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尼·普賴德死的那天上午——也有可能是第二天早上，因為他擅自在方便的時候死了，也不覺得這一時刻值得記錄——科迪莉亞因地鐵貝克盧線故障被困在北蘭貝思，到事務所時比平常晚了半個小時。她走出牛津廣場地鐵站，步入六月的明媚的陽光中。她快步走過正在瀏覽迪金斯&瓊斯百貨商店櫥窗的顧客，來到喧囂嘈雜的金利街。行人擠滿了人行道，鋥亮的轎車和麵包車擁堵在狹窄的馬路上，穿梭於其中，她知道其實著急也沒什麼意義，只是遵章守時成了強迫症。今天沒有約談，也不用去見客戶，手頭沒有特別要緊的案子，甚至連需要寫的報告都沒有。在科迪莉亞的提議下，她和臨時打字員斯帕肖特小姐將事務所的介紹材料分發給倫敦的律師，希望能吸引到一些客戶。此時此刻，斯帕肖特小姐恐怕正不停地瞄著手錶，一邊重重敲打鍵盤，對科迪莉亞的遲到發洩著滿腔的怨氣吧。斯帕肖特小姐是個相貌平平的女人，嘴巴總是緊緊抿著，好像生怕那幾顆齙牙會從嘴裡彈出來。她那後縮的下巴上長了一根粗毛，而且長得和拔得一樣快。淺色的頭髮僵硬地呈現出「屋脊卷」。在科迪莉亞眼裡，她的下巴和嘴是對「人生而平等」這種說法活生生的諷刺。科迪莉亞不時嘗試著去喜歡和同情斯帕肖特小姐，她住在臥室兼客廳的房間裡，使用煤氣灶時連五便士的錢也要計較，衣著樣式僅限於拼縫和手卷邊。她擅長縫紉，是大倫敦市政會夜校縫紉班的勤奮學員。她的衣服做得很精緻，但是看不出時代，永遠趕不上潮流。灰色或黑色的直筒裙都是她練習打褶或裝拉鏈的作品；她的上衣顏色樸素，領子和袖口是男式風格，上面卻不加分別地點綴著收集來的飾物；褶邊裙子經過精工裁剪，長度卻恰恰暴露出她那走形的雙腿和臃腫的腳踝。
科迪莉亞推開臨街的大門，對即將到來的悲劇沒有一點不詳的預感。這扇門從來不上鎖，這樣既方便這裡的神秘主人，也方便同樣神秘兮兮的造訪者進出。大門左側，一塊新銅牌在陽光下熠熠生輝，與門上的積灰和剝落的油漆形成極不協調的反差。科迪莉亞滿意地看了它一眼。
普賴德偵探事務所
（經營者：伯納德·g.普賴德 科迪莉亞·格雷）
科迪莉亞花了幾個星期進行耐心、巧妙地勸說，這才使伯尼相信，無論是在他的名字前冠以「前倫敦警察廳刑事調查局警察」，或者是在她的名字後加上「小姐」字樣，都是不合適的。標牌上倒也沒別的問題，因為科迪莉亞作為合夥人，並不具有任何資質或相關經驗。她沒有什麼資本，只有嬌小卻強健的二十一歲的身體，以及不可小覷的智慧，對此她懷疑，伯尼對她與其說是欣賞，倒不如說感到不安，並對他自己半是惱火，半是憐憫。科迪莉亞早就看出來，伯尼的生活貌似平淡，但運氣總故意和他作對。她看出了一些苗頭：伯尼從來沒有坐到過公車左前側那個令人羨慕的座位；每當他要欣賞火車窗外的風景時，立刻會有另一輛車來擋住他的視線；如果他的麵包掉在地上，準是塗著黃油的那一面著地；她開那輛迷你車一貫穩當，但只要載上了伯尼，就會在最繁忙、最不便捷的十字路口熄火。有時她想當初因一時的情緒消沉或任性自虐而接受他的合夥邀請，這樣做是不是自投了他那張倒霉的羅網。而她也認定，自己無力改變這種現狀。
樓梯上一如既往瀰漫著腐臭的汗味、傢俱油漆味以及消毒水味。暗綠色的牆壁一年四季都那麼潮溼，好像會分泌出混雜著落魄與失敗的瘴氣來。樓梯的熟鐵欄杆上帶有華麗的紋飾，地上鋪著汙跡斑斑、四處開裂的舊油氈，只有當房客提意見，房東才會用顏色極不協調的各種材料把它修補起來。偵探事務所在四樓。科迪莉亞進門時，沒有聽見鍵盤的敲擊聲。她看見斯帕肖特小姐正忙著清潔那臺打字機，那機器已經老掉牙了，因此經常招致抱怨也情有可原。她抬頭看了科迪莉亞一眼，臉上露出不滿的神情，後背像空格鍵一樣挺得直直的。
「我一直在琢磨你什麼時候才來，格雷小姐。我很擔心普賴德先生，他肯定在裡間的辦公室裡，但裡頭一點動靜都沒有，門也鎖著。」
