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下的鳴鐘……僅僅是普通變位，因此被稱為「與高音鍾變位」。
——《特萊伊特論轉調鳴鐘》
破案過程中，在兩個法國省中尋找某個以y結尾的村莊，裡面住有一位名叫蘇珊娜的農夫妻子，其孩子分別是皮埃爾（九歲）、瑪麗和一位年齡性別均不詳的嬰兒，其丈夫是一位英國人，這些都還不算最難的部分。馬恩省所有村莊實際上都以y結尾，而蘇珊娜、皮埃爾和瑪麗全都是再尋常不過的名字，不過一位外國丈夫倒是少見。一位名叫保羅·泰勒的丈夫，則當然很容易找出，不過布倫德爾警長和彼得勳爵都很肯定，「保羅·泰勒」只是一個化名。
大約五月中旬，一份報告從法國警察局寄來，似乎比之前寄來的所有報告都更有希望。它經過法國保安局傳來，最初是由馬恩省夏圖－提爾裡的專員羅齊爾寫的。
它是這樣讓人充滿希望，以至於郡警察局長，一位總是操心節約問題的紳士，也認為應該立刻就此展開調查。
「可不知道該派誰去，」他嘟囔道，「真是要花大錢的事啊，不管怎麼說。然後還有語言的問題。你說法語嗎，布倫德爾？」
警長怯生生地咧嘴笑了，「這個，長官，不能講是會說。我可以在酒吧裡點點單子，沒準還能教訓侍者幾句。不過說到盤問證人——那是另一回事啦。」
「我不能親自去，」郡警察局長匆忙指出，好像有誰膽敢如此提議似的。「這個根本沒可能。」他在工作臺上敲著手指，茫茫然越過警長的頭頂，盯著花園盡頭的榆樹叢上方盤旋的烏鴉。「你已經盡力了，布倫德爾，不過我想我們還是把這事交上去，一股腦兒地讓蘇格蘭場去對付吧。沒準我們早該這麼幹。」
布倫德爾看起來一臉懊惱。陪他同來的彼得·溫西勳爵（表面上是為了以防需要他翻譯專員的信，不過實際上是因為他可不打算在任何環節被拋開）輕輕咳嗽一聲。
「要是你信得過讓我來做這事的話，大人，」他輕聲說，「我可以立刻過去一趟——當然，費用自付，」他諂媚地補充道。
「恐怕這樣不合規矩，」郡警察局長說，不過顯然已經半推半就。
「我其實沒有看起來這樣不可靠，真的，」大人回答，「而且法語是我的長項。你難道不能宣稱我是特派員之類的嗎？再給我配個漂亮的小徽章和一根警棍？展開調查難道不是特派員該乾的事嗎？」
「不是，」郡警察局長說，「不過，」他繼續道，「不過，我猜想可以有點彈性。我想，」他狠狠盯著溫西，「我猜想你反正無論如何都會去的。」
「沒什麼能阻擋我個人進行一次對戰場的故地重遊，」溫西說，「此外當然了，要是遇到某個蘇格蘭場的老朋友在那裡做調查，我沒準可以加入他。不過我還是覺得，在現如今這個經濟緊張的年代，我們應該多為公共開支著想，你不這麼認為嗎，大人？」
郡警察局長陷入沉思。他並非真想引來蘇格蘭場的人。他知道蘇格蘭場要是來了人，那他自個兒一定會處境尷尬。於是他讓步了。兩天後，溫西就已經見到了專員羅齊爾先生。一位與巴黎的法國保安局保持「密切」聯絡的紳士，而且操一口流利法語，必定會得到當地警察專員的熱情接待。羅齊爾先生取出一瓶極其出色的酒，請客人不要拘束，盡情享用，然後介紹起了情況。
「大人，收到這封調查蘇珊娜·勒格羅的丈夫的信，我絲毫不覺得意外。他顯然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整整十年，我一直告訴自己，‘阿斯提得·羅齊爾，時機未到而已，總有一天你對這位所謂的讓·勒格羅的懷疑都會得到證實。’我想這時機已經到了，並且為自己的先見之明頗為欣慰。」
