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陣擔憂之後，我終於鼓起勇氣，發出了邀請函，大衛馬上就接受了。
7月4號，相似的槍擊案第三次發生！
就在那天上午，大衛和他舅舅威利如約而至，我們一起度過了社群小鎮國慶活動的第一個階段。活動的高潮是緩緩移動的腳踏車隊遊行。一輛巨大的紅色消防車鳴笛開道，腳踏車隊緊隨其後；全都裝飾著綵帶、羽毛、鮮花等等——反正是孩子們都能找到的裝飾物。兩支隊伍分別從鎮子兩端慢慢地穿過小鎮，在鎮子中心會師，然後聚集於公園裡舉行接力、吃漢堡與喝可樂大賽。我們社群絕對是一個小鎮，甚至有些土氣，但我偏偏喜歡這兒。
下午，我們一行人參加蘇珊的烤肉野餐會。人人都為威利的傳奇經歷而著迷，尤其是蕾切爾。她起初還有些靦腆，不久便連珠炮一般追問威利早年在德國的經歷。她的好奇讓我意識到，因我對她的過度保護而導致生活圈子太小；除了福阿德，除了有限的幾個中產階級白種美國人，她與社會的接觸確實太少了。
差不多三個月了，我與大衛都沒見過面。他比我高半英尺，氣色很好；正是夏天，曬過的膚色賞心悅目；深藍色的眼睛，稜角分明的臉龐，兩者相得益彰。棕褐色皮膚和濃密的白髮似乎在發光，而那雙藍眼睛裡，我看到了憂傷。見到我，他似乎很高興，但我發現自己過於禮貌拘謹，小心翼翼——因為我是主人，必須考慮周全。
今天最美好的時光，就是看著老爸和威利一見如故、相處融洽。剛走攏，他倆就立即坐到了庭院裡的遮陽傘下面，幾分鐘內，一團煙霧便升起在他倆頭頂上——那是老爸抽的哈瓦那雪茄。真是令人過目不忘的一幅油畫：兩位年長的紳士——老爸，瘦小而結實，禿頂時而反射著陽光；威利，個子很高，身著運動衫和寬鬆長褲，彬彬有禮。兩人決心克服語言障礙，時而講著意第緒語；威利有時講出幾句不規範的英語——你還別說，他們的交流似乎相當順利。威利時不時地用手梳過他那頭濃密的白髮——現在我知道大衛的一些習慣性動作來自他家族的哪一邊了——因為我看到了許多熟悉的手勢。
兩位老人有說不完的話題：都是德裔猶太人，都經歷過那場戰爭；談起那場戰爭，不免又揭開了傷疤。老爸曾被徵召入伍，與納粹作戰；威利則是一路逃亡，只為擺脫納粹的魔掌。他倆也有共同的紐帶：老爸曾經愛上萊爾——威利的姐姐，大衛的母親；那還是二戰爆發之前，不料最後萊爾愛上了大衛的父親。
我們看完焰火，回到家裡時差不多11點了。威利顯出極為疲倦，我便在家庭娛樂室給他鋪了一張沙發床。然後我踮著腳進了廚房，想要開一瓶葡萄酒。接著我拉開抽屜，尋找開瓶器；突然看見，電話答錄機上紅燈閃爍！應該沒人給我打電話吧——老爸和女兒都在身邊，巴里很可能和朱莉婭在一起。我走向電話，只見來了三條資訊，便按下了播放鍵。
「你好！我是《芝加哥論壇報》的麥克·科位元。我們想把你對槍擊案的意見發在早間版。如果你能電話告知，我們可以延遲截稿。」接著是三個電話號碼：辦公室、家裡，手機號。
哪一起槍擊案？兩起都發生在數週、甚至數月以前；為何這家報紙現在要發表我的意見？第二條資訊是另外一個記者留下的，是一個女人的大吵大鬧；聽不清她姓甚名誰，提的問題卻聽得清清楚楚：
「福爾曼小姐，你是否碰巧看見了芝加哥森林湖綠洲目擊證人所描繪的那個人？」她，也留下了三個電話號碼。
「什麼人？哪兒的？」還有最後一條資訊：
「福爾曼小姐，我是米拉諾維奇探長。」不會弄錯，他聲音柔和，甜潤如蜜。「請你儘快給我打個電話，好嗎？」他一口氣說出了一個號碼。
我看了一下時間。現在要看電視新聞已經太晚了，開啟廚房裡的收音機又會吵醒威利。我揉了揉頸背，然後急忙上樓去工作間。