科迪莉亞的心頭掠過一絲寒意，她用力轉了轉門把。「你為什麼不想想辦法？」
「我能怎麼辦呢，格雷小姐？我敲過他的門，還大聲跟他打了招呼。這可不是我該過問的事，我只是個臨時打字員，在這兒什麼權力也沒有。如果他答應了，我可就尷尬了。畢竟，他有權待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再說了，他究竟在不在裡面，我也說不準。」
「他肯定在。門是鎖著的，而且他的帽子還在這兒。」
伯尼的軟呢帽就掛在彎彎的衣帽架上。這是一頂圓頂禮帽，上翹的帽簷有點髒了，散發著孤獨與衰老的氣息。科迪莉亞把手伸進挎包裡，去摸自己的那把鑰匙。像往常一樣，最需要的東西總是在最底下。
斯帕肖特開始敲起了鍵盤，好像想要逃離即將來臨的痛苦。敲擊聲中，她以防備的口吻說道：「你辦公桌上有封信。」
科迪莉亞拆開信封。信的內容簡明扼要——伯尼說話時，總能表達得非常簡潔：「對不起了，夥伴。他們告訴我是癌症，這是最簡單的解脫方式。我見過別人是怎麼治療的，我不想那樣。我立了遺囑，在我的律師那裡。你在辦公桌裡能找到他的名字。我把這些都留給你了。所有的東西，包括所有的裝置。祝你好運，謝謝。」後面是死者在欠考慮的情況下，以潦草的字跡寫下的最後一個不情之請，「如果你發現我還活著，看在上帝的份上，先等等，別急著求助。拜託你了，夥伴。伯尼。」
她開啟裡間辦公室的門，走進屋，小心翼翼地把門關上。
眼前的情景讓她鬆了口氣。沒有等待的必要了，伯尼已經死了。他伏在辦公桌上，像是累得筋疲力盡。他的右手半握著，一把開啟的鋒利剃刀從手中脫落，滑過桌面，恰好停在了桌子的邊緣，並在桌面上留下一道細長的血跡，宛如蝸牛爬過的痕跡。他的左手掌心向上，擱在科迪莉亞用來洗東西的搪瓷碗中，手腕上有兩道平行的口子。伯尼事先在碗裡倒了清水，但現在，裡面的液體已經溢位，只有慘白的小手指露在碗沿上，帶著令人作嘔的甜味。浸在水裡的手指彎曲著，彷彿在祈求，白嫩的手指看上去就像孩子的一般，光滑得如同蠟一樣微微閃亮。血水從碗裡漫出來，淌到辦公桌和地板上，浸透了那塊色彩豔麗的長方形地毯。這地毯是伯尼最近才買的，目的是讓訪客們注意到他的身份，不過科迪莉亞私下裡卻認為，這反而襯托出辦公室裡其他物品的寒酸。伯尼手腕上其中一道口子只是嘗試性的淺傷，另一道卻深及骨頭，切口已經失去了血色，就像解剖教科書上的圖示那樣清晰可辨。科迪莉亞記得，伯尼曾講過自己年輕當警察時，第一次巡邏發現的就是一起自殺未遂事件。那是個老人，蜷縮在一間倉庫的門洞裡，用一隻破瓶子割開了自己的手腕。但是，一個凝固的血塊覆蓋住了血管斷面，於是，他又被拽回那種求死不能的生活。伯尼記住了這一點，並採取措施防止了血液凝結。她發現他還採取了另一項措施：辦公桌右邊有一隻空茶杯，是她給他倒下午茶用的杯子，杯口和杯壁上沾了一些粉狀物，可能是阿司匹林或巴比妥。他的嘴角掛著一道類似的黏液痕跡，已經乾透了。他的嘴唇微微皺起，半張開著，像個任性又易受傷害的孩子正在熟睡。
她把頭伸出辦公室，輕聲說：「普賴德先生死了。別進來，我在裡面打電話報警。」
警方冷靜地做了電話記錄，並表示會派人過來。科迪莉亞坐在屍體旁邊等著，覺得自己有必要表示一下同情，於是輕輕地把一隻手放在伯尼的頭髮上。這些冰冷無力的細胞並沒有因為死亡而減少，它們摸起來就像動物的毛一樣，粗糙卻又栩栩如生，令人生厭。她迅速把手拿開，又猶猶豫豫地摸了摸他的額頭。他的皮膚黏溼冰涼。這才是死亡，跟她父親當年的感受一樣。對於伯尼，做出憐憫的姿態既沒意義也無關緊要。他已經死了，能做的交流不會比生前更多了。
