派來的憲兵）跟著進來，立刻告訴俘虜：「你們住的收容所現在正有傳染病肆虐，我們無法證明你們是不是帶菌者。萬一發病，對我們日軍來說會很困擾，你們生病想必也會很痛苦。所以，今天軍醫特地帶了預防藥過來，服用方式由我們指示。第一劑，要照我們示範的方式服用，然後立刻服用第二劑。」說完，軍醫和衛生兵與俘虜一同服下注入茶杯的藥物，接著又服下第二劑。當然，軍醫和衛生兵使用的杯子，打從一開始就已做了不明顯的記號。結果，正如預期中的一樣順利。服下第一劑的俘虜們緊接著又服下第二劑，五六分鐘後，俘虜們開始激烈地掙扎，隨即四肢抽筋、昏倒在地，又過了兩三分鐘就斷氣了。如果是氰酸鉀應該會立刻暴斃，可這種毒藥經過了五六分鐘才開始發作——這樣就算通過實驗證明了。
研製這種藥的目的，是為用於情報員潛入敵陣失誤被捕時，可趁敵人大意之際擺平看守，爭取寶貴的時間脫身。此外，據說也曾考慮作為敗戰時自殺之用。因為如果一服藥就立刻開始痛苦掙扎，可能會讓隨後服藥的人喪失自殺的勇氣，所以才特地研製出這種有五六分鐘緩衝時間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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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裡，ghq死也不肯讓帝銀案搜查本部接觸的石井中將手下的那批細菌研究者，究竟在研究什麼？
無論是七三一部隊，還是一〇〇部隊，其技術均已獲得日本軍部高層的高度肯定。以下事實便可證明這一點。
只要是當過兵的人，想必都知道陸軍有所謂的後勤「各部」。這是與負責打仗的兵科相對應的字眼，包括技術、出納、獸醫、衛生，等等。比起兵科，「各部」的最高官階只到中將為止。尤其就兵科中的職業軍人看來，「各部」看起來似乎矮了一截。不僅如此，碰上作戰時，參謀擬定的作戰命令通常寫作「作命x第幾號」，x的地方有甲、乙、丙、丁之別，用來表示重要程度。其中甲級是最重要的作戰指令。撇開兵科不論，「各部」幾乎用不到甲級指令，就算有，也是特例中的特例。
但唯獨細菌部隊不同。據說他們曾多次接獲「作命甲第幾號」這種特殊指令。
那麼，何種情況下會接到這種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甲級指令？
比方說，潛入某城市或山村的細菌部隊要員，為了進行實驗，會事先在某些人物或地點周圍散佈傳染病菌。當然，這是秘密行動。而且不只限於佔領區，也會潛入敵區進行。採用過這種細菌戰術的著名戰役不勝列舉，例如「熱河之戰」就被稱為「鴉片作戰」。
這項工作一完成，軍方就會以其他名義對該地區發起攻擊。有時是公開軍事行動，有時是秘密行動，總之都是會被視為第一級的「甲等指令」。他們的目的是要觀察細菌戰的效果，為確定能達到何種程度，他們採用了各種方法。有時還會把屍體運出並加以解剖，調查他們散佈的細菌或毒物是否達到了預期效果，或者調查成功率。
參與這種作戰計劃的一般士兵，多半不清楚實際目的。想必直到今天依然還有很多人矇在鼓裡，以為只是單純的作戰指令吧。
這似乎與ghq特別禮遇負責安排這種特殊作業的石井軍醫中將有相通之處。
接著，不妨看看熟知這種細菌戰籌劃全貌的關東軍細菌部隊首腦高橋軍醫中將，在蘇聯接受審判時的供述摘要吧。
問：關於一〇〇部隊的細菌戰態勢，你曾向關東軍司令官梅津上將報告過嗎？
答：報告過。
問：向梅津上將報告的內容是什麼？
答：一〇〇部隊要基於該項使命繼續努力。各種裝置及細菌的繁殖狀態也很順利……
問：梅津上將是怎麼回答的？
答：他非常滿意，要求我們繼續努力。
問：一〇〇部隊一年可以生產多少細菌？
答：炭疽菌一千公斤、鼻疽菌五百公斤、痢疾菌一百公斤。
問：你認為這種產量夠嗎？
答：不，還不夠。
問：一〇〇部隊被派往與安省的任務是什麼？
答：調查河川、蓄水池、放牧場、家畜數量，以及家畜隨季節遷移的情形。
問：這項偵察有何目的？
答：關於這點，梅津上將是這麼告訴我的：「和蘇聯開戰後，如果日軍退到大興安嶺，這時一〇〇部隊就要讓北興安嶺省的家畜統統染上傳染病，並利用這個方式讓敵人感染傳染病，進而降低他們的戰鬥力。」一〇〇部隊是為了完成該項指令展開調查的。