「顯然如此，」溫西說，「專員先生擁有一種驚人的睿智。」
「要把這事情解釋清楚，就得從1918年夏天那會兒說起。大人是在英國軍隊服役？哈！那麼大人想必記得七月的馬恩河撤退了。多麼壯烈的歷史！那會兒，撤退大軍亂七八糟地穿過馬恩河，穿過名叫c—y的小村子，它就位於河左岸。村子本身，你知道，大人，幸運地躲過了嚴重的轟炸，因為它位於前線壕溝的後方。村裡生活著皮埃爾·勒格羅和他的孫女蘇珊娜。老頭子八十歲了，不肯離開家。孫女那會兒二十七歲，是個活潑勤快的姑娘，靠自己一個人，把農場在戰爭年代也打理得井井有條。她的父親和兄弟，以及未婚夫，都死在戰爭中了。」
「大約就在撤退之後十天，有報告說，蘇珊娜·勒格羅和她爺爺的農場上來了個客人。鄰居們都開始嘀咕，你知道，而本堂神甫，可敬的拉圖什神甫，現在他已經在天堂裡啦，那會兒覺得有責任去向當局報告這事。我本人，你知道，當時不在這裡。我在軍隊裡。不過我的前任杜波瓦先生採取了措施，對這事展開調查。他發現來了一個生病受傷的人住在農場上。他頭部遭重創，還受了許多別的傷。蘇珊娜·勒格羅和她爺爺被盤問，結果講出了個離奇的故事。」
「她說，在大撤退的部隊從村裡經過後第二天晚上，她去個偏僻的廁所，發現這男人躺在那裡，病得厲害，發高燒，身上脫得只剩內衣，腦袋胡亂裹著繃帶。他渾身髒兮兮的，沾滿血跡，身上的衣服滿是泥漿和雜草，像是河裡撈出來似的。她在老頭幫助下，設法把他弄回家，儘可能地給他洗了傷口，護理他。農場距離村子本身兩公里遠，她找不到什麼人來幫忙。起初，她說，這人用法語嚷嚷著戰場上的事，不過之後他就陷入昏迷，沒再醒來。本堂神甫和專員來檢查時，他躺在那裡，呼吸沉重，昏迷不醒。」
「她出示了他之前穿的衣服——背心、內褲、襪子，一件軍隊制服襯衫，都又髒又破。沒有制服，沒有軍靴。沒有身份牌，沒有身份證明。看起來，顯然他是大撤退部隊裡的人，被迫游泳過河，以便從前線撤退——這可以解釋為什麼丟下了靴子、制服和裝備。他看起來大約三十五歲到四十歲之間，當局來的人第一次看到他時，他蓄著黑鬚，大約一星期沒剃。」
「然後他就剃掉鬍子了？」
「看來是這樣的，大人。鎮上的一位醫生被找來，不過他說只能看出因為頭部受創而導致腦部傷害。他建議了一些治療措施。這醫生只是個沒什麼經驗的年輕學生而已，因為健康不佳而未能入伍，如今他已經不在人世啦。」
「一開始，大家都覺得，只要等這人清醒過來，就可以知道他是誰了。不過，又過了三個星期，這人終於從昏迷中慢慢醒來，大家才發現他的記憶已經喪失，就連語言能力也花了一段時間才恢復。漸漸地，說話能力恢復了，儘管有一陣子，他只能用笨拙的嘟囔，遲疑不決地表明意圖。看來，他腦部負責交談的部分受到了創傷。當他恢復到可以理解別人，也會自如表達之後，自然，他被盤問了一陣。他的回答都很簡單，大腦裡啥都沒有。過去的事他都記不得了——真的什麼一點記憶也沒有。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或者家鄉。他不記得戰爭。對他來說，他的人生就是從c—y的那個農莊開始的。」
羅齊爾充滿戲劇性地停下了，溫西聽得正入神。