她心裡在納悶，伯尼究竟是什麼時候死的呢？現在誰都沒法知道了，也許連伯尼本人也不知道。她思忖，肯定有那麼一個時刻，他不再是伯尼，而變成了一攤無足輕重、尊嚴掃地的皮肉和骨頭。一個生命中如此重要的時刻，他怎麼會就這樣毫無知覺地度過了呢？她的第二位養母威爾克斯太太會說，伯尼其實心知肚明，他知道自己將迎來一個無法形容的榮耀時刻，有閃亮的城堡、無盡的歌聲、充滿喜悅的天空。可憐的威爾克斯太太！一個寡婦，獨生子又死於戰爭。她的小屋裡總會傳出孩子們的喧鬧聲，那些孩子都是她收養的，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需要有自己的夢。而那些使人慰藉的格言，則是她活下去的支柱，就如同寒冬裡的煤炭。多年來，這是科迪莉亞第一次想到她，耳邊再次迴響起她那一成不變、堅定昂揚又略顯疲憊的聲音：「倘若主在出行時沒來看你，歸來的時候肯定會的。」好吧，無論主是出行還是歸來，都沒來找伯尼。
即使錢箱裡剩下的幾枚硬幣只夠支付煤氣費時，伯尼對他們的業務也絲毫不動搖地保持著不可戰勝的樂觀主義，但他對自己的生活卻自暴自棄，輕易放棄了希望。這種做法雖然奇怪，倒也符合伯尼的作風。抑或是他在潛意識中已經感到，自己和這個事務所都前途渺茫，所以決定以這種方式，對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做一個體面的了斷？作為一個精通死亡之道的警察，他採取的方法固然有效，但現場卻凌亂得令人驚訝。接著，她意識到他為什麼選擇了刀片和藥物。那把槍——其實他並沒有選擇最簡單的方法，他本來完全可以用槍的，可他一直想把手槍留給她。除了這把槍，他還留給她幾個快要散架的檔案櫃、一臺老爺打字機、現場勘察工具箱、一輛迷你小汽車、一塊防摔防水手錶、被鮮血浸透的小地毯，以及一大堆讓人不知如何處理的稿紙，上面還印著「普賴德偵探事務所——我們以自己的工作為傲」的字樣。所有的裝置，他還特意強調了「所有的」這個詞。他肯定是想提醒她別忘了那把槍。
她開啟伯尼辦公桌最下面的那隻抽屜——只有伯尼和她有這隻抽屜的鑰匙——把它拉了出來。那把槍仍然躺在她親手縫製的山羊皮束口袋裡，裡面還單獨裝著三發子彈。這是一把點三八口徑的半自動手槍，她一直不知道伯尼是從哪兒弄來的，不過她敢肯定，伯尼沒有持槍執照。她從來沒有將這把槍視為殺人武器，這也許是因為伯尼對它懷著天真男孩般的痴迷，好像它只是一件兒童玩具。他倒是把她培養成了一名優秀的射手——至少理論上來說是這樣。他們曾經驅車深入埃平森林，進行實彈射擊，因此在她的記憶中，槍總是和斑駁的色彩與腐葉的氣味密切聯絡在一起。他將靶子固定在合適的樹上，再往槍裡裝上空包彈。他那興奮的、斷奏式的指令讓她記憶猶新。「膝蓋微曲。兩腳分開。手臂伸直。現在把左手放在槍管下方，托住它。眼睛看靶。手臂伸直，夥伴，手臂伸直！好！不錯，不錯，真不錯。」「可是，伯尼，」她說，「我們不能開槍啊！我們沒有執照。」他微微一笑，笑得狡黠，自鳴得意，高人一籌。「如果我們在危險情況下開槍，那就算是自救。發生這樣的不測時可顧不上什麼執照。」他回答得振振有詞，還得意地重複了一遍，像只小狗似的抬起他那胖胖的臉看著太陽。他的腦袋裡當時幻想著怎樣的畫面呢？在荒涼的曠野裡，兩人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子彈砰砰地打在花崗岩上，輪流把手裡的槍打得青煙直冒？
他曾經說過：「我們在用子彈的時候要謹慎。當然，不是我弄不到……」他的微笑變得陰險起來，好像想起了他那些神秘的聯絡人，那些無處不在又有求必應的朋友，彷彿只要他一聲招呼，他們就會從隱蔽世界中冒出來。
他把這支槍留給了她，這是他最珍愛的東西。她把包好的槍放在自己挎包的最下面。這明顯是一樁自殺案，警察未必會檢查辦公桌抽屜，但最好還是不要掉以輕心。伯尼是有意把槍留給她的，所以她不想輕易放棄它。她把包放在腳邊，又在屍體旁邊坐下，向上帝唸了一段從女修道院學來的簡短禱詞，為伯尼的靈魂祈禱，儘管她根本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而伯尼也從來不相信自己擁有靈魂。她靜候著警察的到來。