問：山田上將接任關東軍司令官後，你報告過一〇〇中隊的業務嗎？
答：分三次報告過概要。
問：對於你的報告，山田上將的態度如何？
答：他只是簡短地指示「照同一方針繼續進行」。所以，我認為山田司令官的方針也和前任梅津司令一樣。
問：你知道一〇〇部隊做過人體實驗嗎？
答：聽說過。但沒聽說過霍亂實驗。不過，這是我該負的責任。
問：籌備這種細菌戰，是以蘇聯為首要目標嗎？
答：沒錯。
（摘自《日本週報》第四五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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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在ghq留用相關人士之後，日本的這種細菌技術研究有了驚人的進步。同時，如今幾乎人人確信，朝鮮事變發生時，美方就使用了這種細菌戰。
其實美國本土也早就在進行這種細菌戰的研究了。這個機關做了什麼研究，從一九四六年，馬克（後來的美國細菌武器委員會委員長，因研發細菌武器有功，被任命為陸軍長官）所做的報告即可看出。
據這份報告所說，細菌武器研究進展迅猛，已移交到美國陸軍化學研究所手裡，還在馬里蘭州的費雷迪利克市近郊德特里克營設立了一個別名「特殊計劃部」的研究機構。據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約有三千六百人在此工作。此外，美國海軍也在加州大學另有一個直屬的生化武器研究機構。研究費用總額超過五千萬美元。然而，就在朝鮮發生動亂三個月前的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一日，國防部長路易斯·約翰遜在向總統做年度報告時曾特別提到：「針對許多對人類、家畜及穀物具有傳染性的病原體做了詳盡的研究。不過，就國防立場而言，這項研究實在不宜公開。」
此外，一九五〇年的《軍事評論》（militaryreview）四月號，也刊載了論述使用生化武器的論文。文中寫道「使人體感染的疾病，不僅要難以治療，此外還必須使其難以判定感染渠道。同時要達到不論何種場所都不可能有醫療免疫的可能。已感染者最好對任何化學治療都毫無反應」。
還有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國衛生研究所的黑斯所長曾公開表示：「早已研發出微生物炮彈和炸彈，並已到達可供使用的階段。」根據發表記錄找到以下記載：
美軍曾於一九五〇年採用細菌戰，也就是聯合國軍隊從北韓撤退之際。美軍在撤退途中經過平壤市，在平安南道和平安北道等地區散佈細菌，導致這些地區爆發天花。直到一九五一年四月為止，染病總人數超過三千五百，其中有一成死亡。江原道有一千一百二十六人，咸鏡北道有八百一十七人，黃海道有六百零二人，美軍沒經過的地區則完全沒發生。
此外，據說一九五一年三月，第一〇九一號細菌登陸用小艇抵達韓國東海岸元山港之際，美軍曾在艇內對中韓兩國人民進行人體實驗。美國雜誌《新聞週刊》（newsweek）四月九日號也曾提及這一點，報導指出：「鼠疫在共軍之中蔓延，這種可怕的痢疾甚至可能波及聯合國方面。這艘登陸用小艇，載著醫學研究裝置和實驗用的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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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銀案中用的毒物並非檢方說的氰酸鉀，極可能是前陸軍人士製造的特殊毒物。那是前日軍研發的秘密武器，而ghq通過留用九研的相關人士及從七三一部隊退伍的官兵，繼續秘密研究該項成果——這就是我們最後歸納出的結論。
到了這個地步，帝銀案帶給我們的，已經不只是對平澤是否為真兇的懷疑了。真正可怕的是，是否存在秘密毒物和細菌，是否有來自日本前軍部對美國的技術協助。