「大人，你明白吧，我們有必要立刻向軍隊當局彙報此事。他被一系列軍官接見，但他們全都不認得他，他的畫像和特徵到處發放，毫無結果。一開始大家以為他或許是英國人——或者甚至是個德國佬——那個，你知道，並非令人滿意。不過，據說蘇珊娜一開始找到他的時候，他迷迷糊糊說的都是法語，他身上發現的衣服也毫無疑問是法國貨。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將他的特徵送到英國部隊，再次毫無結果，休戰協議簽署後，我們甚至也去詢問了德國方面。他們也不認識他。自然，這些調查花了不少時間，因為德國人鬧起革命了，你知道，到處混亂不堪。與此同時，我們總得安頓這個人吧。他被送到醫院——好幾家醫院——讓心理學家檢查他，可他們什麼也沒有發現。他們試著——你知道的，大人，給他下套子。他們會突然衝他用英語、法語和德語喊口令，想看看他有沒有表現出什麼本能反應。但是毫無結果。他好像對於戰爭毫無記憶。」
「幸運的傢伙！」溫西真心實意地感嘆道。
「我也十分贊同。儘管如此，哪怕有點反應也好啊。時間流逝，他一點也沒有好轉。於是又被放回來，回到我們這裡。現在，你知道，大人，不可能遣返一個沒有國籍的人吧。沒有哪個國家會接收他。沒人想要這個不幸的傢伙，除了蘇珊娜·勒格羅和她爺爺。他們需要有人幫忙幹農場上的活兒，而這個人，雖然喪失了記憶，倒是恢復了體力，很適合做體力活。此外，姑娘也喜歡上了他。你知道女人是怎麼回事。她們照顧了什麼人，就會多少把他當做自己的孩子一樣。老皮埃爾·勒格羅請求允許收養這人做養子。這個挺麻煩——可不是嗎？不過，最後，既然總得安置這個人吧，而且他挺安靜，舉止安分，不惹是生非，於是就批准了。他被收養，起名叫讓·勒格羅，得到了身份證。周圍人開始熟悉了他。曾經有過一個人——一個想娶蘇珊娜的男人——對這人很有敵意，管他叫德國鬼子——但是讓有天晚上在酒吧裡把他放倒了，之後就再沒人叫過他德國佬。過了幾年，蘇珊娜表示想跟他結婚。老本堂神甫反對這場婚姻——他說，不知道這人是否已婚。但是老本堂神甫後來去世了。繼任者對情況幾乎一無所知。此外，蘇珊娜已經義無反顧了。人性嘛，大人，人性喲。市政當局對這事不想管了。讓這事走上正軌最好。所以蘇珊娜·勒格羅就嫁給了這個讓，他們的長子今年九歲啦。從那時起，就沒有任何麻煩了——只是讓仍舊對於自己的來歷毫無記憶。」
「你在信裡寫道，」溫西說，「讓失蹤了。」
「五個月以前的事，大人。據說他去了比利時，去買豬、牛，或者不知道什麼。不過他沒寫信來，他老婆很擔心他。你覺得你那裡有關於他的音訊嗎？」
「是的，」溫西說，「我們有一具屍體，還有個名字。不過要是這位讓·勒格羅是像你描述的那種樣子，那麼這個名字就不是他的，儘管屍體有可能是。因為我們掌握的那個名字的主人，1918年在監獄裡，過後好幾年都是。」
「啊！那麼你對讓·勒格羅就不再感興趣了嗎？」
「正相反。我非常有興趣。我們仍舊還有屍體要解決。」
「來得正好，」羅齊爾先生愉快地說，「屍體總是值得認真的。你有照片嗎？任何描述？任何身份證明？」
「照片肯定沒什麼用，因為屍體發現時已過了四個月，面部遭毀。此外，他的手也從手腕處被切斷。不過我們有一些資料和兩份醫學報告。其中最新一份剛從一位倫敦專家那裡寄來，提出除了新近的傷痕之外，頭皮上有一道舊傷。」
「啊哈！那沒準能說明點什麼。那麼，他是因為頭部受創而死的嗎，你這位無名死者？」
「不是，」溫西說，「所有這些頭部傷都是死後新增的。專家的意見證實了法醫的推斷。」
「那麼，他是為何而死的呢？」
「這就是謎團所在了。沒有致命傷的痕跡，也沒有毒藥，沒有勒傷，甚至都沒有疾病的痕跡。心臟很健康。腸胃表明他不是餓死——實際上，他營養充分。死前幾小時才進過食。」