第一位警察很快就趕到現場，但是他太年輕，沒有經驗，看見這種橫死場面後，掩飾不住自己的震驚與不適。看見科迪莉亞如此鎮靜，他露出了不以為然的表情。他在裡間辦公室裡沒待多久便出來，仔細琢磨起了伯尼的留言，好像這樣就能從那封直截了當的絕筆信中悟出什麼言外之意。接著他把它摺疊起來。
「小姐，這封信我必須暫時收走。他上這兒來幹什麼？」
「不幹什麼。這是他的辦公室。他是個私家偵探。」
「你為這位普賴德先生工作？是他的秘書？」
「我是他的合作伙伴，那封信上也寫了。我二十二歲，伯尼是主要合夥人，他創辦了這家事務所。他以前是刑事調查局的，曾經與倫敦警察廳的高階警司達格利什共事。」
話音剛落，她就有些後悔。這樣替可憐的伯尼說話未免太天真也太護短了。而且她還看出，對此人提起達格利什的名字就猶如對牛彈琴。這有什麼奇怪呢？他不過是個地方警員，又怎麼會知道，自己曾多少次耐著性子，聽伯尼懷念他退役前在刑事調查局的那段歲月，或者聽他讚揚亞當·達格利什的德行和才智？「高階警司——嗯，他當年才是個高階督察——總是教導我們……有一次他給我們講過一起案子……如果說有什麼事情是高階警司不能容忍的……」
有時候她在想，如此優秀的人物是不是真的存在，如此完美、全能的人會不會是伯尼臆造出來的，只是他心目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英雄或良師？後來，她在報紙上看見了達格利什高階警司的照片，不覺大吃一驚。他的膚色較深，表情不乏譏諷之味，仔細盯著他看，他便分解成一堆微粒，構成一個模糊不清的圖案，無跡可尋。她懷疑，那些伯尼回憶起來滔滔不絕的大智慧，並不都是從他那裡學到的，其中不少興許是伯尼自己的人生哲理。因此，她的內心升起了幾分蔑視：這是一個傲氣十足、盛氣凌人、尖酸刻薄的高階警司。她真想知道，他現在能拿出什麼智慧來撫慰伯尼。
那個警察有所保留地打了幾個電話。此刻他正在外間辦公室裡四處檢視。屋裡都是些寒酸的二手傢俱以及破舊的檔案櫃——櫃子上的一隻抽屜半開著，露出了裡面的茶壺和杯子，此外還有破舊的油氈。他望著這些，掩飾不住眼中的困惑和輕蔑。斯帕肖特小姐僵硬地坐在那臺老式打字機前，用好奇又厭惡的神情看著他。最後他只好說：「不如你去給自己倒杯茶，我在這裡等警醫來。這兒有茶水間吧？」
「走廊那頭有個小餐具室，是我們和這層樓的其他房客共用的。不過，你們不會真的需要外科醫生吧？伯尼已經死了！」
「在由具備資質的醫生宣佈死亡之前，他還不算正式死亡，」稍事停頓後他又說，「這只是以防萬一。」
以防什麼呢？科迪莉亞感到不解——是審判、報應，還是腐朽？那個警察再度來到了內間辦公室，她跟在他身後，輕聲問道：「可不可以讓斯帕肖特小姐先走？她是從秘書介紹所僱來的，我們要按小時支付她工資。自從我到了之後，她還什麼工作都沒幹，現在恐怕也幹不了什麼。」
伯尼的屍體正在她觸手可及的地方，而她卻在計較這些蠅頭小利。看得出，他對這赤裸裸的冷酷感到很驚訝，但是他樂得送個順水人情：「我得先跟她說幾句話，然後她就可以走了。對一個女人來說，這兒可不是什麼好地方。」
聽他的言外之意，這裡從來就不是。
接下來，科迪莉亞在外間辦公室回答了幾個不可避免的問題。
「我不知道他結婚了沒有。我感覺他離過婚，他從來沒有說起過妻子的事。他住在東南一區克雷莫納路十五號，還騰了個廳房兩用間給我住，但是我們很少見面。」
「克雷莫納路我知道，離帝國戰爭博物館很近，我姑姑以前就住在那兒，那時候我還小。」
他知道那條路，這似乎消除了他的疑慮，也使他變得通情達理了一些。他沾沾自喜地一陣思索。
「你最後一次見到普賴德先生是什麼時候？」
「昨天下午大約五點鐘。當時我要去買點東西，就提前下班了。」
「他昨天晚上回家了嗎？」