單從前述的幾種美方出版品中也可窺知朝鮮動亂時曾使用生化武器。如果說得更具體一點，就是前述的細菌小艇後來曾在巨濟島的俘虜收容所進行實驗。關於此事，當時的ap通訊曾有報導：「每天有三千人進行實驗，最終以北韓人為主的十一萬五千多名俘虜中，有一千四百名染上嚴重的傳染病，剩下的百分之八十也感染了其他疫病。」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外交部長周恩來發表抗議宣告：「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五日期間，美國有四百四十八架軍用飛機侵犯東北地區領空多達六十八次，在撫順、安東、寬旬、監江等地散佈帶有細菌的昆蟲。其中蒼蠅比一般品種的顏色要黑，頭部特別小，翅膀更大，刺毛更多；跳蚤也比一般品種的更黑、更長；蜘蛛為茶褐色。已被證實，這些昆蟲是特別培養出來的耐寒性極高的毒蟲，即使在嚴冬的山野裡也能存活。」
位於北京的國際科學委員會編寫的《細菌戰黑皮書》中，詳細記載了有關朝鮮細菌戰的資料。（摘自《細菌戰黑皮書》，片山聰史譯）
可是，對於這份出版物，美方進行了反擊，指控那全是謊言。不過從u2事件也可以看出，美方指控別人說謊究竟是真是假，其實很容易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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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對這起帝銀事件的搜查差點兒暴露出一個國際性大問題。另外，為了嚴守這個秘密，讓一個連「丁腈」的「腈」都不會寫的無辜犧牲者被誣陷為犯人，而真兇卻得以逃之夭夭，實在令人思之悚然。帝銀事件的真兇，也許是為了錢才鋌而走險的，不過如果能容我再想象得放肆一點，說不定是一種實驗。
想到這起帝銀事件中用來當作兇器的不明毒物，就難免會聯想到最近安保條約裡的「細菌學職務」，不禁讓我忐忑不安。
在第三十四屆國會參院預算委員會第二分科會上，面對巖間正男的質問，政府委員小裡玲氏的回答如下：
關於病菌檢疫人員——擔任此職者，必須針對細菌、立克次氏病原體、病毒及其他細菌的組織與發生形狀、組織、生命過程，令人類、動物和魚類致病的重要性，殺菌、消毒及控制方法，在疾病療法上的應用，衛生、分解、發酵、對工業過程和土壤生產性的活動與效果等相關研究及調查，乃至其他專業性、科學性的作業進行建議、經營、監督和實施。擔任此職務者，須監督和實施以下代表性職務。（下略）
不過，這種官方答辯只是表面上的虛應敷衍，帶有偽裝與哄騙的成分，實在難以相信「病菌檢疫人員」這項職務的真正功能真的如上所言。問題在於，這是美方的要求，因此想來想去，最後還是隻能歸結為戰略需要。
這起帝銀事件帶給我們兩項重要啟示。其一，我們每個人，不管處於何種年代、何種場合，都有可能被誣陷為「犯人」，生活在極度不安中。其二，在新安保條約造成的危機中，這起事件中使用的不明毒物依然陰魂不散。
原題《畫家、毒物與硝煙》，首次刊載於《文藝春秋》·昭和三十五年八月
科爾薩科夫氏症候群（korsakoff'ssyndrome），又稱健忘綜合徵，為一種大腦缺乏硫胺（維生素b1）而引起的精神障礙。其疾病由俄國神經學家謝爾蓋·科爾薩科夫（sergeikorsakoff）最先發現而命名。科爾薩科夫綜合徵表現為選擇性的認知功能障礙，包括近事遺忘、時間及空間定向障礙。
意為「所有的員工、房間、現金都要消毒」。
戰後日本警察分為兩種，在中央是國家警察，簡稱國警；地方的是地方警察，簡稱地警。皆受國家公安委員會統轄。
指稱案犯極有可能是醫療、防疫領域，能經手藥品或有研究、實驗相關經驗，特別是海外歸國官兵及軍方相關研究者、特務機關成員、憲兵等身份。——作者注
一九六〇年五月，美軍的u2偵察機在蘇俄領空遭到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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