「老天喲！那麼，是中風了嗎？」
「有可能。你知道，他的大腦處於某種化膿狀態。很難確定，但是又一定證據表明，有腦部出血跡象。但是你明白，要是一次突然的中風要了這個人的命，那又何必把他處理成那樣再埋葬呢。」
「對極了。我們等會兒再討論。走吧，我們去看看讓·勒格羅的農場。」
農場很小，看起來也不怎麼興旺。破籬笆、荒廢的棚屋、長滿雜草的農田，都說明這家手頭拮据，也缺乏勞動力。農場女主人接待了他們。她是個健壯結實的女人，大約四十歲，抱著一個九個月的寶寶。一看到專員和他的憲兵，她眼中立刻流露出明顯的警覺。旋即，又變成了一臉倔強固執，沒有誰比法國農夫更擅長隨時擺出這種表情了。
「專員羅齊爾先生？」
「正是，夫人。這位先生是萬塞大人，他從英國來做點調查。我們可以進門嗎？」
她允許了，不過聽到「英國」，那警惕的表情又出現了。兩個男人都沒有錯過這一點。
「你丈夫，勒格羅夫人，」專員開門見山地問道，「他不在家。啥時離開的？」
「去年十二月，專員先生。」
「去哪裡了？」
「比利時。」
「比利時哪裡？」
「先生，我猜是在迪克斯梅德吧。」
「你猜？你不知道嗎？沒收到他的信嗎？」
「沒有，先生。」
「真奇怪。他為啥去迪克斯梅德？」
「先生，他覺得他的家人可能生活在迪克斯梅德。你當然知道他失去了記憶。唉，好吧！十二月裡，有一天，他跟我說，‘蘇珊娜，放張唱片到唱機上。’我放了一張獨白唱片在唱機上，是配樂朗讀凡爾哈倫的《鐘琴》。是一段非常感人的作品。詩裡不斷提到鐘琴，非常動人，我丈夫突然嚷道，‘迪克斯梅德！比利時有個叫迪克斯梅德的地方嗎？’‘當然啦，’我回答。他說，‘我覺得那個名字有特別的意義！我相信，蘇珊娜，我有一個親愛的母親住在迪克斯梅德。我得立刻去比利時，打聽一下親愛的媽媽，不然我可安不下心。’專員先生，他根本不聽勸。他走啦，帶走了我們可憐的存款，從那時起，我就沒有他的音訊了。」
「這是一段動人的故事，」專員乾巴巴地道，「我很同情你，夫人。不過不理解你丈夫怎麼會是個比利時人。第三次馬恩河戰役時，沒有比利時軍隊參加。」
「是啊，先生，但他父親也許娶了個比利時人。他也許有比利時親戚。」
「不錯。他沒給你留地址？」
「沒有，先生。他說回來前會給我寫信。」
「哈！他怎麼去的，坐火車嗎？」
「哦，是的，先生。」
「你沒去打聽他嗎？比如說去問問迪克斯梅德的鎮長什麼的？」
「先生，你知道，我很頭疼啊，都不知道從哪裡打聽起。」
「也沒來找我們，我們這些專門處理這種事的警察嗎？你為什麼沒來找我們幫忙？」
「專員先生，我說不準——我沒法想象——每天我都告訴自己，‘明天他就會寫信來了，’我等啊等，最後……」
「最後……你還是沒有想到來報案。這一點很特別嘛。你為什麼覺得你丈夫在英國？」
「英國，先生？」
「英國，夫人。你給化名保羅·泰勒的他寫了信，不是嗎？在林克那郡的瓦爾哈灘鎮？」專員報出這些聽起來挺野蠻的地名時一臉優越感。「你寫信到林克那郡的瓦爾哈灘給他，用了保羅·泰勒的名字——看啊，夫人，瞧吧——而你卻告訴我你認為他一直都在比利時。你不會否認自己的筆跡吧，我猜？或者你的兩個孩子的名字？或者紅牛的死？你莫非覺得自己能讓死牛復活嗎？」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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