「我聽見他走動的聲音，但沒有看見人。我的房間裡有一隻煤氣爐，通常就在那裡做飯，除非我知道他出去了。今天早晨沒有聽見他的動靜，這不太正常，不過我以為他還在睡覺。如果他打算上午去醫院，偶爾就會起得晚些。」
「今天上午是他的看病時間嗎？」
「不是。他上星期三剛去看了醫生，不過我想他大概要去複診。他肯定是在昨天深夜或者今天早晨我還沒醒的時候離開家的。我沒有聽見他的動靜。」
他們彼此迴避，那種近乎強迫症一般的微妙關係很難說得清：他們儘量維護並保守對方的隱私，留心聽馬桶的抽水聲，躡手躡腳地檢視廚房或洗手間是否空著。為了不妨礙對方，他們簡直費盡心機。雖然兩人都住在這幢小小的連排房屋裡，但是出了辦公室就難得見面。她思忖，不知伯尼選擇在辦公室裡結束自己的生命，是否就為了不讓這幢小房子遭到玷汙和打擾。
辦公室裡終於只剩下她一個人了。警方的醫生合上包後離開了。伯尼的屍體也從狹窄的樓梯上被抬下去，其他辦公室裡的人都從門縫裡看到了這一幕，最後一位警察也走了。斯帕肖特小姐徹底不幹了——讓一位訓練有素的打字員使用那種老爺打字機本來就不合適，這裡的廁所她也用不慣，而這樣的死亡事件更使她感覺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此時，空曠的辦公室裡寂靜無聲，科迪莉亞覺得有必要做點什麼。她開始動手清理內間辦公室，擦去辦公桌和椅子上的血跡，用拖把把被血浸透的小地毯拖乾淨。
下午一點，她快步走向他們常去的那家金雞酒吧。她意識到，自己已經沒有理由繼續光顧這家酒吧了，但她也做不到這麼快就換地方。她從來都不喜歡這家酒吧，也不喜歡這兒的女老闆，總希望伯尼能找個更近點的地方，最好裡面大胸脯的女招待也有金子般的心靈。但她懷疑，這樣的酒吧在小說裡更常見。午餐時間的熟客們已經聚在了吧檯四周，和往常一樣，招待大家的是梅維斯，她的微笑帶點威脅，一副極度自豪的姿態。梅維斯的衣裳一日三變，髮型一年一變，她的微笑卻是永恆不變的。這兩個女人素來互無好感，不過伯尼總像條和善的老狗般周旋於兩人之間，稀裡糊塗地相信她們是好夥伴，從沒有意識到——或者說，是在有意忽視她們之間的火藥味。梅維斯讓科迪莉亞想起她小時候認識的一個圖書管理員，為了不讓新書被人借走弄髒，那個管理員就把它們全藏進櫃檯裡。梅維斯幾乎從不掩飾自己的怨氣，這也許是因為她必須把酒水放在顯眼位置，還要在睽睽眾目下按量供應。她把科迪莉亞要的半品脫檸檬汁啤酒和一隻蘇格蘭煮蛋從櫃檯上推過來，說：「聽說警察光顧了你們那裡。」
科迪莉亞看著周圍人們熱切的面孔，當然，他們全知道了，現在他們還想打聽些細節，說點給他們聽聽也無妨。於是她答道：「伯尼在手腕上割了兩刀。第一刀沒有割到血管，第二次割到了。他把手臂放進水裡，不讓傷口凝固。他知道自己患了癌症，無法面對治療。」
她發現，氣氛突然變了。聚集在梅維斯身邊的幾個人面面相覷，接著飛快地把目光移開，低頭盯著自己的杯子。割腕的人分明不在這裡，可是卻彷彿有個陰險的小怪物，把可怕的爪子伸進了每個人的腦袋。就連梅維斯好像也在她那些瓶子間看見了潛伏著的雪亮爪子。她說：「我想你要重新找一份工作了吧？畢竟，你一個人也很難把事務所維持下去。這份工作可不適合女人。」
「跟吧檯的工作也沒什麼分別，都是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
兩個女人盯著對方，進行著無聲的交流，彼此的意思都十分地明白。
「既然他已經死了，就別想著誰還能在這裡給事務所留口信。」
「我本來也沒打算勞駕你們。」
梅維斯用力擦著一隻酒杯，可眼睛依然盯著科迪莉亞的臉。
「我覺得你母親不會同意你一個人繼續留下來。」
「我只在出生後的第一個小時裡有過母親，所以沒必要擔心。」