一分鐘以後，我開始瀏覽本地一家電視臺網站的新聞報道。此刻，沒有記者與主持人的煽情報道，四周的靜默怪誕而可怕，而網頁上的圖片則令人更加不安。今年第三起槍擊案發生於席勒公園附近的奧黑爾綠洲，294號洲際公路的一個休息站。作案情節看著好熟悉，令人不寒而慄！一輛帶房車的綠色皮卡緩慢駛進綠洲，在周圍轉著圈子，然後在離餐館不到30碼之處開始減速；餐館裡出來一位年輕的單身母親，身後跟著兩個孩子。那女人身中兩彈：一發穿透胸腔，一發擊中咽喉，當即倒地而亡；皮卡加速，衝出了綠洲。
我捂住了雙眼。
「怎麼啦，艾利？」
我並沒聽見大衛進來。我轉頭向他，手指螢幕。他俯身讀了新聞，然後雙手放在我雙肩上：「這意味著什麼呢？」他柔聲問道。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我之前沒給你說，是因為沒有機會，還有，呃，我認為不……我的意思是，誰會……」
「到底怎麼回事？」
於是我就說了達莉婭·弗林事件的全部情況。這一次，他很值得稱讚：耐心聽著，並沒打斷我的話，我頗感欣慰，也不必新增評論，免得另起事端。「顯而易見，又發生了一起槍擊事件。」
「唉，」他搖搖頭，「好殘忍，孩子痛失母親，而且是在假日。」
我點了點頭：大衛當然知道那種傷痛。
「可是，為什麼人們要給你打電話啊？」
「我也說不清。」
接著讀下去，我想出原因來了：終於在該報道第四段看到了一位女性聲稱親眼見到了開槍者。當時她和受害者大致同時走出那家餐館，看見皮卡上一個人影火光一閃，隨即房車窗戶關閉。文章描述道，那是一個身穿背心的白人，頸上戴著一條項鍊或其他什麼索帶；證人還記得，那人長髮，扎著頭巾，滿臉鬍鬚；而且她還記得皮卡車牌的幾個數字。最後，州警察廳公佈了一個電話號碼，呼籲人們進一步提供相關資訊。
「這就是人們打電話來的原因。」我說道，語氣肯定。
大衛眯起眼睛看著電腦螢幕。
我等他讀了一下，然後說道：「人們想知道，我是否在達莉婭遇害現場看見過與此描述相符的人。」
「那，你看見過嗎？」他柔聲問道。
面對著他，我胃裡如打翻了五味瓶：「沒有。」
才響第一聲，米拉諾維奇探長就接起了電話——這號碼準是他的手機號。
我先自報了姓名。「我聽說了槍擊案。很難過。」
「恐怕比不上我，福爾曼小姐，」他聲音疲憊。
「受害人的孩子——多大啦？我的意思是，他們會怎麼——」
「現在還談不到那裡，」他語氣有些生硬。
我瞟了一眼大衛，他把一堆資料夾移開，躺到了坐臥兩用長椅上。
「你看了新聞？」
「網上看的。」
「那你就知道，一位目擊證人看見了皮卡後面的槍手。」
「剛剛讀到。」
「可能和弗林案毫無關係；那位目擊者離那輛皮卡至少50碼以外，所以她說的細節粗略而不完整。」
「網站那篇文章說到，長頭髮、背心、大頭巾，還有大鬍子。」
「你怎麼知道？」他語氣冷淡。「他們這回倒是說對了。」
我心裡回放著森林湖休息站那一幕，竭力回想細節部分；然後記起了借給達莉婭手機那人，那對老夫婦——
「喂？」
米拉諾維奇馬上回應：「請講。」
「兩個青少年走進了休息站，身穿無袖圓領衫。」
「什麼顏色的？」
「我沒——」
「繼續想顏色吧，福爾曼小姐。別緊張，肯定會想起的。」
我放緩呼吸，緊閉雙眼。「一個是紅色，我覺得；另一個是白色，要麼就是灰色。」
「紅色？你能肯定？」
「我覺得可以肯定。」目擊證人真的發現槍手身上有某種紅色的東西了嗎？「但我覺得，他們倆都沒有大鬍子。」
「你看見他倆以後過了多久，才發生的槍擊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