科迪莉亞立刻看出這句話使他們多震驚，她再次疑惑，年長的人看上去應該更能接受大逆不道或驚世駭俗的意見，但其實，他們總會為一些簡單的事實生氣。他們的沉默中透著濃濃的責備，但這至少可以使她得以清靜。她把啤酒和蘇格蘭煮蛋端到靠牆的一張桌子上，想起了自己的母親，但並不傷感。在不斷被遺棄的兒童時代，她悟出了一個補償自己的辦法。她會花上一個小時，想象自己一生都沉浸在母愛中，沒有失望，也沒有遺憾。父親從來沒有跟她談起過母親的死，她也避免向他問及此事，生怕得知母親根本不曾把她摟在懷裡，根本沒有甦醒過來，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了個女兒。她相信母親是愛她的，並至今也無法完全拋開這個念頭，儘管隨著歲月的流逝，這種盡情的想象已變得多餘，也沒那麼真實了。此刻，她正在向想象中的母親尋求意見。正如她所預期的，母親認為這是一份完全適合女人做的工作。
吧檯邊的人繼續喝著酒。透過他們肩膀之間的縫隙，她看見吧檯上方那面鏡子中的自己。今天的臉與昨天別無二致：濃密的淺棕色頭髮看起來就像個巨人把一隻手扣在了她的頭上，另一隻手則托住她的下巴，輕輕地合握起這張臉；在一綹濃密的頭髮下面，是兩隻褐綠色的大眼睛，一副寬寬的顴骨，一張溫柔且略帶稚氣的嘴。簡直像一隻貓的臉，她心想，不過，在梅維斯吧檯那些五顏六色的瓶子和閃爍的燈光映襯下，有種沉靜的美。雖然看著年輕不可靠，但也神秘不動聲色。科迪莉亞早就學會了隱忍。所有收養過她的人，雖然以不同方式表達了對她的愛與善意，卻都對她有過一個要求——她應當開心一點。她很快就明白了，如果她表現出不開心的樣子，就很可能會失去愛。與她早年那些需要隱藏的事情相比，所有後來的欺騙都不算什麼難事。
「鼻頭」從人群中穿過，向科迪莉亞走來。他在長凳上坐下，花格呢褲子包裹著的大屁股跟她貼得很近。「鼻頭」是伯尼唯一的朋友，可是她並不喜歡這個人。伯尼曾經解釋說，此人是警方的線人，而且幹得不錯。他還有其他收入來源——他的朋友們有時會偷盜一些名畫或者價值不菲的珠寶。在適當的指點後，他便暗示警方贓物的藏匿地點。之後他會得到一筆賞金與那些竊賊朋友分享，警探也會有一份報酬，畢竟他們乾的活最多。正如伯尼所指出的，保險公司因此輕鬆脫身，失主的財物也完璧歸趙，竊賊不必擔心被警察抓去，而「鼻頭」和警探也得到了各自的酬勞。一個體系就這樣形成了。科迪莉亞感到震驚，卻沒提出太多的反對意見。她懷疑伯尼當年也幹過類似的勾當，當然他沒這麼嫻熟，也沒有撈到這麼多的油水。
「鼻頭」的眼睛溼漉漉的，握著威士忌酒杯的手指在顫抖。
「可憐的老伯尼啊，我都看得出他是怎麼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過去這一年裡他越來越瘦，臉總是灰的，那叫癌症臉，我老爹以前就這麼說。」
至少「鼻頭」注意到了，可是她卻沒有。在她眼裡，伯尼一直就臉色灰暗，一副病怏怏的樣子。一條熱乎乎的粗腿慢慢朝她靠上來。
「老是不走運，可憐的傢伙。他是被趕出刑事調查局的。他告訴過你嗎？當時達格利什還不是高階警司，只是個高階督察。老天，他可真是個混蛋，絕不給人第二次機會。」
「是啊，伯尼跟我說過，」科迪莉亞撒了個謊，她又補充道，「他對這件事好像也沒有特別不滿。」
「不滿有什麼用，是吧？對什麼事都泰然處之，這是我的格言。我想你是準備換工作了？」
他的語氣中有一種渴望，好像她一離開，事務所就是他的了。
「目前還沒有，」科迪莉亞說道，「眼下我還不想另外找工作。」
她作出了兩個決定：她要維持伯尼的生意，直到付不起房租為止；今生今世，她都決不再踏進金雞酒吧。
在此後的四天中，把業務經營下去的決心沒有變——儘管她看了租金簿和協議書才發現，伯尼根本不是克雷莫納路上那幢小房子的主人，她租住那間廳房兩用間的行為並不合法，當然權利也有限；儘管她從伯尼的銀行經理那裡得知，伯尼賬上的餘額連支付自己的葬禮費用都不夠；儘管車行告訴她，那輛迷你車很快就到大修年限了；儘管她還得清理克雷莫納路的那幢房子。這一切都是潦倒獨生的悲慘痕跡。
愛爾蘭燉湯和烤豆罐頭——難道他就不吃別的東西嗎？——那些罐頭就像雜貨鋪櫥窗裡的商品一樣，被仔細地碼放成金字塔形；大罐大罐的金屬拋光劑和地板蠟還沒有用完，不是幹了就是結了硬塊；一隻抽屜裡有擦灰的舊抹布，但已經被拋光劑和灰塵結得硬邦邦的；籃子裡堆放著待洗衣物，一件厚羊毛連衫褲因機洗已經黏結了，襠部還有棕色的漬斑——他怎麼就這麼離開，留下這些東西等著被別人看見嗎？
她每天都去辦公室打掃衛生，整理物品，把檔案重新歸類。沒有人來電話，也沒有客戶上門，可是她依然顯得很忙。她還要去接受警方的詢問，那些無情到近乎無聊的形式和顯而易見的結論讓她感到沮喪。她去找過伯尼的訴訟律師，那是個無精打采的老人，辦公地點在交通不便的邁爾恩德車站附近。聽說他的委託人死了，他顯得很悲哀，也很無奈，好像這是一個人無法躲避的劫難。他很快就找到了伯尼的遺囑，用困惑與懷疑的目光盯著它看了一陣，好像這不是他最近起草的一樣。他成功地表現出自己意識到科迪莉亞是伯尼的情婦的事實——否則伯尼為什麼要把事務所留給她呢——但他又是現實的人，所以不會對她有什麼看法。他沒有參與安排葬禮的事宜，只是向科迪莉亞推薦了一家殯儀館，她懷疑他是不是收了人家的好處費。隨後，她度過了沉悶壓抑的一週，最終發現殯儀館老闆為人爽快，辦事也周全，心裡才鬆了口氣。而對方也發現，科迪莉亞不是那種悲痛欲絕、過於誇張的死者親屬，因此也十分坦率地與她商量土葬與火葬的價格及優點。
「要我說就是火葬。你說過他沒有私人保險？那就儘可能用最快、最簡單又便宜的方式解決一切吧。相信我，死者當中十有八九也是這麼希望的。如今墓穴都成了昂貴的奢侈品，這對他來說沒有用，對你也沒有，不如就塵歸塵，土歸土。不過中間那些過程呢？覺得不太好辦，是吧？那為什麼不用最可靠的現代手段儘快搞定呢？不瞞你說，小姐，我給你的建議，其實並不符合我自己的最大利益。」
科迪莉亞說道：「謝謝你的好意。我們是不是該弄一個花圈？」
「當然可以，還可以增加點色彩。我來辦吧。」
於是火葬和花圈都就位了。花圈做得很俗氣，是用百合花與康乃馨編成的，上面的花朵已經開始凋謝，散發著腐爛的氣味。主持火化儀式的牧師小心控制著語速，語氣中不乏歉意，似乎想讓他的聽眾明白，雖然他自己樂於接受上帝的特別眷顧，但並不指望所有人都相信那些難以置信之事。在合成音樂聲中，伯尼被送進了焚化爐，時間掐算得剛好，因為進入小教堂的送葬隊伍已不耐煩地發出了窸窸窣窣聲。
一切結束後，只剩下科迪莉亞一個人站在耀眼的陽光下，感受著石子路面透過鞋底傳來的熱量。空氣中散發出濃郁的花香，她突然心中一陣淒涼，為伯尼感到憤憤不平。於是她找了個替罪羊，把氣全撒在蘇格蘭場那個高階警司身上。是他把伯尼從唯一想要的工作崗位上攆走，他甚至都懶得再去了解一下伯尼後來的境況，而她最荒謬的指控是，他居然連伯尼的葬禮都沒來參加。伯尼想當一名警探，就像其他人想繪畫、寫作、喝酒或者找人私通一樣。像刑事調查局這樣的地方，難道還容不下一個人的熱情和無能嗎？科迪莉亞第一次為伯尼落淚了。熱淚模糊了雙眼，視線中那些頂著花環、等候出殯的靈車隊伍變得更長更龐大，彷彿延伸出無數閃亮的金屬和搖曳的花朵。她把頭上唯一用以哀悼的黑綢巾取下，開始朝地鐵站方向走去。
到了牛津廣場的時候，她感到渴了，於是決定去迪金斯&瓊斯百貨的餐廳喝杯茶。如此放縱的行為與她平時很不一樣，但這本就不同於以往，是恣意放縱的一天。她逗留了很長時間，充分享受了賬單的價值。等她回到事務所的時候，已經下午四點十五分以後了。
有個人在等她。來者是個女人，正把肩膀倚在門上，在骯髒的油漆和油膩的牆壁映襯下，顯得很冷靜又不和諧。科迪莉亞驚訝地屏住呼吸，收住急匆匆的腳步。她輕便的鞋子踩在樓梯上幾乎沒有聲音，因此並沒有被對方發現。她觀察這位來客好幾秒鐘，頭腦中立即留下一個生動的印象：這是一個精明強幹、獨斷專行的女人，而且衣著得體，讓人望而生畏。她身穿灰色小豎領套裝，露出頸部窄窄的一道白領；一雙黑色名牌皮鞋顯然價格不菲，左肩上斜挎著一隻有貼袋的大黑包。她身材高挑，頭髮過早地變白了，現在剪得很短，就像戴在頭上的一頂帽子。她生著一張長臉，面色蒼白，此時正在閱讀右手裡摺疊的《泰晤士報》。過了一兩秒鐘，她意識到科迪莉亞的到來，兩人的目光相遇。那女人看了看自己的手錶。
「如果你就是科迪莉亞·格雷，那你遲到了十八分鐘。這個留言條上說你四點鐘回來。」
「我知道，很抱歉。」科迪莉亞匆匆上前幾步，把鑰匙插進鎖孔，開啟了門。
「你想進屋說嗎？」
女人搶先一步走進了外間辦公室，她看都沒看房間，便轉身面向科迪莉亞。
「我想見普賴德先生。他多久能來？」
「對不起，我剛參加他的火化儀式後回來。我是說……伯尼死了。」
「我們明明在十天前還聽說他活得好好的。他一定死得異常迅速和神秘。」
「並不算神秘。伯尼是自殺的。」
「太意外了！」來者似乎被這意外震驚了。她雙手緊握，不安地在房間裡轉悠了片刻，像是在上演一齣悲情啞劇。
「太意外了！」她又說了一遍，接著從鼻子裡發出一聲冷笑。科迪莉亞沒有吱聲，兩人只是嚴肅地看著對方。接著她說道：「好吧，看來我是白跑了一趟。」
科迪莉亞說了一聲幾乎聽不見的「不」。她真想一個箭步堵在門口，但她抑制住了這荒唐的衝動。
「請先留步，你可以先跟我談談。我是普賴德先生的合作伙伴，現在事務所由我負責。我肯定能幫助你。請先坐吧！」
這位訪客根本沒看那張椅子。
「誰都幫不上忙，這個世界上誰都不行。不過問題不在這裡。有件事情我的僱主特別想知道——他要得到一些資訊——而他認定普賴德先生可以為他弄到這些資訊。我不知道他是否會認為你是個合格的替代者。這裡有私人電話嗎？」
「這兒有，請。」
女人走進內間辦公室，對裡面的簡陋陳設同樣不置一詞。她轉向科迪莉亞。
「對不起，我應該先做個自我介紹。我叫伊麗莎白·利明，我的僱主是羅納德·卡倫德勳爵。」
「是那位環境保護主義者？」
「我不會讓他知道你這麼稱呼他。他更希望被稱為微生物學家，這才名副其實。現在請恕我失陪。」
說完她毫不猶豫地關上了門。科迪莉亞頓時感到渾身無力，於是在打字機前坐下。鍵盤上，那些熟悉的字元一個個印在黑色的圓鈕中央，在她疲憊的雙眼中彷彿正不斷地變換形狀，但又在眨眼間恢復了原樣。她用手抓住打字機兩邊，覺得它摸上去冰冷又潮溼。她自言自語，讓自己平靜下來。她的心跳得很厲害。
「我必須冷靜，必須讓她知道我很堅強。現在這傻乎乎的樣子只是伯尼葬禮的壓力造成的，而且我在太陽底下站太久了。」
但希望總伴隨著痛苦，她對自己的過分在意感到惱火。
電話只打了幾分鐘。內間辦公室的門開啟了，利明小姐正在戴手套。
「羅納德勳爵想見你。你現在可以去一趟嗎？」
去哪兒呢，科迪莉亞暗自思忖，但沒有問。
「可以，要我帶工具嗎？」
那是伯尼特別設計和配備的犯罪現場勘察工具箱，裡面有鑷子、剪刀、指紋提取裝置，以及採集標本的小瓶子。這些東西她以前還不曾有機會用過。
「這就看你說的工具是什麼了，不過我覺得沒有必要。羅納德勳爵要先見見你，然後再決定是否把這項工作交給你。這就是說我們要乘火車去劍橋，不過今晚就能回來。你需要跟誰打聲招呼嗎？」
「不用了，這兒就我一個人。」
「也許我應該說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她開啟自己的手袋，「這是個寫好了地址的信封。我不是拐賣婦女的騙子，但這種人也許真的存在，這樣以免你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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